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沈度：830大抓捕之後，香港進入全面攬炒的撕裂新局

8月30日，黃之鋒、周庭、譚文豪、區諾轩等至少8名政治人物、議員同日被捕，而前一天831集會申請人岑子杰（民陣召集人）和「光復元朗」活動申請人鍾健平在公共場合先後遇襲；警方繼批出831集會反對通知書後，繼而禁止公眾以維園賞花、自由行、宗教遊行等名義集會；前特首梁振英呼籲調動體制內外「一切常規和非常規力量」，與「暴力分子和他們的主子金主們鬥爭到底」，同日，路透社發出獨家報道，引述高層消息指特首林鄭月娥曾於7月中至8月7日前向中央呈交一份習近平知悉其存在的報告、討論五大訴求各自可行性，唯所有訴求一概被拒而中央要求香港政府take more initiatives，而香港政府已開始為《緊急法》吹風，建制派消息則指目前策略是「拉到無人為止」……8月30日的幾宗新聞結合近日風聲，既是數道民意炸藥桶，也揭開香港政府徹底變作中央傳聲筒的最後一層遮掩、間接印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帶來的決策研判機制的系統性偏離。警隊、中央和香港政府撕去遮羞布的動作本身，亦將公眾在恐懼與憤怒之下急遽增長的焦灼推向新層面。

在人大釋法5週年（8月31日）的「抗命」新紀元、在大規模逮捕和全民「被勇武」的高壓之下，8月31日的集會將以什麼形式收場、香港目前的動蕩局勢將因什麼契機轉圜/惡化，除了要理解一場無領袖的運動如何動員組織、一個以「和理非」抗爭著稱的社會如何重新認知具體暴力背後的系統性暴力、一樁本可以制度內途徑消弭的爭議如何「被街頭」如何「被勇武」如何「被全民化」，更要理解現階段鎮壓手段的背後理念、理解香港微妙地位帶來的畸形管制關係、理解十八大以來的強硬風格和中央政府顯著脫離香港現狀的決策機制，而這種偏差導向的最壞結果可能是什麼。

830大抓捕：升級的恐懼與新的撕裂

選擇本身就建立在香港命運只取決於中央、而中央只認可高壓和全方位管制的邏輯下。

抓捕黃之鋒周庭等人，不在於中央和香港政府如何誤判形式如何不理解一場 leaderless 運動，這只是諸多誤判中的細微環節。抓捕連同拒絕831集會等安排的目的非常明確，其一是香港政府向中央交代、中央向被宣傳機器全面煽動的內地輿論交代，運動有推手、自己有做事；其二，進一步將目前的白色恐怖擴展到指標性的社運人物，並以此刺激公眾情緒，為8月31日發生衝突、順勢鎮壓或引入《緊急法》埋伏筆。

有關第二點，除了行政會議計劃視 831 情況決定是否啟用《緊急法》的消息，前特首梁振英的 facebook 發言也格外值得玩味。8月18日第三次百萬人和平集會結束後，梁振英似乎對勇武示威者並無動作倍感失落，認為反對派「大枱怯，勇武縮，輸人輸陣，頹勢已成」；而其30日的 facebook，除了向中央積極展示自己有能力處理香港動蕩、甚至進一步將運動提煉到「推翻特區政府」、「內地的政治制度和進一步分裂中國」的程度，梁還格外強調「不應有思想束縛，不能有行動禁區，不要投鼠忌器」，「調動香港體制內、體制外的一切常規和非常規力量」。我無從判斷梁振英的言下之意是否沒有衝突也要製造衝突、沒有事端也要製造起因、「體制外的非常規力量」意指什麼，但參考此前多樁警方疑似包庇黑社會勢力的醜聞、有關《緊急法》的討論，不顧忌手段也不顧忌後果的信號至少足夠明確；我同樣無法判斷梁振英的發言究竟是向北京遞交的投名狀，還是受北京委託向公眾釋放的信號——畢竟整套內容黨腔黨調濃郁、而傀儡定位的前特首恐怕沒有拔高事件定調的自主權，但無論公眾眼下的抗爭還是長期捍衛法治爭取民主的訴求，顯然將籠罩在前所未有的國家力量的陰影之下，尤其前一日凌晨香港多地出現軍車（新華社解釋為正常換防）。

假定軍隊始終只起威懾作用、香港並未到玉石俱焚的地步，香港政府當下手段的本質是，在一部分社會成員受影響的環節踐踏法治（警方濫捕濫暴不問責、持續踐踏程序正義、干擾律師介入、企業政治審查），在全社會都利益相關的議題上製造壓倒性擔憂（放風《緊急法》、渲染一國兩制徹底結束的危機），最後製造「部分法治+切割部分人」vs「徹底無法治」的單選印象。而逮捕一些指標人物，正如前兩日特首向建制派放風時透露的信息，只會是開始而不是結束。隨著白色恐怖延續、真實可感的恐懼日益逼近，無論是否同情示威者，相當一部分公眾都可能傾向犧牲一部分關鍵人物、犧牲一部分自由而以冀保有現存法治。另一方面，隨著警方和抗爭者同步升級、非常態成為常態，對無法負擔相應生活代價、又擔憂長遠經濟利益的人群來說，亟欲結束非常規狀態，同樣是樸素強烈的願望。無論因恐懼或因追求安穩，將結束眼前動蕩作為priority的人數都可能指標式增長，而在一場缺乏有效退出機制、妥協即切割的「無大台」運動中，也勢必和拒絕退讓的人群出現日益深刻的矛盾。

