專訪同志平權案主李亦豪：喪夫後，我要捍衛「我們是家人」的事實

高等法院宣布房委會上訴失敗的當晚，李亦豪（Henry）不想一個人待着。很多人轉載他透過律師樓發出的聲明時，他回到舊居，吃了抗焦慮藥之後洗澡，感覺被人打暈，昏睡過去了。醒來後，媽媽說他整晚在睡夢中低鳴哀叫。他完全沒有印象，「我只是覺得終於可以睡到天亮，但其實在掙扎，自己也不知道。」

這幾年，他發很多夢，都在逃跑、被追殺。

他總是被狩獵、被驅趕。中學時候，他因為個性陰柔被同學排斥。跟同志伴侶吳翰林（Edgar）在英國註冊結婚後，成為香港第一對在天主教堂行禮的男同志配偶，社交媒體湧入祝福和惡言。兩人住進公屋、居屋，不時有匿名投訴和敲門檢查。吳翰林為了李亦豪和同志社群，就同志配偶住屋權起訴房委會，期間因抑鬱自殺身亡。官司後續中，房委會稱政策是要阻嚇（deter）同性伴侶，以防影響異性伴侶的居屋供應。

七年時間，李亦豪身處在出櫃、結婚、與教會和雙方家庭拉扯、司法覆核和亡夫的多重漩渦。

2023年10月，高等法院駁回房委會和政府兩宗上訴——其中包括吳翰林入稟的同志配偶居住權案、遺產繼承案。李亦豪帶着判詞上山拜祭吳翰林，陽光普照，他在山上拍下水藍色的天空。不久，又傳來律政司申請把兩案上訴至終審法院的消息。

這次他不想再逃跑。「如果他死了，我仍不去為我們兩個是家人的事實而捍衛，我真的什麼都沒有。我什麼都沒有。」

承認殘酷

在新界馬鞍山，臨海的居屋單位，李亦豪抱住一個印滿迪士尼圖案的文件夾。「我用很彩色的東西包住它，」他覺得自己有點怪，不好意思地笑。「不開心的事，我要用開心的事包住，不然我覺得很痛苦。」

李亦豪戴眼鏡，本職律師的他穿白色襯衣，左手無名指戴着一隻剛好的戒指、和另一隻稍大的戒指。他神情開朗，說話語調輕柔，談及痛楚時刻意壓抑一字一句。

他倒出一份共102頁的高等法院上訴庭有關住屋權案的判詞，紙堆最上面夾住丈夫吳翰林的即影即有相片，蓄短髮的他孩子氣地拉起衣領遮掩半張臉，眼睛在笑。

吳翰林和李亦豪在2012年都是審計員，他們在一場朋友飯局相識，之後相戀。五年後，兩人在英國註冊結婚，翌年在香港九龍佑寧堂舉辦婚禮。吳翰林邀請傳媒在現場記錄，「首對在天主教堂成婚的香港同志伴侶」成為報導標題，在網上傳開。

走出充滿紙炮和七彩氣球的教堂，他們同居的公屋單位卻收到匿名投訴，指他們濫用公屋收留非家庭成員，兩人於是花錢透過「綠表」購置居屋，想着是自己的物業，應該沒大問題，李亦豪在其中負責超過九成置業費用。（註：「居者有其屋計劃」簡稱居屋，即以低於市值的價格、扣除地價售予申請人，是香港資助出售公共房屋計劃之一。）

他們滿心歡喜營造屬於自己的空間，喜歡請朋友作客，中間便放一張大餐桌，又特地在客廳旁劃一個琴房，櫃裏安放溫婉慈悲的淺藍色聖母像。每逢白晝，無際的日光和吐露港的藍充盈了整個家。

搬到居屋，吳翰林希望加入李亦豪名字成為堂堂正正的共同業主。但房委會政策規定，「家庭成員」的定義是異性配偶及18歲以下子女，符合定義才可同住一個居屋單位，並拒絕承認兩人海外註冊的婚姻關係。業主吳翰林要付約200萬港元補地價轉讓業權，「非家庭成員」李亦豪才能留下生活。

2019年，吳翰林司法覆核，指房委會政策涉性傾向歧視；案件後來與另一宗由 Nick Infinger 入稟申請的同志公屋住屋權案合併處理。同年，吳翰林再就《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和《財產繼承（供養遺產及受養人）條例》入稟高等法院，認為同性伴侶如沒訂立遺囑，配偶就無法繼承其遺產的政策歧視和違憲。兩宗案件一度在法院獲批勝訴，但律政司繼續上訴。2023年10月，法院先後裁定兩宗上訴失敗。

