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恥辱當成苦酒和鮮血——《辛丑》
這個3月，後搖樂隊惘聞在中國南方五個城市舉行成立25週年的巡演。從中國搖滾樂成長的時間線來對照，這隻1999年成立於遼寧省大連的樂隊，是隻名副其實的「老」樂隊。25年，樂迷裡也已經轉換了不知多少世代，而樂隊場景裡常見的紛爭、解散、重組⋯⋯似乎都沒有太多與他們的瓜葛，穩定度的同時他們也維持著高頻率、高能量的創作。
從1999年第一張專輯開始，不計其他創作，25年裡惘聞共發行了12張專輯，幾乎是兩年一張。最新一張專輯《辛丑|壬寅》是2022年底發布的。「辛丑」是2021年，「壬寅」是2022年，專輯寫的就是這兩年，眾所周知，這也是中國一切隨疫情部署的兩年。在大連，那是今天這個地區封控，明天那地區封控，每個區政策都不一樣的時候。
當其時樂隊要湊齊人排練十分困難，六個成員住在大連的不同區，封控時間不一。而工作室經常整座樓就被關閉了。成員沒法做音樂，謝玉崗每天也只能在家裏呆着。「每天要去做核酸（檢測）。錄音、創作計劃都被打亂了。」他說，「你會很焦慮，這焦慮源於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回歸正常到底是哪一天，完全不確定。這種焦慮肯定會影響創作。」
而疫情中被壓抑的文藝與文化能量，在剛過去的一整年時間裡，在中國似乎得到極大程度的釋放，這可以從中國疫後各地大中小型音樂節、搖滾演出、live house產業成為話題的熱潮中看到。除了進來中國的外地、外國樂隊（雖然伴隨著依然嚴格的審查），中國樂隊也繼續疫情前的軌跡，外出演出與巡演。例如惘聞在中國巡演的同時，也剛剛宣佈5月的歐洲與英國巡演。此前，因為他們曾三次出現在歐洲最大的器樂音樂節Dunk!Festival上，還被評選為2015Dunk!Festival上最大驚喜，很多人說，他們是中國「後搖」的名片。
而在亞洲區，惘聞過去一年在台灣巡演後，也在年底來到香港，參加疫後重新成為關注熱話的Clockenflap音樂節；而此前一次出現在香港，已經是2019年6月的事。數載之間，變動之劇烈世人皆知，謝玉崗在開關後的燈火間，回想疫情封控時期的日子，只過去了一年但總覺得像是發生了好久好久。「因爲它太沉重了。」
「做音樂肯定和環境、和你所處的時代有關。中國每兩三年，就有一個特別強烈的變化，不管你適應不適應都是被推著走。」
不屑一切被閹割掉過的記憶
歌曲《辛丑》中，謝玉崗唱道，「把恥辱當成苦酒和鮮血」；《壬寅》中，他唱道：「不施援手給所有的下流坯子，更不屑一切被閹割掉過的記憶」；《野火》中，他問：「有那麼多火種，哪顆才是你播撒的？有那麼多惡果，哪顆才是你種下的？」
《辛丑|壬寅》專輯引起樂迷最多討論的改變，是一向以氛圍純音樂爲主、突出器樂的惘聞，開始由主唱唱出大量的人聲歌詞了。專輯7首歌曲中，4首都有人聲歌詞。對於這種轉變，有的聽衆擁抱，也有的不太喜歡。有評論認爲，儘管採用人聲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惘聞的音樂裏，但和以往人聲依然爲器樂服務不同，這張專輯中，人聲就是歌曲的主心骨。「我沒有覺得哪種才是更好的方式。」謝玉崗說，「只是這張唱片的確是因為疫情這幾年，有好多憋在心裡想表達的具象的東西，想通過歌詞表達出來。」
