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沈度：830大抓捕之后，香港进入全面揽炒的撕裂新局

8月30日，黄之锋、周庭、谭文豪、区诺轩等至少8名政治人物、议员同日被捕，而前一天831集会申请人岑子杰（民阵召集人）和“光复元朗”活动申请人钟健平在公共场合先后遇袭；警方继批出831集会反对通知书后，继而禁止公众以维园赏花、自由行、宗教游行等名义集会；前特首梁振英呼吁调动体制内外“一切常规和非常规力量”，与“暴力分子和他们的主子金主们斗争到底”，同日，路透社发出独家报道，引述高层消息指特首林郑月娥曾于7月中至8月7日前向中央呈交一份习近平知悉其存在的报告、讨论五大诉求各自可行性，唯所有诉求一概被拒而中央要求香港政府take more initiatives，而香港政府已开始为《紧急法》吹风，建制派消息则指目前策略是“拉到无人为止”……8月30日的几宗新闻结合近日风声，既是数道民意炸药桶，也揭开香港政府彻底变作中央传声筒的最后一层遮掩、间接印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带来的决策研判机制的系统性偏离。警队、中央和香港政府撕去遮羞布的动作本身，亦将公众在恐惧与愤怒之下急遽增长的焦灼推向新层面。

在人大释法5周年（8月31日）的“抗命”新纪元、在大规模逮捕和全民“被勇武”的高压之下，8月31日的集会将以什么形式收场、香港目前的动荡局势将因什么契机转圜/恶化，除了要理解一场无领袖的运动如何动员组织、一个以“和理非”抗争著称的社会如何重新认知具体暴力背后的系统性暴力、一桩本可以制度内途径消弭的争议如何“被街头”如何“被勇武”如何“被全民化”，更要理解现阶段镇压手段的背后理念、理解香港微妙地位带来的畸形管制关系、理解十八大以来的强硬风格和中央政府显著脱离香港现状的决策机制，而这种偏差导向的最坏结果可能是什么。

830大抓捕：升级的恐惧与新的撕裂

选择本身就建立在香港命运只取决于中央、而中央只认可高压和全方位管制的逻辑下。

抓捕黄之锋周庭等人，不在于中央和香港政府如何误判形式如何不理解一场 leaderless 运动，这只是诸多误判中的细微环节。抓捕连同拒绝831集会等安排的目的非常明确，其一是香港政府向中央交代、中央向被宣传机器全面煽动的内地舆论交代，运动有推手、自己有做事；其二，进一步将目前的白色恐怖扩展到指标性的社运人物，并以此刺激公众情绪，为8月31日发生冲突、顺势镇压或引入《紧急法》埋伏笔。

有关第二点，除了行政会议计划视 831 情况决定是否启用《紧急法》的消息，前特首梁振英的 facebook 发言也格外值得玩味。8月18日第三次百万人和平集会结束后，梁振英似乎对勇武示威者并无动作倍感失落，认为反对派“大枱怯，勇武缩，输人输阵，颓势已成”；而其30日的 facebook，除了向中央积极展示自己有能力处理香港动荡、甚至进一步将运动提炼到“推翻特区政府”、“内地的政治制度和进一步分裂中国”的程度，梁还格外强调“不应有思想束缚，不能有行动禁区，不要投鼠忌器”，“调动香港体制内、体制外的一切常规和非常规力量”。我无从判断梁振英的言下之意是否没有冲突也要制造冲突、没有事端也要制造起因、“体制外的非常规力量”意指什么，但参考此前多桩警方疑似包庇黑社会势力的丑闻、有关《紧急法》的讨论，不顾忌手段也不顾忌后果的信号至少足够明确；我同样无法判断梁振英的发言究竟是向北京递交的投名状，还是受北京委托向公众释放的信号——毕竟整套内容党腔党调浓郁、而傀儡定位的前特首恐怕没有拔高事件定调的自主权，但无论公众眼下的抗争还是长期捍卫法治争取民主的诉求，显然将笼罩在前所未有的国家力量的阴影之下，尤其前一日凌晨香港多地出现军车（新华社解释为正常换防）。

假定军队始终只起威慑作用、香港并未到玉石俱焚的地步，香港政府当下手段的本质是，在一部分社会成员受影响的环节践踏法治（警方滥捕滥暴不问责、持续践踏程序正义、干扰律师介入、企业政治审查），在全社会都利益相关的议题上制造压倒性担忧（放风《紧急法》、渲染一国两制彻底结束的危机），最后制造“部分法治+切割部分人”vs“彻底无法治”的单选印象。而逮捕一些指标人物，正如前两日特首向建制派放风时透露的信息，只会是开始而不是结束。随著白色恐怖延续、真实可感的恐惧日益逼近，无论是否同情示威者，相当一部分公众都可能倾向牺牲一部分关键人物、牺牲一部分自由而以冀保有现存法治。另一方面，随著警方和抗争者同步升级、非常态成为常态，对无法负担相应生活代价、又担忧长远经济利益的人群来说，亟欲结束非常规状态，同样是朴素强烈的愿望。无论因恐惧或因追求安稳，将结束眼前动荡作为priority的人数都可能指标式增长，而在一场缺乏有效退出机制、妥协即切割的“无大台”运动中，也势必和拒绝退让的人群出现日益深刻的矛盾。

