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後的阿姆斯特丹：社運低潮期的白紙周年紀念現場

白紙運動的能量是否被延續？轉移到了哪裏？這是端傳媒「白紙週年」專題關注的核心問題。我們推出系列報導，關注行動者在被恐懼裹挾中如何艱難前行；關注白紙能量轉移到海外後的具體困境；關注運動留給中國大陸行動者的巨大創傷；以及，海內外的白紙親歷者們想說給你們聽的話。

1 「Classic」的中國人

12月8日下午三點，阿姆斯特丹水壩廣場上的游客熙熙攘攘，馬路和商鋪張燈結彩，聖誕氛圍濃烈。這裏是老城區的最中心，四周被王宮、教堂、國家紀念碑和高端百貨連鎖商店包圍。一對對伴侶舉起手機，背對著身後高大又古老的建築自拍。東北角法輪功攤位的阿姨正向路人散發傳單。一大群時不時向天空飛旋又落地的鴿子吸引了上前合影的游客。

去年11月27日，下著小雨的夜晚，這個廣場的最中央舉行了一場哀悼烏魯木齊火災逝者的活動。現場人很多，大多穿著深色雨衣，有人覺得以「烏泱泱」來形容也不爲過。許多人是在三百多人的Telegram大群中聞聲而來的。他們圍成圈，地上放了蠟燭和鮮花，和他們站在一起的，還有一群維吾爾族人。那時大家聽説，荷蘭超市裏的白色黃色菊花都賣空了。而那一晚，因不滿現場的一面東突厥斯坦旗幟，肢體衝突也在個別漢人男生和維人間發生，最後由荷蘭警察介入。（延伸閱讀：要喊甚麼口號？訴求是誰的訴求？從阿姆斯特丹到台北，海外聲援者的困惑）

一年後，廣場南面靠近馬路的邊緣，一輛深紅色麵包車安靜地停在這裏，兩名男性在車内外忙碌著。他們把一面寫著「不自由 毋寧死」六個黑色大字的白布挂在車身上，又在車前的桌上擺了些宣傳冊。這是「白紙續寫：人權車旅在歐洲」（以下稱為「車旅」）活動在阿姆斯特丹這一站的展覽現場。

但駐足停留的人很少，廣場上也沒什麽亞裔面孔。下午四點以前，只有五六個人過去張望攀談，或在白布上留言。兩位戴頭巾的穆斯林女性留下自己的語言，一名白人男性寫下了「Free China!」。但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射在更有趣的事情和娛樂上。廣場東邊，圍觀雜技表演的人站了裏外幾層。紅色麵包車前不自覺地被留出了一片空地，這裏與街頭表演之間有著一條過於明顯的分界線。

「孤單」，是在下午四點出頭來到這裏、遠遠看到麵包車的大陸女生阿君的第一感受。「不能用『小』來形容這個車，只是它在偌大的水壩廣場上，其實不是很顯眼。」她説。

這場巡游歐洲的「車旅」是由英國「China Deviants」、「德國民主墻」、法國「自由廣場」、《莽莽》雜誌等幾個海外中國青年社群聯合舉辦的白紙運動周年紀念活動。他們從10月初開始徵集「公共議題」和「社會行動」相關的藝術創作，計劃用卡車裝運展品，在歐洲幾大城市舉辦流動的展覽。

今年11月24日，烏魯木齊火災一周年當天，藝術展在倫敦正式開幕。之後又於12月5日和6日在巴黎展出。12月8號這天，「自由廣場」的兩名成員蔣不和米爾，開著這輛紅色麵包車，從巴黎來到了第三站的阿姆斯特丹。之後他們還將去往柏林、華沙、布拉格、慕尼黑、米蘭和里昂。

