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日本原创电视定格动画《PUI PUI 天竺鼠车车》近日引发热潮，现象牵涉萌物与疗愈文化，也折射出正在进行中的时代物我关系。台湾学者李明璁为此撰文讲述为什么天竺鼠车车可以疗愈今日的成人，其著作《物里学》作为其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田野，内容亦是开掘与思考当下人、物、我关系，兹节录新版自序于此，作为对天竺鼠车车文化现象思考的延伸参考。

这篇邀稿原本希望有3000字，大概是主编觉得，以拙作新版《物𥚃学》多达八万字的叨絮，若要深聊近来最夯的“天竺鼠车车”，得需长文方能解析。不过我倒认为，比照平均一集才2分40秒的快速短片，或许读完本文差不多就这时间长度的1500字篇幅，才是适切设定。

在此我就不赘述这系列动画的角色、情节、制作花絮与相关讨论，还没看过的朋友请直接Google。有趣的是，从网路留言变成新闻标题的一句热议：“小孩才看鬼灭之刃，大人都看天竺鼠车车”，还颇值得玩味。

萌是凝视者主观体验

我想这句带有认同区辨意涵的评论，所称之大人，并非大叔阿姨中年如我者，而只是相对于千禧世代以降（二十岁以下“小孩”）的二十到四十青壮世代（约莫1980至90年代出生者）。区分这两代人，其实有个相应的动漫文化分水岭，那就是日本学者东浩纪所分析“御宅族”（Otaku）的后现代转折：从过去著重叙事及其寓意的“物语消费”，变成欲求各种萌感满足的“资料库消费”时代。

萌（moe）作为当代日本动漫文化的关键术语，与更早已被广为使用的词汇“可爱い（kawaii）”乍看相似却不尽相同。Kawaii不仅是一种显露喜好怜爱的泛称、也带有某种“客观化”的意图；相对的，Moe更著眼于凝视者自身的主观体验，强调一种“不只是大家都认同的可爱，重点是私我被萌到而心动或愉悦”。

区分这两代人，其实有个相应的动漫文化分水岭，那就是“御宅族”（Otaku）的后现代转折：从过去著重叙事及其寓意的“物语消费”，变成欲求各种萌感满足的“资料库消费”时代。

史诗与萌感：成人儿童调转？

日本动漫研究者普遍认为，千禧年后的作品，似乎愈来愈著眼于萌感令人怦然心动的机巧设定，来作为后福特主义年代分众消费的市场策略。许多老派Otaku，都感叹史诗叙事的灵光消逝。那些用力述说一个独特世界观、宇宙观的经典长篇动漫，好像已难著力影响、更遑论启蒙新的世代。

而若时代演进果真如此，那“小孩才看鬼灭，大人都看天竺鼠车车”云云，岂不矛盾？毕竟《鬼灭之刃》铺陈开展的，相对多数萌感作品，其实是个史诗巨构，为何普遍喜爱“资料库消费”的千禧世代却趋之若鹜？

我认为这其实是现代性内含的反身叙事（reflexive narrative），别忘了才不久前还有横扫全球《进击的巨人》。简单说，成长于一切稍纵即逝、漂浮无根、缺乏认同的“小孩”们，总有一日仍会在厉害文本的召唤下，化零为整、集体迷上神话叙事的亘古魅力。

相对的，多数进入职场的“大人”，二十到四十多岁可能是工作压力最为剧烈紧绷的时候。日常生活里充满“上不去”的瓶颈——各种看不见却压抑著你的“玻璃天花板”，同时却也“下不来”的疲惫——若想砍掉重练可要相当勇气，总不免胆怯起来。于是在无数人生卡关的时刻，所谓心灵的疗愈便成必要。

为什么我们需要疗愈

大叙事并没有如理论家所预言的彻底消逝，但对碎裂化萌点的渴求，确实又益发强烈，无远弗届。

诚然，疗愈的方式百百种，美食、追剧、旅行等等各有疗效，而天竺鼠车车显然是最易接收（只需2分40秒的任何片刻）、也无任何负担的松弛托付。相对于商业广告无时无刻的疲劳轰炸，告诉人们如此欲望又如何购买，辛苦才有价值、生活才有品质，真正疗愈物件成立的前提，就先得清空这些虚妄的意义宣称。

没有对话（只剩“pui pui”叫声与轻快音乐）、没有寓意、没有要说啥、没有要干嘛，想像力丰富的天竺鼠车车，只是制造了一些充实的虚无感，于是纾压。

以温暖感羊毛毡手作的天竺鼠车车，既拟人化又非人化（其实是生物与机器同体的科幻cyborg），这设定有点狡猾却十分讨喜。情节则是日常里的超现实，虽猎奇却无压力。且充满意想不到的小动作、小细节，萌点满载。日子苦闷的大人们，在烦躁的缝隙中一看著迷，分享疯传，完全合理。

