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場封鎖到以通報為準，新聞報道的各環節在中國是如何被瓦解的？

2022年東航3.21空難，記者程旋坐着出租車，在墜機附近村口被人攔住，他下車，碰上老鄉騎摩托車路過，便坐上後座，裝作村民，駛過值守關卡的官方人員。但他到了村裏才發現，自己和墜機點之間還有三道關卡，被警察層層把守。他看不到飛機殘骸，也接觸不到封鎖線裏做調查的專家。

同年唐山燒烤店毆打女性事件，記者姜予安來到餐廳，想和老闆娘聊幾句，但對方彷彿看不到她站在跟前，也聽不到她的聲音，兀自機械地、沉默地拉上捲簾門，轉身離開。姜予安跟上去，語氣溫和地表達來意和關心。老闆娘沒有呵斥或驅趕她，也沒有回答，全程木然。

2024年珠海駕車撞人案，記者潘淇得知消息後，判斷報道「禁令」很快會來，於是立即向報社請了假，跳上高鐵去了現場。在職務外報道，沒有機構保護的他，靠假裝生病混進醫院，又緊跟遇難者家屬混進殯儀館，一邊辨認重兵把守的便衣警察，一邊悄悄和當事人搭話。要到聯繫方式後，他一刻不敢多待，馬上離開。

這是當下中國新聞從業者的日常：現場被封鎖、當事人被噤聲、稿件被審查、記者被威脅，直至「一切以官方通報為準」。經歷新冠疫情和「動態清零」防疫後，政府對社會與個人的控制更加嚴密與精準，不僅將突發事件的輿論管控SOP化（標準流程化作業），更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加持下，系統性地瓦解新聞報道誕生的條件。

《新新聞》X《端傳媒》通過呈現六名專業新聞工作者與審查系統周旋的經歷，深度挖掘官方輿論管控的內部文件，結合近幾年撼動全國的公共事件，剖析新聞報道是如何在各個環節被公權力一步步扼殺的。

但在愈發逼仄的環境中，一種新的新聞實踐模式正悄然生長。在職或出走的記者們、接受過專業新聞訓練的年輕寫作者們，以獨立撰稿、建立獨立媒體的方式，繞開「機構媒體被官方管制」的桎梏，打開了新聞自由的新局面。

本文采訪的六名新聞工作者，有的仍供職於機構媒體，有的以獨立撰稿人身份採寫稿件，其中已有人因新聞報道工作而受官方監控與威脅。由於講述新聞審查的細節有可能給受訪者帶來人身安全風險，本文以化名呈現諸位受訪者。

獨立媒體《水瓶紀元》的編輯肖思岳接受採訪說，當下中國新聞業的意義，不能置於民主法治社會的背景下討論。輿論監督，和推動社會變革，已不是中國新聞業在這個時代的任務。

「今天這樣的現狀裏，還有人在寫作，這個行動本身就是一種抵抗，就是保存中國社會力量的方式。」她說。

新聞現場：層層封鎖、驅離記者

記者穿梭於事故現場、執筆採訪、舉着麥克風聯線演播室，更像是人們對「新聞黃金時代」的想象與回味。如今的新聞現場，像被層層封鎖、嚴密監視的堡壘。

2024年5月，廣東梅大高速塌方，共致23輛車掉落，52人死亡，30人受傷。記者程旋的出租車在離事故現場數公里處被交警攔住後，得知有消防部門的專家正等被車接進去，便立即上前套近乎，「我們坐的還是同一班高鐵呢！」接專家的車來了，程旋厚着臉皮，拉開車門擠了進去，僥倖突破了第一道封鎖線。