麵包車前的小桌上，掛著一件印滿「鐵鏈女」相關微博的背心，這是由一群深圳女工在一名藝術家的指導下製作出來的。還有一本介紹這件背心製作過程的小冊子，一本去年世界各地白紙抗議中出現的「烏魯木齊中路」標牌圖集，以及一些以「新青年」「德先生」「魯迅」等革命元素創作的卡片。麵包車的後箱中則挂了十部手機和一部平板電腦，以數字化的形式展出部分投稿作品。

車旁的黑色音響循環播放著十九首投稿詩歌，以平靜的聲音述説那些創傷，在嘈雜的廣場上，只有靠近了才能聽清：「我的身體長滿了眼睛，我的鷄皮疙瘩起來了，我想裹上一塊布，他們卻把我的布拿下，我這才發現那些不是眼睛，是一個個洞，是他們的眼睛刺在我皮膚上的洞......」「爲了我們每月都痛一次的經血，一定會擰斷獨裁者的陰莖......」

夜幕在下午四點多開始降臨阿姆斯特丹，至五點時，天空幾近全黑，路燈也已亮起。這個不太引人注意的展覽已進行了兩個小時，至少有十五個人來過。蔣不對此很滿意了，已經超出他們的預期。「我們覺得來五個人都不錯了。」

過去這一年，蔣不的確觀察到很多海外的中國社群的積極性在明顯消退，願意組織的人沒那麽多，參加活動的人也變少。巴黎中餐廳裏的年輕人們不再談論政治和社會問題，而是轉爲聊戀愛八卦和找工作，但前者是蔣不去年在餐館裏頻繁聽到的話題。「最直觀的原因可能是解封了，痛徹心扉或者最深入骨髓的那個問題沒有了。」蔣不說。

「但更深層的原因，我覺得還是很多人只是臨時出來關心了一下政治，但他沒有系統性地關注這個問題，他覺得更多的事跟他沒關係，他又變回了一個很classic（典型）的中國人。」

2 社運低潮期

11月中旬，這場「車旅」開始前，我們訪問了主辦方的成員，包括英國China Deviants的Apple和Kyle、巴黎自由廣場的蔣不，以及德國民主墻的Erwin等人。他們都在海外留學過，或仍在求學，或已畢業。

這是幾個年輕的社群。China Deviants在去年10月29日英國倫敦聲援北京四通橋和彭載舟後建立。過去一年，他們舉辦過多場抗議、游行和展覽。德國民主墻和《莽莽》雜志也誕生於2022年白紙之後。法國自由廣場最早在2021年「六四」開始行動，至今有過八九次的線下示威和多次藝術展、電影放映。

「車旅」是他們在一次頭腦風暴中提出來的白紙周年紀念形式。德國民主墻的Erwin說，他們希望能以卡車為載體，把各個國家、各個城市的大家串聯起來，就像在歐洲大陸的白紙上畫下新的痕跡。

公開徵集作品以來，他們收到六十多份投稿，約四成來自中國大陸，其餘來自歐洲和北美。但在活動前，由於安全的顧慮，近一半身處中國大陸的創作者撤回了參展的決定。他們在倫敦和巴黎租了展覽場地，兩地分別展出三十多份和二十多份作品。和倫敦、巴黎相比，阿姆斯特丹等其他城市只有車上載得下的有限展品，規模顯然相形見絀。

儘管安全問題是中國的社會運動普遍面臨的困境，但蔣不認爲，實際上他們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在社會運動的低潮期繼續延續行動，維持社群的熱情。當中國國内沒有一個强有力的事件出現時，他們在海外的行動是一個更消沉的狀態。

來荷蘭之前，他們的預期並不高。沒有任何當地社群和他們對接活動，而他們在這裏也沒有熟悉的人。他們聯系過一些性少數權益相關的社群，但對方不太感興趣。由於沒有當地的電話和地址，他們遲遲未能向警方報備。因此，這一站的海報、地點、時間是在展覽開始的兩天前才確定和公佈的。在當地學生的好友圈中，轉發這一活動的人也不多，信息擴散並不強。

