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是走出去的，抗疫却自我封闭。极权来了，香港特区政府要将我们随意的送上中国大陆审判，我们走上街头抗议；疫症来了，这个政府为了中央的政治利益而不肯封锁边境，我们祗好自我隔离。我们都是自己走出去或走回来，仿佛自行选择，其实身不由己。
小时候在学校里痛苦地咬著英文字词，我总抱怨不该生在殖民地的香港，长大后读了历史和小说后，便知道无论生在哪里都一样事与愿违，渐渐学会了一种粉末的生存状态，城市长得不好看、抗争时期跟朋友反了面、瘟疫来临不断怀疑生病，一个人，原来还是一个人！
2019年6月独自从铜锣湾走到金钟，途中遇上认识的人便打个招呼再继续上路，而2020年从1月到3月之间大学停课，我足不出户跟网络教学的科技纠缠不清，一个人，跟一部电脑。一个擅长演说和写字的人，有隐性的社交焦虑和障碍，无论演讲台、原稿纸还是荧光屏，都是自我退入的疆界，中间有一条保护线或屏障，我抗争、或抗疫，隐身城市的角落，假装一切如常。
然而，我不是众人，我还是一个人，独自弹出弹入游行的路线，走在队伍的边缘，不会叫“黑警死全家”的口号；我不会高举英国国旗，不会怀念殖民者的统治，并以此来批判城市“后九七”的状况。
洛枫，诗人、文化评论人，游走边界，拒绝体制。
抗争的时间线路
1. 中生代游行的时间廊
抗争由时间的记忆构造。像我这一代人，第一次走在街头是1989年5月，北京学生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运动还没有演成“六四事件”之前，事后知道超过一百万人上街，但我哪里都没有去到，整个下午一直堵在跑马地，身旁站了一个叫做邓光荣的明星，一身长袖白衣白裤照得阳光刺眼。那时候我是学生，穿得很寒伧，热毒的空气蒸发了自卑，却充满好奇，游行穿成这样然后站成雕塑，不会溶解吗？除了这些胡思乱想和偶尔的一小步移动，我忘记还做过什么！
第二次走在街头不算是游行，是1997年6月30日晚上到7月1日的凌晨，从兰桂坊走到中环的旧立法会大楼，同行有一个即将永远离开我的人，一夜之间失去的不祗是一个城市。那时候街上挤满了人，庆祝回归的和反对主权移交的群众，在不同的街角和楼房集结，四周布满单纯站著看、抱著胳臂的警察，没有警棍和催泪烟，像一排旁观的街灯。回家后失眠，写了〈当城市苍老的时候〉，仿佛挽诗！
无眠夜成为城市的特殊时段，失眠的人仿佛时间的幽灵，被放逐于正常作息的规律以外，在城市另一个区域活存。
第三次游行是2003年，可能也没有真的走到街上的队伍去，祗是因为张国荣自杀身亡，SARS 疫症搞到乌云盖顶，到处死亡的烟尘，我怠倦地在城市的街道游来游去，像一尾没有背鳍和腹鳍的鱼，不知道要从哪里走到哪里？比行尸走肉更血肉模糊，觉得香港渐渐变成一个枯井，没有水、不再流动，繁华的流光变成了飞蚊症，真的是苍老的时候了！7月1日“反23条立法”游行之后，我便不再外出、也不见人，持续二百几天的失眠，完成了两本书：评论集《禁色的蝴蝶：张国荣的艺术形象》和诗集《飞天棺材》，我慢慢痊愈起来了。
城市的夏季越来越长，很快2014年便来了“雨伞运动”，我坐在金钟占领区的马路上跟朋友分享饭盒，冷硬的水泥地压得屁股麻痛，饭粒越吃越硬，鼻敏感越来越严重。从夏天到秋天，从旺角到铜锣湾的占领区，见到朋友的帐篷，也被反对占领的人谩骂和推撞。答应跟我一起远走的人失去了脸孔，除了写诗，我无法消解那一年徘徊不散的暑热，写了〈Departure〉、〈Digression〉、〈Disintegration〉和〈十月城岸的病亡书〉，跟两个不再见面的人道别。
