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导演陈巧真：拍下一个人在捍卫的，仅余的方寸及尊严

“我自小被父母卖给别人，没兄弟姊妹没亲朋戚友，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外面生活，孤孤独独。”

11月香港国际摄影节策划陈巧真纪录片《寻找刘铁民》和《一板间》街坊放映活动，游荡街头半世纪的刘铁民如是自我介绍。“一世人，好像废人一个，但我都有东西想争取。希望在社会上，有所作为。”他笑说在手机打“刘铁民”，就会看到很多片段。“我想大家一起建立好的社会，成为进步的人。未来世界，平等自由。”

另一场摄影节策划的“与前无家者刘铁民同行深水埗”，陈巧真陪伴带路人，重访那些不再属于香港市民的公共空间，最后扺达《一板间》现场──长沙湾板间房，从追悼“四处为家”精神到高压板房独存，阿真一路走来的影像纪录，原来都是对何谓“家”的残忍反问。

“我说，我们的诉求不是藐视法庭，我们的诉求是正义。时间很宝贵，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刘铁民：自由人，四屏幕社会

先从刘铁民对这个“家”的无为或作为说起。上网一搜果然看见很多报导：“涂鸦‘奠’字悼示威者刘铁民判囚两周”、“社运常客刘铁民流浪半世纪后与爱猫上公屋”、“涉太子站外墙写‘沉冤待雪’七旬汉认忘记上庭被充公保释金”、“流浪汉刘铁民眼中的香港正在变成地狱”、｢占旺藐视法庭案最年长被告，七旬刘铁民囚四月”⋯⋯

在《寻找刘铁民》中，社运老将曾健成谈及三十年前新华社门外已认识的铁民叔“我行我素”；警方上庭传票地址形容为“居无定所”；主角当年涂鸦自白“四海为家”、“一无所有”。从法院出来，刘铁民对著阿真镜头：“我说，我们的诉求不是藐视法庭，我们的诉求是正义。时间很宝贵，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在今次摄影节版本之前，2019年6至7月广州番禺区新造当代艺术中心“一个人的社会”展览中，“刘铁民 X 陈巧真”版以四个萤幕呈现四种视角。阿真告诉我，“第一个，是媒体或新闻信息捕捉到的刘铁民，属公共层面；第二个是我拍的私人纪录，日常生活的刘铁民；第三个是警察拍的，好长，数十小时，每个镜头都有刘铁民但要细心找；第四个是我和刘铁民一起构思的剧情或实验影像，跟现实有一段距离。”

原来，有两个警察用了一年时间寻找刘铁民，要将那四十只DVD──警方在伞运期间拍摄共38小时的“呈堂证供”以及上庭信交给他。至于阿真的“寻找”，原本是找他合作构思剧本，为鲜浪潮拍部剧情片，结果开拍两三场戏后，主角消失了。

“或许我也会死在这里，没有人知道，最好。”

阿真跟刘铁民的结识始于2012、2013年，仍是城大学生的她拍摄一辑黑白照片《桥下的人》在摄影节“300家”中展出。阿真忆述拍摄桥底露宿的人，“那时社区仍然好开放，好容易就能跟人聊天，不像后来大家都用木板把自己围起来。”其后林国璋牧师发起“桥底志”计划──邀请“采风同学会”八位年轻导演拍摄深水埗桥底人情冷暖，其中包括郑蔼如《苦路》、徐智彦《韦成奇》、尹景辉《关于桥底二三事》等，《浊水漂流》导演李骏硕提到《韦成奇》正是谢君豪饰演的越南老爷原型。之后阿真和男友阿彦共同拍摄《叫我陈太》、《无调人间》，从此并肩作战，齐上齐落。

实验短片《无调人间》有一场戏，关于刘铁民对母亲的情感或虚想记忆，这个“家（人）”遗留的创伤，跟十二岁来港前在不同亲友家庭“寄宿”流徙的阿真连结起来──那是她对“有家／无家／非家”情结源头，没有家人的“屋企（家）”还算家吗？《寻找刘铁民》由潦草“万事起头难 ／17岁露宿榕树头／惊惶万分”作开场白，然后在主角消失前有一幕拍摄他上山葬第六只猫：“猫有灵魂，葬在一起，死后可相见。”