但在其他城市，要麽是當地社群主辦，例如倫敦、巴黎和柏林；要麽有社群與他們對接，幫他們提前報備活動，他們只要在約定時間到現場就好。儘管柏林沒有租賃場地的展覽，但蔣不說，當天的活動會很有趣。12月10日，正好是國際人權日，他們將開著這輛車在隊伍前頭，除了當地的中國社群，還有維人、港人朋友一起游行。而阿姆斯特丹，是所有目的地中規模最小的現場。

在China Deviants的組織者Apple看來，低潮期是一個很自然的社會運動現象。爲了剋服這個問題，他們要做的便是在海外積極建立公民社會，運營社群。她説，抗議和公民社會是需要同時存在的，社會事件產生的情緒引導人們去抗議，而後者則要長期地存在，以維持行動的可能性，讓更多人覺醒。

今年年初，自由廣場和英國、德國、北美的幾個社群第一次聯合，嘗試在白紙運動之後，再以一個新議題去喚醒大家對行動的意識和熱情。於是，他們在李文亮醫生逝世三周年時，在各自的城市舉辦活動。

在巴黎，他們做了一次現場表演。每個人輪流喊出一個中國政治犯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名，接著由一個扮演警察的人捂住他們的嘴。最後「警察」捂不住了，大家便齊聲念出更多名字。但現場來的人不多，只有二三十個人，在巴黎中心的一個小廣場上。現場還有一群敘利亞人在示威，他們各自站在廣場的兩個角上，互相望著對方。「我們像世界的孤兒一樣。」蔣不說。

這一年來，蔣不認爲他們最大的成長，是當面對每次活動沒有上次人多、沒有以前積極時，還能繼續在這個低潮下做些事情。無論是China Deviants過去做的許多沙龍活動，還是自由廣場在巴黎的藝術展覽和影展，「都是在抗爭低潮期我們嘗試去延續這個抗爭的力量，繼續抗戰的一種方式。」蔣不說。這次藝術展覽，也是他們在社會運動低潮期的一個發聲形式。

在阿姆留學的大陸女生阿君一直很關注白紙周年的活動。她在阿姆斯特丹和烏特勒支的大學内，看過有人張貼的紀念白紙一周年的海報，但這都是個人行爲。荷蘭本地的中國社群並沒有組織任何活動，甚至這次「車旅」也是其他國家的社群成員順路捎來的。

阿君是荷蘭一個酷兒女權社群的協作者。她們今年也沒有組織紀念，因爲組織者大多是剛踏入職場的青年，只能把有限的精力投放在自己選擇的重點議題上，即性別多元和女權。她也聽説過，以前的荷蘭並沒有由中國面孔組成的線下大規模行動。

阿君覺得，與其問今年爲什麽沒有發展出紀念活動、爲什麽荷蘭沒有中國社群去做這些事情，不如說「去年這麽多人集結起來，它是個例外」。

去年11月27日晚，阿君在水壩廣場上參與了全程。在悼念火災逝者的荷蘭Telegram大群中，大家從四面八方被「白紙」這個議題所吸引進來。那時，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出於對喪生者遭遇的不公的憤怒。

他們大多數人都沒有參與過線下行動，也有人不戴口罩、沒有墨鏡便來了現場。稍有經驗的人自主地協調現場，有人分發口罩，有人讓大家讓出一條可以上前獻花和蠟燭的通道，有人帶頭喊口號。「有人會説，爲什麽要戴口罩。」阿君說。

她覺得，今年的冷清才是這裏的常態。「它（去年）那麼多人出現，其實是一個驚喜，一個意外。」

3 弱共識的社群

許多參與過白紙運動的年輕人，並不希望被冠上「白紙青年」或「白紙一代」的標簽。

在白紙運動中，社群内的矛盾和不合是常有的。口號要怎麽喊，在線下示威中充滿爭議。

去年，阿君所在的荷蘭Telegram群組中，除了那份對封控的共同不滿外，大家七嘴八舌，想法各異。那不是一個由「同溫層」組成的舒適區域。阿君在群裏見過有人發黃色圖片，儘管對方是想抨擊某個事件、某個個體，但還是以一種厭女的形式表達了出來。