車開了一會兒便停住了，旁邊站着幾個警察，檢查變得更嚴了。專家被帶了進去，沒法稍上程旋。他只能跟警察如實說，自己是記者，要去現場做報道。警察把他的身份證拿去拍照登記，又要他出示記者證，他沒有（只有官媒記者以及少部分機構媒體的記者，才持有中央宣傳部與國務院新聞出版署核發的記者證，作為「記者從事新聞採編活動的唯一合法證件」），於是向警察展示自己在網上的署名稿件。令程旋出乎意料的是，警察向上級彙報後十分鐘，居然把他放了進去。

站在核心現場的程旋，親眼目睹了橋墩塌陷下去的巨大窟窿，吊機把墜落的車一輛輛吊起來，殯儀館的車停在附近，把屍體運走。

他在塌方現場待了近一小時，四處走動、拍照記錄。期間，他看到一群人對着橋墩指點交談，判斷他們是官方的專家組成員，於是瞅準機會，站在三五米處，佯裝工作，偷聽專家們對事故的初步分析。由於採訪官方專家組幾乎不可能，這些意外的收穫對於程旋了解調查走向、確定報道框架，顯得尤為重要。

然而，程旋在現場舉着手機到處拍照，時不時和人搭話，仍引起了警方注意。警察沒有立刻將程旋趕走，而是帶來了宣傳部的官員，對他稱：政府安排了集中採訪，也會在那裏舉行新聞發布會，「你也要過去，我們會統一安排」。程旋隨即被一輛車接走，開到了縣城。

「宣傳部的人，碰到了就是倒霉，人家會立馬把你請走，」程旋解釋，「如果你堅持採訪，他會全程站在你旁邊；如果你要拍照，他就會伸出手擋住你的鏡頭，你是沒辦法工作的。」

雖然終究被「請走」了，但成功進入新聞核心現場、聽到專家組的內部談話，這樣的情況在近年的新聞現場中仍鮮少發生。

這幾年來的新聞現場，通常僅有黨媒（中共和政府主辦的媒體，也稱「黨報黨刊」，作為「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記者被允許進去現場，而機構媒體（也稱」市場化媒體」，由官媒或黨委宣傳部門「主管」，但其運營和採編具有有限的獨立性，選題角度和行文風格貼近民衆生活，曾有一定輿論監督作用）記者則被擋在封鎖線外。

然而，2022年東航空難後，甚至形成了僅有《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新華社三家最高等級的中央媒體才可進入重大事故現場的不成文規定（但「三大家」的特權仍是有限度的：兩名央視記者現場直播燕郊爆炸事故救援，被警察和政府人員阻撓推搡，其中一人被強行架走）。

東航空難的現場，和程旋一起被擋在三道封鎖線外面的，還有央視同一系統的的央廣記者、中國第二大通訊社中新社的記者、地方官媒廣西電視台的記者等等，大家亂哄哄地聚集在村裏等消息。這些官媒記者雖然無法進入墜機點，但憑藉官方背書的身份，仍可自由進出村裏的應急處置指揮部。程旋在市場化媒體任職，生怕被警察或宣傳幹部認出帶走，於是找到一個央媒記者，請對方去哪裏都帶上他，遇到盤問就靠其出示證件並稱程旋是同事，以此在村裏四處活動。

但村子並非真正的新聞核心現場。雖然大批政府官員、基層幹部、消防官兵、搜救隊員聚集在這裏，但官方的調查組專家全在三道封鎖線內，程旋根本接觸不到。他離墜機點最近時只有500米，抬頭看到附近的山包，考慮上制高點觀察山谷中的飛機殘骸，但得知兩名喬裝打扮成「民工大哥」的特稿記者在翻山途中「被公安迅速識破」、驅離現場後，便放棄了這個計劃。

