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導演陳巧真：拍下一個人在捍衛的，僅餘的方寸及尊嚴

「我自小被父母賣給別人，沒兄弟姊妹沒親朋戚友，一直都是一個人，在外面生活，孤孤獨獨。」

11月香港國際攝影節策劃陳巧真紀錄片《尋找劉鐵民》和《一板間》街坊放映活動，遊蕩街頭半世紀的劉鐵民如是自我介紹。「一世人，好像廢人一個，但我都有東西想爭取。希望在社會上，有所作為。」他笑說在手機打「劉鐵民」，就會看到很多片段。「我想大家一起建立好的社會，成為進步的人。未來世界，平等自由。」

另一場攝影節策劃的「與前無家者劉鐵民同行深水埗」，陳巧真陪伴帶路人，重訪那些不再屬於香港市民的公共空間，最後扺達《一板間》現場──長沙灣板間房，從追悼「四處為家」精神到高壓板房獨存，阿真一路走來的影像紀錄，原來都是對何謂「家」的殘忍反問。

「我說，我們的訴求不是藐視法庭，我們的訴求是正義。時間很寶貴，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劉鐵民：自由人，四屏幕社會

先從劉鐵民對這個「家」的無為或作為說起。上網一搜果然看見很多報導：「塗鴉『奠』字悼示威者劉鐵民判囚兩周」、「社運常客劉鐵民流浪半世紀後與愛貓上公屋」、「涉太子站外牆寫『沉冤待雪』七旬漢認忘記上庭被充公保釋金」、「流浪漢劉鐵民眼中的香港正在變成地獄」、｢佔旺藐視法庭案最年長被告，七旬劉鐵民囚四月」⋯⋯

在《尋找劉鐵民》中，社運老將曾健成談及三十年前新華社門外已認識的鐵民叔「我行我素」；警方上庭傳票地址形容為「居無定所」；主角當年塗鴉自白「四海為家」、「一無所有」。從法院出來，劉鐵民對著阿真鏡頭：「我說，我們的訴求不是藐視法庭，我們的訴求是正義。時間很寶貴，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在今次攝影節版本之前，2019年6至7月廣州番禺區新造當代藝術中心「一個人的社會」展覽中，「劉鐵民 X 陳巧真」版以四個螢幕呈現四種視角。阿真告訴我，「第一個，是媒體或新聞資訊捕捉到的劉鐵民，屬公共層面；第二個是我拍的私人紀錄，日常生活的劉鐵民；第三個是警察拍的，好長，數十小時，每個鏡頭都有劉鐵民但要細心找；第四個是我和劉鐵民一起構思的劇情或實驗影像，跟現實有一段距離。」

原來，有兩個警察用了一年時間尋找劉鐵民，要將那四十隻DVD──警方在傘運期間拍攝共38小時的「呈堂證供」以及上庭信交給他。至於阿真的「尋找」，原本是找他合作構思劇本，為鮮浪潮拍部劇情片，結果開拍兩三場戲後，主角消失了。

「或許我也會死在這裡，沒有人知道，最好。」

阿真跟劉鐵民的結識始於2012、2013年，仍是城大學生的她拍攝一輯黑白照片《橋下的人》在攝影節「300家」中展出。阿真憶述拍攝橋底露宿的人，「那時社區仍然好開放，好容易就能跟人聊天，不像後來大家都用木板把自己圍起來。」其後林國璋牧師發起「橋底誌」計劃──邀請「采風同學會」八位年輕導演拍攝深水埗橋底人情冷暖，其中包括鄭藹如《苦路》、徐智彥《韋成奇》、尹景輝《關於橋底二三事》等，《濁水漂流》導演李駿碩提到《韋成奇》正是謝君豪飾演的越南老爺原型。之後阿真和男友阿彥共同拍攝《叫我陳太》、《無調人間》，從此並肩作戰，齊上齊落。

實驗短片《無調人間》有一場戲，關於劉鐵民對母親的情感或虚想記憶，這個「家（人）」遺留的創傷，跟十二歲來港前在不同親友家庭「寄宿」流徙的阿真連結起來──那是她對「有家／無家／非家」情結源頭，沒有家人的「屋企（家）」還算家嗎？《尋找劉鐵民》由潦草「萬事起頭難 ／17歲露宿榕樹頭／驚惶萬分」作開場白，然後在主角消失前有一幕拍攝他上山葬第六隻貓：「貓有靈魂，葬在一起，死後可相見。」

