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璁：我們為什麼被天竺鼠車車療癒了⋯⋯？

編按：日本原創電視定格動畫《PUI PUI 天竺鼠車車》近日引發熱潮，現象牽涉萌物與療癒文化，也折射出正在進行中的時代物我關係。台灣學者李明璁為此撰文講述為什麼天竺鼠車車可以療癒今日的成人，其著作《物裡學》作為其社會人類學的研究田野，內容亦是開掘與思考當下人、物、我關係，茲節錄新版自序於此，作為對天竺鼠車車文化現象思考的延伸參考。

這篇邀稿原本希望有3000字，大概是主編覺得，以拙作新版《物𥚃學》多達八萬字的叨絮，若要深聊近來最夯的「天竺鼠車車」，得需長文方能解析。不過我倒認為，比照平均一集才2分40秒的快速短片，或許讀完本文差不多就這時間長度的1500字篇幅，才是適切設定。

在此我就不贅述這系列動畫的角色、情節、製作花絮與相關討論，還沒看過的朋友請直接Google。有趣的是，從網路留言變成新聞標題的一句熱議：「小孩才看鬼滅之刃，大人都看天竺鼠車車」，還頗值得玩味。

萌是凝視者主觀體驗

我想這句帶有認同區辨意涵的評論，所稱之大人，並非大叔阿姨中年如我者，而只是相對於千禧世代以降（二十歲以下「小孩」）的二十到四十青壯世代（約莫1980至90年代出生者）。區分這兩代人，其實有個相應的動漫文化分水嶺，那就是日本學者東浩紀所分析「御宅族」（Otaku）的後現代轉折：從過去著重敘事及其寓意的「物語消費」，變成欲求各種萌感滿足的「資料庫消費」時代。

萌（moe）作為當代日本動漫文化的關鍵術語，與更早已被廣為使用的詞彙「可愛い（kawaii）」乍看相似卻不盡相同。Kawaii不僅是一種顯露喜好憐愛的泛稱、也帶有某種「客觀化」的意圖；相對的，Moe更著眼於凝視者自身的主觀體驗，強調一種「不只是大家都認同的可愛，重點是私我被萌到而心動或愉悅」。

區分這兩代人，其實有個相應的動漫文化分水嶺，那就是「御宅族」（Otaku）的後現代轉折：從過去著重敘事及其寓意的「物語消費」，變成欲求各種萌感滿足的「資料庫消費」時代。

史詩與萌感：成人兒童調轉？

日本動漫研究者普遍認為，千禧年後的作品，似乎愈來愈著眼於萌感令人怦然心動的機巧設定，來作為後福特主義年代分眾消費的市場策略。許多老派Otaku，都感嘆史詩敘事的靈光消逝。那些用力述說一個獨特世界觀、宇宙觀的經典長篇動漫，好像已難著力影響、更遑論啟蒙新的世代。

而若時代演進果真如此，那「小孩才看鬼滅，大人都看天竺鼠車車」云云，豈不矛盾？畢竟《鬼滅之刃》鋪陳開展的，相對多數萌感作品，其實是個史詩巨構，為何普遍喜愛「資料庫消費」的千禧世代卻趨之若鶩？

我認為這其實是現代性內含的反身敘事（reflexive narrative），別忘了才不久前還有橫掃全球《進擊的巨人》。簡單說，成長於一切稍縱即逝、漂浮無根、缺乏認同的「小孩」們，總有一日仍會在厲害文本的召喚下，化零為整、集體迷上神話敘事的亙古魅力。

相對的，多數進入職場的「大人」，二十到四十多歲可能是工作壓力最為劇烈緊繃的時候。日常生活裡充滿「上不去」的瓶頸——各種看不見卻壓抑著你的「玻璃天花板」，同時卻也「下不來」的疲憊——若想砍掉重練可要相當勇氣，總不免膽怯起來。於是在無數人生卡關的時刻，所謂心靈的療癒便成必要。

