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是走出去的，抗疫卻自我封閉。極權來了，香港特區政府要將我們隨意的送上中國大陸審判，我們走上街頭抗議；疫症來了，這個政府為了中央的政治利益而不肯封鎖邊境，我們祗好自我隔離。我們都是自己走出去或走回來，彷彿自行選擇，其實身不由己。
小時候在學校裏痛苦地咬著英文字詞，我總抱怨不該生在殖民地的香港，長大後讀了歷史和小說後，便知道無論生在哪裏都一樣事與願違，漸漸學會了一種粉末的生存狀態，城市長得不好看、抗爭時期跟朋友反了面、瘟疫來臨不斷懷疑生病，一個人，原來還是一個人！
2019年6月獨自從銅鑼灣走到金鐘，途中遇上認識的人便打個招呼再繼續上路，而2020年從1月到3月之間大學停課，我足不出戶跟網絡教學的科技糾纏不清，一個人，跟一部電腦。一個擅長演說和寫字的人，有隱性的社交焦慮和障礙，無論演講台、原稿紙還是熒光屏，都是自我退入的疆界，中間有一條保護線或屏障，我抗爭、或抗疫，隱身城市的角落，假裝一切如常。
然而，我不是眾人，我還是一個人，獨自彈出彈入遊行的路線，走在隊伍的邊緣，不會叫「黑警死全家」的口號；我不會高舉英國國旗，不會懷念殖民者的統治，並以此來批判城市「後九七」的狀況。
洛楓，詩人、文化評論人，遊走邊界，拒絕體制。
抗爭的時間線路
1. 中生代遊行的時間廊
抗爭由時間的記憶構造。像我這一代人，第一次走在街頭是1989年5月，北京學生爭取自由和民主的運動還沒有演成「六四事件」之前，事後知道超過一百萬人上街，但我哪裏都沒有去到，整個下午一直堵在跑馬地，身旁站了一個叫做鄧光榮的明星，一身長袖白衣白褲照得陽光刺眼。那時候我是學生，穿得很寒傖，熱毒的空氣蒸發了自卑，卻充滿好奇，遊行穿成這樣然後站成雕塑，不會溶解嗎？除了這些胡思亂想和偶爾的一小步移動，我忘記還做過什麼！
第二次走在街頭不算是遊行，是1997年6月30日晚上到7月1日的凌晨，從蘭桂坊走到中環的舊立法會大樓，同行有一個即將永遠離開我的人，一夜之間失去的不祗是一個城市。那時候街上擠滿了人，慶祝回歸的和反對主權移交的群眾，在不同的街角和樓房集結，四周佈滿單純站著看、抱著胳臂的警察，沒有警棍和催淚煙，像一排旁觀的街燈。回家後失眠，寫了〈當城市蒼老的時候〉，彷彿輓詩！
無眠夜成為城市的特殊時段，失眠的人彷彿時間的幽靈，被放逐於正常作息的規律以外，在城市另一個區域活存。
第三次遊行是2003年，可能也沒有真的走到街上的隊伍去，祗是因為張國榮自殺身亡，SARS 疫症搞到烏雲蓋頂，到處死亡的煙塵，我怠倦地在城市的街道游來游去，像一尾沒有背鰭和腹鰭的魚，不知道要從哪裏走到哪裏？比行屍走肉更血肉模糊，覺得香港漸漸變成一個枯井，沒有水、不再流動，繁華的流光變成了飛蚊症，真的是蒼老的時候了！7月1日「反23條立法」遊行之後，我便不再外出、也不見人，持續二百幾天的失眠，完成了兩本書：評論集《禁色的蝴蝶：張國榮的藝術形象》和詩集《飛天棺材》，我慢慢痊癒起來了。
城市的夏季越來越長，很快2014年便來了「雨傘運動」，我坐在金鐘佔領區的馬路上跟朋友分享飯盒，冷硬的水泥地壓得屁股麻痛，飯粒越吃越硬，鼻敏感越來越嚴重。從夏天到秋天，從旺角到銅鑼灣的佔領區，見到朋友的帳篷，也被反對佔領的人謾罵和推撞。答應跟我一起遠走的人失去了臉孔，除了寫詩，我無法消解那一年徘徊不散的暑熱，寫了〈Departure〉、〈Digression〉、〈Disintegration〉和〈十月城岸的病亡書〉，跟兩個不再見面的人道別。
