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录：异地恋、开放式，一个男同志重构“正常”关系的漂流记

作为一个年届三十的男同志，我的感情生活大概在同侪间无聊得快要成佛：20岁才确认自己原来是个 Gay，24岁的初恋还是长距离恋爱，然后理所当然地分手了，最近才尝试开放式的长距离恋爱。我没有种子也没有土壤，都是零碎的 trial and error。

但若退后一步想，到底是在尝试什么，又在失败什么？亲密关系可以成功吗？又怎为之失格？白头到老就是正确答案吗？从离开香港到进入学院，我意识到自己对亲密关系的理解渐渐改变。我渴望一段“稳定”的关系，但同时发现何谓“稳定”本身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就算它有许多“例子”亦无从复制。我慢慢走向它的所谓反面，因各种原因尝试长距离，再尝试开放式，但说到底可能都是对“稳定”的依恋，或其变奏。

双重不确定身分：男同志与学术新手

F 是我的同志朋友，我们年龄相近，同样在学术界工作。最近与他聊起，怎样为之理想的亲密关系，我以为他会说陪伴、理解之类的话，他却说：“其实讲到最尾都系最紧要有人帮你收尸，处理身后事。”¹即使幸运找到伴侣，双双老去，香港同志还是得面对社会制度的缺失，就如电影《从今以后》描写女同志伴侣其中一方突然猝死，伴侣却无权处理身后事。理解、陪伴当然重要，但如果活到一定年纪，一些制度缺失其实可以现实得血淋淋。

我并不是想说同志只要结婚，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而是你的亲密关系是否被社会制度承认，又或者如何承认，直接影响你对亲密关系的理解。近几年，身边的异性恋朋友开始陆续“拉埋天窗”，结婚生子组织家庭，朋友聚会上总难免说起置业、筹备婚礼、孩子教育等问题。很多时候我也搭不上嘴，就自然而然的疏远了。我起初觉得，这单纯是人生阶段不同所导致的变化。但现在想来又好像不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走在不同的路上，而这种差异造成一种社会上的“缺位”：你没有办法走在“正常”亲密关系的康庄大道上。不是朋友主动排斥你，而是你自然而然没有谈论的资本，一种默然的社会规范。

这种疏离感一方面不断强调社会上所谓“正常”关系蓝图，一方面又重申这蓝图与你无关——一种男同志必须面对的“脆危性（precarity）”。我不是说男同志必须扮演受害者才能建立亲密关系，而是这种社会共识定义了所谓正常，男同志无论采取哪种策略建立亲密关系——不论是严词拒绝，又或者仿傚——都必然在回应这社会共识。所谓叛逆，从来都是与主流价值一体两面。

这种共识之于我，是我无法在亲密关系上具体想像的未来。大学时曾经有钢铁直男宿友问我，男同性恋到底是怎样拍拖？先不论这问题本身有多么白目，但当下我同时有点失语：到底什么定义“同志”关系？同志关系的终点又会是什么？跟异性恋一样结婚、生子，建立家庭吗？不建立家庭又如何，可以依靠什么？我渴望稳定但说不出个所以然。我知道有论述会强调同性恋与异性恋都是“一样”，都是“平凡人”建立各自的家庭。我不是想完全否定这种论述，但我总觉得这种平等量化背后有种无形的“此地无银”，正因为差异才需要强调“一样”。

进入学院后这种不确定性更加明显。从离职出国念研究所到攻读博士，这些人生决定其实都是见步行步的结果。家庭与事业往往相互扣连，身边的朋友得以结婚生子，很多时候亦即职业生涯踏入较稳定的阶段。相对而言，作为男同志除了社会规范的缺位，学术新手的身份同时限制亲密关系的可能。因除了低廉薪金、就业大环境堪虞以外，一段非长距离的亲密关系基本上是学术负资产。

近年大学资金紧缩，教席数量骤减，人文学科尤甚。博士毕业后动辄需要于各院校短期职位（如博士后研究员、兼职讲师）流连数年，甚至十年，方有终身职系教职。这些短期职缺通常只有一至两年，所以博士毕业后的新手学者通常流连各地，每一至两年就要重新适应新城市。就算挨过了这段时间，终身教职所在地亦未必能自己挑选，很多时候也要看当时哪间院校有空缺；不少学者因个人、家庭因素（如子女教育）等考量而不得不放弃异地的终身教职。并不是所有人也能像《透视男教授》般侃侃而谈。

学术职场的流动性与不稳定性，让许多学者难以发展长远亲密关系，就算有亦不得不实践长距离关系。我学系前年毕业的女博士新婚不久，但她同时获得美国某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每年只有寒假或暑假能跟丈夫有较长时间见面。我亦认识有教授为了家人每个周末都坐3至4小时飞机回家，平日再回来教学。

男同志与学术新手身份的双重不确定性，令我对于建立亲密关系又爱又恨：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就是在各种权力关系中挣扎。而我花了好些时间才理解，所谓挣扎也许并不是对抗，不是拒绝，而是承认这种不稳定性。

追求“稳定”反成最脆弱的枝节

某年暑假我认识了 A，几个月后决定在一起，但不巧我需离开香港继续学业，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段长距离的恋爱关系。

