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罪人們 Sinners:大分裂時代,如何用一部歌舞恐怖片「講好黑人故事」

藍調音樂對抗遺忘與同化,Sinners如何成為叫好叫座的議題電影?
《罪人》(Sinners) 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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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按】2025年已經過半,全球電影市場依然不見起色。大陸市場在送走了風光一時無兩的《哪吒2》後,迎來一片死寂;北美市場則目睹了一個又一個傳統優勢項目的倒下,無論迪士尼的《白雪公主》、漫威的《美國隊長4》,還是奉俊昊新作《Mickey 17》,通通沒能兌現期待。

哀嚎遍野之下,反倒是一部不被看好的黑人題材電影,一鳴驚人。那便是由黑人導演Ryan Coogler執導的R級片《罪人們》。

這部耗資9000萬美元的原創作品,在這個「IP策略」仍然佔據主流的年代,顯得過於激進。但結果證明,華納兄弟的豪賭是對的。《罪人們》於四月中旬登陸北美院線,首週末即獲4800萬美元進賬,截至目前,該片全球票房已達3.46億美元,暫列2025年全球票房榜第8位。口碑也有不俗表現,IMDB 7.7、爛番茄指數95%、豆瓣 7.8分……在剛剛結束的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上,該片也參與了展映,並成為一票難求的爆款。

《罪人們》憑什麼能逆勢上揚?本文不僅要回答這個問題,更想要透過這部作品,聊聊背後的創作趨勢、文化現象。尤其是將它放在類型譜系乃至覺醒文化的籠罩性影響下,我們或許更能看清《罪人們》的特別之處,以及,在這個互不關心的分裂時代,「講好黑人故事」如何成為可能。

調用類型經驗,不落類型窠臼

《罪人們》首先是一部復合類型片。這似乎無需贅言。試問當下哪個商業製作,不是混搭多種類型?但細看之下,還是有顯著差別。

要為復合類型片錨定一個源頭,並不容易,但要問它從何時起大行其道,遠的不說,近可追溯至「漫威宇宙」的成型。

漫威的所有電影都是復合類型片,且有常量、變量之分。常量為每部皆有的類型搭配,如科幻/奇幻、動作、冒險,而變量則依據主角定位不同而變化。如《蜘蛛俠》系列是校園青春片,《美國隊長》系列是(後)冷戰背景下的間諜片,《蟻人》《死侍》同為沙雕喜劇,只不過後者更加重口味,而由《罪人們》導演Ryan Coogler掌舵的《黑豹》系列,則融入了神話史詩的恢弘質感……

總而言之,復合類型作為一套組合拳,早已被漫威玩到極致。可《罪人們》有所不同。儘管該片也融合了黑幫、歌舞、恐怖等類型,但其玩法,卻不是簡單相加——把多種香料混合成一種口味,而是利用類型之間的差異和區隔來打破套路,製造意外之喜。

《罪人》(Sinners) 劇照。

這種玩法,實際更接近藝術片。甚至會讓人想起阿根廷的潘佩羅小組及其衍生作品,如《迷霧中的她》或《同道淪落人》……其特點在於,在充分調動類型期待的同時,隨時予以打破,使敘事變得詭異、莫測,進而充滿神秘的魅力。《罪人們》正是如此。

這部電影以典型的「黑幫犯罪片」開場。荒涼的城鎮,一輛老式敞篷車從遠處駛來,男主角右手提著一把折斷了的吉他,推開教堂的門。他的左臉有三道血疤,衣衫不整,在父親的質問下,回憶開始湧入。

隨著大倒敘展開,臭名昭著的雙胞胎兄弟回到城鎮,讓人誤以為一場黑幫大戰即將打響。但很快,氛圍轉向輕鬆,原來他們要在小鎮開一座酒吧,於是以召集人才為主線的「類盜匪片」敘事展開,直至酒吧開張,夜幕降臨,「歌舞片」的狂歡場面旋即上演。不過在另一條暗線中,破壞性力量早已準備就緒,只等時機一到,便拉開「恐怖片」的帷幕。

如此一波三折的類型轉換,成為《罪人們》外在的形式特徵。在這部電影中,類型契約成了隨時可以被撕碎的廢紙。而之所以如此,也並非任性而為,究其本質,實際是導演在這個「後故事時代」,試圖從觀眾手裡重新奪回「敘事權」。

於是在他的鏡頭下,故事不再是一條按圖索驥的因果鏈,而回歸到一種因果不斷被意外侵蝕的不確定性狀態。也正因如此,導演得以重新掌握觀眾的注意力,使電影院再次成為凝視之地、造夢之所。