這次的創作起點，和他們之前的專輯其實沒有什麼區別。即興對惘聞來說是很重要的創作起點。有些歌從一開始就是純即興，成員來到排練室拿起樂器，排練一小時，幾乎不用語言交流；謝玉崗用電腦把內容錄下來，第二天回放片段，找到比較有意思的幾個時刻，剪出來給大家聽，如果大家都覺得很有意思，就從這些片段裏去發展歌曲；也有一些歌曲，是謝提前去寫了一些音樂動機，成員們基於這些動機進行創作。
對謝玉崗來說，任何創作如果感覺順手，就會有特別多問題。甚至如果你用過多很習慣的東西去完成創作，可能「會有點不負責任」；只有覺得不是太正常，有些彆扭的過程中慢慢打磨，才會有新的發現。
開始創作的時候，比起想到具體事物或概念，成員們更多想到的是情緒。「如果即興排到一段覺得好的，我們會坐下來討論，它到底是什麼情緒，我們會想表達什麼情緒？有時也很微妙，我覺得是悲傷的音樂，對另一個樂手來講可能覺得很雀躍。」謝說。除非特別南轅北轍，否則成員在這個階段會嘗試把各自的音樂情緒整合起來，「不同人感受的情緒恰恰讓音樂呈現得更豐富立體」。
這一次創作也一樣。「當初也沒有想要做出跟之前區別很大的東西。不論是先有一段歌詞，再進入歌曲的安排，還是先有了基本音樂動機，大家一點點梳理簡單的想法。」謝說，「在創作這些想法的時候我發現，咦，似乎跟惘聞之前的創作不太一樣，變成了很標準化的音樂結構在。」
但他意識到，這些片段極度缺少一個中心，他認爲這個中心就是人聲的歌唱。惘聞還是先完成了音樂部分，再填詞。
對謝來說，相比起以偏重器樂的安排，他認爲惘聞這次的音樂設計更回到了標準的、正常化的搖滾樂結構，器樂的部分需要爲人聲騰出空間讓位。「這跟之前的惘聞很不一樣，但實際上，也是搖滾樂的正常表述方式。」
這種創作對惘聞來說並不順手，但謝玉崗認爲這種不順手才是對的。「雖然是標準搖滾樂感覺，實際在過程中，也避免讓自己陷入習慣的創作思維。我覺得那種創作做出來東西會特別順，但會缺少很多核心的、挑戰的東西，讓你覺得興奮、不一樣的東西。」
他認爲，任何創作都是這樣，如果感覺順手，就會有特別多問題。甚至對於創作者來說，如果你用過多很習慣的東西去完成創作，可能「會有點不負責任」；只有覺得不是太正常，有些彆扭的過程中慢慢打磨，才會有新的發現。
音樂是武器，戰鬥的對象是？
「說話沒地方說，說真話不讓說，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環境？現實環境已經是這樣了，在虛擬的網絡環境下還是一樣的被壓迫，所有話也沒出口講，要它何用呢？」
2022年底的一次採訪中，謝玉崗說，音樂對他來說不止是音樂了，音樂是他的武器。而武器作爲進攻或防守的工具，必然有戰鬥的對象。
「對象是這幾年包圍在我周圍極度壓抑的氣氛和狀態。」他說。
謝玉崗認爲，新專輯的歌詞已經很具象，沒有什麼隱晦的東西，他想表達的東西顯而易見。專輯創作在疫情的兩年間，他每天面對很現實、具象的問題。除了無法排練，他也困在家中爲了食物、人身自由發愁，到後來突然放開，那麼多人、特別是老人生病，有太多事情想一吐爲快。
他天天做菜。在封控的情況下，市面上買到的資源「比較貧瘠 」，容易買到的，可能就是最簡單的幾樣容易儲存的菜，例如大白菜，薯仔（土豆/馬鈴薯）；番茄這種容易腐爛的就有些難買了。他只能在有限的材料裡換着花樣做出不一樣的味道，一個大白菜，今天這樣吃，明天那樣吃，廚藝突飛猛進。
「那段時間，每個人都是一樣的，無論是做音樂的、上班的、做生意的，所有人被關在同一個『房間』裏面。」