“或许我也会死在这里，没有人知道，最好。”阿真把他的话，逐只字大力地打在画面上。半世纪四处为家，某程度上是个人选择，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可是，自从这座城市不再属于她的市民，公共空间已不容许我们做原本可以做的事，连那些原本没人在意的“little space”罅隙也要赶尽杀绝时，刘铁民也只能被安排“上楼”搬进公屋，好“安抚”社工不用再劳烦人家？阿真说，其实他很不习惯，入住公屋两星期，又返回上水公园，四处走来走去。“社工视角，在刘铁民身上不适用。由十七岁到现在，他建立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建立了自己一套哲学。”

“那么窄的空间，原本就没什么角度，但他们让摄影机放在床边甚至床上，腾出来的，都是他们愿意跟我分享的空间。机位不同，反映持机者和里面人的转变关系。”

板房：异世界，孤绝精神

阿真对板房的好奇，亦由认识了桥底朋友开始。从他们口中听闻板房如何恶劣，即使综援有板房最低1800元租金津贴，大家宁愿搬回桥底。曾居㓥房的阿真觉得，有独立厕所的㓥房已算舒服，板房“有种好‘罨’（憋闷）气息，令人抑郁发脾气。”她睁大眼睛问我，“你知道虱的血迹是怎样？”

“在墙隙用手指捽死牠，就会留下长长血迹。我们曾经去过一间板房，四面墙都是虱和虱的血迹，那个人身上也是。”住客不大能看见，食屙（吃饭排泄）都在床上。正是那刻震撼，令她想做长长的纪录，不只是拍几辑有“视觉冲击”的照片，因为那些最终沦为贫穷或土地议题，看不见人。

“哗，竟然有人这样生活，他们究竟怎样面对这样的状态？”目击虱的血证，发生在阿真、阿彦参加“无家者协会”义工计划，一年之间探访过很多不同地区的板房大厦。一年多以后他俩离开义工队，开始熟络的板房住客反而更自在地打开自己。2018年开始在板房内外架起摄录机，阿真心知头半年片段用不著，因大家会感觉到有个不属于那空间的东西存在。直至习惯半年，感觉较自在，2019年初进入拍摄状态，至今仍在进行。

摄影节放映2019年剪辑的阶段版本暂名《一板间》，原本叫《热室》。66分钟超乎观众想像，镜头在墙角或走廊尽头，安静记录超现实平行时空之日常：大雄在贴满花花绿绿图像房内看似自在画画、普通话孙先生在走廊练功、㓥蟹（宰杀螃蟹）婆婆时不时笑著爆几句粗口、混血双非女孩在后楼梯墙上快乐绘画大海。

如此压缩空间镜头很难抽离？拍摄行为如何介入板房日常？“从一开始答应拍摄，接纳那部摄影机时，某程度是他们对我这位外来者的包容。那么窄的空间，原本就没什么角度，但他们让摄影机放在床边甚至床上，腾出来的，都是他们愿意跟我分享的空间。机位不同，反映持机者和里面人的转变关系。”

摄录机总是待在角落一直开着，起初，阿真试图隐身，后来发觉很难亦没必要。当声音介入，对话打开，事情原来跟想像不一样。有次孙先生看到自杀新闻，就骂年轻人“抵死（活该）”，她忍不住反驳，才知他其实在说自己。“因为他也想过自杀，觉得生活好痛苦，只能逼自己去理解这痛苦，一个人承受，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年轻人没有希望，他其实是同情的。”在后来尚未剪辑的拍摄中，阿真已不再介意成为别人“日常”一部份。

“他们如何在香港当前环境，在十多平方尺空间内，创造自己的世界。或许那个世界，确有其自由在里面⋯⋯这是我最想讲的其中一种精神── 不同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或信念去对付这个残酷世界。”

以为纪录别人，原来照见自己。“究竟我对观众有多诚实？讲故事的背后动机是否完全纯良？其实我有ego也有虚荣部份。”由当初带著点猎奇心态参加义工队观看“异世界”，到今日仍尝试比较平等地进入他们的故事，阿真问，故事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他们如何在香港当前环境，在十多平方尺空间内，创造自己的世界。或许那个世界，确有其自由在里面，这对我来说最重要 ── 一个人，无论在什么环境，得找一个所谓‘壳’或者属于自己的空间去捍卫。”

