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黄之锋、周庭、谭文豪、区诺轩等至少8名政治人物、议员同日被捕，而前一天831集会申请人岑子杰（民阵召集人）和“光复元朗”活动申请人钟健平在公共场合先后遇袭；警方继批出831集会反对通知书后，继而禁止公众以维园赏花、自由行、宗教游行等名义集会；前特首梁振英呼吁调动体制内外“一切常规和非常规力量”，与“暴力分子和他们的主子金主们斗争到底”，同日，路透社发出独家报道，引述高层消息指特首林郑月娥曾于7月中至8月7日前向中央呈交一份习近平知悉其存在的报告、讨论五大诉求各自可行性，唯所有诉求一概被拒而中央要求香港政府take more initiatives，而香港政府已开始为《紧急法》吹风，建制派消息则指目前策略是“拉到无人为止”……8月30日的几宗新闻结合近日风声，既是数道民意炸药桶，也揭开香港政府彻底变作中央传声筒的最后一层遮掩、间接印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带来的决策研判机制的系统性偏离。警队、中央和香港政府撕去遮羞布的动作本身，亦将公众在恐惧与愤怒之下急遽增长的焦灼推向新层面。
在人大释法5周年（8月31日）的“抗命”新纪元、在大规模逮捕和全民“被勇武”的高压之下，8月31日的集会将以什么形式收场、香港目前的动荡局势将因什么契机转圜/恶化，除了要理解一场无领袖的运动如何动员组织、一个以“和理非”抗争著称的社会如何重新认知具体暴力背后的系统性暴力、一桩本可以制度内途径消弭的争议如何“被街头”如何“被勇武”如何“被全民化”，更要理解现阶段镇压手段的背后理念、理解香港微妙地位带来的畸形管制关系、理解十八大以来的强硬风格和中央政府显著脱离香港现状的决策机制，而这种偏差导向的最坏结果可能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