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黃之鋒、周庭、譚文豪、區諾轩等至少8名政治人物、議員同日被捕，而前一天831集會申請人岑子杰（民陣召集人）和「光復元朗」活動申請人鍾健平在公共場合先後遇襲；警方繼批出831集會反對通知書後，繼而禁止公眾以維園賞花、自由行、宗教遊行等名義集會；前特首梁振英呼籲調動體制內外「一切常規和非常規力量」，與「暴力分子和他們的主子金主們鬥爭到底」，同日，路透社發出獨家報道，引述高層消息指特首林鄭月娥曾於7月中至8月7日前向中央呈交一份習近平知悉其存在的報告、討論五大訴求各自可行性，唯所有訴求一概被拒而中央要求香港政府take more initiatives，而香港政府已開始為《緊急法》吹風，建制派消息則指目前策略是「拉到無人為止」……8月30日的幾宗新聞結合近日風聲，既是數道民意炸藥桶，也揭開香港政府徹底變作中央傳聲筒的最後一層遮掩、間接印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帶來的決策研判機制的系統性偏離。警隊、中央和香港政府撕去遮羞布的動作本身，亦將公眾在恐懼與憤怒之下急遽增長的焦灼推向新層面。
在人大釋法5週年（8月31日）的「抗命」新紀元、在大規模逮捕和全民「被勇武」的高壓之下，8月31日的集會將以什麼形式收場、香港目前的動蕩局勢將因什麼契機轉圜/惡化，除了要理解一場無領袖的運動如何動員組織、一個以「和理非」抗爭著稱的社會如何重新認知具體暴力背後的系統性暴力、一樁本可以制度內途徑消弭的爭議如何「被街頭」如何「被勇武」如何「被全民化」，更要理解現階段鎮壓手段的背後理念、理解香港微妙地位帶來的畸形管制關係、理解十八大以來的強硬風格和中央政府顯著脫離香港現狀的決策機制，而這種偏差導向的最壞結果可能是什麼。
830大抓捕：升級的恐懼與新的撕裂
選擇本身就建立在香港命運只取決於中央、而中央只認可高壓和全方位管制的邏輯下。
抓捕黃之鋒周庭等人，不在於中央和香港政府如何誤判形式如何不理解一場 leaderless 運動，這只是諸多誤判中的細微環節。抓捕連同拒絕831集會等安排的目的非常明確，其一是香港政府向中央交代、中央向被宣傳機器全面煽動的內地輿論交代，運動有推手、自己有做事；其二，進一步將目前的白色恐怖擴展到指標性的社運人物，並以此刺激公眾情緒，為8月31日發生衝突、順勢鎮壓或引入《緊急法》埋伏筆。
有關第二點，除了行政會議計劃視 831 情況決定是否啟用《緊急法》的消息，前特首梁振英的 facebook 發言也格外值得玩味。8月18日第三次百萬人和平集會結束後，梁振英似乎對勇武示威者並無動作倍感失落，認為反對派「大枱怯，勇武縮，輸人輸陣，頹勢已成」；而其30日的 facebook，除了向中央積極展示自己有能力處理香港動蕩、甚至進一步將運動提煉到「推翻特區政府」、「內地的政治制度和進一步分裂中國」的程度，梁還格外強調「不應有思想束縛，不能有行動禁區，不要投鼠忌器」，「調動香港體制內、體制外的一切常規和非常規力量」。我無從判斷梁振英的言下之意是否沒有衝突也要製造衝突、沒有事端也要製造起因、「體制外的非常規力量」意指什麼，但參考此前多樁警方疑似包庇黑社會勢力的醜聞、有關《緊急法》的討論，不顧忌手段也不顧忌後果的信號至少足夠明確；我同樣無法判斷梁振英的發言究竟是向北京遞交的投名狀，還是受北京委託向公眾釋放的信號——畢竟整套內容黨腔黨調濃郁、而傀儡定位的前特首恐怕沒有拔高事件定調的自主權，但無論公眾眼下的抗爭還是長期捍衛法治爭取民主的訴求，顯然將籠罩在前所未有的國家力量的陰影之下，尤其前一日凌晨香港多地出現軍車（新華社解釋為正常換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