在这段关系中，我发现原来对“稳定”的追求也可以是不稳定的因素。我一直对于要不要念博士十分犹豫，这对同样向往稳定关系的 A 而言增加了不少压力与不安。他常常问我到底研究所念完了要不要回港，或如果不回来又如何建立家庭、建构未来；而我总决定不了，一方面想不到回港可以做什么，一方面亦不知道学术道路是否适合自己。仅手握种子并不会知道果实是否甜美。

我们的关系因而变得紧张。我们强调不要因对方而做出违心的决定，希望关系对等；却又希望尽快有明确的“答案”、“愿景”或“蓝图”，希望这段关系并不是原地踏步。我记得有一次我说想去听博士生简介会，他反应很大，说我早已下决定不回港却没有跟他讨论，为什么要辜负他的等待之类。我很错愕。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们对未来的愿景渐变成争吵时的筹码，变成“我为了这段关系一直在 XXX（e.g. 等待）……但你怎么这样那样”的论调。仿佛付出更多的就是正确的一方。我有时觉得这段关系像是一个 group project，为一个虚无飘渺的愿景到时到候“交功课”，建构、完善你的“付出论述”。

这种“付出论述”令关系慢慢变成一种道德责任：因为他为我做了 Ｘ，所以我要回报他、继续这段关系。当我被他的论述说服，我就好像不得不道德上自我矮化：他是对的，我是错的，所以必须继续。这“关系道德化”在一段长距离非开放关系下变本加厉。有时我在生活上遇到感觉不错的人，这种好感总会化成内疚感，就算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每次争执，当他说起一个人怎样在香港无所适从，我总是无言而对，事实上他的而且确因为我不确定的人生规划多出许多不必要的烦恼。一段关系必然有其伦理层面，我们理所当然应顾及对方感受并调整个人行为，但当这种关怀变成纯粹的道德谴责（moralizing）而不自知，或者才是问题所在。

我不是想把这些不幸都化约成长距离的错、学术新人的问题，又或者男同志的处境等，毕竟我跟 Ａ 都有各自的情绪、焦虑，亦没有可能时光倒流。只是这些因素都在默默地发挥作用，我们就是在那样的情境下发生了各种事情及其结果。最后我跟 A 分开时亦算不上和平，我也不会说现在回看的这些判断并没有偏见，但都是厘清自己想要什么的过程。

我觉得最吊诡的是，那时所追求的愿景，那所谓“稳定”，反而是那段关系中最脆弱的枝节。当现实环境、人生阶段相异，而你在关系中又不得不谈出一个未来、一个愿景，那愿景到底可否容纳这些差异？还是两个人去追一个不可能的愿景？或者当中并没有“应不应该”，而是“愿不愿意”。

开放关系，也是开放讨论

与 A 分开后，约一年多我都在避免任何认真的关系，一来若要继续研究，长远而言还是要实践长距离关系，而上一次的结局难免令人却步；二来我总在想“一只手掌拍唔响”²，上一段关系的失败，到底有哪些地方我做得不足，又或者其实我有没有对他、或对自己隐瞒了什么，亦没有答案。我亦计划到另一城市继续学业，没打算发展长远关系。

直至遇上 R。我和 R 在正式一起前一直有见面，大约类似 friends with benefit（有性关系的朋友）的状态，半年后才以开放式关系在一起。但其实整个过程并不是那么正式。

有一次我回欧洲前跟他去了一趟日本，回欧洲后，我们自然而然地多了很多视讯通话，R 就问我要不要试试开放式。我没想太多，觉得反正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开放式也感觉较 carefree，就想著试试无妨，不行再算吧。现在想来或者决定得太轻易，但没了这份轻松或者就不会踏出那一步，也就不会有之后的经历。

我们现在对开放式的定义是，容许对方有其他亲密关系（不单纯是性），但必须以对方为第一优先次序。这框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说好，更像是一个相互探索的结果。一开始我们只是在性关系上开放，但开始后发现我们都很难对炮友完全没有 connection，这与我们对性的理解有关——无法跟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打炮。如果我们各自跟炮友去喝杯咖啡、吃饭，这好像又不止是单纯的性关系，而是类似 friends with benefit 的状态。久而久之，开放关系的定义本身也是开放互相讨论。

当中的讨论并不是没有波折起伏。我相信没有情侣可以像公开试小组讨论般冷静谈论彼此，更不用说开放关系的边界直接与不安、焦虑等情绪扣连：“如果连亲密关系都开放了，我怎么知道自己在对方眼中的位置？我只是他的众多炮友之一吗？”不少朋友问我到底 fwb 与开放关系到底有什么分别，现阶段我的答案是，我与 R 之间的经历与其他 fwb 有质的差别。我们陪伴彼此渡过的起起伏伏，互相排解长距离的焦虑与冲突，以及从之建立的默契与相互理解，这些经历令我与他之间有著他人不可取代的信任。