對其他社群價值觀的不夠信任和不敢苟同，也讓荷蘭的一些中國女權團體沒有與「車旅」活動對接和合作。看到活動宣傳時，由於雙方缺乏溝通，阿君在一些問題上仍打著問號。她思考過，如果這又是一次以「民主運動」為基礎的活動，那其中的性別多元和女性權益會占多少？

「我個人可能有點先入爲主，我要承認。但它並不是空穴來風。」阿君說，很多線下民運場合都對性別議題不敏感，甚至發生過厭女、性騷擾的現象。過去自己的經歷，以及看到其他社群夥伴的經驗，都讓她產生了應激反應。這也是她們沒有承接這次「車旅」在荷蘭的活動的原因。

不過12月8日這天下午，阿君在現場也看到了和女性權益相關的藝術作品。她覺得，如果能提前知道這些，對這次展覽内容有更多瞭解，她們也會更信任對方。可惜的是，這個溝通一開始並沒有建立起來。

「白紙這樣一個議題形成的社群都是很弱共識的。」蔣不說，他們很多東西都有爭議，是左還是右，要激進還是保守。「其實不需要形成一個那麼強的共識，因為這就是民主，或者這就是言論自由的意義嘛。每個人都有自己關注那個領域的東西，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覺得這樣蠻好。不一定要形成『一定要團結』『一定不能有不同聲音』。」蔣不說。

不以集體意識為行動的前提，是這些海外中國年輕行動社群内的默契。Erwin在柏林認識的許多朋友，不是很願意形成共同的身份認同和歸屬感，也不太在意要擁有一個共同的標志去代表這個群體，而是更强調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標語、標志和訴求。

當他們是各自獨立的個體時，他們又同時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他們有不同的感情，但又在某種程度上有一些共鳴。Apple覺得，越是能夠兼容這兩者，才越是一個社群該有的樣子，「不然就會重複共產黨那種『集體儀式感』，『去個人化』。我覺得非常可怕的，就是把人變成機器，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Erwin發現，社群之外，大家逐漸找到了各自更加關心的議題，無論是不同族裔的人權問題、中國勞工問題，還是女權和性少數群體，並投身進去。

對於整個社群來説，他們關注的也不止是中國内部的抗爭，他們關心的議題變得越來越多，延伸至所在的歐洲本土、世界範圍所關注的事情上。就如Apple所說，他們不僅希望這次「車旅」活動讓更多人關注白紙運動本身，讓那些失去希望或已不再行動的人重聚，也希望向國際社會展現白紙運動和他們這一代人的存在——他們的關注點不單單是反對清零政策，如今他們還提出了更多訴求。

作爲年輕一代行動者，他們與維吾爾人、港人、藏人的社群連結，也關注烏克蘭、伊朗、巴勒斯坦的行動和示威。他們向港人學習請教如何申請游行示威，如何組織更多活動，也在去年組織白紙示威時收到了他們的安全措施建議。這一年，Apple所在的China Deviants被多次邀請去維人、藏人、港人的活動上演講或討論。這次「車旅」在倫敦的開幕式上，他們也邀請了藏人、維人等代表來演講。

Erwin所在的社群也會參加德國當地團體的集會，他們自行製作標語或橫幅，與當地活動組織者探討如何一起行動，對方也很願意讓他們站在隊伍前列。例如在Friday for Future這個氣候相關的活動上，他們引入了西藏環境破環問題、藏人環境保護者受到的人權迫害問題。而在三八婦女節上，他們也對白紙運動中被捕的許多青年女性的安全和待遇問題提出擔憂，以及對其他被逮捕的女權行動者的聲援。