2. 「反送中」是延綿追逐的時性
城市的鐘面和指針從2019年6月開始便跌入永劫回歸的漩渦。6月9日我穿上白衣從銅鑼灣希慎廣場出發，走在藝文界「反送中」的隊伍 ，沿路由舞動的麒麟頭開路，鑼鼓聲中舉著橫額標語和諷刺漫畫，向金鐘方向前進；黑底的長布寫著「藝文創見為先 / 送中強添紅線」，寫作的、跳舞的、演戲的、編劇的和拍電影的走在一起捍衛言論自由；彩色紙板是政府官員的頭像，還有一隻翅膀張牙舞爪的黑色飛蛾。我走了五個鐘，在灣仔的路段離去回家，那天遊行人數是105萬。6月12日為了阻止立法會召開送中條例的二讀，群眾聚集抗議，卻被警察的催淚彈、橡膠子彈和布袋彈暴力清場，引發16日超過200萬人上街示威，大家改穿黑衣，黑色作為哀悼和憤怒，同時方便在黑夜隱身，從此成為抗爭的圖騰。接下來是一連串數字不斷上升：721是元朗黑鄉勾結無差別毆打市民、831是太子地鐵恐襲，還有被捕和檢控的人數、高空墮下或浮在海上的屍體、催淚彈和實彈發射的數量等等。去到11月，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被警察追逐墮樓身亡，警察攻打大學校園，掀起中文大學、理工大學、香港大學、浸會大學的保衛戰⋯⋯
「反送中」運動的時線很多也很長，目前仍未也不會完結，一個日期連著一個日期，是時間的串連、記憶的紀念，「我們不會忘記」的口號指向對那些難忘時份的記掛和責任，記住那些數字，就是記住歷史，以真相對抗遺忘，於是每逢某個日子循環，記憶的神經線便會響起警報——連儂牆被拆毀，很快便會重新建造起來，悼念的活動被暴力清場，又會在下一個時段反復出現，「我們」跟「他們」沒完沒了，也是一個時性的追逐：「煲底相約，除罩相見」是革命的承諾，「要活得比壞人長命」是清算暴政和等待光復的祈願。在抗爭的時間線路上，我經歷最多的是失眠，不眠不休地滑動手機追蹤即時新聞，幾近瘋狂不能自已，無眠夜成為城市的特殊時段，失眠的人彷彿時間的幽靈，被放逐於正常作息的規律以外，在城市另一個區域活存。
防疫是一種身體的幽閉，屬於空間的劃界與停頓！「現實」不祗一個，但沒有人能夠逃脫！而其實，「孤獨」也是病毒的異變。
3. 失眠的兩種時間
美國作家Alan Lightman 說過時間有兩種，一種是機械的、一種是身體的，前者是時鐘零件的擺動，那是日常的規律，後者是人類思想的流轉，完全率性而行；身體原本應該依從第一種時間，但當人脫軌以後便會生出另類的自我運行（23-27），例如意識流。「失眠夜」就是溢出常規後的身體時間，原本應該睡著的腦袋卻醒著，原本應該平躺床上的四肢卻到處活動，而我每次面對抗爭，總以「失眠」的方式獲得額外的時間，2003年是這樣，2019年更變本加厲。每個被新聞畫面切割情緒的晚上，從黑色午夜到灰色黎明，我會讀長篇小說、做伸展運動、或寫詩，寫了〈抗爭色譜〉、〈非法追月〉和〈被殺的城〉。人們用時間來證明自己是什麼東西，我用詩來證明失眠的價值和意義。
「遊行」是集體的，如何走入群眾而能夠保留自己？成為走上街頭、回到家裏最大的考驗和思慮。我們穿同樣黑色的衣服，帶同樣黃色的雨傘，我們高叫那些意志激昂的口號，字詞和節拍必須一致，我們遵守「不割席、不篤灰、不分化」的共識，支持同路人的店鋪，就這樣融入政治運動的社群裏。