如果說災難事故現場尚有一絲突破的空間，政治「禁區」下的新聞事件則毫無報道的可能。

2023年9月，公民行動者黃雪琴與王建兵被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件在廣州開庭，官方媒體被要求隻字不，機構媒體完全被噤聲，牆內社交網絡的相關帖文也被刪除得一乾二淨。獨立記者沈亦娟來到法院附近，看到巨大的藍色路障將法院周圍的街道完全圍蔽，大批警察站在路邊，嚴肅地注視着過路的車輛和人群。現場緊張高壓的氣氛，令她不敢直視警察，只用手機裝作不經意地匆匆拍了幾張照片。她在附近打了一輛出租車，坐在車上圍着法院繞了一圈，就離開了。

「雪餅案」開庭的兩年前，沈亦娟曾到北京海淀區法院見證弦子訴朱軍性騷擾第二次庭審。同樣政治「紅線」下的案件，雖然無法被機構媒體客觀報道，但官方媒體的通稿仍宣告着此事存在，社交網絡上支持的聲音在審查機器下春風吹又生。彼時的現場，仍有二三十名支持者在法庭外聲援。警察拉起警戒線、監視人群的一舉一動、隨機查身份證，被聲援者們溫和有力地抵抗着，形成了十多個小時的對峙。

從弦子案到「雪餅案」的兩年，公民行動的最後一點空間完全被抽空，整個事件被密不透風地封鎖住，線上線下均是不容一絲空間的戒嚴。

還有的新聞現場，在衆目睽睽之下被官方強行遮蔽，被網民諷刺為「荒誕的魔幻現實」。

2021年7月鄭州暴雨，地鐵五號線浸水致14人死亡，市民自發在地鐵站門口獻花悼念，卻被官方用黃色擋板圍住，形成了「人死後不允許悼念」、「悼念不允許被看見」的場面。相似的場景在2024年珠海駕車撞人事件後重演。遇難者家屬在事發現場燒紙錢，官方應急管理人員立即趕來，驅散圍觀群衆，撐開了數把巨大的黑傘，將正在祭奠的家屬完全遮蓋。

新聞當事人：專班對接、被消失

近年突發新聞事件中，官方對新聞當事人及其親屬的標準化管控模式，使他們幾乎消失於公共領域，也越來越少出現在媒體報道中。

新聞事件發生後，政府會迅速成立若干專門小組，以「專班」對接當事人或其家屬，幫助其走完政府程序（包括經濟補助或賠償），同時簽下保密協議，隔絕他們與外界尤其是媒體接觸，並對其嚴密監視。

在這樣的模式下，當事人和家屬拒絕媒體採訪成為常態。除了被監視和威脅，他們也意識到，接受採訪可能意味着失去政府承諾的賠償金，高昂的醫院治療費也將由自己承擔。

在程旋的經歷裏，2022年東航空難，是這套「家屬維穩」模式變得成熟且嚴密的轉折點。

當時，所有遇難者家屬都被官方統一安排在縣城的幾個酒店裏，以「疫情防控」為名，禁止人員進出：家屬出不去、記者進不來。不過，在所有遇難者家屬被集中安置前，程旋曾偶遇兩位試圖進入墜機現場的家屬。他瞥見兩個人坐在村委會門口抹眼淚，準備上前詢問，但還沒開口，一群當地幹部迅速圍了上來，讓兩位家屬不要着急，之後會安排他們去墜機點，「但現在你們得跟我們走」。

「家屬一旦出現，絕對有一圈人圍在他們身邊，你是沒辦法做採訪的。」程旋說。

突發事件裏受傷或遇難的當事人，通常會被送往醫院和殯儀館，這兩個地點也成了官方的「重點布防區」。

2024年珠海駕車撞人事件發生後，潘淇掛了號，假裝生病，讓同行攙着他混進了醫院，但他剛想去住院部採訪傷者時，便看到樓下入口站滿了警察，根本沒機會上去。

他決定去殯儀館碰碰運氣。入口同樣被警察守着，於是他跟着前面的人，在登記簿上瞎寫幾筆，便混了進去。他在靈堂裏繞了一圈，見到許多人站得闆闆正正、神情警惕地掃視四周，判斷是便衣，一股強烈的不安全感涌上來。他溜進廁所鎮靜片刻，認為無法在這裏採訪到家屬，而且「再多待一會兒，可能就出事了」，於是趕快離開。