当然，只能基于“无法治”和“部分法治”两种可能性做选择，本身就建立在香港命运只取决于中央、而中央只认可高压和全方位管制的逻辑下，这实际是人造单选题，虽然很大程度也是现实——因为两个要素出现偏差的几率都微乎其微，而无论命运自决或者中央因国际形势调整治港策略，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

谁是最积极的揽炒者？

不畏恐惧所依仗的最基础假设——政府不会彻底摧毁法治，在8月30日之后再难成立。

在军队暂时更多起威慑作用，也并不适合一个信息过于发达、人口过于稠密的现代大都市的情况下，政府的手段只有大规模逮捕以制造寒蝉效应、最终达到恐惧压倒愤怒的效果。但愈多恐惧也就愈多愤怒。政府冀望不受钳制的警权制造压倒一切的恐惧，直到无一人上街；但恐惧本身就制造了新愤怒。

本质上，公众拥有愤怒本能，是因为对香港法治依然有信心、或者从未真正想象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所以无端被捕、蓄意施暴制造的恐惧不足以压倒愤怒和是非判断；也因为如果真正摧毁法治，香港的地位也会彻底葬送，这并非香港政府与中央所乐见。激进抗争者口中的揽炒（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指玉石俱焚）可以成为筹码的一个基本预期是，政府不会坐视揽炒。不畏恐惧所依仗的最基础假设——政府不会彻底摧毁法治，在8月30日之后再难成立：除了因为对法治的一再践踏，更因为“一切皆有可能”的信号。

回溯这场社运的时间线，因专横自大一手逼出空前民意、屡以傲慢姿态火上浇油的特首林郑月娥，几乎说得上是香港揽炒第一人；率先定调颜色革命的前特首董建华，以使用telegram必有外国势力指挥等脱节论述惹来群嘲的传统建制派，涉嫌引入黑社会势力的强硬建制派何君尧，同样是揽炒的积极玩家，因为他们的言论并非说给公众听、而是说给中央听，越于平息争端无益、越显出“疾风知劲草”的忠心而获得进身之阶；而眼下最积极角逐这一地位的，非前特首梁振英莫属，不仅有行动纲要，更点出揽炒核心，“不能有行动禁区，不要投鼠忌器”。然而，揽炒作为绝对弱势与无望状况下、玉石俱焚的刚烈之姿，一旦由本就掌握诠释权、掌握绝对武力的权力机关积极启动，后果不堪想象。

同样无法回避的是，最大的港独制造机器一向在内地不在香港、在政府不在民间。正因为全民“被港独”，原本极其小众和边缘的独立思潮，不再被彻底排除出选项；正因为指认港独仇视港人的风气中人人自危，香港公众反而不再著意切割；正因为勇武与和理非再无区别，正因为白色恐怖氛围下表达异见、参与社运和前线抗争再无区别，玉石俱焚、最后一役的心情反而前所未有的强烈；而正因为特首由中央任命、政界高层得势要依赖中央、一再践踏法治屡屡无视民意都因中央撑腰授意、讨好上意渲染局势不仅可以豁免错误还能示忠效诚、内地舆论机器大规模发动也源于宣传需求，香港局势最大的揽炒者，本质上是中央政府。

五大阶段，明暗线索

抗争线和白色恐怖线。

6月以来，抗争和白色恐怖两条线索一直在香港明暗并行。明线来说，第一阶段是2月到6月12日之前，这一时期公众穷尽了从立法会反对、传媒讨论到各界联署、百万人游行等一切制度内合法手段表达忧虑。

第二阶段介乎6月12日到7月21日，公众此时主要透过合法集会及部分公民不合作运动（包括保卫警察总署、占领立法会）表达诉求，相对后期，此时示威者违法行为的性质、比例相对轻微，警方执法虽然屡屡违规但尚有可解释之处并未彻底脱轨，公众的愤怒集中于未能“撤回”的法案、6月12日当天的警方违规高危执法和拒绝做任何回应的政府。

第三阶段始于7月21日的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而终于8月11日匪夷所思的警暴，这一阶段不仅黑社会势力进入冲突、警方开始选择性执法，另一显著变化是游行集会几乎不获批准，出现在街头可自动变非法，警方也由传统抗议区进入居民区。由于警方大规模的滥捕滥暴，不仅勇武与和理非的界限变模糊、勇武被注入新内涵（注1），示威者与市民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警权问题一跃成为最核心争议和全社会共识。