當然，只能基於「無法治」和「部分法治」兩種可能性做選擇，本身就建立在香港命運只取決於中央、而中央只認可高壓和全方位管制的邏輯下，這實際是人造單選題，雖然很大程度也是現實——因為兩個要素出現偏差的幾率都微乎其微，而無論命運自決或者中央因國際形勢調整治港策略，都將牽一髮而動全身。

誰是最積極的攬炒者？

不畏恐懼所依仗的最基礎假設——政府不會徹底摧毀法治，在8月30日之後再難成立。

在軍隊暫時更多起威懾作用，也並不適合一個資訊過於發達、人口過於稠密的現代大都市的情況下，政府的手段只有大規模逮捕以製造寒蟬效應、最終達到恐懼壓倒憤怒的效果。但愈多恐懼也就愈多憤怒。政府冀望不受鉗制的警權製造壓倒一切的恐懼，直到無一人上街；但恐懼本身就製造了新憤怒。

本質上，公眾擁有憤怒本能，是因為對香港法治依然有信心、或者從未真正想象一個沒有法治的社會，所以無端被捕、蓄意施暴製造的恐懼不足以壓倒憤怒和是非判斷；也因為如果真正摧毀法治，香港的地位也會徹底葬送，這並非香港政府與中央所樂見。激進抗爭者口中的攬炒（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指玉石俱焚）可以成為籌碼的一個基本預期是，政府不會坐視攬炒。不畏恐懼所依仗的最基礎假設——政府不會徹底摧毀法治，在8月30日之後再難成立：除了因為對法治的一再踐踏，更因為「一切皆有可能」的信號。

回溯這場社運的時間線，因專橫自大一手逼出空前民意、屢以傲慢姿態火上澆油的特首林鄭月娥，幾乎說得上是香港攬炒第一人；率先定調顏色革命的前特首董建華，以使用telegram必有外國勢力指揮等脫節論述惹來群嘲的傳統建制派，涉嫌引入黑社會勢力的強硬建制派何君堯，同樣是攬炒的積極玩家，因為他們的言論並非說給公眾聽、而是說給中央聽，越於平息爭端無益、越顯出「疾風知勁草」的忠心而獲得進身之階；而眼下最積極角逐這一地位的，非前特首梁振英莫屬，不僅有行動綱要，更點出攬炒核心，「不能有行動禁區，不要投鼠忌器」。然而，攬炒作為絕對弱勢與無望狀況下、玉石俱焚的剛烈之姿，一旦由本就掌握詮釋權、掌握絕對武力的權力機關積極啟動，後果不堪想像。

同樣無法迴避的是，最大的港獨製造機器一向在內地不在香港、在政府不在民間。正因為全民「被港獨」，原本極其小眾和邊緣的獨立思潮，不再被徹底排除出選項；正因為指認港獨仇視港人的風氣中人人自危，香港公眾反而不再著意切割；正因為勇武與和理非再無區別，正因為白色恐怖氛圍下表達異見、參與社運和前線抗爭再無區別，玉石俱焚、最後一役的心情反而前所未有的強烈；而正因為特首由中央任命、政界高層得勢要依賴中央、一再踐踏法治屢屢無視民意都因中央撐腰授意、討好上意渲染局勢不僅可以豁免錯誤還能示忠效誠、內地輿論機器大規模發動也源於宣傳需求，香港局勢最大的攬炒者，本質上是中央政府。

五大階段，明暗線索

抗爭線和白色恐怖線。

6月以來，抗爭和白色恐怖兩條線索一直在香港明暗並行。明線來說，第一階段是2月到6月12日之前，這一時期公眾窮盡了從立法會反對、傳媒討論到各界聯署、百萬人遊行等一切制度內合法手段表達憂慮。

第二階段介乎6月12日到7月21日，公眾此時主要透過合法集會及部分公民不合作運動（包括保衛警察總署、佔領立法會）表達訴求，相對後期，此時示威者違法行為的性質、比例相對輕微，警方執法雖然屢屢違規但尚有可解釋之處並未徹底脫軌，公眾的憤怒集中於未能「撤回」的法案、6月12日當天的警方違規高危執法和拒絕做任何回應的政府。

第三階段始於7月21日的元朗無差別襲擊事件而終於8月11日匪夷所思的警暴，這一階段不僅黑社會勢力進入衝突、警方開始選擇性執法，另一顯著變化是遊行集會幾乎不獲批准，出現在街頭可自動變非法，警方也由傳統抗議區進入居民區。由於警方大規模的濫捕濫暴，不僅勇武與和理非的界限變模糊、勇武被注入新內涵（註1），示威者與市民的界限也變得模糊，警權問題一躍成為最核心爭議和全社會共識。