幸運的是，他在靈堂外看到遇難者家屬從車上搬祭奠用果籃，便立刻上前，一邊幫忙搬東西，一邊介紹自己的採訪來意。家屬們很警惕，不願多說，但他「死皮賴臉」地勸說，「有些事情，現在不能說，不代表以後就不能說，萬一事情後續處理得不好，或者媒體能提供一些幫助」。軟磨硬泡之下，潘淇要到了幾個家屬的電話。

除了官方的物理隔離，當事人和家屬也要面對其監視、威脅和經濟利益，常使得他們對記者視而不見、閉口不談。

有的家屬會明確告知記者，「我身邊有人跟着，不方便說話」；也有的家屬表示，正在和政府協商溝通，如要採訪，要先找當地宣傳部批准；還有的家屬為來到家中的記者燒水、沏茶，但全程一言不發，等記者喝完一壺又一壺的茶，終於決定放棄時，就起身送記者離開。

2020年12月，重慶永川煤礦一氧化碳超限，23人遇難。記者姜予安找到了一位生還礦工的家，院子裏，礦工的妻子正在趕雞。她上前搭話，但對方置若罔聞，既沒罵她，也沒有趕她走，沒有任何情緒和反應，把她當成透明的空氣。礦工二十多歲的兒子蹲在一旁，姜予安轉身去搭話，卻見他和母親的反應一模一樣，彷彿聽不見姜予安的聲音、也看不到她的存在。

姜予安覺得瘮得慌，但隨之而來的是憤怒與沮喪：「你們的父親在礦難中活了下來，你就完全不想說些什麼嗎？」她當時這樣想。

記者和當事人家屬打交道，也會出現比「被拒絕」更復雜的情況。多名受訪記者反映，一些家屬可能會有意或無意地把與記者的接觸「報告」給政府專班，以此作為和官方談判的籌碼，導致記者的採訪暴露，引來「禁令」，甚至自身被官方監控，受到威脅。

不過，仍有當事人家屬即使簽下保密協議，意識到被官方監控，仍冒着風險和媒體聯繫。2024珠海駕車撞人事件，一名傷者家屬在被「專班」維穩的情況下，依然私下約程旋見面，要求被採訪。在採訪前，程旋明確告知，一旦暴露，政府將不再承擔高昂的住院治療費、也不會再提供經濟賠償。對方表示仍願繼續講述。

「不是每個人都能被錢收買的。」程旋迴想這次採訪經歷時說過。

新聞目擊者與輿情監控：精準監控、全面滅聲

核心當事人被消失後，記者只能被迫轉向「外圍」，採訪目擊者或事發地附近居民，碎片化拼湊事實。然而，這些零散的信息點仍被官方精準控制並滅聲，以至於在社交網絡視頻普及的年代，如轎車無差別衝撞學生、居民樓起火等重大事件發生後，整個互聯網仍毫無波瀾。若無官方通報，這些事件似乎從未發生過。

2025年4月22日，浙江金華蘇孟鄉小學門口，一輛轎車無差別衝撞學生，多名兒童受傷倒地。《新新聞》記者通過地圖檢索，發現蘇孟鄉小學周邊共有五家商鋪公開聯繫電話，遂逐個致電。

一家快餐店老闆娘剛接通電話，便說「我現在比較忙，不方便通話」。在記者追問小學是否發撞人事件後，老闆娘說「是有這麼一回事」，但稱事發時不在現場，「沒有看見」，隨即掛斷電話。