這時，吳翰林已經去世，官司由李亦豪接手。

房委會在案中陳詞，承認其政策專門針對同性伴侶進行「威懾（deterrence）」，「政府、房委會也好，在庭上說話都是相類近的：他們在外國結婚，我們不承認。同性和異性伴侶不可以比較。」他續說，「就算我真的有差別對待你，都只是好小事。那你就立遺囑吧，你就補地價吧，你就住私樓吧。」

「吳翰林只是走了幾個月而已，你叫他從棺材出來，然後叫他立遺囑啊？」

李亦豪第一次以替代申請人坐在法院的旁聽席聽着這些話時，時值2021年的Covid-19時期。一開庭，他就不斷哭，腦裏想到屍骨未寒幾個字，很驚恐又無奈，「因為我沒辦法和他們正面對質。」

居屋案的最新判詞中，法官確認同性配偶與異性配偶具有同等的相互依賴和人際關係，兩者的婚姻也具有同樣的公開性和排他性特徵，並無足夠差異構成差別待遇，並同意原審官所指政策屬於歧視。李亦豪在遺產案判詞旁打上兩顆星星，內文寫道徹底否定同性配偶的遺產繼承權，「對在海外合法結婚的同性伴侶來說是一個不可接受的殘酷負擔（an unacceptably harsh burden）」。

「這個是很治癒的。因為有很多人，無論是政府或者不支持同性戀的人不斷去否定你的關係，否定這個不平等的對待。但終於有人說，不是的，從頭到尾都很辛苦，從頭到尾都是不應該的。」他深呼吸一口氣，「這沒有令之前受過的苦消失，只是令之前的苦變真實。」

102頁英文判詞，黑白影印，艱澀的法律概念和文字，成為了一道有血有肉的平安符，又像是一雙厚實的臂膀，「它終於呵着你的感覺。受傷就是想被人抱，那種擁抱是一種溫暖和保護，也是一種肯定。尤其是吳翰林都不在，沒有人可以實際抱着。」

從判詞出爐到訪問當日，李亦豪每天都帶着判詞影印本到處走。

一棵樹倒下

「三魂唔見七魄（精神恍惚）。」李亦豪常常感覺自己靈魂出竅。

四年前在富山公眾殮房的時候也是一樣。凌晨得知消息，黑箱車來了。回家後他睡不着，翌日清晨拖拉着身體去殮房，「整個人是掏空的。」認屍之前，法醫一邊填表一邊問李亦豪：「你是哪位？」他答是吳翰林的丈夫。他記得當時法醫應答：香港不承認同性婚姻，有沒有其他家人可以做手續？

李亦豪沒有生氣，更直接地說，他什麼感覺都沒有。衝擊太大、缺乏睡眠，他對眼前一切反應不來。「每次有很大的傷害，我就會覺得很難以置信……」

他怕徹底崩潰，把自己當機器關掉，感覺很抽離，「我的眼睛好像在上面看着，看到自己和他到死了都要被拒於門外。」吳翰林的遺體就在隔壁房間，「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迷信，感覺他剛剛走了，但還可以聽得到。」

自殺身亡那年，吳翰林33歲。

李亦豪想，33歲本應離死亡很遠，「那麼年輕的一個人，為什麼要這樣對他？為什麼人與人之間的憤怒憎恨可以那麼強？同性戀……甚至不是一個理念，只是一個人。」

吳翰林對生命的許多事情充滿熱情，中學是中樂團團長，懂得揚琴、小提琴、鋼琴。他喜歡大海，是划獨木舟的運動員。他常常參與公民社會的遊行，在大型同志活動「一點粉紅 PinkDot」能看見他擔任主持的身影。他是天主教徒，不時隨教會出國朝聖，虔誠的他受同行修女邀請加入香港教區的聖召委員會，再感染了李亦豪領洗。

他一直想要站在陽光底下，但把自己拋擲在外，壓力隨之而來。2017年，教會批評兩人同婚違教規，時任天主教區主教湯漢樞機出信宣布撤回吳翰林的聖召委員會任命，要求他們深切反省基督徒身份。年底，他說服李亦豪讓傳媒到場拍攝婚禮；不久他們遭投訴，不時有人上門檢查。在香港舉辦婚禮，他們各自和家人的關係也變得緊張。2019年，他實名申請司法覆核。