「歌曲最大的靈感是那種荒謬。叫做奧林匹克廣場，但跟奧林匹克一點關係沒有。原本是每天經過的地方，但時間的衝擊，讓你感覺不可移動的東西說消失就消失了，然後馬上變成另一個東西。雖然那個地方還在這，名字還叫這個名字，但事過境遷了。」
純音樂作品《奧林匹克廣場》是專輯的第一首歌。這是大連的一個地名，惘聞的工作室就位於附近，他們在附近排練，在附近吃飯。謝說，這個廣場原來屬於大連市人民體育場，是市民的足球場，後來體育場消失了，原址改建了碩大的購物商場。但奧林匹克廣場還在那個地方，上面的五環標誌還在。
「歌曲最大的靈感是那種荒謬。叫做奧林匹克廣場，但跟奧林匹克一點關係沒有。原本是每天經過的地方，但時間的衝擊，讓你感覺不可移動的東西說消失就消失了，然後馬上變成另一個東西，雖然那個地方還在這，名字還叫這個名字，但事過境遷了。」
那段時間，焦慮的謝玉崗一度註銷微信帳號。他記得當時所有人情緒都處於極度不安之中，社交平台漫天資訊，人卻只能被那些信息推動，但什麼也做不了。有時見一些朋友發點牢騷，社交平台說點東西，卻被刪除、被禁言。「說話沒地方說，說真話不讓說，我感覺，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環境？」謝玉崗說，「現實環境已經是這樣了，在虛擬的網絡環境下還是一樣的被壓迫，所有話也沒出口講，要它何用呢？眼不見心不煩，還不如註銷了。」
他認爲，真實生活已經身不由己了，虛擬生活還是做不了主，說不出來，那就不如脫離它，也挺好。註銷微信之後，看不到太多資訊，他發現自己能專注一些，不想這麼多了，沒事在家研究菜譜，聽歌彈琴，反而焦慮少了。
謝玉崗感受到，當時的環境氛圍，對年輕人來說可能只是帶來焦慮，但對很多老年人特別只能從電視接受資訊的老人來說，他們真實地活在強烈的恐慌中。父母住在外地老家，他們只能打電話聊天，他感覺到老人的恐慌，十分傷心。解封後，父母都感染了，父親需要住院一度下了病危通知書。《辛丑》《壬寅》兩首歌當中有他最想表達的歌詞。樂隊給《辛丑》設計了反差，「音樂部分愉快雀躍，歌詞是傷心、無奈、壓抑的」。而《壬寅》則體現的是謝玉崗「特別傷心的時候」。
與創作與大疫之年的作品相比，謝玉崗認爲前幾張唱片更「自然」，沒有強烈想輸出的表達，更多基於情緒、音樂本身，更想某種審美選擇。「大家在把玩音樂，音樂帶著六個人行走，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一些問題或興奮點，一點點梳理它。打磨到覺得是最自然真實的東西，創作就結束了。」而如今的創作，他覺得彷彿回歸了惘聞最開始做音樂時喜歡的的90年代初獨立音樂例如The Smashing Pumpkins，好像找到了最初做樂隊的感受。
「做音樂肯定和環境有關，和你所處的時代有關。中國每兩三年，就有一個特別強烈的變化，不管你適應不適應都是被推著走。我們做音樂就是在真實還原我們的狀態，以及我們面對這些問題想表述的東西是什麼。」
在中國，當年輕樂隊交不起3萬塊「保底費」
「你來演出，要先交個保底費比如3萬塊，賣不到3萬門票收入，那不好意思，你還是⋯⋯有那麼多年輕的獨立樂隊，根本負擔不起這個成本，造成他們沒法演出。一個樂隊如果不能正常出來演出，用不了半年可能就散掉了。但這就是極度商業化。」