「或許我也會死在這裡，沒有人知道，最好。」阿真把他的話，逐隻字大力地打在畫面上。半世紀四處為家，某程度上是個人選擇，一個人的自由意志。可是，自從這座城市不再屬於她的市民，公共空間已不容許我們做原本可以做的事，連那些原本沒人在意的「little space」罅隙也要趕盡殺絕時，劉鐵民也只能被安排「上樓」搬進公屋，好「安撫」社工不用再勞煩人家？阿真說，其實他很不習慣，入住公屋兩星期，又返回上水公園，四處走來走去。「社工視角，在劉鐵民身上不適用。由十七歲到現在，他建立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建立了自己一套哲學。」

「那麼窄的空間，原本就沒什麼角度，但他們讓攝影機放在床邊甚至床上，騰出來的，都是他們願意跟我分享的空間。機位不同，反映持機者和裡面人的轉變關係。」

板房：異世界，孤絕精神

阿真對板房的好奇，亦由認識了橋底朋友開始。從他們口中聽聞板房如何惡劣，即使綜援有板房最低1800元租金津貼，大家寧願搬回橋底。曾居劏房的阿真覺得，有獨立廁所的劏房已算舒服，板房「有種好『罨』（憋悶）氣息，令人抑鬱發脾氣。」她睜大眼睛問我，「你知道蝨的血跡是怎樣？」

「在牆隙用手指捽死牠，就會留下長長血跡。我們曾經去過一間板房，四面牆都是蝨和蝨的血跡，那個人身上也是。」住客不大能看見，食屙（吃飯排泄）都在床上。正是那刻震撼，令她想做長長的紀錄，不只是拍幾輯有「視覺衝擊」的照片，因為那些最終淪為貧窮或土地議題，看不見人。

「嘩，竟然有人這樣生活，他們究竟怎樣面對這樣的狀態？」目擊蝨的血證，發生在阿真、阿彥參加「無家者協會」義工計劃，一年之間探訪過很多不同地區的板房大廈。一年多以後他倆離開義工隊，開始熟絡的板房住客反而更自在地打開自己。2018年開始在板房內外架起攝錄機，阿真心知頭半年片段用不著，因大家會感覺到有個不屬於那空間的東西存在。直至習慣半年，感覺較自在，2019年初進入拍攝狀態，至今仍在進行。

攝影節放映2019年剪輯的階段版本暫名《一板間》，原本叫《熱室》。66分鐘超乎觀眾想像，鏡頭在牆角或走廊盡頭，安靜記錄超現實平行時空之日常：大雄在貼滿花花綠綠圖像房內看似自在畫畫、普通話孫先生在走廊練功、劏蟹（宰殺螃蟹）婆婆時不時笑著爆幾句粗口、混血雙非女孩在後樓梯牆上快樂繪畫大海。

如此壓縮空間鏡頭很難抽離？拍攝行為如何介入板房日常？「從一開始答應拍攝，接納那部攝影機時，某程度是他們對我這位外來者的包容。那麼窄的空間，原本就沒什麼角度，但他們讓攝影機放在床邊甚至床上，騰出來的，都是他們願意跟我分享的空間。機位不同，反映持機者和裡面人的轉變關係。」

攝錄機總是待在角落一直開着，起初，阿真試圖隱身，後來發覺很難亦沒必要。當聲音介入，對話打開，事情原來跟想像不一樣。有次孫先生看到自殺新聞，就罵年輕人「抵死（活該）」，她忍不住反駁，才知他其實在說自己。「因為他也想過自殺，覺得生活好痛苦，只能逼自己去理解這痛苦，一個人承受，這就是人生的意義。年輕人沒有希望，他其實是同情的。」在後來尚未剪輯的拍攝中，阿真已不再介意成為別人「日常」一部份。

「他們如何在香港當前環境，在十多平方尺空間內，創造自己的世界。或許那個世界，確有其自由在裡面⋯⋯這是我最想講的其中一種精神── 不同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或信念去對付這個殘酷世界。」

以為紀錄別人，原來照見自己。「究竟我對觀眾有多誠實？講故事的背後動機是否完全純良？其實我有ego也有虚榮部份。」由當初帶著點獵奇心態參加義工隊觀看「異世界」，到今日仍嘗試比較平等地進入他們的故事，阿真問，故事的核心是什麼？「就是他們如何在香港當前環境，在十多平方尺空間內，創造自己的世界。或許那個世界，確有其自由在裡面，這對我來說最重要 ── 一個人，無論在什麼環境，得找一個所謂『殼』或者屬於自己的空間去捍衛。」