第四阶段从后811时代到8月30日大搜捕，其关键词是白色恐怖，暗线彻底并入明线。虽然自第三阶段起国内舆论机器已全面发动，一方面大规模删帖屏蔽封号阻绝信息，另一方面塑造香港警察爱国克制受委屈和示威者暴力无脑被煽动的印象，“港独化”一切同情、澄清和信息补充。但直到机场冲突前，内地舆论并未出现全员发动的大规模护警运动（如明星需转发“我是护旗手”“我支持香港警察”等字样），多例熟人举报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酝酿。与内地舆论惩戒同情香港者同步的，是香港多间大学学生会成员受到的骚扰和威胁，边检扣人查手机传照片成为常态，以国泰为代表的因受直接经济制裁而打压言论自由的案例，和海外香港学生与内地学生的多例冲突。

而8月30日大搜捕所标志的第五阶段，恐怕将是一个空前警察化的社会。

抗争者与中央，各自误判了什么？

一个无可回避的现状。

重新回顾整场运动的时间线，既是为了说明公众对政府和警队底线下跌程度的预判显著不足，也是为了说明，香港的抗争早已以另一种形式与内地舆论深刻纠缠。不止香港政府需向中央给出交代，中央也需要展示强硬肌肉而给被全面煽动的内地舆论一个交代。香港抗争者基于一个健康公民社会而形成的天真可贵的常识（权力应受监督、政府需要回应公众、警队不可践踏法治），很有可能将不足以应对未来状况：比如，公众还将有票债票偿的机会吗？法官能够就被捕者独立审案不受干预威吓指摘吗？一个想来颇为残忍的例子是，7月1日梁继平在立法会内即席发言时，认为现场越多人越安全，因为警方不会在立法会内放催泪弹否则会死人，又提到太阳花学运时立法会议员在现场保护学生；但距离7月1日不足2月，这番话本身再也无法成立，因为警方不仅早已在封闭空间投放催泪弹（8月11日葵芳站），议员也可能因为阻差办案而被捕（谭文豪、区诺轩）。

如果香港的问题可以在香港范围内处理，一个广受争议的法案从一开始就不会强推、社会冲突发生后也不会因政府强硬手腕而急速升级。香港问题无法只在香港的视野内解决，既然运动的出现是以北京对现特首的无条件背书为前提，那么运动的出路也无法回避中央政府的判断，无法回避中央代理人在“收声”和“放风”中的角色。

我一向认为，建制派当中相对尊重逻辑和理性的人物，是中央政府判断香港形势时不至于太偏离现状的关键，了解他们的看法等如了解中央最通情达理可以去到什么程度。然而观察曾钰成和袁弥昌等温和建制派的近来访谈，一个无可回避的现状是，整套决策机制已经只能吸纳讨好、取悦和已被认可的信息，反馈和建言变成“示忠上位”环节，理性的标准已经低无可低，公众当笑谈的阴谋论大行其道。即便是曾钰成，整套思维也更多环绕如何讨好北京而不至于换来更严厉和偏离现实的管控；而无论袁弥昌还是曾钰成，在中联办向建制派“收风”的这个环节中，恐怕已经是日益被边缘化的角色，此前自由党主席田北俊向港澳办主任张晓明的建言，同样被搁置一边。

另一方面，逃犯条例风波的酝酿远在6月之前，无论林郑月娥、建制派或者港澳办，始终未将之前的强烈民意当一回事。如果向中央政府准确交代，官僚系统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可以卸责，调研反馈机制本身的滞后刻板将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颜色革命”、“境外势力”之类说辞，配合著贸易战、新冷战等背景，最合适讲出一套自圆其说的完整故事。

面对香港这样一个自带反叛基因和条件的“逆子”，家长式思维的中央，神经更易被牵动、更易刺激出额外联想，而在“香港vs中央”这一充满讨好和戒备的畸形关系中，香港政府不仅不会善用本有的自主权和沟通渠道，反而因为自带叛逆嫌疑，在中央介入的问题上，更为僵化强硬和唯上命是听。甚至会因为类似梁振英的表演式建言，反而刺激出更激烈手段。

5年前添马公园背景墙的“抗命”二字，或许是香港奢侈的未来，但也愈易显得只是此刻的奢侈。

（沈度，自由撰稿人）

注1：勇武内涵的延展、勇武如何被愤怒和爱激发，在8月1日中文大学校长与学生对话时，一位身著黑衣口罩眼罩头盔的学生阐述得异常清晰：“武不是狭义的武力，而是广义的行动。勇武就是克服自己的恐惧，付诸行动……为何这么大的恐惧，我们这些学生，何解还是走到前线抗争？我的答案就是因为爱，是对身边人的爱，是对香港的爱。勇武这回事，不是政治立场的表现，不是一种武力的象征，而是爱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