一家便利店老闆說，事發時自己在別的店鋪，「你不要再來問我知不知道這個事情了」。

至今，針對這起無差別惡性襲擊，當地政府及公安仍未對發布任何官方通報，也無任何媒體報道在牆內留存。事發地附近居民對此諱莫如深，唯一印證這些惡性事件曾經發生的痕跡，是抖音和小紅書上，同城用戶在白底圖片上用黑體寫道：「為金華市蘇孟鄉中心小學默哀」，評論區浙江ID的用戶們留下一排排祈禱🙏、哭泣😭的emoji。

官方顯示出具備完全封鎖突發事件消息傳播的能力，或許始於2023年北京長峰醫院大火（該事件共致29人死亡，是過去二十年北京死亡人數最多的火災）。火災發生於約中午一點，但直到晚上九點黨媒《北京日報》發布通報之前，沒有任何目擊者拍攝的視頻、受災者的帖子在社交網絡流傳，甚至連北京的機構媒體記者們、以及住院患者家屬，也是在看到官方通報後，才知道醫院發生了火災。

新冠疫情和「動態清零」防疫，強化了政府對突發事件及相關輿論的「事先管控」能力，並在2025年2月修訂的《國家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中制度化確定下來。對於「影響社會社會安全穩定」的突發事件，要求將安全風險防範納入基層網格化管理，實現風險早期識別，「從源頭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各地公安機關的「政務輿情處置制度」也要求建立「監測預警機制」，巡查並收集社交媒體、門戶網站、傳統媒體、新聞跟帖論中的「重大政務輿情」，形成「全覆蓋、全方位、全天候」的輿情監測體系，「及時消除各類苗頭輿情風險」。

官方對社交媒體的審查，也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信息科技的加持下，變得更加高效、精準、系統化、自動化。圍繞官方的言論審查需求，已形成了由私營科技公司、國有企業、官方研究機構共同構成的龐大「輿情產業複合體」，包括像中科聞歌、中科天璣、人民網輿情數據中心、阿里巴巴、拓爾思等公司，紛紛為官方開發定製政務輿情監測分析系統。

阿里巴巴的政務雲輿情分析系統，7x24小時不間斷抓取全網信息源，再結合自然語言處理（NLP）和機器學習（ML）等前沿技術，自動判斷文本的正面或負面情感傾向，為輿情定性提供依據。

短視頻在信息傳播的地位愈發突顯，中科天璣應勢開發了針對視頻音頻的監測審查系統，將文字、圖片、視頻、語音多維匹配。該系統利用語音識別技術（ASR）和光學字符識別技術（OCR），分別將視頻中的語音和圖像轉化為文字，再結合人臉和人聲識別，定向監測特定事件和個人，實現「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的「快速發現、追蹤研判」。

中科聞歌則運用時下熱門的大型語言模型（LLM）技術，以「深度語義理解」的審查方式，將孤立的實體（如政府部門、官員、政策文件、地名、事件）及其之間的複雜關係（如「A部門發布了B政策」、「C官員負責D項目」）結構化連接，將新出現的突發新聞與歷史事件、相關政策和人物關聯起來，提供深度分析。

智能科技加持的審查，仍離不開傳統的人力管控，及其帶來的恐懼。

警察敲門、「請喝茶」，或許是最具威脅性質的審查手段。2020年武漢封城期間，中央赴湖北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指導組宣傳組成員史少春發文提到，對於「有較大煽動性的謠言，應落地查人，嚴防大範圍傳播」。後來，公安機關和網信辦「落地查人」的表述，出現在吉林白城、四川南充等地的《網絡輿情應急處置預案》中。2025年6月，安徽500畝土豆遭哄搶，機構媒體罕見地在報道中記錄了地方政府要求種植戶將發到網上的視頻刪除的行為。

但也有民衆主動迎合官方的噤聲。2024珠海駕車撞人事件後，記者沈亦娟在事發地體育館門口的便利店，親眼見到一名警察警告店員「不要亂講話」，而店員笑着對警察說：「我們心裏都有數的，今天上午都有幾個記者來打電話，我都說我不知道。」

