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你愛讀金庸：離散華人對共產中國文化大破壞的抒情回應

二十世纪以來，能讀中文的海外華人，彷彿都欠金庸一份情。十四部武俠小說構築的江湖，滋養著不知多少華人心中的神州原鄉，文化中國。雖然近代發明的中國文學史一向嚴格區分雅俗，但金庸可算是極少數得到多位海內外重要學者承認的武俠小說家（從夏濟安、陳世驤，到陳平原、嚴家炎等）。雖然有不少被文學經典孵育著長大的朋友，一直對武俠小說頗不以為然；但我想，有朝一日，它在那常被意識型態烏雲籠罩的現代文學史裏佔有完整的一章，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古老文化氣息：金庸的節制與保守

能把一種一般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類、類型小說提升至雅俗共享，而風靡海內外，獨霸江湖一甲子，才華之外還需學養、閱歷、器識、時機。金庸顯赫的家世、書香門第（海寧查家，徐志摩的表弟，詩人譯家穆旦的堂弟）、報人的身份，流亡的背景，憂世之心等等，都脫離不了干係。

淺白流暢的白話文，設置的閱讀門檻並不高（華語小學三年級左右），有能力讀華文報的就能看懂。功能上，比難免有地域色彩的現代文學作品更接近「文學的華語」（微調胡適之「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之說）。這些作品原本即為讀者的閱讀樂趣而寫，以情節為主，言情推理奇幻諸類型無所不包，令人容易入戲。

常被學院讀者詬病的那些類型程式，對武俠的愛好者而言，反而是個穩定的期待域――那承擔著血海深仇、身世堪憐的孩子一定會遇到武林高人（即便是高人的遺骸枯骨，也能發揮功能――至少留下武功秘笈），讓他快速成長為絕世高手；如果是主角，即便墜崖也不會摔得稀巴爛，自有高人異獸承接；危難總會被解救，因為俠客奇人無所不在；奇遇、巧合時時有，因為「無巧不成書」；冤仇總會得到昭雪，壞人總會有惡報，當時候到了。因生果，果生因；事出必有因，因必有果。從這角度來看，它很接近童話。童話裏的森林沒有真正的恐怖，大野狼的壞總是帶著點憨呆。

常被學院讀者詬病的那些類型程式，對武俠的愛好者而言，反而是個穩定的期待域。從這角度來看，它很接近童話。

武俠人物多奇遇的成長史（一種成長小說）恰好給成長中的青少年一種想像的未來。俠骨柔情，金庸的江湖人物的情愛總是「發乎情、止乎禮義」，因此其言情對少年讀者而言也可說是一種情感教育。學養較佳的讀者則容易從那些小說裏讀到文化，審美化的儒釋道的基本觀念、生活方式；相較於學院裏枯澀乾扁的論述，那「中體」在金庸武俠小說裏卻化為藝，呈現為境界型態，具體化為諸高人（黃藥師、風清揚、逍遙子、獨孤求敗、王重陽、少林寺深處的掃地僧等等），神龍見首不見尾。

當然，還有醫卜星相詩詞歌賦方術等等，那是個浪漫化的古代中國。不渲染暴力、血腥、色情――狂情畸戀略有但不多，強奸犯比我們生活其中的「正常社會」少很多，沒有變態殺人魔（沒有人熱愛分屍或姦屍），吸血鬼也很溫馴――不宣揚個人英雄主義（這一類型最難禁的誘惑），處處可見作者的節制自律。那是個精心構築的文化中國，甚至可以從作者論的角度說，一個人的江湖。一個富含文化氣息的江湖。金庸把他的文化理想、歷史觀、價值觀等等都投射了進去，文化立場接近所謂的「文化守成主義」。他的節制（也可說是保守），使得那世界富於古老的文化氣息，那也使得金庸武俠小說，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華人世界的共同語言。

一個人的江湖。一個富含文化氣息的江湖。金庸把他的文化理想、歷史觀、價值觀等等都投射了進去，文化立場接近所謂的「文化守成主義」。

冷戰下：替代的滿足

在我們的南方（港、台及東南亞華語地區），它的普及性不只超越中國小說經典《三國演義》、《紅樓夢》、《儒林外史》、《水滸傳》等，更超越民國那三十多年累積的現代文學遺產。他的影響力甚至可以說遠遠超越了魯迅，更別說是徐志摩、郁達夫、巴金、茅盾、沈從文、張愛玲。「嚴肅文學」對讀者的要求相對高，當然，讀者企圖從那些作品獲取的，是不同的東西。

金庸武俠小說的成功，以東南亞為例，一定有人會說，那是因為1950年代冷戰情境裏，共產中國的圖書被全面禁止輸入，港台的「軟性文藝」趁機填補了空白。「金庸現象」當然有歷史的偶然因素，不能忽略冷戰的背景。

然而，五四以來現代文學不斷的激進化，走向革命文學，終至對革命、對中國的激情，遠遠超越了對文學本身的愛。而金庸武俠，是和「文學本身」一起回來的（以馬華文學為例，天狼星詩社同時把金庸和余光中當神）；它和港台現代主義的同時性，也並不是沒有意義的。那是兩種時間性的交匯。現代是個單向道，不斷自我更新猶如不斷革命，為了捕捉不斷流逝、意義未明的現在；而金庸武俠的準章回形式，可說是被壓抑的復返。雖說中文沒有明顯的過去式，金庸卻相當努力的揣摩早期白話小說的語態。