網上一直湧進惡意攻擊，有時是不認識的人，有時是神父，也有認識的朋友，「你結婚了，我要吐了；你結婚了，我向教會舉報。」

「很多壓力，他很少會對鏡頭說。」李亦豪說，「他覺得讓人知道自己狀態不好，不是一件好事。」

鏡頭面前吳翰林很愛笑，但其實自在公屋被投訴的時期，他已經陷入抑鬱。受訪後，網民攻擊他們的外貌、性向、宗教信仰，他會在社交媒體正面還擊。「當他受到攻擊就會很生氣，很 personally 受傷。」在家裏，吳翰林會突然一兩個星期無法運作，他很少哭，但總是很生氣，想摔東西。他不想說話，不想見人，不外出。「好像一個霧霾，很長時間走不到出去，這個 cycle 不斷地重複。」

對於傷害，吳翰林並不陌生。他在生前的訪問常常提到中學時期，他在男校織頸巾給心儀的男生，被對方拒絕和張揚嘲笑。因為被欺凌，他找社工求助，承諾保密的社工卻轉告母親他是同志，回家便看到媽媽坐在梳化上哭。與家人關係一度破裂，他跑到外國讀書。年少時，他曾經想過自殺，是教堂的教友把他拉回來。

長大之後，「社會也不接受、政府也不接受、教會也不接受。」這些壓力又影響了兩人的感情。很多時候，他們就是被投訴、被踢走，「然後我們夾住尾巴走。」

「回頭看，你會看到每一個人，一刀一刀一刀一刀，」李亦豪敲打着桌面，「每一次否定都是把刀刺入去，轉一下。一棵樹，你刺一刀，樹皮就少一塊。傷害是永遠，樹的肉和皮永遠不會再長出來，長出來也會有凹痕，刺着刺着整棵樹會倒。幸運的可能成長得快點，可能本身健壯點，修補得多點，沒那麼容易倒下。」

「但 Edgar 由十幾歲開始就已經經歷這些事，現在回想起來，我就會覺得不驚訝、不出奇，為什麼最後會這樣……」

許多次臨界點，他會突然不見蹤影，一支箭似的跑上高處。李亦豪打給他沒接通，文字訊息又沒回應，「他再回應時已經告訴你：我在天台了。」對方會給他發一些照片，「其實就很 frantic（恐懼），不知道怎麼辦好。這個後樓梯、這個天台在哪裏呢？然後就嘗試去找。」每一次，「好像天使把他救回來。」可能是警鐘，可能天台有人走過，吳翰林醒一醒，就哭着離開。

但樹最終仍是倒下了。

「他最不開心，他沒有辦法面對和接受原來這個世界這麼不喜歡他。」李亦豪說。

痛苦替代人

李亦豪和吳翰林年紀相若，今年37歲。

中學時，他發現自己比起女性更留意男性，也無法融入凝視女同學身體的男同學群體。他喜歡畫畫，不喜歡運動也會被人笑，在別人排斥他之前，他早一步孤立自己，避免傷害。

當年電視劇集、社會話題都向他表達出「同性戀不受歡迎」的訊息。他用 MSN 跟好朋友出櫃後，怕得立即 offline，躲在被窩不斷哭；醒來卻發現朋友上門陪他，跟他一起默默地吃早餐。他在家裏看《費城故事》，當時媽媽還沒意識到什麼，直至他坦白自己性傾向，她花了一點時間自己想通。李亦豪跟媽媽說要去英國結婚的時候，她只說一句，「結婚好，但要認真，要像我和爸爸那樣一生一世。」

「吳翰林會為自己奮鬥，我是溫室長大。」聽到丈夫的成長經歷，李亦豪最初很不知所措，「你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你會看到很多悲痛的事情。」這也是他喜歡吳翰林的原因之一，「覺得他很堅強，面對這麼多，繼續走下去一點都不容易。」

「一句（憎恨）說話對我有份量，對吳翰林來說是更大的傷害。那絕對不是他能力低，而是每個人都不一樣，對他來說打擊可以很大，最嚴重程度是他會消失。」他問，「我總是心想，攻擊的人知道了，會繼續這樣做嗎？」

李亦豪受傷的表現方式不同，他的自我保護機制是假設攻擊者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切身處地想，他真的很憎恨你，他就是很不喜歡你嘛……」不論是政府堅持上訴、法醫的應對或是網民的難聽說話，他都無法相信對方明知傷害而為之。他說自己可能很天真，他相信性本善。

「我不可以不這樣想，否則我會覺得更加崩壞，原來他從頭到尾都針對着我。」直到現在，仍然會有人在他倆的結婚照、在他特意剪輯的吳翰林紀念影片上留下惡言。「如果我發現他是故意的……我面對不到原來世界這樣運作，我只可以向好那邊想。」