謝玉崗知道，哪怕在搖滾樂中，後搖也屬於相對小衆的類型。但這幾年他感覺後搖的聽衆基礎比10年前多了很多，樂隊也多了。他認爲流媒體、演出市場的火熱使得大衆的欣賞範圍邊光，音樂選擇增加，品位也更廣闊了。
近年來中國的樂隊綜藝節目走紅，作爲成軍25年、在中國獨立音樂界有一定認可度的音樂單位，惘聞常常被問到，爲什麼還沒有登上節目。對此他們有自己的考量。
謝玉崗認爲，對樂隊個體來說，不管選擇參加還是拒絕，都是正常的選擇，不用評說；但音樂綜藝反過來對獨立音樂的影響是巨大的。
「（這類綜藝的）好處是，對年輕樂隊是很快的曝光機會，是更多人認識、喜歡他們作品的捷徑；對老樂隊來說，畢竟搖滾樂還處在半地下狀態，只有幾個所謂『頭部』樂隊更多人買票去看，還有很多老樂隊其實音樂玩得也很好，沒有那麼多人知道，對他們來說也是很好的曝光機會，讓更多人接觸到他們。」
但他也看到音樂綜藝深遠的不良影響。謝認爲，對很多認真做音樂的、按照看似簡單的傳統創作搖滾樂方式——寫歌、錄音、聯繫演出、巡演、再創作——發展的年輕樂隊來說，這類節目帶來的商業化是巨大的衝擊。
「整個演出市場，基本變成了全是爲上過綜藝曝光變火的樂隊服務了。」謝玉崗以livehouse場地做比喻，「中國有很多大大小小樂隊演出，以前不管可能只來20、30人，場地也覺得ok，做場地就是這樣的，不可能每天都那麼多人來看演出，肯定也有小衆的、沒人知道的音樂。但現在狀況是，那些火起來的、上過樂夏的樂隊，加上一些網紅樂隊，票房超級好，一兩千人的場地剛一宣佈就瞬間賣光。水漲船高，這些場地可以接這些演出，讓它收很高場租、賺很多錢，它爲什麼還要去賺只有二三十張票的樂隊？」
他解析了擴張的場地排擠小型演出的方法：「我把場地越做越大，1000人場地做到1500，2000，你來我這演出，要先交個保底費比如3萬塊，你賣不到3萬門票收入，那不好意思，你還是⋯⋯有那麼多年輕的獨立樂隊，根本負擔不起這個成本，造成他們沒法演出。一個樂隊如果不能正常出來演出，用不了半年可能就散掉了。⋯⋯我覺得這種衝擊是對很多年輕獨立樂隊特別不友好的。」
「現在只有兩種樂隊能火，一種是上過樂夏的，一種是網紅，可能就放棄掉傳統那種埋頭湊在一起排練排一年，又花一年時間打磨然後出唱片，這種看似笨拙的路徑。都在像買彩票一樣，而真正的創作會越來越少，好內容越來越稀缺。」
「但這就是極度商業化。」對場地老闆來說，情懷不敵誘惑，對年輕人創作也有極大衝擊。「大家看到這種捷徑，覺得現在只有兩種樂隊能火，一種是上過樂夏的，一種是網紅，可能就會放棄掉傳統那種埋頭湊在一起排練排一年，又花一年時間打磨然後出唱片，這種看似笨拙的路徑。都在像買彩票一樣，我要是買彩票我要是中獎我要是變成那個樂隊，其實真正的創作會變得越來越少。好內容就會變得越來越稀缺。」而綜藝上走紅的樂隊，面對巨大市場只能頻繁地走穴，也失去了原生的創作爲本的過程。
對比國際上其他地方，同樣存在高度商業化、甚至音樂工業化的獨立音樂產業，他認爲關鍵的區別在於「傳承」：不同位置的、觀衆級別的樂隊，都有完整的產業鏈，有一張唱片能賣100萬的大樂隊在做體育場演出；有的樂隊做音樂節巡演；小一點、受衆更少的樂隊，也是在按照一種多年都沒變的模式，創作，錄音，巡演，儘量去更多地方巡演，巡演回來之後再創作。「像radiohead這麼大的樂隊，受衆這麼廣，也還是很辛勤地在產出，每一張專輯都有突破。」
「⋯⋯並不像我們，如果出現一個東西，大家會極度壓榨。比如livehouse：我要開1000、2000人； 然後我要變成整個城市唯一的場地，來的樂隊都來我這演。」他說，「趨同，所有東西都趨同。朝着一個方向，要做什麼東西就要擠壓，榨乾最後一滴血，只要我好，你們所有人都沒有我好，沒有那麼多元化。」