恐怖片作為一種方法

在《罪人們》所調用的類型元素中,「恐怖類型」無疑居於核心地位。

近年來,北美恐怖片有回潮跡象。特別是近兩年,每每有小神作誕生。如A24出品的《Talk to Me》(2024)、《Heretic》(2024),另一家新貴廠牌NEON的《Long Legs》(2024)、《怪猴》(2025),以及在年初奧斯卡(第97屆)上獲得5項提名的《完美物質》(2024),還有入選今年戛納(第78屆)導演雙周單元的《危險動物》(2025)……

這批恐怖片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不只把恐怖類型作為一種製造內心戰慄的手段,更作為一把擊穿現實的利刃。換言之,它們都是「體驗派」與「社會派」的結合。

《完美物質》激起的不只是對衰老身體的恐慌,更是對整個娛樂業畸形審美的批判;《Long Legs》再現的不只是橫跨三十年的連環滅門慘案,更是雷根時期極端道德保守主義盛行下的人心惶惶;《危險動物》乍看只是一部B級砍殺片,細看之下,正反派大對決就有了左右翼無法共存、勢必拼個你死我活的時代指涉。

同樣,《罪人們》也把「恐怖片」作為一種方法,由表層的生理恐懼,進入現實肌理、歷史深處。這部電影絕不只是一部賣弄暴力奇觀的血漿片,往深了說,它其實是一部黑人文化史、藍調流行史,乃至於一部極簡版的美國種族史。

《罪人》(Sinners) 劇照。

由魔鬼傳說,進入藍調流行史

《罪人們》的故事,源於一個傳說。

那是美國藍調音樂史的傳奇人物,名叫Robert Johnson(羅伯特·約翰遜)。他生於1911年,年輕時並未展露出太多天分,直到20歲這年,他離開家鄉,不知所蹤,數月後歸來,吉他技藝已然出神入化。於是便有傳言,說他在深夜的路口把靈魂出賣給了魔鬼,以交換音樂才華。但也正因魔鬼的詛咒,他在年僅27歲時便意外身亡。

如今看來,這一切當然都是編造。關於Johnson的真相,也早已破譯。那不過是個痛苦之人,試圖用音樂救贖自我又終究難逃厄運的悲劇。

不過有趣之處在於,這個傳說因何而起。除了大眾對神秘事物的偏好,更重要是,其背後隱含有濃重的殖民色彩。即,歐美大陸的殖民者為了讓奴隸時刻順從主人的意志,便把宗教作為「馴化」工具,並把一切游離於宗教之外的娛樂,視為奇技淫巧,會引魔鬼上身。這是傳說興起的土壤。

而《罪人們》正是借由這個傳說,來訴說黑人的苦難史。片中的主人公薩米(Miles Caton 飾演)是個藍調天才樂手,小小年紀,便彈唱俱佳。而他的父親正是一位牧師,時常告誡他,要放下吉他,遠離魔鬼的召喚。

這部電影從一開始,便彌散著殖民歷史的陰影。越往後看,陰霾就會越重。不過,在真正墮入黑暗之前,影片首先為我們展現的,是藍調與黑人社群的關係。

整個故事的起點,是從芝加哥帶著黑金歸來的煙囪兄弟(由邁克爾·B·喬丹一人分飾兩角)——即薩米的雙胞胎堂哥,要在小鎮開一個酒吧。隨著故事進行,三兄弟不斷深入1930年代密西西比三角洲克拉克斯代爾鎮的黑人街區,而那裡,正是歷史上藍調(Blues)的誕生之地。

導演Ryan Coogler顯然深諳黑人音樂史,不僅因為他請來年近九旬的「布魯斯之王」Buddy Guy來飾演老年薩米,更因為在影片中,你幾乎可以遍歷藍調音樂發展的軌跡。

藍調起源於美國南方種植園時期,黑奴用白人聽不懂的俚語演唱,抒發心中鬱悶。這種起初被喚做「田間呼喊」的音樂形式,便是藍調的前身。隨著蓄奴制在十九世紀末解體,黑人名義上重獲了自由,但嚴苛的種族隔離政策仍在加劇不平等,使得多數黑人仍被困在白人的土地上。這時一些會樂器的黑人,開始離開土地,走進酒館,彈唱謀生。

片中綽號為「瘦子」的老樂手(Delroy Lindo飾演),便是這號人物。而借由他的眼睛,我們看到路邊的那群黑人囚犯,正在一邊勞作,一邊歌唱。他們口中類似於勞動號子的小曲,無疑正是對「田間呼喊」的回應。