和禁令賽跑、「以通報為準」、輿論鬥爭和引導

每個中國記者都曾「用命」和禁令賽跑過。

2020年重慶礦難，姜予安和同事在下雨的山區跑了一天，渾身泥濘地回到賓館，兩人飛快地打開電腦，想趕在禁令到來前把稿子發出來，編輯也在線上不停催促。

正當他們寫到幾乎結尾時，突然收到編輯的消息，「那個來了，你們把稿子交了，我把稿費給你們結了吧」。

「我們和禁令賽跑，最終還是輸了。」姜予安說。

沒人能準確預判禁令什麼時候降臨。許多記者回憶，四五年前，突發事件的報道窗口期普遍被壓縮至8-10小時，「你必須拿命在寫，在一天之內寫完 ，才能去和禁令賽跑」，記者沈亦娟回憶。但如今，越來越多稿件，無論如何刪減關鍵部分，都無法延長它們的壽命，甚至根本就發不出來。
「遊戲規則已經變了。」沈亦娟說。

禁令的運作是黑箱式的。通常，機構媒體的主任級編輯會收到主管部門的指令，並依此判斷，某個選題能不能做、某篇稿子能不能發，也為此承擔責任。然後，編輯再把禁令傳達給記者，告訴記者什麼角度和內容能寫、什麼不能寫。有的禁令針對某個突發事件；有的禁令指向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比如地方財政危機、青年失業率等，並會定期更新（六四、新疆集中營等顯然易見的「政治禁區」，已是默認「禁令」）。

但禁令並沒有嚴謹的標準，許多模糊的邊界來自新聞工作者摸索的經驗。潘淇舉例分析，涉及北京的「負面新聞」，禁令來得格外嚴；死亡人數超過十人的突發事件，報道窗口期可能只剩幾小時；國務院掛牌督辦某事件，報道的各個角度基本就卡死了，只能依照官方通報寫篇快訊；若習近平親自點名作指示，「稿子基本就黃啦」。

禁令也可以變得隱晦，需要解讀弦外之音。潘淇展示的一條禁令寫着，「報道被特朗普貿易政策影響的東南亞企業，容易讓人聯想中國企業的現狀」。這條消息，沒有「禁止報道」的字眼，但言下之意是，這個選題不能做了。

除了禁令，限制記者報道的，還有「請以通報為準」。

2022年豐縣鐵鏈女事件，媒體被禁令束縛，整個社會都在「等通報」，卻見證了各級政府自相矛盾的五篇「藍底白字」。媒體人彭遠文寫道：「中國新聞徹底進入了通報時代，媒體報道完全缺位，其他信息渠道消聲，官方通報成為唯一信源，在相當一部分受衆眼裏，通報即為事實。」他總結：「通報時代，就是公權大幅擴張，媒體同步萎縮的過程。」

2024年9月，深圳日本人學校男童在校門外被人持刀襲擊，翌日不治身亡。程旋供職的媒體很快接到禁令，只能寫官方通報，後來禁令進一步收緊，變為只能寫中方的官方通報，不得引述日方使館或日本媒體的說法。

接連發生的襲擊日本兒童事件，與網絡上宣揚仇日民族情緒的虛假信息存在相關性，但程旋無法在稿件中點明此違反通報的「敏感」背景，最終只在稿件開頭寫下案發時間是9月18日。「剩下的，讀者自己去腦補吧。」他說。

程旋私下做調查，了解到兇手的成長背景、工作等信息，遠遠超出了官方通報的內容，雖然沒有與其矛盾，但這些「超綱」信息無法寫在報道里。「官方通報在這裏就是蓋棺定論，我手上的東西，無論和官方通報是否一致，都不能寫。」程旋說。