由此，許多參與過白紙運動的年輕人，並不希望被冠上「白紙青年」或「白紙一代」的標簽。對他們來説，這只是他們參與過的其中一個行動而已。

4 「中國抗爭者」

「什麽是中國人，我是不是中國人？爲什麽維人不是中國人？」

在一年前的白紙運動中，不止是厭女話語讓部分參與者感到煩悶，身份認同、地緣政治也成爲一些衝突的導火索。

阿君記得，去年阿姆斯特丹悼念活動上，那名男生和維人產生肢體衝突后，活動被警察要求不能再繼續進行。有人和警察溝通，稱雙方已經被拉開，不會再打架，他們可以分開各自悼念。

「好巧不巧，這個漢人男生在分開悼念的時候，他不僅罵人家是恐怖分子，他還來了一句，『是中國人就往另一邊走』。」阿君回憶說。那天發生了對在場許多中國留學生來説很「新」的困惑：「什麽是中國人，我是不是中國人，我應該要去那邊嗎？爲什麽維人不是中國人？」在這個民族情緒濃烈的場域中，大家也仿佛被要求做出對立的立場。於是有些人離開了現場。

當天阿君六神無主。她要和維人站在一起嗎？可是她又是以怎樣的立場和他們站在一起呢？最後她也去了「中國人」的那個悼念圈子。她不知道現場會有什麽風險，「你能做的就是在你的僞裝下繼續僞裝——你是一個來參加悼念活動的大陸人。」

但在與其他群體正常相處、沒有衝突的狀態下，我們是否可以點明「中國人」身份？「中國人」有沒有可能不携帶任何黨國意識？在過去一年的行動中，這群在社運低潮期努力做些事情的年輕人，會如何向別人介紹自己？

「很可惜，我們的祖國承受了很多的詛咒，我們因為自己國家的政府而惡名昭著，而我們又同時沒法擺脫那種很沉重的傳統，比如性別不平等，或者是古代對於皇帝的崇拜。現在很不幸的是中共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都給玷污了。」China Deviants的Kyle說，因此要讓別人明白，中國人有自己的歷史敘事，不是由中共控制的、而是由自己書寫的。在這種情況下，他非常願意把自己定義為中國人。

Kyle認識一些伊朗朋友，他們對自己的文化很自豪，同時又痛恨國家的政府。「我們的祖國好像也是面臨著非常類似的情況。我們當然是有引以為豪的文化，但是如果這些東西跟威權主義政府以及傳統文化裡一些很糟糕的地方綁在一塊的話，那就是很抱歉的情況。」

蔣不認爲，對於觀衆來説，强調行動者的「中國人」身份是重要的。儘管他個人是無政府主義者，不認同國界、國籍這樣的概念，但當他參與一個與中國相關的行動時，他還是想强調「中國人站出來了」這一含義。「台灣人、香港人都會不滿（這個體制），都會不喜歡，但中國人更少見一點。（因此）在系統内去反抗它的力量，會更强大一點。」

Apple也會向歐洲本地認識的其他族群的人介紹自己為「Chinese activist」（中國行動者）。

「很多人僅僅將白紙運動理解成反核酸、反封控，但白紙運動是我們這個年輕世代，第一次線上走到線下，公開對這個政權說不的重要記憶。」他們在「車旅」的官方Instagram帳號上這樣寫道。

這群年輕抗爭者也很注意自己所出生、成長的那個國家對維吾爾人、香港人的傷害。這也是象徵著中共的五星紅旗不會出現在海外的中國青年示威中的原因。「這個旗，無論你舉出的時候你持有什麼立場，他們看到這個旗子可能會有PTSD（創傷後遺症）。」蔣不說。Kyle補充道：「問題在於，歷來的一些（海外）遊行活動裡，凡是舉五星紅旗的很多都是小粉紅，而且是極其aggressive（有攻擊性的）那種。」