2. “反送中”是延绵追逐的时性
城市的钟面和指针从2019年6月开始便跌入永劫回归的漩涡。6月9日我穿上白衣从铜锣湾希慎广场出发，走在艺文界“反送中”的队伍 ，沿路由舞动的麒麟头开路，锣鼓声中举著横额标语和讽刺漫画，向金钟方向前进；黑底的长布写著“艺文创见为先 / 送中强添红线”，写作的、跳舞的、演戏的、编剧的和拍电影的走在一起捍卫言论自由；彩色纸板是政府官员的头像，还有一只翅膀张牙舞爪的黑色飞蛾。我走了五个钟，在湾仔的路段离去回家，那天游行人数是105万。6月12日为了阻止立法会召开送中条例的二读，群众聚集抗议，却被警察的催泪弹、橡胶子弹和布袋弹暴力清场，引发16日超过200万人上街示威，大家改穿黑衣，黑色作为哀悼和愤怒，同时方便在黑夜隐身，从此成为抗争的图腾。接下来是一连串数字不断上升：721是元朗黑乡勾结无差别殴打市民、831是太子地铁恐袭，还有被捕和检控的人数、高空堕下或浮在海上的尸体、催泪弹和实弹发射的数量等等。去到11月，科技大学学生周梓乐被警察追逐堕楼身亡，警察攻打大学校园，掀起中文大学、理工大学、香港大学、浸会大学的保卫战⋯⋯
“反送中”运动的时线很多也很长，目前仍未也不会完结，一个日期连著一个日期，是时间的串连、记忆的纪念，“我们不会忘记”的口号指向对那些难忘时份的记挂和责任，记住那些数字，就是记住历史，以真相对抗遗忘，于是每逢某个日子循环，记忆的神经线便会响起警报——连侬墙被拆毁，很快便会重新建造起来，悼念的活动被暴力清场，又会在下一个时段反复出现，“我们”跟“他们”没完没了，也是一个时性的追逐：“煲底相约，除罩相见”是革命的承诺，“要活得比坏人长命”是清算暴政和等待光复的祈愿。在抗争的时间线路上，我经历最多的是失眠，不眠不休地滑动手机追踪即时新闻，几近疯狂不能自已，无眠夜成为城市的特殊时段，失眠的人仿佛时间的幽灵，被放逐于正常作息的规律以外，在城市另一个区域活存。
防疫是一种身体的幽闭，属于空间的划界与停顿！“现实”不祗一个，但没有人能够逃脱！而其实，“孤独”也是病毒的异变。
3. 失眠的两种时间
美国作家Alan Lightman 说过时间有两种，一种是机械的、一种是身体的，前者是时钟零件的摆动，那是日常的规律，后者是人类思想的流转，完全率性而行；身体原本应该依从第一种时间，但当人脱轨以后便会生出另类的自我运行（23-27），例如意识流。“失眠夜”就是溢出常规后的身体时间，原本应该睡著的脑袋却醒著，原本应该平躺床上的四肢却到处活动，而我每次面对抗争，总以“失眠”的方式获得额外的时间，2003年是这样，2019年更变本加厉。每个被新闻画面切割情绪的晚上，从黑色午夜到灰色黎明，我会读长篇小说、做伸展运动、或写诗，写了〈抗争色谱〉、〈非法追月〉和〈被杀的城〉。人们用时间来证明自己是什么东西，我用诗来证明失眠的价值和意义。
“游行”是集体的，如何走入群众而能够保留自己？成为走上街头、回到家里最大的考验和思虑。我们穿同样黑色的衣服，带同样黄色的雨伞，我们高叫那些意志激昂的口号，字词和节拍必须一致，我们遵守“不割席、不笃灰、不分化”的共识，支持同路人的店铺，就这样融入政治运动的社群里。
然而，我不是众人，我还是一个人，独自弹出弹入游行的路线，走在队伍的边缘，不会叫“黑警死全家”的口号，因为原生家庭是无法选择的，我痛恨自己的父亲，所以相信有痛恨警察的家人；我不会高举英国国旗，不会怀念殖民者的统治，并以此来批判城市“后九七”的状况，虽然英国殖民者给香港做了许多良好的基建和法治，但同时也留下许多祸害，永远不能忘记1984年“中英草签”时候香港人不被列席的事实，尽管那时候我很年少，但因为太年少，留下了青春期的成长创伤！我以晚上失眠的时间来抗衡白天的日常，我在自己的时间里，是不断的现时形态，无论忧伤或喜悦，都在我的手里分配，连时间本身都不能褫夺！
