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美中對抗局勢嚴峻、中國侵台的意圖白熱化，台灣民間對「全民防衛」的關注，在聯電前董事長曹興誠捐助黑熊學院「三年300萬人次黑熊勇士計畫」的帶動下，來到新一波高峰。要實現「全民防衛」，除了關於軍事／認知作戰、組織動員、急難醫護等項目的訓練推廣之外，不少論者也進而呼籲台灣社會必須建立面對威權侵逼的「韌性」（resilience）。
但是，何謂「韌性」？這卻不容易具體定義。近年來，「韌性」在西方知識界與輿論圈中成為熱門關鍵詞，起先是為了回應所謂後冷戰時期的「民主開放社會」結合「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主流建制，在複雜的全球化態勢下所遭遇的一連串挑戰，諸如：金融泡沫、貧富差距擴大、氣候變遷與生態浩劫、移民（或難民）潮、乃至於傳染病⋯⋯等。這些挑戰彼此環環相扣且跨越國界，讓個別國家的民主治理與代議制顯得失能，導致主流建制的合法性危機，並給予另類或極端化的民粹與身份政治（例如極端的宗教或種族身份認同）大量操作空間，最終加劇社會的離心力，不同群體間也因而日趨過敏、易碎化。
西方的「系統競爭對手」若要針對這種深深嵌入全球化互相依賴之網路中、過敏易碎的開放社會下手，套用英國學者蓋雷歐蒂（Mark Galeotti）的話說：「萬物皆可被武器化」（Galeotti, 2022）——除了傳統軍事威脅之外，威權敵人更可以利用經濟勒索、假消息、大外宣、間諜活動、賄賂滲透、結合在地犯罪組織等多元手段來造成各種非傳統侵略的、但複合效應難以評估的傷害。
面對這種與傳統軍事侵略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的「無聲的侵略」，人們於是開始呼喚「韌性」。這個概念大約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首先在技術的層面上，訴諸彈性化與分散風險的策略，增強自身的耐受程度（甚至找到操作餘裕，反過來利用互相依賴的關係來打擊威權對手）。其次，則是在更根本的認知層面上，透過政治溝通與擴大民主參與，建立抵抗認知作戰與顛覆滲透、甚至願意改變生活習慣（例如現時歐洲社會呼籲節用天然氣以反制俄羅斯）或耐受經濟損失的意志。
換言之，從更根本的層面來看，「韌性」是一種在民主國家力有未逮、處於合法性危機時，訴諸公民社會的參與來修補合法性、重新肯定民主生活之共識、形塑抵抗威權之共同意志的倡議——「韌性」最終依然指向一種「公民民族主義」的共同體，而這樣的共同體想像，現實上無法透過國家力量由上而下來強制動員，因為它更先於國家力量，是後者合法性的來源。
然而，我們卻可以進一步質問：如今台灣面對前所未有的中國軍事威脅，公民民族主義式的抵抗共同體——這種經常被批評者嘲諷為過度理想化之「學者愛國主義」的想像——是否還有運作的餘裕？它遭遇了哪些來自當前現實的新挑戰？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顧近年來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成形軌跡與現況。
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成形軌跡
「天然」正是用來表示他們跳脫上一世代的身份認同框架、是橫空出世的一群現代公民，處於傳統台獨論述力所未及之處，但卻理所當然地主張台灣要成為正常的獨立國家。
台灣大約在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首度執政的時期，開始在自身的特殊脈絡下遭遇全球化所引發的第一波民主合法性危機。台灣版的「全球化」問題其實就是本土資本外移中國（以及隨後的中資大舉入台）所伴隨的一連串現象，諸如：經濟衰退、金改失敗、企業大型化、貧富差距擴大、階級分化、世代衝突⋯⋯等，讓台灣從過去發展上的「奇蹟典範」淪為「衰退典範」的典型案例（李宗榮、林宗弘編，2017）。
在此一態勢下，中國更以「大國崛起」的態勢以商逼政，使得才剛完成民主化不久的台灣社會頓時開始懷疑民主治理的正當性，視國家主權問題為累贅、視公民意識為傲慢，乃至於產生認同威權統治「有效率」、「會拚經濟」等自視為「務實」的民情風向（這種經濟民粹、政治犬儒的潮流，隨後在2018年便被一則選舉口號所強勢代言：「經濟100分，政治0分」）。
台灣社會持續累積對民主化的自我懷疑，最後被陳水扁執政末期的密帳醜聞所引爆。2008年國民黨重返執政，民進黨聲望破產，而後者作為前此台灣民主化價值的主要代言者，這意味著台灣社會來到了第一波民主合法性危機的高峰——但也繼而促使了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崛起。
根據中研院台史所吳叡人的見解，在2008到2016年之間，台灣民間的社會力量取代了民進黨，成為實質上的政治反對勢力。在野草莓、反旺中媒體壟斷、反大埔強拆、反美麗灣開發案、萬人送仲丘⋯⋯等遍地開花的抗爭過程中，先前遭遇民主合法性危機而一度政治冷感、犬儒化、並退縮回個人「小確幸」之私領域的台灣社會，開始藉著對財團壟斷、媒體操縱、貧富差距、青年低薪、環境破壞、制度不公等議題的關注，重新打造「公共領域」、召喚「公民社會」。
於是，一個新世代的共同體想像就這樣出現了，它的本質可以用「公民賦權」與「公平正義」兩個詞來概括。因此很自然地，護衛在地公民權力、抵抗中國透過兩岸政商集團與國民黨仲介買辦的滲透與收編——或者說「抗中保台」——就是這個共同體想像的一體兩面。
從這個脈絡來看，新世代抗中保台的身份認同在誕生之初，並沒有直接和前此台灣獨立運動／民族主義的系譜接軌。此種「台灣人」身份認同的核心，最初是對現代政治公民身份的想像，它跳脫了傳統藍綠與省籍族群的框架，而其所呼喚的共同體——台灣國家——則並非由特定歷史文化或族群所形構，而是在憲政與審議民主的實踐中，為公民賦權、實現公義，並同時反抗中國威權侵略及其仲介買辦所形成的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