然而，港台中文現代主義對讀者設定的高門檻，它的艱澀難讀、它先天的精英主義傾向、小眾訴求，興許在句子層面上就把許多對文學有興趣的讀者拒之門外。同樣堪做類比的是，1950年代興起的港台新儒家，以體系化的方式重建儒學，一樣對讀者設置了高門檻。姑不論是否有「良知的傲慢」（余英時語），牟宗三、唐君毅「奧語」式的文體不是一般讀者能輕易克服的，它們艱澀的程度並不亞於同時期的現代主義文學。更何況，箇中還有思辯層次的難度。相較之下，金庸的武俠小說是可親的，更能撫慰飽受文化失根威脅的華人。

特定時地的現實，被一種對華人而言更具普遍性的文化符號所置換；那符號更抒情，更富於幻想，當然也更為「中國」。

1955年萬隆會議後，普遍面臨從華僑向華人身分轉換的華人，其原始的、國-族合一的中國認同受到嚴厲的挑戰，而被迫在國家和民族（文化）之間做切分，甚至做選擇，面臨被強迫同化的壓力。在那樣的華文教育瀕危的歷史背景裏，金庸的武俠文化中國，或許更容易作為一種「替代的滿足」。當華人不再為中國著魔（obsession with China），那些緊貼著中國苦難現實而寫的現實主義文學，也就相應的失去了魅力。這樣的精神史轉折，也可說是從「現實」轉向文化。特定時地的現實，被一種對華人而言更具普遍性的文化符號所置換；那符號更抒情，更富於幻想，當然也更為「中國」。

無可諱言，金庸確實也寫作於冷戰的年代。他的江湖，在一定意義上，也可說是冷戰的產物。他的武俠小說都完成於毛澤東時代，彼時在不斷革命的共產中國，傳統文化遭受到系統性的破壞。1952年三反五反，1955年初試啼聲之作《書劍恩仇錄》開始連載。兩年後《射雕英雄傳》連載時，五七反右，許多著名作家學者中箭落馬；文化大革命期間，連載《俠客行》、《俠傲江湖》、及《鹿鼎記》。那十七年間，五四時代栽培起來的幾代知識份子被摧折殆盡。唯一還有點生命力的文學形式，也許僅剩下地下化的舊體詩。它的程式，它的短小，它的文類的記憶，它的不必仰賴文字，讓它易於自我隱藏。相較之下，現代文學實在太脆弱了。

香港特殊位置：左翼未了的現代性計劃

金庸的武俠小說，當然也可說是香港特殊位置的產物。位處於人民共和國與民國之間，作為英殖民地，在那可以近距離觀察中國大局的變化，殖民地又提供了與租借地相似的保護傘，不會直接受到傷害。那是有距離的鄰近。那鄰近，不止可以感受大陸烽火的熱度、不斷革命的腥氣，甚至還可以看到沿河漂下來的、作為大革命象徵的，發腫腐爛的浮屍。

但即便是歷史偶然條件的產物，金庸武俠小說對既有的現代文化史、文學史也提出尖銳的挑戰。譬如，面對「四千年未有之鉅變」、現代的挑戰，中國傳統思想經典的傳承，到底用什麼方式比較有效――學院式的注疏形式，綴滿概念術語的論文、體系化的論述方式，還是一向被學院瞧不起的說故事形式、甚至是「等而下之」的類型小說？五四以來的白話新文學，也許因為誕生於國家民族深重的危機裏，因而慾望總是投射向家國，而嚴格地限制了想像。革命文學興起後，尤其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情況更趨惡化，魯迅期許的「摩羅詩力」幾成灰燼。那樣的集體貧乏，禁絕想像，豈是當年文學革命的初衷?

金庸的武俠小說，很可能同時超越了《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這兩者均是從大眾讀物逐漸「升格」為經典的。

更何況，金庸的武俠小說以其平易近人的白話文體，或許也以並非彼輩預期的方式，意外地，完成了1930、1940年代左翼「文藝大眾化」未了的現代性計劃。

同樣弔詭的是，從現代文學對古代白話小說的繼承來看，魯迅對《儒林外史》的繼承只能說是局部的，談不上超越；而張愛玲、白先勇一生低首《紅樓夢》。但金庸的武俠小說，很可能同時超越了《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這兩者均是從大眾讀物逐漸「升格」為經典的。

離散香港的金庸，在他生命最好的年華，倒是以一己之力寫下頗能「攖人心」的大量武俠小說。綜上所論，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金庸的武俠小說，其實是一種離散文學？尤其是對散居華人而言。就好比，晚近頗為熱鬧的抒情傳統論，其核心，究其實是一種離散論述。它的「原始碼」（由陳世驤所鑄），是離散華人對共產中國文化大破壞的一種抒情的回應。

附記
我已經超過三十年沒讀金庸小說了。密集的閱讀金庸武俠小說都是初中、高中時期，在馬來西亞。其中多部曾反覆閱讀，因此印象頗深，但隨著年深日久，也漸漸忘卻了。那些書當然也都留在故家，也早已散佚。來台後，可讀與該讀的書太多，就沒再重讀了，對它的影視改編不感興趣。我的金庸記憶是純文字的，而且是舊版的，對它們爾後的修改版也不感興趣。因此，本文的談論主要是依賴我的「金庸記憶」，主要還是為了向逝者致意。1998年我寫〈否想金庸――文化代現的雅俗、時間與地理〉時，憑的也是記憶和印象。
201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