他想像中，一個500萬人口的城市，大大小小的場地應該有很多，而且不是所有場地都致力服務大樂隊、網紅樂隊、「頭部」樂隊，動輒賣票過千。「但如今看稍大的城市，大家做的都一樣，沒有做小型pub那種，可能裝滿200人，平時來10個20個人都可以，想別的招，通過賣酒回一些收入的場地。已經沒有人在這樣做了。但在國外還是有啊。不同受衆級的樂隊，總會有適合它的場地，它的土壤一直是這樣，源源不斷給更多年輕人機會出來演出。」
「我覺得這種創作缺失的最終影響可能不是一兩年，會很長時間。」但他話鋒一轉：即使沒有這個衝擊，還會有其他衝擊；做獨立音樂，沒有這個困難，也會有其他困難，所以這個事別想太多，埋頭做你的東西就好。
那些難受的回憶，「我沒法翻過去」
幸運的是，謝玉崗的父親熬過了那個冬天。大連隨着解封開始活動起來，《辛丑|壬寅》終於發行，惘聞又開始演出了。這是惘聞第一次參加香港Clockenflap的演出，樂隊選了更多以前專輯的歌曲，闊別香港四年，希望能用一些老作品帶給大家一些熟悉的記憶。「當年Clockenflap做起來的時候我就覺得，香港早就應該有一個音樂節了。這樣一個亞洲重要的國際化城市，感覺怎麼每年不會有一個音樂節呢？」
但他也意識到，音樂節能堅持做下來已經很不容易。惘聞成軍25年，多次來香港演出，每一次都不是在同一個場地，每次來都聽到場地換址或關閉的消息。「每次來香港，共同感受就是，在香港做獨立音樂的，不管是音樂人、還是做服務獨立音樂的、場地的，都太難了。相比大陸來講，感覺困難特別多，本身獨立音樂受衆群體不像主流商業音樂一樣，沒有那麼多回報，房租、人工成本也高太多太多了。」
也是在這一次來港演出，惘聞成員們發現，這20幾年來香港每一次演出去過的所有場地，都已經全部關閉了。
多次來香港演出，每次都聽到場地換址或關閉的消息。「共同感受是在香港做獨立音樂，不管是音樂人、還是服務獨立音樂的、場地的，都太難了。相比大陸來講，感覺困難特別多。」
惘聞成員強調，上一張專輯使用了人聲歌詞，不代表未來也是這樣。「未來惘聞做什麼也不一定，也是按照新的問題節點、新的環境變化去反饋。」
惘聞接下來的計劃，包括在2024年元旦發佈一場現場唱片，以及在2024年下半年發佈錄製於2023年10月的概念唱片。這張唱片，是把惘聞2003年第一張專輯《28天失眠日記》中的第一首歌《光》拿出來，用現在的想法去理解和感受，改變拉長到45分鐘、由四個章節組成的長篇純音樂作品。2023年是是這張專輯發行20週年，2024年則是樂隊成立25周年，「大家爲了音樂在一起這麼長時間，挺不容易。」
辛丑年與壬寅年才剛剛過去一年，但謝玉崗如今回看，感覺像也發生在20年前一樣，像遠觀特別久以前的歷史，成爲重要的歷史事件，烙在心裏。「我身邊跟人聊大家都是一樣的感受。」他說，「那種感受，一方面沉重，一方面又好遙遠，所有人都壓在心頭，永遠忘不了那些難受的回憶。」
「轉瞬過去，幸福已塞滿圖書館。」在《消失的圖書館》中，惘聞唱道。
「我沒法翻過去，你沒有。」在《消失的圖書館》中，惘聞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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