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雙十國慶，總統蔡英文以「四大韌性」為主題發表演說，指出台灣以韌性渡過疫情考驗，未來也將在經濟、產業、社會，以及民主、國防與戰力上打造更具韌性的國家。
事實上，在美中兩國進入「新冷戰」以來，面對中共威嚇進逼，尤其在各式資訊戰、經濟戰等有別於傳統軍事侵略的「無聲侵略」下，不少論者紛紛呼籲台灣社會必須建立「韌性」（resilience）與之相抗。韌性是什麼？從根本層面來看，韌性得以在民主國家處於合法性危機時，透過公民社會的參與進行修復；韌性也是指向一種公民民族主義的共同體。
回顧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如以中研院學者吳叡人所言，2014年318學運為公民民族主義的高峰，那麼八年後，在台灣內部歷經政治環境變遷、外在國際政治也洗牌重組下，這波公民民族主義在到達高峰且趨於成熟，繼而社群媒體成為人們日常接收訊息、參與公共對話與討論的主要媒介後，台灣人又該如何在新媒介上構築屬於自己的民族夢？
在風起雲湧的318學運八年過後，端傳媒和法律白話文運動合作，邀請兩位特約撰稿人謝達文和黃哲翰，用數據與哲思對談，回顧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歷程，以及在中國威權下台灣共同體的想像與未來。
時間：10月15日
主持人：許伯崧（端傳媒台灣新聞主編）
講者：
謝達文（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黃哲翰（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院博士畢業，國際專欄作者）
五個台灣社會的小故事
中國認同的降低，不是一個政府從上而下灌輸的現象，更好的解釋是台灣民眾逐漸不再崇尚中華文化，而又有多年共同生活、做公共決定，以及共同藉由投票實現民主的歷史記憶。
謝達文首先表示，有人會質疑在當下社會分裂、面對外部侵略威脅的時候，沒有必要談公民民族主義。他認為沒有辦法就價值爭議定論，但可以先處理事實層面的問題。在端小聚上，他從五個角度呈現台灣不同世代和族群的的身份認同、價值取向和對話的可能性；而這些角度奠基在一個主軸上——台灣有沒有條件繼續實現公民民族主義。
謝達文說明，台灣民眾的中國認同比率，在過去20年大幅下降，而且每10年即減少三分之一。日前他在端傳媒發表〈中國認同在台灣還有市場嗎？都是「台獨教育」惹的禍？〉一文，以中央研究院「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進行數據分析，發現從2000到2020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從45%減少到22%，成為「小眾」的身分認同。
而此情況又是跨族群的。以邏輯迴歸模型分析，謝達文指出，除了第一、二代外省人仍有較高機率抱持中國認同，第三代外省人、閩南和客家人還有原住民的中國認同機率都少於三成。
對此，有說法指2014年學運、2016年蔡英文上台和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事件促成中國認同減低，同時也有把中國認同降低，直接歸因至1997年台灣國中採用國立編譯館出版的《認識台灣》教材，開啟所謂「台獨教育」的說法。不過，謝達文則否認該說法，他認為從數據分析觀察，中國認同早在2000至2010年明顯降低，而其中減少中國認同的不只有受《認識台灣》教材教育的80世代，70世代的減幅更為劇烈。
謝達文解釋，中國認同的降低，不是一個政府從上而下灌輸的現象，更好的解釋是台灣民眾逐漸不再崇尚中華文化，而又有多年共同生活、做公共決定，以及共同藉由投票實現民主的歷史記憶，這些因素疊加起來，造就現在的情況。