然而，我不是眾人，我還是一個人，獨自彈出彈入遊行的路線，走在隊伍的邊緣，不會叫「黑警死全家」的口號，因為原生家庭是無法選擇的，我痛恨自己的父親，所以相信有痛恨警察的家人；我不會高舉英國國旗，不會懷念殖民者的統治，並以此來批判城市「後九七」的狀況，雖然英國殖民者給香港做了許多良好的基建和法治，但同時也留下許多禍害，永遠不能忘記1984年「中英草簽」時候香港人不被列席的事實，儘管那時候我很年少，但因為太年少，留下了青春期的成長創傷！我以晚上失眠的時間來抗衡白天的日常，我在自己的時間裏，是不斷的現時形態，無論憂傷或喜悅，都在我的手裏分配，連時間本身都不能褫奪！
抗議的空間版圖
1. 身體的幽閉‧城市的停頓
抗疫由城市的空間構造。2003年的SARS 疫症，因著張國榮與梅艷芳突然離逝，城市充溢濃重的死亡意識，戴著口罩的臉孔呼吸困難，我烏天黑地翻閱 Sigmund Freud 十幾冊的理論，吞下「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的各樣內容與形式，以為自己會死在當時，最終卻活存下來，並且在17年後再度跟瘟疫遇上。一生人要抗疫兩次，還會有第三次嗎？瘟疫比生命的戰線更永無休止！
兩次抗疫最大的分別在於日常的徹底崩潰。2003年疫症突如其來，那時候沒有互聯網，每天盯著電視報導染病的個案和死亡數字，學校沒有停學，我跟學生戴著口罩上課，我的死亡意識高昂，反正都是死路一條，豁出去的力度越大，失眠的時段越長，從兩點鐘、四點鐘延至六點鐘才睡下來，白天卻亢奮異常。來到2020年的「武漢肺炎」，相對於2003年特區政府的慢拍子與無能，眼前的官員是愚昧、卑鄙和險惡，於是日常的危機跟城市的流動人口一樣倍增。
美國評論家Susan Sontag 的《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指出，我們對疾病懷有恐懼，源於它的不可預測和無法治療，害怕被感染，染病變成天譴或咀咒，病變帶來擴散，因為連結死亡而變成忌諱和隱瞞，直到治療的方法被解謎，疾病才能被克服而變得普通（5-11）。如果說抗爭的焦慮源於邊緣城市對抗國家機器的強弱懸殊，普羅大眾手無寸鐵對比警察荷槍實彈的高下立見，那麼，抗疫的焦慮來自「敵我不明」的狀態，誰是病毒的帶原者？走在路上、擠在升降機裏、坐在食店的餐桌，安全嗎？還是已經危機四伏呢？我們並不知道！抗爭的敵人很清晰，不容半點含混，大是大非當前甚至連「中立」都不容許，但抗疫的病毒很飄忽，我們知道它的名字與特徵，卻永遠無法把捉它的行蹤。
如果說抗爭聯繫了人，香港本土出生和成長的、外來移民的，管他 / 她是香港人、內地人、南亞人、白人或黑人，銀髮族還是青少年，祗要站在同一陣線上都是「手足」，一句We Connect，甚至牽連國際版圖，將香港的抗爭畫面帶到世界各地的報章雜誌。然而，抗疫將人與人之間的活動和互動隔絕，為了避免交叉感染和社區爆發疫情，我們深居簡出，謝絕應酬，取消社交和宗教聚會，對內地遊客或寄居者產生戒懼，日常的行動減至最低的範圍，醫學界甚至告誡交談不能除掉口罩、不能超過十分鐘、不要握手、不能擁抱，盡量減低身體的接觸——防疫是一種身體的幽閉，屬於空間的劃界與停頓！
抗疫時期我們的恨意高昂，既想甩掉人群，又渴望人群。恐懼衍生孤獨、孤獨衍生恐懼，疫症城市的粉末生存。如果說抗爭時期我們容易粉身碎骨，那麼抗疫時期便容易灰飛煙滅。
2. 城市的凝望與敵視
德國文論家Walter Benjamin 說城市的人際關係往往以凝望代替聆聽，尤其是在鐵路、巴士和電車上，搖晃的公共交通工具使人長久對望而沒有任何交談，不愉快的看與被看形成敵視，每個人都抱著不想被他人穿透的秘密，因而益發懷有恨意（38）。抗疫時期我們的恨意高昂，既想甩掉人群，又渴望人群，日常已經變得異常，走在路上，如果發現迎面而來的人臉沒有掛上口罩，必定警覺地帶著鄙夷，然後自動隔開距離、或走到對面的馬路、或轉身站在一旁等對方通過，假如不戴口罩的還在吞雲吐霧地吸煙，更會升起厭惡和憤怒的情緒。