「譬如抑鬱症的大雄，要用顏色填滿整個房間，填滿走廊屬於他的範圍，把自己的部份用到最盡。他們可能沒什麼家人朋友，處於長期孤獨中，但仍花那麼多心力去繪畫，因為這是支撐整個生命非常緊要的部份。這是我最想講的其中一種精神── 不同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或信念去對付這個殘酷世界。」

家：監獄、創傷與紀錄波瀾

一無所有，只剩bare life。自在方尺，也是囚牢。家定監獄，能否取決於個人意志？「看似自在自足的背後是什麼？一個沒法撼動的堅實世界，憑個人之力，沒法動搖，沒法改變其一絲一毫。惟獨在監獄裡面，你能否找到方寸空間可以捍衛尊嚴？捍衛屬於自己的領土？」對阿真來說，無論是自小的寄宿家庭，抑或回到父母家，以至一個人搬出來，都是監獄。逃離監獄的方法就是創作，「這是我找到可以自由表達的方寸之土。」

從《橋下的人》、《32+4》到《尋找劉鐵民》、《一板間》，有家無家非家，似乎是永恆主題，可放諸四海處境，以梳理底藏創傷？阿真告訴我正準備做游擊展「Lost in Sand」，關於「我老豆嘅屋企（我爸爸的家）」──汕尾梧桐村。兩三年前陪老父回鄉，拍了錄像和照片，這兩年因運動和疫情沒法回去，沒想到大改造工程，整條村落就不見了。「想講老豆失去家的狀態。啊，原來屋企可以咁容易就冇咗（想講爸爸失去家的狀態。啊，原來家可以這麼容易就沒了。」老豆的如是，香港地亦然。「一些好熟悉的，眨眼間，正在失去。」此刻，她正趕緊拍攝一個關於香港的片，現在不拍就沒時間拍的題材。

對阿真來說，無論是自小的寄宿家庭，抑或回到父母家，以至一個人搬出來，都是監獄。逃離監獄的方法就是創作，「這是我找到可以自由表達的方寸之土。」

至於透過創作梳理創傷？「那不是可以看見的，是好漫長的事，一個旅程，一個process。」與阿真其他紀錄有別，有點Roy Andersson的《無調人間》，就是嘗試梳理後傘運抑鬱。原本她找來身邊十個有類似狀況的朋友，拍無故事性只有點點情緒的場景。拍了一個便拍不下去，「《無調人間》是一個想做紀錄片的失敗變奏版」。

開場第一個鏡頭，由采風同學李偉盛出鏡，六位共租工作室的成員，不時在友人的創作中擔當幕前幕後不同崗位，成為鮮浪潮或南方影展等常客，確實有點「後新浪潮」。青年導演阿真亦成長為評審，在剛結束的平地學生電影節中推介沒入選的「滄海未遺」，包括台灣藝術大學香港畢業生羅樂文的《夏雪將至》。「未能入圍不一定是作品不夠好，當中對影像美學的探索、試驗已是價值所在。在這個高壓年代，劇情和紀錄片的創作空間愈加緊迫，如何能另闢窄道，尋找新的電影觀念和方法，是我們共同的課題。」

自2013采風「紀錄片大師班訓練營」之後，有張偉雄「三個迷上紀錄片的女生」、已逝世的張鐵樑發起「香港真實影像協會」、自主映室、映畫手民、碧波押⋯⋯還有要銘記的學聯「自治八樓」社會運動電影節和影意志香港獨立電影節⋯⋯香港紀錄影像實驗可謂夠「波瀾壯闊」。對於一浪接一浪的洶湧，阿真歸因於多了想表達的慾望和觀眾的不滿足，更多人希望述說身邊所發生。

「相對於劇情片，紀錄片比較自由和簡單，一個人也可以好raw地拍。這很重要，尤其運動之後多了人做紀錄片，因為太多人需要梳理情緒和講一些事情，包括學生。」有工作室成員不時問：做完一部片只能在外國放映，對香港人有什麼意義呢？阿真相信，東南亞地方的經驗可有參考價值。

「泰國也是個很高壓的地方，但他們的創作，哦，原來影像可以這樣處理，同樣好有共鳴。這些正是我們現在要學習的。有人會覺得，這種方式或觀念，只是擦邊球；想光明正大，就預了（預計了）不能在香港放映。其實是每個人的位置和選擇，2019經歷了那麼多，明白兄弟爬山是什麼一回事，那就各自做自己應該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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