謝達文另引述〈如何讓「炎黃子孫」開始「認識台灣」〉一文，補充說明「台獨教育」並非中國認同下降的主因。他分析，1997年後使用《認識台灣》教材的幾屆，在2003至2005年間的台灣認同比往屆高逾一成。然而，到了2009至2015年間，使用不同課綱的世代，對台灣認同的比率已經沒有顯著差異。
謝達文再從第三個角度講解數據：台灣社會的身分認同，是否已經上升到選舉主軸的層次？在他的文章〈民主、進步、辣台派？數說誰是蔡英文支持者〉中，他指台灣整體人口中三分之二支持台灣「若能和平應獨立」，而其中支持蔡英文的比率是56%，未達到壓倒性多數；台獨態度對支持蔡英文與否的影響並不絕對。
此外，他說蔡英文的支持者有62%認同「民主政治是最好的體制」，但只高於非蔡英文支持者15%。而且，蔡英文支持者對言論自由和多元價值的認同比率，也未與非支持者的比率形成明顯差異。
第四個角度是台灣民眾是否願意為國而戰。他引用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指，台灣民眾有四分之三「願意為國家而戰」，比南韓、和俄烏戰爭前的烏克蘭比率更高，而此比率在台灣不同族群間沒有顯著差異。其中，若以1到10分評分，對台灣民主化給予及格（７到10分）評價，以及自豪感高者戰鬥意願更強，但即使在兩種評價下給出低分的人，最少也有六成願意為國而戰。
最後，謝達文指台灣社會的分裂程度，未達到存在「alternative facts」（另類事實）平行宇宙的程度。他另外使用國立政治大學的選舉調查，分析台灣五家電視台的觀眾認知、價值差異。
他說明，數據顯示不同政黨立場與色彩的電視台，觀眾對兩岸關係緊張程度、對民進黨統獨傾向的看法沒有明顯差異。各台觀眾對蔡英文政府的滿意度不同，但即使是TVBS和中視／天，對疫情間蔡政府的滿意度，也分別有75%和50%。他說這些評價有「改變和軟化」的空間，不同立場的人溝通仍有可能。
身份政治取代公民民族主義
公民民族主義「不是懸空的，而是銜接過去歷史的修復式討論」，必須讓社會一起討論過往的歷史，也思考將來的去向。
黃哲翰則於日前發表的〈新媒介上的台灣民族夢——如何面對社群離散與身份政治的挑戰？〉一文中，反思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發展軌跡和未來可能。談到寫文章的動機，他說由於俄烏戰爭爆發後，國際社會更關注國家韌性，而公民民族主義是國家韌性的重要基礎，但他個人對公民民族主義發展的卻有些疑惑。
黃哲翰在端小聚上，分享自己對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認同歷程。他表示，從小自己一直是學校的黨國模範學生，他對台灣的認同，則是在千禧年代初上政治大學新聞系林元輝教授的「現代文選」課上，讀到白色恐佈時期的文學，並認識到文章的歷史脈絡，被「真相」震驚而萌芽。
台灣社會的自我認同，也在約莫同時的2000至2008年間萌生。不過，前總統陳水扁執政後期，民進黨因陳水扁的密帳醜聞爆發，導致民進黨作為民主代言人的形象黯淡無光、執政合法性也出現危機。
黃哲翰指出，在這樣的政治形勢下，政治人物於是把台灣認同視為挽回民意的手段，「愛台灣」的口號嚷嚷上口、到幾乎氾濫的程度，當時社會對這樣的形式手段也漸感反感。黃哲翰說，這段期間即便自己對台灣仍抱持認同，但難掩對政治失望與落寞的心情而變得冷感。到德國求學後，他說自己甚至想「跟台灣的事情切割」。
2008到2012年間，因應全球化危機的挑戰，台灣從曾經的經濟奇蹟，變得成長緩慢，部分民眾開始對民主有所懷疑，甚至覺得民主腐敗。同時，不少人開始對中國的發展有所期望，黃哲翰將其形容為「經濟發展的民粹主義」，和「政治的犬儒主義」。
然而，馬英九政府的政策往中國靠攏後，在已普遍形成台灣認同的社會引起張力。台灣民間的社會力量逐漸取代民進黨，紛紛提出政治異議，形成一股有力的在野監督力道。這樣的情況下，公民社會擺脫過往撕裂狀態，逐漸得出共識，終在2014年318學運成就跳脫藍綠政黨政治的新世代，從過往依附於血緣、文化、族群的民族主義，走向捍衛民主憲政的公民民族主義。