為什麼我們需要療癒

大敘事並沒有如理論家所預言的徹底消逝，但對碎裂化萌點的渴求，確實又益發強烈，無遠弗屆。

誠然，療癒的方式百百種，美食、追劇、旅行等等各有療效，而天竺鼠車車顯然是最易接收（只需2分40秒的任何片刻）、也無任何負擔的鬆弛託付。相對於商業廣告無時無刻的疲勞轟炸，告訴人們如此慾望又如何購買，辛苦才有價值、生活才有品質，真正療癒物件成立的前提，就先得清空這些虛妄的意義宣稱。

沒有對話（只剩「pui pui」叫聲與輕快音樂）、沒有寓意、沒有要說啥、沒有要幹嘛，想像力豐富的天竺鼠車車，只是製造了一些充實的虛無感，於是紓壓。

以溫暖感羊毛氈手作的天竺鼠車車，既擬人化又非人化（其實是生物與機器同體的科幻cyborg），這設定有點狡猾卻十分討喜。情節則是日常裡的超現實，雖獵奇卻無壓力。且充滿意想不到的小動作、小細節，萌點滿載。日子苦悶的大人們，在煩躁的縫隙中一看著迷，分享瘋傳，完全合理。

歸納來說，大敘事並沒有如理論家所預言的徹底消逝，但對碎裂化萌點的渴求，確實又益發強烈，無遠弗屆。於是乎，原本以幼兒為訴求的天竺鼠車車，充滿刺點地射向也療癒大人心靈；而看起來不愛長篇大論、且難以專注閱讀的孩子們，卻沈浸在鬼滅構築的巨大世界。二十一世紀走了五分之一，人們繼續在一個二律背反、矛盾共存的景觀社會裡，載浮載沉。

李明璁，英國劍橋大學King’s College社會人類學博士，研究專長為大眾文化研究、東亞社會與文化比較研究等領域。學術論文散見於《台灣社會學刊》、《新聞學研究》等期刊及英日文專書。曾獲台灣大學頒發「任教十年資深優良教師」。主持的公視節目《我在市場待了一整天》獲第55屆金鐘獎生活風格節目獎及年度節目創新獎。2008年出版的《物裡學》為其第一本專著，書中文章被多本高中國文教材收錄及選為大學學測閱讀文章，2021年出版復刻新版。

物理學

李明璁 著

大塊文化（台北）

2021年1月

安靜的物，大聲訴說自由（摘錄）

「真實之物是包裹起來的，得要打開它才行。那些意象、趣味與摸索，我們就是為此而打開一切的。這一刻，記憶深入微而又微之物……在這微觀世界中所呈現出來的，卻是愈發強而有力之物。」──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935）

彼時瞬間，我有一種難以言喻、而別人也不太理解的奇異滿足感。我知道那就像村上春樹在《蘭格漢斯島的午後》中所描述，「抽屜裡塞滿了折疊整齊捲好的乾淨內褲」、或「將嶄新散發著棉花味道的白色汗衫從頭上套下來」的時候，某種名之為「小確幸」的奇妙感受──微小但明確的幸福感，是這個後來被大量濫用、甚至誤用的詞彙之原意。

「小確幸」在其原始語義脈絡，有著與消費主義截然不同路徑的想像邏輯。相對由廣告行銷、品牌認同與從眾行為所驅動的物質慾望，「小確幸」訴諸的卻是個體生活與物件生命的互動連結，同時也讓物人關係不只停留在消費購買，更是各種私我感官經驗的細密對話。原本帶有多重意義的「小確幸」，淺薄流行在台灣商業遊戲與媒體語境裡，被截頭去尾地簡化成一個文案標籤，有點大不幸。

也就是說，當資本主義無所不用其極、鼓吹人們透過消費來追求各種大眾認可的所謂幸福（比如買房買車、擁有名牌物件等等），「小確幸」卻反向直指自我，而且也不全然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偽個性化」，它只是任性表示：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不假外求的獨特幸福感，甚至可以簡樸到你和物的「一期一會」、或者「無用之藏」，這樣就足夠。