归纳来说，大叙事并没有如理论家所预言的彻底消逝，但对碎裂化萌点的渴求，确实又益发强烈，无远弗届。于是乎，原本以幼儿为诉求的天竺鼠车车，充满刺点地射向也疗愈大人心灵；而看起来不爱长篇大论、且难以专注阅读的孩子们，却沈浸在鬼灭构筑的巨大世界。二十一世纪走了五分之一，人们继续在一个二律背反、矛盾共存的景观社会里，载浮载沉。

李明璁，英国剑桥大学King’s College社会人类学博士，研究专长为大众文化研究、东亚社会与文化比较研究等领域。学术论文散见于《台湾社会学刊》、《新闻学研究》等期刊及英日文专书。曾获台湾大学颁发“任教十年资深优良教师”。主持的公视节目《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获第55届金钟奖生活风格节目奖及年度节目创新奖。2008年出版的《物里学》为其第一本专著，书中文章被多本高中国文教材收录及选为大学学测阅读文章，2021年出版复刻新版。

物理学

李明璁 著

大块文化（台北）

2021年1月

安静的物，大声诉说自由

（摘录）

“真实之物是包裹起来的，得要打开它才行。那些意象、趣味与摸索，我们就是为此而打开一切的。这一刻，记忆深入微而又微之物……在这微观世界中所呈现出来的，却是愈发强而有力之物。”──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935）

彼时瞬间，我有一种难以言喻、而别人也不太理解的奇异满足感。我知道那就像村上春树在《兰格汉斯岛的午后》中所描述，“抽屉里塞满了折叠整齐卷好的干净内裤”、或“将崭新散发著棉花味道的白色汗衫从头上套下来”的时候，某种名之为“小确幸”的奇妙感受──微小但明确的幸福感，是这个后来被大量滥用、甚至误用的词汇之原意。

“小确幸”在其原始语义脉络，有著与消费主义截然不同路径的想像逻辑。相对由广告行销、品牌认同与从众行为所驱动的物质欲望，“小确幸”诉诸的却是个体生活与物件生命的互动连结，同时也让物人关系不只停留在消费购买，更是各种私我感官经验的细密对话。原本带有多重意义的“小确幸”，浅薄流行在台湾商业游戏与媒体语境里，被截头去尾地简化成一个文案标签，有点大不幸。

也就是说，当资本主义无所不用其极、鼓吹人们透过消费来追求各种大众认可的所谓幸福（比如买房买车、拥有名牌物件等等），“小确幸”却反向直指自我，而且也不全然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伪个性化”，它只是任性表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不假外求的独特幸福感，甚至可以简朴到你和物的“一期一会”、或者“无用之藏”，这样就足够。

“小确幸”诉诸的却是个体生活与物件生命的互动连结，同时也让物人关系不只停留在消费购买，更是各种私我感官经验的细密对话。

回到淹水的研究室，我决定搁置整修计划，放弃由此机会改造室内风格的浮夸想像。忙碌的工作重新启动，隆起的地板、隐晦的水渍、潮腐的气味，逐渐被日常的起伏、身体的活动，抚平、抹去、稀释。相对的，我开始利用余暇，逐项检视堆积在房里的各类物件。甚至，一样一样地书写它们。

这些东西有的实用、有的却很没用；有的贴近地面、有的盘踞高处，无论如何都不舍昼夜环绕著我。它们是这个物质文明小宇宙里，一颗颗无足轻重、孤寂存在却又发散温暖的星球。

或许，人对某物的拥有，与其说是拥有它“作为工具”的这个实用层次，不如说，是拥有某种从它特定功能中抽象而出的事物。如此，物（thing）才会真正成为人的“物件∕对象”（object）。而既然这房间里的所有物件都面向著我、成为我的“对象”，它们之间也就巧妙地相互指涉。本来没关系的物件，此时此地都有了新的意义联结。

“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法国社会学家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以此为物人关系的研究树立了里程碑。也就是说，物的存在，可能不再是需求使用或商品交易，更涉及深刻的象征文化。如今，意义（meaning）已逐渐重于使用（using），成为消费欲望与行为的判准。

布希亚于是以“符号价值”（sign-value）概念，增补了马克思（Karl Marx）所建立“使用价值 vs. 交换价值”的二元框架。他的名著《物体系》与《消费社会》，和他老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号帝国》与《神话学》，是我在博士留学期间开始研究物质文化的出发起点。