乘搭交通工具的選擇，也因為連繫病毒的存活性與人群的聚集性，而變得跟從前不一樣了，的士（計程車）是最高危的，尤其是許多的士司機不戴口罩，而「曾經接載大陸人」的驚恐更深深植入普遍意識中，原是最昂貴、最隨手召喚、最能往返地區的交通工具，突然變得不可招惹，狹小的車廂是病毒的溫床。其次是地鐵，密封的車廂裏滿滿擠壓的人潮是第一個危險，而空氣的循環系統是第二個問題，人們會想像病毒如何往返流動而潛伏四周。比較沒有那麼高危的是巴士和小巴，但自從巴士減少班次後，乘客被迫在車站久候，然後擠逼在窗子無法打開的車廂內，呼吸彼此的空氣，大大提升了巴士的冒險程度。
小巴的乘客人數較少，大部份的車窗都能夠打開，而且也有小巴團體貼出告示，指出為了防疫而必須打開車窗；祗是，還是會遇上不帶口罩的司機，而且坐在車上，沒有人能夠預知下一個上車的乘客到底是甚麽貨色，當一個不帶口罩還在咳嗽的男人或女人突然坐到身旁來，可以選擇下車嗎？有一次小巴停站，由於車上坐著幾個不戴口罩的人，車站的女子拒絕上車，司機不明所以，還罵了一句髒話，我坐在車門旁邊的位置，祗能輕輕搖頭，因為解說一定帶來歧視的紛擾！此外，無論坐在車廂裏還是走在行人道上，即使戴了口罩，我們也不喜歡高聲說話的人，彷彿開口說話，即使隔著口罩，病毒還是會飛濺出來，於是仇視的目光比街燈更張狂明亮，而其實，「恐懼」才是病毒的根源！
3. 恐懼、孤獨的粉末狀態
自從疫症爆發以來，為了獲得最新、最快和最多的資訊，我們時刻盯看手機或電腦網絡的報導，香港、澳門、台灣、南韓、日本、意大利、美國和英國等等，一個一個的城市和國家發生感染和死亡事件，我們驚覺全球化人口的空間移動竟然那樣無遠弗屆；然後城市人自我隔離，不外出用膳、不到商場購物、不敢踏進戲院看電影、取消婚禮和生日慶祝，我們可能一天沒有說過一句話，要說話的時候卻發生衝突，於是，渴望群居的獨居者、被迫擠在一起無法轉身的一家大小，不斷衍生抑鬱、愁困和憤懣的心理，才發現我們日常接觸的人群或社群原來這樣龐雜而必須，而其實，「孤獨」也是病毒的異變。
恐懼衍生孤獨、孤獨衍生恐懼，疫症城市的粉末生存。如果說抗爭時期我們容易粉身碎骨，那麼抗疫時期便容易灰飛煙滅，而更嚴峻的是抗疫之餘我們仍在抗爭。不知道哪個作家曾經說過，現實是一道旋轉門，我們每次祗能看到一個面向，而我祗能站在一個自己的位置，這樣或那樣看抗爭與抗疫的魔幻現實，「現實」不祗一個，但沒有人能夠逃脫！
引用書目
Benjamin, Walter. “The Flâneur,”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New York: Verso, 1989. 35-66.
Lightman, Alan. Einstein’s Dreams. London: Sceptre, 1993.
Sontag, Susan.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0.
謝耀麟、蘇啟立編輯：《2019年自由之夏》，香港：蘋果日報有限公司，2019年9月27日
只有你贏了，我才不算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