由此,藍調音樂史,正在暗暗譜寫。我們看到,在酒吧的聚會上,薩米演唱的那首為父親所做的歌曲,明顯帶有「鄉村藍調」的典型特質——結構簡單,歌詞不斷重復,但每遍都不一樣;而薩米心儀的女歌手珀林(Jayme Lawson 飾演),則是「古典布魯斯」高手,這是由1920年代一群黑人女歌手興起的唱法,在鄉村藍調的基礎上,使結構變得更複雜、演唱更細膩;而當影片接近尾聲,老年薩米再次出現時,已置身芝加哥,那裡正是黑人幾次北上的重要聚集地,而藍調音樂也正是隨著黑人北遷,逐漸流行到全美,並深刻影響了後來的爵士樂、搖滾樂……

如此不難發現,《罪人們》的企圖之一,正是要喚醒這段歷史。除了重述殖民傷痛外,它更想要重申的是音樂對於黑人社群的治癒作用,以及黑人文化的生命力,是如何注入並改變了整個流行音樂史。

而這一切,都在那場點燃了房子的群舞長鏡頭中,得以體現。只見在薩米的歌聲中,歷史與未來被打通,非洲部落的原始舞蹈、搖滾、嘻哈、乃至中國戲曲,都在同一時空上演。像一場夢,卻無比真實。

《罪人》(Sinners) 劇照。

吸血鬼入侵與美國種族簡史

《罪人們》另一個有趣的設置,是片中的反派並不是想當然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而是愛爾蘭移民。即片中的那位吸血鬼大佬雷米克(Jack O'Connell 飾演)。

這部電影由40分鐘起,開始漸漸步入恐怖片節奏。具體說,是恐怖片的一個亞類型:吸血鬼片。

這一類型肇始於1922年的德國默片《Nosferatu》(F.W.茂瑙導演),歷經百年,有過多次流變。簡單講,是由早期宗教意味十足的道德宣揚片,到後來融合了哥特美學的存在哲學片,再到前幾年與青春偶像劇結合的愛情倫理片……與其形象由鬼怪、到貴族、再到偶像同步變化的,是主題由道德焦慮、到生存困境,再到身份認同的變遷。

而《罪人們》在此基礎上,把吸血鬼的特質轉化成了一種「種族生存策略」。

影片實際為黑人亞裔主角團設置了兩個敵營,一是白人3K黨,出場時間不多,代表種族滅絕的危險;另一個則是吸血鬼們,他們具有強大的同化能力,加入他們(即被咬),則會永遠失去個體性,並在一種集體主義幻覺中得到永生。

而之所以選愛爾蘭移民作為吸血鬼頭目,恰是因為,如果我們回溯美國種族史,愛爾蘭移民恰是融入美國社會或許最徹底的一支。他們大多幾乎喪失了自己的文化、民族性,變成了高度同一性的「美國人」。

於是《罪人們》隱藏在吸血鬼大戰後的種族隱喻,也就不言而喻了。那便是一種生存策略選擇,是永遠地融入他們,還是繼續做我們?

也正於此處,這個看似架空、喧鬧的故事,與當代世界的普遍性問題——身份認同焦慮,產生了直接對話。歷史的先聲,在此刻有了回響。

就像是片中的薩米所選擇的那樣,當他的同胞已經被蠶食殆盡,吸血鬼大軍日漸龐大,把一切「非我族類」都視為異類之時,他拿起吉他,揮向雷米克的頭顱。那一刻,太陽兀自升起,明天裹挾著未知降臨。之後他坐上車,去了芝加哥。一場漫長的重逢,正在那裡等他。而他手中的那把吉他,傳說是「布魯斯之父」查理·帕頓(Charley Patton)留下的——Johnson正是深受其影響,此刻,吉他到了薩米的手中,藍調由此傳唱至城市。

這條由音樂穿起的傳承之旅,也成為黑人身份的確認:終究是我們的音樂,改變了你們,而不是被你們淹沒,徹底失去了聲音。

《罪人們》最難能可貴之處,恰恰是在這個被「政治正確」不斷拖入無聊境地的創作環境下,率先寫出了一個充滿趣味的故事,並在文本深處,埋下濃重的文化情結。它並非議題先行的政治宣言,而是把故事講到極致後的其義自現。

這似乎在提醒所有創作者,該如何把自己從觀念的泥淖中拔出,重新走進那片素淡的平原,讓電影回歸到娛樂與藝術交織的淨土。也許所有玷污這片淨土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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