「小確幸」訴諸的卻是個體生活與物件生命的互動連結，同時也讓物人關係不只停留在消費購買，更是各種私我感官經驗的細密對話。

回到淹水的研究室，我決定擱置整修計畫，放棄由此機會改造室內風格的浮誇想像。忙碌的工作重新啟動，隆起的地板、隱晦的水漬、潮腐的氣味，逐漸被日常的起伏、身體的活動，撫平、抹去、稀釋。相對的，我開始利用餘暇，逐項檢視堆積在房裡的各類物件。甚至，一樣一樣地書寫它們。

這些東西有的實用、有的卻很沒用；有的貼近地面、有的盤踞高處，無論如何都不捨晝夜環繞著我。它們是這個物質文明小宇宙裡，一顆顆無足輕重、孤寂存在卻又發散溫暖的星球。

或許，人對某物的擁有，與其說是擁有它「作為工具」的這個實用層次，不如說，是擁有某種從它特定功能中抽象而出的事物。如此，物（thing）才會真正成為人的「物件∕對象」（object）。而既然這房間裡的所有物件都面向著我、成為我的「對象」，它們之間也就巧妙地相互指涉。本來沒關係的物件，此時此地都有了新的意義聯結。

「要成為消費的對象，物品必須成為符號」，法國社會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以此為物人關係的研究樹立了里程碑。也就是說，物的存在，可能不再是需求使用或商品交易，更涉及深刻的象徵文化。如今，意義（meaning）已逐漸重於使用（using），成為消費欲望與行為的判準。

布希亞於是以「符號價值」（sign-value）概念，增補了馬克思（Karl Marx）所建立「使用價值 vs. 交換價值」的二元框架。他的名著《物體系》與《消費社會》，和他老師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號帝國》與《神話學》，是我在博士留學期間開始研究物質文化的出發起點。

尤其是巴特的《神話學》，鉅細靡遺透視日常物件，找出它們看似純真中立、其實內藏主流社會意識形態（ideologies）的教化效果。深刻的反思，凝縮在時而犀利幽默、時而柔軟私語、夾議夾敘的自由寫作風格中。如果沒有這些跨時代的巨人肩膀，我無法遠望，也不懂近觀。

他（本雅明）和當時講求科學與宏觀的左派主流方法論背道而馳，反倒是默默進行著一種顯微鏡式的日常觀察，用他的「第三隻眼」窺看這個由物與人共構的大千世界。

物人關係，毫無疑問就是文明演進的縮影。最初，人類為了維生，採集與狩獵自然生物，進而製造各種工具，當成身體的延伸、強化或替代。廣義的「設計」誕生了。然後漸漸地，物（things）從單純的物自身，變成了可交換的貨物（goods）。而貨幣，更進一步將世間之物抽象化，使之能彼此進行等值化的對價關連。由此，物再演化成可交易的商品（commodities）。

摧枯拉朽的資本主義，讓多數物件都商品化（commodification），馬克思悲憫又科學地指出，每一分勞動的辛苦投入、及其剩餘價值的剝削，其實都是商品價格的核心構成，但這在消費社會裡卻被掩蓋起來。

比如一件貴重精品、或一款手機行銷，都不曾述說它帶著血汗的生產流程。商品必須神秘化，才能成就一種新時代「拜物教」（fetishism）──「由於這種轉換，勞動產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馬克思睿智如是說。

改變世界的《資本論》由此揭穿騙局：讓物品能產生交換價值的龐大勞動投入，卻被「商品拜物教」故作模糊神秘的話術所遮蔽；有時甚至還會刻意將昂貴的價格，直接本質化到它的使用價值屬性（比如「因為此物所使用之原料珍貴稀有」）。如此，人們才不會看穿自己投入在創造物件價值的勞動，是如何被剝削，當然也就不會萌生反抗。甚至，為了購買廣告推銷的商品，普羅大眾心甘情願做牛做馬。