抗议的空间版图
1. 身体的幽闭‧城市的停顿
抗疫由城市的空间构造。2003年的SARS 疫症，因著张国荣与梅艳芳突然离逝，城市充溢浓重的死亡意识，戴著口罩的脸孔呼吸困难，我乌天黑地翻阅 Sigmund Freud 十几册的理论，吞下“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的各样内容与形式，以为自己会死在当时，最终却活存下来，并且在17年后再度跟瘟疫遇上。一生人要抗疫两次，还会有第三次吗？瘟疫比生命的战线更永无休止！
两次抗疫最大的分别在于日常的彻底崩溃。2003年疫症突如其来，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每天盯著电视报导染病的个案和死亡数字，学校没有停学，我跟学生戴著口罩上课，我的死亡意识高昂，反正都是死路一条，豁出去的力度越大，失眠的时段越长，从两点钟、四点钟延至六点钟才睡下来，白天却亢奋异常。来到2020年的“武汉肺炎”，相对于2003年特区政府的慢拍子与无能，眼前的官员是愚昧、卑鄙和险恶，于是日常的危机跟城市的流动人口一样倍增。
美国评论家Susan Sontag 的《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指出，我们对疾病怀有恐惧，源于它的不可预测和无法治疗，害怕被感染，染病变成天谴或咀咒，病变带来扩散，因为连结死亡而变成忌讳和隐瞒，直到治疗的方法被解谜，疾病才能被克服而变得普通（5-11）。如果说抗争的焦虑源于边缘城市对抗国家机器的强弱悬殊，普罗大众手无寸铁对比警察荷枪实弹的高下立见，那么，抗疫的焦虑来自“敌我不明”的状态，谁是病毒的带原者？走在路上、挤在升降机里、坐在食店的餐桌，安全吗？还是已经危机四伏呢？我们并不知道！抗争的敌人很清晰，不容半点含混，大是大非当前甚至连“中立”都不容许，但抗疫的病毒很飘忽，我们知道它的名字与特征，却永远无法把捉它的行踪。
如果说抗争联系了人，香港本土出生和成长的、外来移民的，管他 / 她是香港人、内地人、南亚人、白人或黑人，银发族还是青少年，祗要站在同一阵线上都是“手足”，一句We Connect，甚至牵连国际版图，将香港的抗争画面带到世界各地的报章杂志。然而，抗疫将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互动隔绝，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和社区爆发疫情，我们深居简出，谢绝应酬，取消社交和宗教聚会，对内地游客或寄居者产生戒惧，日常的行动减至最低的范围，医学界甚至告诫交谈不能除掉口罩、不能超过十分钟、不要握手、不能拥抱，尽量减低身体的接触——防疫是一种身体的幽闭，属于空间的划界与停顿！
抗疫时期我们的恨意高昂，既想甩掉人群，又渴望人群。恐惧衍生孤独、孤独衍生恐惧，疫症城市的粉末生存。如果说抗争时期我们容易粉身碎骨，那么抗疫时期便容易灰飞烟灭。
2. 城市的凝望与敌视