“譬如抑郁症的大雄，要用颜色填满整个房间，填满走廊属于他的范围，把自己的部份用到最尽。他们可能没什么家人朋友，处于长期孤独中，但仍花那么多心力去绘画，因为这是支撑整个生命非常紧要的部份。这是我最想讲的其中一种精神── 不同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或信念去对付这个残酷世界。”

家：监狱、创伤与纪录波澜

一无所有，只剩bare life。自在方尺，也是囚牢。家定监狱，能否取决于个人意志？“看似自在自足的背后是什么？一个没法撼动的坚实世界，凭个人之力，没法动摇，没法改变其一丝一毫。惟独在监狱里面，你能否找到方寸空间可以捍卫尊严？捍卫属于自己的领土？”对阿真来说，无论是自小的寄宿家庭，抑或回到父母家，以至一个人搬出来，都是监狱。逃离监狱的方法就是创作，“这是我找到可以自由表达的方寸之土。”

从《桥下的人》、《32+4》到《寻找刘铁民》、《一板间》，有家无家非家，似乎是永恒主题，可放诸四海处境，以梳理底藏创伤？阿真告诉我正准备做游击展“Lost in Sand”，关于“我老豆嘅屋企（我爸爸的家）”──汕尾梧桐村。两三年前陪老父回乡，拍了录像和照片，这两年因运动和疫情没法回去，没想到大改造工程，整条村落就不见了。“想讲老豆失去家的状态。啊，原来屋企可以咁容易就冇咗（想讲爸爸失去家的状态。啊，原来家可以这么容易就没了。”老豆的如是，香港地亦然。“一些好熟悉的，眨眼间，正在失去。”此刻，她正赶紧拍摄一个关于香港的片，现在不拍就没时间拍的题材。

对阿真来说，无论是自小的寄宿家庭，抑或回到父母家，以至一个人搬出来，都是监狱。逃离监狱的方法就是创作，“这是我找到可以自由表达的方寸之土。”

至于透过创作梳理创伤？“那不是可以看见的，是好漫长的事，一个旅程，一个process。”与阿真其他纪录有别，有点Roy Andersson的《无调人间》，就是尝试梳理后伞运抑郁。原本她找来身边十个有类似状况的朋友，拍无故事性只有点点情绪的场景。拍了一个便拍不下去，“《无调人间》是一个想做纪录片的失败变奏版”。

开场第一个镜头，由采风同学李伟盛出镜，六位共租工作室的成员，不时在友人的创作中担当幕前幕后不同岗位，成为鲜浪潮或南方影展等常客，确实有点“后新浪潮”。青年导演阿真亦成长为评审，在刚结束的平地学生电影节中推介没入选的“沧海未遗”，包括台湾艺术大学香港毕业生罗乐文的《夏雪将至》。“未能入围不一定是作品不够好，当中对影像美学的探索、试验已是价值所在。在这个高压年代，剧情和纪录片的创作空间愈加紧迫，如何能另辟窄道，寻找新的电影观念和方法，是我们共同的课题。”

自2013采风“纪录片大师班训练营”之后，有张伟雄“三个迷上纪录片的女生”、已逝世的张铁梁发起“香港真实影像协会”、自主映室、映画手民、碧波押⋯⋯还有要铭记的学联“自治八楼”社会运动电影节和影意志香港独立电影节⋯⋯香港纪录影像实验可谓够“波澜壮阔”。对于一浪接一浪的汹涌，阿真归因于多了想表达的欲望和观众的不满足，更多人希望述说身边所发生。

“相对于剧情片，纪录片比较自由和简单，一个人也可以好raw地拍。这很重要，尤其运动之后多了人做纪录片，因为太多人需要梳理情绪和讲一些事情，包括学生。”有工作室成员不时问：做完一部片只能在外国放映，对香港人有什么意义呢？阿真相信，东南亚地方的经验可有参考价值。

“泰国也是个很高压的地方，但他们的创作，哦，原来影像可以这样处理，同样好有共鸣。这些正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有人会觉得，这种方式或观念，只是擦边球；想光明正大，就预了（预计了）不能在香港放映。其实是每个人的位置和选择，2019经历了那么多，明白兄弟爬山是什么一回事，那就各自做自己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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