我對物人關係的探問之心，其實源自這樣苦澀的關懷、解放的想像。

然而某次，當我讀到馬克思曾因生活困窘而將高級外套拿去典當、隨後又奔走借錢將它贖了回來，我知道那件外套之於這位思想巨人，絕對不只是暖身的物用意義，肯定還有更多的象徵、記憶與認同情感。這也意味著，我對物人關係的研究，同時打開了另一扇饒富風景的大窗。

那是與思想家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各類著作相遇、且深受其影響改變的人生機緣。回想彼時某個隆冬，陷在書堆而慌張不已。偶然掉入班雅明對巴黎拱廊街的研究筆記，熱切著迷於那種蒐尋、收藏、凝視、剖析細瑣物件的奇趣，我幾乎忘卻了屋外大雪紛飛、以及報告火燒屁股。

美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作家與評論家之一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形容愛書成癡的班雅明──「藏書並非為了專業用途，而是藉以當作冥想的對象物、和引發沈思的媒介」。此外，班雅明也說過自己喜歡舊的玩具、郵票、明信片，以及「輕輕搖動裡頭就會出現飄雪小鎮」的玻璃球。

孤獨的班雅明，絕對是、卻也不完全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和當時講求科學與宏觀的左派主流方法論背道而馳，反倒是默默進行著一種顯微鏡式的日常觀察，用他的「第三隻眼」窺看這個由物與人共構的大千世界。

「拾荒者和詩人，這兩種人都與無用的廢物產生關聯。他們都在城市居民酣沈夢鄉的夜裡獨自撿拾東西，兩者的姿態其實很像。」本雅明

細微瑣碎的小物件，對班雅明（具有收藏家與漫遊者的雙重身份）來說，是可以隨身攜帶、便於遷移的適切「對象」。此外，事物的微型化也意味著對所謂正常狀態的扭曲、打碎和重組，於是成了有利於他凝視與冥想的對象物。而這一切，不只構成班雅明特異奇巧（以致不受學院青睞）的研究主題，其實也是在他長期抑鬱的人生歲月裡，延續某種生趣的小確幸。

「溫暖正從物體中逐漸消失。我們日常使用的東西竟悄悄而頑強地排斥著人……為了不至於因靠近它們而被凍僵，人必須用自己的熱能去抵消它們的冰冷；為了不至於被它們的刺扎破流血，人必須用無限的靈活性捉住它們。」每次重看班雅明在1928年寫的這段話，內心都有冷熱交織的複雜溫度。

班雅明的著作也讓我重新認識了波特萊爾（Charles P. Baudelaire），原來他不只是玩世不恭的浪漫文人，還是思想前衛的評論家。如果說，波特萊爾是浪遊在城市邊緣、尋找詩意碎片的拾荒者，班雅明便是個擁有自己小宇宙的收藏者（儘管他的生活並不闊綽）。「拾荒者和詩人，這兩種人都與無用的廢物產生關聯。他們都在城市居民酣沈夢鄉的夜裡獨自撿拾東西，兩者的姿態其實很像。」班雅明如是寫道。

班雅明喜好的「收藏」，並不是指那種藉由買取商品以炫耀自身、甚或等待增值以求取利潤的資產階級嗜好；相反的，是希望讓物品得以逃脫商品化的市場禁錮，納入擁有者自己的價值與意義體系。

班雅明如此宣稱收藏擁有一種奇妙的政治意義：「讓東西不僅僅是為日常生活世界所需所用，更讓它們從實用而單調乏味的苦役中解放出來」。不難想像，這般（會令傳統左派學者皺眉的）論述實在過於超前部署，他彷彿在1930年代，就說著五十年後人們才能理解的想法。

「假使事物擄獲我們、令我們著迷，我們便會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但如果拋棄並蔑視事物，我們也將偏離自我。或許我們該處於兩者之間，總是準備好與事物相遇，準備好讓它們混入我們之中，甚至侵吞我們所謂的自由空間。我們若想處於自我的『中心』，就只有忍受沒有這個中心存在的事實。」Roger-Pol Droit