黃哲翰表示，318學運的重點不僅僅是「衝立法院和行政院」，而更是對整體社會外圍的影響。雖然學運時身在德國，他觀察到身邊一些原本對政治冷感的朋友，也在臉書轉發相關貼文、發起討論。他驚訝「原來彼此對台灣都還是關心的」。之後，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德國參與示威聲援台北現場，也自組讀書會，大家開始關心台灣身份認同與歷史。
黃哲翰說，依據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的見解，318學運時是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高峰，是最成熟的時候，而且趨勢不可逆。在吳叡人看來，這種民族主義能解答「民主」和「民族」的兩難，能團結共同體，但又不需有排外性的內外區分，因為認同的是自由民主的憲政價值。
黃哲翰解釋，公民民族主義「不是懸空的，而是銜接過去歷史的修復式討論」，必須讓社會一起討論過往的歷史，也思考將來的去向。不過，在2016年後，台灣社會又再次就不同議題分裂，加上中國威脅造成的亡國感，讓民族主義不再依附公共意識，而成為身分政治的表態與再確認。
現在台灣社會有「奶茶共同體」、「台積電護國神山共同體」等想像，然而黃哲翰認為這些都不是穩定的共同體內涵，因為不具有整合力，內容注定要不斷更迭。此外，他也觀察到，目前的台灣認同，透過「抗中」來凝聚身分的態勢明顯，他認為這是反射性的認同。目前媒介的部落化、人們實際的公共生活萎縮、缺乏共同語言、象徵以及公共記憶，這些將對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發展造成難關。
圖卡、公共領域、想像的共同體
圖卡也有好處，但就像麥當勞一樣，社會不能只有麥當勞，也不能只有圖卡。只靠快速易入口的溝通，沒辦法建立公共討論。
主持人、端傳媒台灣新聞主編許伯崧補充，民族主義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中提出，共同體的想像必須透過傳播媒介才能形成，印刷術的問世、報紙的普及，使得人們得以透過大眾媒介共讀、共思、共感因而想像彼此共存。然而，在社群媒體當道的現代，眼前主流社群媒體如TikTok、小紅書、Instagram、臉書甚至是YouTube，催生出各式百花齊放的KOL與自媒體，碎片化與各自獨立的分眾市場，使得共同體的想像趨於單一並碎裂化。
他回憶，2014年的時候公共書寫和對話氣氛鼎盛。當時人們寫解釋性的文章，經常會被說「寫得太簡單了」；不少文章也動輒上萬字。這和現在講求快速傳達資訊的情形截然不同。
許伯崧解釋，他同意快速傳達資訊的重要，圖卡與懶人包在社群媒體的傳播形式與資訊乘載要求下，能夠符合快速與即時的目的，但他也提醒，「要了解公共議題，不能只有message，要有information。」他認為，媒體從業員得思考，內容產製除了快速、易入口、甚至衝刺點擊與觸及數字外，還可以為讀者提供哪些事情？「還原事件的脈絡並對議題提出觀點，此刻便顯得十分重要。」
現場有觀眾問及，以眼下台灣的內外挑戰來看，社會討論公民民族主義的空間是否已經非常小？黃哲翰表示，他認同在危難關頭，不一定有餘裕去討論公民民族主義，「面對外敵入侵的急難關頭，一定是說『愛台灣』。」但他也提醒，既然現在有餘力，就要盡量努力實踐公民民族主義的理想。
謝達文對現在將就資訊快速傳遞的模式，如圖卡等評價參半。他說，「圖卡也有好處，但就像麥當勞一樣，社會不能只有麥當勞，也不能只有圖卡。只靠快速易入口的溝通，沒辦法建立公共討論。」
另名觀眾指出，現在人們很難在網路平台上連結彼此，達成公共討論。黃哲翰同意，但認為現在正是線下連結的好時機，正如當天的端小聚一樣，未來應該要有更多面對面的公共活動。
謝達文則提醒，社運團體、媒體、智庫和政治人物要共同努力。不論是發掘、制定、追蹤還是分析議題，他說「民族主義的本質是講故事」，各方的主動參與不可或缺。台灣有爭取同婚和種種社會改革的歷程及未來願景，這些故事要靠大家共同交流和講述，才能促進公民民主主義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