「我怎樣接受原來這個世界就是這麼不喜歡我，不喜歡我的程度是可以趕我走。」

兩人份的痛苦，他一個人全盤承受。吳翰林走後第一年，「我覺得他的痛好像突然之間全都 transfer 給我，確確實實。」他作為司法覆核的替代申請人坐在法庭，「我好像替代了他，聽着以前的故事，用他的角度去想發生在他身上的時候，感覺是怎樣呢？如果吳翰林在的話，政府說這些話，他會有什麼反應？」他有一個很難堪，很古怪的想法，「幸好他今天不在——激都激醒了。」

那一年，李亦豪的精神很衰弱。丈夫身亡的第一天，他覺得自己死定了。他擔心自己會瘋掉，也擔心會傷害自己，「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去了哪裏。」

在吳翰林離世前一天，李亦豪曾提出分開並搬走。多年來，研究指出自殺者遺族承受困惑、被遺棄、罪惡感等等的悲傷負擔。伴着霧霾的人，也一直身處在霧霾中。

初初他看精神科醫生，很抗拒吃藥，因為想到吳翰林也有服藥，但沒好起來。後來有大半年服抗抑鬱藥，專注工作的能力減半，放假都是為處理丈夫身後事和官司，沒事也要儲假以防萬一。他去見法援署和律師，看一大堆政府、己方的陳詞。剩他一人打官司，他看文件看得更細緻，驗屍一樣。

情緒好點的時候，他深陷焦慮，嚴重時無法呼吸，走着走着就想吐。同志住屋權案等了一年八個月才公開判詞，他臨近才知道要出結果，開始失眠，想着公開聲明怎樣寫。過了一星期，法庭又駁回政府在遺產案的上訴，其中一點指出同性配偶不能受遺產條例等的保障，純粹是基於性傾向。但事情還沒完，他還要等等，看政府會不會上訴至終審法院。這次政府仍然就兩案申請上訴。

浪一個個來。他等待被襲擊，然後在注目下作出反應。「你要想啊，當時你在居屋是怎樣的呢？現在所謂勝訴，有什麼感受呢？」他不想這樣：「每個人對待傷痛的時間表不同，但現在被官司 dictate 了時間表，它想你幾時面對，你就要去面對。」

他常常走在街上就掉眼淚。有次走到旺角一間寵物用品店，想到是跟吳翰林領養兩隻貓之後第一次買玩具的地方，在收銀處難以自制地崩潰，嚇到店員。

觸礁點往往是一些細微末節。李亦豪很怕齋滷味，「一見到齋舖就很怕，馬上走，很怪。」因為吳翰林在有自殺念頭的時候，常常對他說如果自己離開了，你什麼都不用做，你灑我到海中，如果要探望我，就買齋滷味和芋頭糯米糍。

提到這些細節，他第一次在訪問裏哭起來。

守住屋企

李亦豪說自己不勇敢。像兒時那般，他常常只想推遠這些難以理解的傷害。有人會覺得他們很勇敢，要衝擊政府，「其實不是的，我們很被動，每次人生大事遇上問題，避不到、解決不了才要訴諸法庭。」

四年前，他早上在殮房認屍後，下午就衝去找心理輔導。他從大圍哭到銅鑼灣，在地鐵站內不斷搭錯車，「我看不到自己在哪個站，因為要轉很多條線，坐錯了幾輪，去極都去不到銅鑼灣。」他丟三落四，媽媽陪着他做身後事，提他電話落在那邊、表格放在這裏，下一個辦手續的櫃檯在前面，他全都聽不到。

「你不會說我好勇要做些什麼，做乜鬼？我連生活都生活不到。」他說。

是非對錯對李亦豪來說很重要，他是理想主義者，但情感上總是想避開，不想引起注意或被人攻擊。吳翰林是行動者，年少時就習慣看到人不排隊會出聲，會直斥不肯讓座給老人的乘客。李亦豪想，這是他作為少數代入他人處境的正義感。

在香港舉辦婚禮時，是吳翰林堅持讓傳媒到場拍攝，說香港第一次有男同志在傳統教堂結婚，如果沒有紀錄，就等於沒有發生過一樣。我們堂堂正正結婚，為什麼你擔心？為什麼要收起自己？李亦豪知道他說得對。

像吳翰林拉着他跑出教堂，「他拖着我出去，一旦出去，就回不去。就算我什麼都不說，麻煩都會找上門。」這是他被改變的地方，傷害發生了，不如豁出去。既然被人攻擊的缺口已經打開，「我就好好把守住。」