從消費社會學轉向的脈絡來看，的確一直要到1980年代以降，西方世界才逐漸開啟物人關係的另一視角。比如英國社會學家坎貝爾（Colin Campbell），反轉了韋伯（Max Weber）的經典命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提出不同的「浪漫倫理」（romantic ethic）如何重視個體意識和自我表達，與不斷追求體驗愉悅的消費主義精神結合起來。據此，人擁有物的動機，已不只是「需求滿足（效用）」，更是「體驗追求（感受）」。

而另一位社會學大師包曼（Zygmunt Bauman）更宣稱：我們的社會正在從工作倫理導向，過渡到消費美學至上。人們的自我認同不再被固定職業所單向決定，更取決於彈性零碎的消費選擇。換句話說，「我消費，所以我存在」──我選擇與擁有的物，投射了我是誰。

於此同時，我所身處的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教導我更豐富也更貼近現實生活世界的田野調查方法學，這是我切入剖析物人關係的最後一把研究利刃。

受封英國女爵士的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其經典《物品的世界》中，開宗明義說：「物是中性的，但其效用卻是社會的。物可被當作圍籬也可以是橋樑……物是溝通的符碼。」另一位物質文化研究大師丹尼爾．米勒（Daniel Miller），則在《購物的理論》中一錘定音：人們決定如何購物前，會去感受與物品合而為一的感覺──你讓它進入自己生命，自然地成為「你的一部份」。

這趟漫長辛苦的學術（更是生命）旅程，讓我重新發現當代消費社會的複雜性。年少時心心念念的馬克思批判命題，不斷經歷各家精彩的修補。有識之士經常擔心──會將文化事物同質化的資本意圖與商品力量，其實並不會完全抹煞個人對事物賦予特殊化（反之亦然）的獨特意義。或許可以說，這兩者其實並行不悖。

前陣子我在給鄭陸霖老師新書《尋常的社會設計》寫序時，曾這麼歸納說道：「並不是『物』比我們以往認為的更有活力，而是它們在各種設計引導下，擁有更多的可塑性，以適應新時代意義的轉換與競爭，這些都是人類追求自由的能動性所賦予的。於是，一種物人關係的傳記式考察，就成了新世紀研究『我們與物的距離』最好的取向」。

的確，物和人一樣，都有其「生命」軌跡，必須細緻看待考察，因為他們彼此都會在不同階段相互影響。正如法國哲學家德瓦（Roger-Pol Droit）所說：

「我們對待事物的態度，也顯示出我們與自己的關係。假使事物擄獲我們、令我們著迷，我們便會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但如果拋棄並蔑視事物，我們也將偏離自我。或許我們該處於兩者之間，總是準備好與事物相遇，準備好讓它們混入我們之中，甚至侵吞我們所謂的自由空間。我們若想處於自我的『中心』，就只有忍受沒有這個中心存在的事實。」

如今，無論在晨間或深夜，每當我靜靜觀看自家或工作室裡的一書一物，或為之拂去灰塵，都會感到一種奇妙的慰藉和神秘的安定。在一切都可被機械複製、城市生活看似多樣、其實單調的年代，物被大量生產而消費、甚至丟棄；人則被捲進市場，和物一起受禁錮。

或許只有在我們不斷凝視與閱讀物件的練習裡，人才真正自由而心靈富足地擁有了這些對象物。研究極權主義的政治思想大師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說得動人：「這是對物的拯救，也是對人的拯救的補充」。

由此，自我和物件所共同構築的小小宇宙，是對我們所失去世界的小小補償。對物的收藏與解讀，成了一種建築工事，既是不同時間的堆疊、也是相異空間的混凝。在這裡頭，自我巧妙地被從外在世界的混亂與虛無中隔開，在記憶和想望的碎片中，悄悄而紮實地重建起來。

以上為《物裡學》2021年新版自序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