尤其是巴特的《神话学》，巨细靡遗透视日常物件，找出它们看似纯真中立、其实内藏主流社会意识形态（ideologies）的教化效果。深刻的反思，凝缩在时而犀利幽默、时而柔软私语、夹议夹叙的自由写作风格中。如果没有这些跨时代的巨人肩膀，我无法远望，也不懂近观。

他（本雅明）和当时讲求科学与宏观的左派主流方法论背道而驰，反倒是默默进行著一种显微镜式的日常观察，用他的“第三只眼”窥看这个由物与人共构的大千世界。

物人关系，毫无疑问就是文明演进的缩影。最初，人类为了维生，采集与狩猎自然生物，进而制造各种工具，当成身体的延伸、强化或替代。广义的“设计”诞生了。然后渐渐地，物（things）从单纯的物自身，变成了可交换的货物（goods）。而货币，更进一步将世间之物抽象化，使之能彼此进行等值化的对价关连。由此，物再演化成可交易的商品（commodities）。

摧枯拉朽的资本主义，让多数物件都商品化（commodification），马克思悲悯又科学地指出，每一分劳动的辛苦投入、及其剩余价值的剥削，其实都是商品价格的核心构成，但这在消费社会里却被掩盖起来。

比如一件贵重精品、或一款手机行销，都不曾述说它带著血汗的生产流程。商品必须神秘化，才能成就一种新时代“拜物教”（fetishism）──“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马克思睿智如是说。

改变世界的《资本论》由此揭穿骗局：让物品能产生交换价值的庞大劳动投入，却被“商品拜物教”故作模糊神秘的话术所遮蔽；有时甚至还会刻意将昂贵的价格，直接本质化到它的使用价值属性（比如“因为此物所使用之原料珍贵稀有”）。如此，人们才不会看穿自己投入在创造物件价值的劳动，是如何被剥削，当然也就不会萌生反抗。甚至，为了购买广告推销的商品，普罗大众心甘情愿做牛做马。

我对物人关系的探问之心，其实源自这样苦涩的关怀、解放的想像。

然而某次，当我读到马克思曾因生活困窘而将高级外套拿去典当、随后又奔走借钱将它赎了回来，我知道那件外套之于这位思想巨人，绝对不只是暖身的物用意义，肯定还有更多的象征、记忆与认同情感。这也意味著，我对物人关系的研究，同时打开了另一扇饶富风景的大窗。

那是与思想家华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各类著作相遇、且深受其影响改变的人生机缘。回想彼时某个隆冬，陷在书堆而慌张不已。偶然掉入班雅明对巴黎拱廊街的研究笔记，热切著迷于那种搜寻、收藏、凝视、剖析细琐物件的奇趣，我几乎忘却了屋外大雪纷飞、以及报告火烧屁股。

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与评论家之一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形容爱书成痴的班雅明──“藏书并非为了专业用途，而是借以当作冥想的对象物、和引发沈思的媒介”。此外，班雅明也说过自己喜欢旧的玩具、邮票、明信片，以及“轻轻摇动里头就会出现飘雪小镇”的玻璃球。

孤独的班雅明，绝对是、却也不完全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和当时讲求科学与宏观的左派主流方法论背道而驰，反倒是默默进行著一种显微镜式的日常观察，用他的“第三只眼”窥看这个由物与人共构的大千世界。

“拾荒者和诗人，这两种人都与无用的废物产生关联。他们都在城市居民酣沈梦乡的夜里独自捡拾东西，两者的姿态其实很像。”本雅明

细微琐碎的小物件，对班雅明（具有收藏家与漫游者的双重身份）来说，是可以随身携带、便于迁移的适切“对象”。此外，事物的微型化也意味著对所谓正常状态的扭曲、打碎和重组，于是成了有利于他凝视与冥想的对象物。而这一切，不只构成班雅明特异奇巧（以致不受学院青睐）的研究主题，其实也是在他长期抑郁的人生岁月里，延续某种生趣的小确幸。

“温暖正从物体中逐渐消失。我们日常使用的东西竟悄悄而顽强地排斥著人……为了不至于因靠近它们而被冻僵，人必须用自己的热能去抵消它们的冰冷；为了不至于被它们的刺扎破流血，人必须用无限的灵活性捉住它们。”每次重看班雅明在1928年写的这段话，内心都有冷热交织的复杂温度。

班雅明的著作也让我重新认识了波特莱尔（Charles P. Baudelaire），原来他不只是玩世不恭的浪漫文人，还是思想前卫的评论家。如果说，波特莱尔是浪游在城市边缘、寻找诗意碎片的拾荒者，班雅明便是个拥有自己小宇宙的收藏者（尽管他的生活并不阔绰）。“拾荒者和诗人，这两种人都与无用的废物产生关联。他们都在城市居民酣沈梦乡的夜里独自捡拾东西，两者的姿态其实很像。”班雅明如是写道。