第四階段從後811時代到8月30日大搜捕，其關鍵詞是白色恐怖，暗線徹底併入明線。雖然自第三階段起國內輿論機器已全面發動，一方面大規模刪帖屏蔽封號阻絕信息，另一方面塑造香港警察愛國克制受委屈和示威者暴力無腦被煽動的印象，「港獨化」一切同情、澄清和信息補充。但直到機場衝突前，內地輿論並未出現全員發動的大規模護警運動（如明星需轉發「我是護旗手」「我支持香港警察」等字樣），多例熟人舉報也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醞釀。與內地輿論懲戒同情香港者同步的，是香港多間大學學生會成員受到的騷擾和威脅，邊檢扣人查手機傳照片成為常態，以國泰為代表的因受直接經濟制裁而打壓言論自由的案例，和海外香港學生與內地學生的多例衝突。

而8月30日大搜捕所標誌的第五階段，恐怕將是一個空前警察化的社會。

抗爭者與中央，各自誤判了什麼？

一個無可迴避的現狀。

重新回顧整場運動的時間線，既是為了說明公眾對政府和警隊底線下跌程度的預判顯著不足，也是為了說明，香港的抗爭早已以另一種形式與內地輿論深刻糾纏。不止香港政府需向中央給出交代，中央也需要展示強硬肌肉而給被全面煽動的內地輿論一個交代。香港抗爭者基於一個健康公民社會而形成的天真可貴的常識（權力應受監督、政府需要回應公眾、警隊不可踐踏法治），很有可能將不足以應對未來狀況：比如，公眾還將有票債票償的機會嗎？法官能夠就被捕者獨立審案不受干預威嚇指摘嗎？一個想來頗為殘忍的例子是，7月1日梁繼平在立法會內即席發言時，認為現場越多人越安全，因為警方不會在立法會內放催淚彈否則會死人，又提到太陽花學運時立法會議員在現場保護學生；但距離7月1日不足2月，這番話本身再也無法成立，因為警方不僅早已在封閉空間投放催淚彈（8月11日葵芳站），議員也可能因為阻差辦案而被捕（譚文豪、區諾軒）。

如果香港的問題可以在香港範圍內處理，一個廣受爭議的法案從一開始就不會強推、社會衝突發生後也不會因政府強硬手腕而急速升級。香港問題無法只在香港的視野內解決，既然運動的出現是以北京對現特首的無條件背書為前提，那麼運動的出路也無法迴避中央政府的判斷，無法迴避中央代理人在「收聲」和「放風」中的角色。

我一向認為，建制派當中相對尊重邏輯和理性的人物，是中央政府判斷香港形勢時不至於太偏離現狀的關鍵，了解他們的看法等如了解中央最通情達理可以去到什麼程度。然而觀察曾鈺成和袁彌昌等溫和建制派的近來訪談，一個無可迴避的現狀是，整套決策機制已經只能吸納討好、取悅和已被認可的信息，反饋和建言變成「示忠上位」環節，理性的標準已經低無可低，公眾當笑談的陰謀論大行其道。即便是曾鈺成，整套思維也更多環繞如何討好北京而不至於換來更嚴厲和偏離現實的管控；而無論袁彌昌還是曾鈺成，在中聯辦向建制派「收風」的這個環節中，恐怕已經是日益被邊緣化的角色，此前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向港澳辦主任張曉明的建言，同樣被擱置一邊。

另一方面，逃犯條例風波的醞釀遠在6月之前，無論林鄭月娥、建制派或者港澳辦，始終未將之前的強烈民意當一回事。如果向中央政府準確交代，官僚系統沒有任何一個環節可以卸責，調研反饋機制本身的滯後刻板將暴露無遺。在這種情況下，「顏色革命」、「境外勢力」之類說辭，配合著貿易戰、新冷戰等背景，最合適講出一套自圓其說的完整故事。

面對香港這樣一個自帶反叛基因和條件的「逆子」，家長式思維的中央，神經更易被牽動、更易刺激出額外聯想，而在「香港vs中央」這一充滿討好和戒備的畸形關係中，香港政府不僅不會善用本有的自主權和溝通渠道，反而因為自帶叛逆嫌疑，在中央介入的問題上，更為僵化強硬和唯上命是聽。甚至會因為類似梁振英的表演式建言，反而刺激出更激烈手段。

5年前添馬公園背景牆的「抗命」二字，或許是香港奢侈的未來，但也愈易顯得只是此刻的奢侈。

（沈度，自由撰稿人）

註1：勇武內涵的延展、勇武如何被憤怒和愛激發，在8月1日中文大學校長與學生對話時，一位身著黑衣口罩眼罩頭盔的學生闡述得異常清晰：「武不是狹義的武力，而是廣義的行動。勇武就是克服自己的恐懼，付諸行動……為何這麼大的恐懼，我們這些學生，何解還是走到前線抗爭？我的答案就是因為愛，是對身邊人的愛，是對香港的愛。勇武這回事，不是政治立場的表現，不是一種武力的象徵，而是愛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