在為丈夫認屍、火化遺體的過程中，李亦豪一度獲其家人授權處理，但後期雙方關係轉差，授權被撤銷。他在2021年以自己名義入稟高等法院，要求修改《死因裁判官條例》中配偶的定義。

吳翰林喜歡大海的藍色和自由，此前他一直把他的骨灰放在面朝大海的窗前。李亦豪心裏想，公義和大海就在面前，但吳翰林抓不到，永遠都是這樣。政府同年10月承諾所有部門日後在身後事程序上將公平對待同性配偶，他撤案，也終於可以還吳翰林心願。

媽媽跟李亦豪說，好像一場革命，我們是歷史其中的小沙塵，可能這一輩子未必看到香港同性婚姻，但起碼出過力。

香港至今仍未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公民社會急速萎縮，立法會陣勢大改，爭取同志平權的議員陷獄，推動權益的各個進路變得艱難。李亦豪不想過度悲觀。岑子杰爭取海外同婚被承認一案，法庭要求政府兩年內要有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獲法律承認，他覺得除非政府公然漠視法庭命令，否則不相信沒有一點推進。「我們未來兩年可以監察，政府可以更透明，這是一個正常文明社會、法治社會會發生的事情。」

他當然想過拋下官司離開香港，但是他又想繼續吳翰林未完成的事。兩面的張力令他很疲累。「最後其實我先放他在前面多過自己。」

冷靜過後，他發覺即使為了自己也其實沒有逃避的選項。「不是因為這個地方令我想起他，而是我永遠都會想起他。想避開其實沒什麼意義，面對和接受才是真真正正的解決。這裏始終是自己的屋企，香港是自己的屋企，如果因為想避開傷痛、歧視而離開，這樣是被人趕走。你在外地，別人也會有別的傷痛。」

「吳翰林可能比我更加天真，更加理想主義。我沒有想那麼多，我只是純粹想要去肯定自己，肯定吳翰林，讓自己可以繼續面對自己。」他說，「無論是網上的人否認我，還是政府間接到最直接的方法去否認我，我唯有經常提醒自己：吳翰林永遠都是我的丈夫。我們發生過的事，我們受過的苦，是真的有發生過。」

爸爸心痛他，勸他不要繼續打官司，今天的他可以很確實地說，爭取成不成功不是重點，爭取本身才是重要。如果開心與否要看社會認不認同自己，自己可不可以改變社會，他會陷入瘋狂或者抑鬱。「這幾年，我發覺這個世界可以很殘酷，如果社會不殘酷我才開心的話，我一定是 doomed to failure。」

「我會爭取到底去告訴別人，其實這樣很殘忍。」他至少不想失去自己，「如果當一切沒有發生過，我無法繼續走下去，我直情不是一個人，我沒辦法照鏡。」

燃燒自己

有段時間，李亦豪帶着兩隻貓 Kit Kat 和 Oreo 搬離居屋單位，遠離故事的根源。以前吳翰林扮演管教的角色，貓知道他不在更加放肆，李亦豪能感覺到。但搬到新居，貓不但完全無法適應，還不斷打架、不願睡覺進食。搬回居屋，貓變得自在。他有一種重新回到家的感覺。

他想，「這裏是我的家，不是由我保護，誰來保護我的家。」

七年時間失去很多，留下的也不少，李亦豪想專注這些人和物。例如在哀悼中好好照顧貓，好好打理官司。「官司是一個愛來的，他當時是為了保護我。他留下來的事，我覺得好像一個保護罩，一個平安符。」他也希望它們有一天可以保護其他人。

遺言裏，吳翰林希望來生可以再跟他結成夫夫。李亦豪覺得，與痛苦共處的唯一方法，就是「希望這些痛苦不是白費，是有意義的。」

所以他不敢想輸了官司怎麼辦，對他而言太毀滅性了。

他也不能想像官司完結、貓不在的時候，自己要去哪裏。如同聲明，他希望官司止息，但內心也怕與吳翰林唯一的聯繫就此斷開。他不想吳翰林的故事被忘記，「我不說就沒有人再記得吳翰林這個人。」他以前覺得吳翰林一直在燃燒自己，他現在正感受雙倍的灼痛。

冥想的時候閉上眼睛，他看到悲傷緩緩飄過。一直坐着，要學習接納傷心，「其實可以的，從不開心到接納是一個過程。」他近年開始練習舉啞鈴，讓自己整個身體專注呼吸，慢慢鍛鍊不想太多。「感覺再困難的時光都過了，之後不會特別容易，但可能多一點空間、多一點自主權。」那時候，「我又再想想怎樣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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