班雅明喜好的“收藏”，并不是指那种借由买取商品以炫耀自身、甚或等待增值以求取利润的资产阶级嗜好；相反的，是希望让物品得以逃脱商品化的市场禁锢，纳入拥有者自己的价值与意义体系。

班雅明如此宣称收藏拥有一种奇妙的政治意义：“让东西不仅仅是为日常生活世界所需所用，更让它们从实用而单调乏味的苦役中解放出来”。不难想像，这般（会令传统左派学者皱眉的）论述实在过于超前部署，他仿佛在1930年代，就说著五十年后人们才能理解的想法。

“假使事物掳获我们、令我们著迷，我们便会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但如果抛弃并蔑视事物，我们也将偏离自我。或许我们该处于两者之间，总是准备好与事物相遇，准备好让它们混入我们之中，甚至侵吞我们所谓的自由空间。我们若想处于自我的‘中心’，就只有忍受没有这个中心存在的事实。”Roger-Pol Droit

从消费社会学转向的脉络来看，的确一直要到1980年代以降，西方世界才逐渐开启物人关系的另一视角。比如英国社会学家坎贝尔（Colin Campbell），反转了韦伯（Max Weber）的经典命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不同的“浪漫伦理”（romantic ethic）如何重视个体意识和自我表达，与不断追求体验愉悦的消费主义精神结合起来。据此，人拥有物的动机，已不只是“需求满足（效用）”，更是“体验追求（感受）”。

而另一位社会学大师包曼（Zygmunt Bauman）更宣称：我们的社会正在从工作伦理导向，过渡到消费美学至上。人们的自我认同不再被固定职业所单向决定，更取决于弹性零碎的消费选择。换句话说，“我消费，所以我存在”──我选择与拥有的物，投射了我是谁。

于此同时，我所身处的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导我更丰富也更贴近现实生活世界的田野调查方法学，这是我切入剖析物人关系的最后一把研究利刃。

受封英国女爵士的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其经典《物品的世界》中，开宗明义说：“物是中性的，但其效用却是社会的。物可被当作围篱也可以是桥梁……物是沟通的符码。”另一位物质文化研究大师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则在《购物的理论》中一锤定音：人们决定如何购物前，会去感受与物品合而为一的感觉──你让它进入自己生命，自然地成为“你的一部份”。

这趟漫长辛苦的学术（更是生命）旅程，让我重新发现当代消费社会的复杂性。年少时心心念念的马克思批判命题，不断经历各家精彩的修补。有识之士经常担心──会将文化事物同质化的资本意图与商品力量，其实并不会完全抹煞个人对事物赋予特殊化（反之亦然）的独特意义。或许可以说，这两者其实并行不悖。

前阵子我在给郑陆霖老师新书《寻常的社会设计》写序时，曾这么归纳说道：“并不是‘物’比我们以往认为的更有活力，而是它们在各种设计引导下，拥有更多的可塑性，以适应新时代意义的转换与竞争，这些都是人类追求自由的能动性所赋予的。于是，一种物人关系的传记式考察，就成了新世纪研究‘我们与物的距离’最好的取向”。

的确，物和人一样，都有其“生命”轨迹，必须细致看待考察，因为他们彼此都会在不同阶段相互影响。正如法国哲学家德瓦（Roger-Pol Droit）所说：

“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也显示出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假使事物掳获我们、令我们著迷，我们便会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但如果抛弃并蔑视事物，我们也将偏离自我。或许我们该处于两者之间，总是准备好与事物相遇，准备好让它们混入我们之中，甚至侵吞我们所谓的自由空间。我们若想处于自我的‘中心’，就只有忍受没有这个中心存在的事实。”

如今，无论在晨间或深夜，每当我静静观看自家或工作室里的一书一物，或为之拂去灰尘，都会感到一种奇妙的慰藉和神秘的安定。在一切都可被机械复制、城市生活看似多样、其实单调的年代，物被大量生产而消费、甚至丢弃；人则被卷进市场，和物一起受禁锢。

或许只有在我们不断凝视与阅读物件的练习里，人才真正自由而心灵富足地拥有了这些对象物。研究极权主义的政治思想大师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说得动人：“这是对物的拯救，也是对人的拯救的补充”。

由此，自我和物件所共同构筑的小小宇宙，是对我们所失去世界的小小补偿。对物的收藏与解读，成了一种建筑工事，既是不同时间的堆叠、也是相异空间的混凝。在这里头，自我巧妙地被从外在世界的混乱与虚无中隔开，在记忆和想望的碎片中，悄悄而扎实地重建起来。

以上为《物里学》2021年新版自序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