与其说是对对方的不信任，这些焦虑与不安更像是自我拆解的过程。当一段关系既没有一对一关系的规范，亦因为同志、长距离关系等难以建立任何具体愿景，这些社会上对何谓“正常”关系的保证都通通失效，难免令人不安。同时，这些“不安”亦令我意识到社会规范是如此有血有肉：所谓喜欢“稳定”不是我理性上被说服去追求社会认证的“有效”亲密关系，而是有没有这些规范的认证、直接关系到你是否被一般人所理解、承认。

“你怎么知道他爱你？”其实是在问“没有这些封闭式关系的承诺，你怎么‘知道’他爱你？”进入一段不被社会认证的关系就是把自己推向未知的领域，未知的意思并不只是缺乏知识，更是不被承认、对已知而言的异数。而不被承认某程度上就是一种社会性死亡（social death）：没人理解你们在做什么，又或者，没有“正常人”打算花时间理解你们在做什么。人们只是单纯“认知”你们在做什么，而不是承认这是一种可行的亲密关系。

以往的边界全数失效，一段长距离的开放关系仿佛一场 Trust Fall 信任游戏：我爱你，但社会符码无从翻译，你无法以第三人称验证。我们谈不出任何定居的计划，就算想结婚香港政府也不承认，开放关系更是与普罗大众的所谓常识脱节。

边陲望向中心，家的想像

如此这般，我却不觉得跟 R 的关系支离破碎，反而因为关系本身需要很多讨论，无形中大家多了谅解与沟通。当然这并不意味著每次沟通都必然有效，但至少双方都同意这段关系比一般脆弱，每次任何一方觉得哪里不妥，至少亦不怯于表达，关系之中亦少了很多“理所当然”，一切都有待开发。

那么这段长距离开放式关系就是拥抱流动，是对所谓“稳定”的反叛吗？我感觉是，同时也不是。的而且确我们在尝试非封闭式关系，尝试重新定义一些封闭式关系的元素，但同时这些重新定义并没有完全跳脱旧有框架。例如，严格来说我们仍然是一对一关系，强调彼此的优先次序，并不完全是多伴侣形式的多元关系。而且我们的开放关系更像是一种策略而不完全是叛离：因为客观上难以满足对普通关系的想像，才会有这种尝试。有时候我跟 Ｒ 说，如果我跟他并没有长距离的需求，或者我们的关系也不必然是开放式。说到底，可能只是为了满足对“稳定”的欲望，我们才开始重新定义何谓“稳定”。

近日 R 因工作理由搬离香港了，即使我本身已不在香港定居，却有种莫名的失落感。就像香港这个“家”变得更支离破碎：即使我毕业回港，他亦已不在，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家（at home）”的想像，无论那意味著什么。我意识到，即使我早已习惯长距离关系，这失落感正正告诉我，我还是有某种对“家”的情感依附，一种从边陲望向中心的视角。拥抱流动的同时，我原来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建立某种“稳定”的想像。

我们应该在关系中追求“稳定”吗？我觉得问题不是应不应该，而是我们可不可以，在既有的框架下容许并接受不同的诠释及生活方式。我们不得不追求“稳定”，同时又不得不把它重新定义。成长过程中我们无可避免地内化一些对关系的想像。

自幼长居香港，出身中产家庭，我起初对健康关系的想像就是建立一个小康之家，同性恋、长距离、游牧式生活更是天方夜谭。当有一些偏离主流的亲密关系在生活中出现，无论自己或身边的家人、朋友，总会先问“得唔得㗎？（真的可行吗）”而不是尝试同理、了解背后的原因。

当然这些疑问可以出自关心，毕竟在现实中实践这些关系确有难度。但这同时是隐然的“敌意” ——一种对自我以及他人的审查。直到如今我还是没有跟家人出柜，因为你不会知道背离那审查机制的后果是什么，不是因为缺乏知识而无法预测，而是当你长久以来都习惯如此界定自我与他人，踏出界线同时是对未知的恐惧。

然而所谓“正常”、所谓“稳定”，没有人知道它们的确切定义：有车有楼、有儿有女就是“稳定”吗？所谓中产家庭亦可以化身伦常惨剧（就如《失城》），或者更多只是没人（愿意）看到的压抑。反过来说，即使我和 R 尝试更流动的关系，我也在暗中投射对稳定关系的依恋。

或者从一开始就没有所谓“稳定/正常”与“脆弱/反叛”的对立，而我们必须二择其一，“这比那更好、更正确”。即使有谁尝试复制那些所谓“主流”、“稳定”的想像，过程中亦必须依不同的处境重新诠释这些想像。我想有车有楼，但现实限制了我有所妥协；我想与伴侣心灵相通，但可能有难以忽视的阶级条件，以及随之而来对生活不同的想像。主流的实践亦蕴含其背叛。

这些年来的经验以及与 Ｒ 的相处让我意识到，所谓生活就是不断对既有框架重新诠释。吊诡的是即使这些想像没法实现，我对它的依恋却驱使我尝试去松动它的边界。或者正因为依恋，才尝试反叛。

注释
1：其实讲到最尾都系最紧要有人帮你收尸，处理身后事。——其实说到最后，最重要的是有人替你收尸，处理身后事。
2：一只手掌拍唔响——一个巴掌拍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