德国文论家Walter Benjamin 说城市的人际关系往往以凝望代替聆听，尤其是在铁路、巴士和电车上，摇晃的公共交通工具使人长久对望而没有任何交谈，不愉快的看与被看形成敌视，每个人都抱著不想被他人穿透的秘密，因而益发怀有恨意（38）。抗疫时期我们的恨意高昂，既想甩掉人群，又渴望人群，日常已经变得异常，走在路上，如果发现迎面而来的人脸没有挂上口罩，必定警觉地带著鄙夷，然后自动隔开距离、或走到对面的马路、或转身站在一旁等对方通过，假如不戴口罩的还在吞云吐雾地吸烟，更会升起厌恶和愤怒的情绪。
乘搭交通工具的选择，也因为连系病毒的存活性与人群的聚集性，而变得跟从前不一样了，的士（出租车）是最高危的，尤其是许多的士司机不戴口罩，而“曾经接载大陆人”的惊恐更深深植入普遍意识中，原是最昂贵、最随手召唤、最能往返地区的交通工具，突然变得不可招惹，狭小的车厢是病毒的温床。其次是地铁，密封的车厢里满满挤压的人潮是第一个危险，而空气的循环系统是第二个问题，人们会想像病毒如何往返流动而潜伏四周。比较没有那么高危的是巴士和小巴，但自从巴士减少班次后，乘客被迫在车站久候，然后挤逼在窗子无法打开的车厢内，呼吸彼此的空气，大大提升了巴士的冒险程度。
小巴的乘客人数较少，大部份的车窗都能够打开，而且也有小巴团体贴出告示，指出为了防疫而必须打开车窗；祗是，还是会遇上不带口罩的司机，而且坐在车上，没有人能够预知下一个上车的乘客到底是甚么货色，当一个不带口罩还在咳嗽的男人或女人突然坐到身旁来，可以选择下车吗？有一次小巴停站，由于车上坐著几个不戴口罩的人，车站的女子拒绝上车，司机不明所以，还骂了一句脏话，我坐在车门旁边的位置，祗能轻轻摇头，因为解说一定带来歧视的纷扰！此外，无论坐在车厢里还是走在行人道上，即使戴了口罩，我们也不喜欢高声说话的人，仿佛开口说话，即使隔著口罩，病毒还是会飞溅出来，于是仇视的目光比街灯更张狂明亮，而其实，“恐惧”才是病毒的根源！
3. 恐惧、孤独的粉末状态
自从疫症爆发以来，为了获得最新、最快和最多的信息，我们时刻盯看手机或电脑网络的报导，香港、澳门、台湾、韩国、日本、意大利、美国和英国等等，一个一个的城市和国家发生感染和死亡事件，我们惊觉全球化人口的空间移动竟然那样无远弗届；然后城市人自我隔离，不外出用膳、不到商场购物、不敢踏进戏院看电影、取消婚礼和生日庆祝，我们可能一天没有说过一句话，要说话的时候却发生冲突，于是，渴望群居的独居者、被迫挤在一起无法转身的一家大小，不断衍生抑郁、愁困和愤懑的心理，才发现我们日常接触的人群或社群原来这样庞杂而必须，而其实，“孤独”也是病毒的异变。
恐惧衍生孤独、孤独衍生恐惧，疫症城市的粉末生存。如果说抗争时期我们容易粉身碎骨，那么抗疫时期便容易灰飞烟灭，而更严峻的是抗疫之余我们仍在抗争。不知道哪个作家曾经说过，现实是一道旋转门，我们每次祗能看到一个面向，而我祗能站在一个自己的位置，这样或那样看抗争与抗疫的魔幻现实，“现实”不祗一个，但没有人能够逃脱！
引用书目
Benjamin, Walter. “The Flâneur,”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New York: Verso, 1989. 35-66.
Lightman, Alan. Einstein’s Dreams. London: Sceptre, 1993.
Sontag, Susan.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0.
谢耀麟、苏启立编辑：《2019年自由之夏》，香港：苹果日报有限公司，2019年9月27日
只有你贏了，我才不算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