但蔣不說，如果是發生在中國本土的行動，有人舉五星紅旗、唱《義勇軍進行曲》，這種情況又不同。去年4月，在上海防控政策嚴密又不可抗衡地繼續運行時，中國國歌的第一句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確成爲了人們向外呐喊的傳聲筒，而後毫不意外地成爲微博無法搜索的敏感詞。去年11月25日晚，火災的第二天，許多烏魯木齊市民走上街頭，集體要求「解封」，而現場流傳出的影像中，也有揮動五星紅旗的群衆。

Apple也覺得需要結合國内的情況去理解他們。她提及，中共當年以社會運動建立起來的，而他的曲風和標誌，一定程度上也帶有一些抗議的元素。

5 落幕

圍觀的人在五點半以後多了一些，到場的大多是酷兒和女性。十多個人，三三兩兩地站在一起。有人主動向路過的白人介紹活動目的，有人點起了從家裏帶來的兩支蠟燭，有人上前寫下留言：「我們將在沒有黑暗的地方相見」「釋放黃雪琴 釋放王建兵」「remembering is a form of resistance（記憶是一種抵抗）」......

蔣不和米爾從車裏搬出一套可以投影的幕布，想放些投稿的短片。幾個女生上前去幫忙，把幕布架起來。廣場上有風，一個男生把自己的自行車架在幕布旁抵著，成爲了展覽的一部分，還有女生把音響拖到另一端壓住幕布。東西倒了，幾個人跑過去扶，傳單掉了，有人上前撿起來。蔣不覺得，這是活動最好的地方。「有點社群的感覺了，我們就是草臺班子嘛，這不是一個精緻的展覽，但大家玩得很開心，也找到了同溫層，就好了。」

有白人男性過來和圍觀的人閑聊。他說自己去過中國很多地方，能理解他們的訴求。聽到這些，小C覺得還蠻欣慰的，至少終於有非華人面孔的人站在那裏看，並且知道他們在表達什麽。他又説，「你們來到這裏很遠，很不容易」，説阿姆斯特丹很好，雖然人有點冷、天氣也冷，但可以讓大家在這裏發聲。

即使小C覺得這是一個事實陳述，但她又想，他未必知道她們在這個異鄉生活會面臨的非常多具體的困難，「並不能把我現在的生活和在中國的生活進行比較。」

小C忘了在什麽語境下，白人男性提了一嘴「但朝鮮更不好」。「這些白人，他瞭解到世界的苦難以後可能會關心一下，但他可能把這些當作自己生活的養料，來安慰自己說，自己的生活還不錯。」小C說，儘管她是認同他說的那句話的。這也是她有時面對比中國人的處境更加危險、困難的人時，會產生的一種負罪感，好像自己把別人的經歷當作養料。

六點多，有女生提議唱歌。她大聲唱了「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米爾拿出要在柏林游行用的鼓在一旁敲擊伴奏。與去年白紙運動正盛時，手機裏流傳的各地示威抗議影像相比，略顯寂寥。圍觀的人并沒有增多，很多路過的人轉頭瞄了一眼又匆匆離開。

後來，大家又放了由這首歌改編的《女人之歌》，去年上海封控時被封禁的短片《四月之聲》，和香港獨立樂團「My Little Airport」的《宅女，上街吧》。活動在音樂中慢慢落幕，十多個圍觀的年輕人慢慢向四周散去。

「能做多少做多少，慢慢來吧。」蔣不覺得，當他們把所有的期望降到最低，這時候只要有一點成果，就很滿足了。從下午三點到晚上七點，這四個小時中陸陸續續過來圍觀、停留的人大約有三十五人左右。儘管遠低於倫敦的一百多人、巴黎的六七十人，但他說，「今天真的很開心，來的人遠遠超過我預期。」

「可能會有朋友說，我作爲一個大陸人，其實我非常關注政治議題，但是，不好意思，當時你就是不在。我沒有否認你不關心或怎樣，但你沒有show up（出現）。」阿君笑了笑說。

（蔣不、阿君、Apple、Kyle、Erwin、小C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