但程旋也提到官方通報和新聞報道的微妙關係。他解釋，自然災害或安全事故類突發事件，官方可能會在事發一兩年後發布詳細的調查報告，一些機構媒體便可藉此機會，把此前寫好的深度報道發布出來。此時，官方通報就是發稿的「政治基礎」和「保命符」，否則稿件「擅自發出來」，很可能被刪，編輯部還會被警告。

不過，程旋也承認以「官方認定事實」為基礎做報道的問題。他舉例，如果記者的調查分析，指向事故中存在「人禍」，但是官方調查報告定性其為「天災」，媒體就無法推翻官方的蓋棺定論，並因此需要改變稿件的方向。

然而，與「等通報時代」相對應的，是「不通報時代」。2024年無差別惡性襲擊事件屢次發生後，官方在完全封鎖消息的基礎上，逐漸開始不通報相關事件，包括蘇孟鄉小學轎車無差別衝撞學生事件等。

一些重大新聞事件中，地方政府喪失話語權，中央不作指示，地方政府只能一直沉默。2025年7月，北京暴雨洪災致死44人，當地政府一直未正面通報災情，僅向部分機構媒體表示暫無人員傷亡，直到幾小時後習近平和李強在救災指示中確認，北京暴雨洪澇災害「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官方才突然宣布死亡人數達30人。

等通報最終變成了等一個人通報。

當新聞報道發布出來，面對的還有官方輿論管控下風譎雲詭的輿論場。

2022年東航空難，機構媒體《人物》九名記者合力完成的遇難者報道《MU5735航班上的人們》，通過線上採訪和社交網絡資料，在墜機發生二十小時內，迅速刻畫了六名乘客和兩名乘務員日常生活裏的畫像，引發公衆共鳴，在網上迅速傳播。

隨後自媒體「肖一涼介」發布了《「人物」報道筆下的侵擾悲痛問題》，指責《人物》的逝者報道違反新聞倫理，引起軒然大波，衆多網民指控《人物》「吃人血饅頭」。在網絡上關於遇難者隱私權的爭吵中，《人物》的報道被刪除，剛下飛機抵達現場的記者也被召回。

與此同時，央視記者在墜機現場直播時，用手遮住遇難乘務員蓋滿黃土的證件，被傳為「尊重逝者」的美談。然而，進入核心現場的三大央媒，除了發布官方通報、重複官方論述、歌頌救災官兵外，並未挖掘調查事故原因，也未將抽象的遇難數字還原為具體的人。

許多媒體人指出，在中國，要先有新聞，再談新聞倫理。硬核調查報道面臨禁令審查，軟性的遇難者報道尚有一絲空間，對突破審查阻力有重要意義：向讀者呈現災難局部真相，以可知可感的悲傷激起社會共鳴，間接促使公衆追問災難發生的原因、問責公權力。

《人物》報道被攻擊、 被刪帖，展現了新聞報道在輿論場面對的複雜險境：看似業務探討引發的爭議，即可被倫理批判家、網民、公權力三方合力絞殺。許多媒體人批評稱，「逝者隱私」等倫理概念暗合了官方隔絕遇難者及家屬、切斷消息源、控制敘事的目的。而東航空難的結果亦是如此：三年過去了，123名遇難乘客和九名遇難機組人員的名字至今無人知曉，官方失事調查報告仍未根據國際公約和國內法更新（今年五月，網傳一份蓋有民航局公章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答覆書》稱，調查進展情況「公開後可能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決定不予公開）。

不少記者回憶，東航空難是新聞報道的輿論環境進一步惡化的節點，而這亦是官方十餘年來不懈強化「網絡輿論鬥爭」，加強輿論管控的結果。

習近平從2013年起強調「輿論鬥爭」的理念，要求「掌控新聞輿論陣地」，提出「高度重視網上輿論鬥爭，加強網上正面宣傳，消除生成網上輿論風暴的各種隱患」，警示「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

《新新聞》挖掘十餘份中央及地方政府《網絡輿情危機應急處置方案》正式文件後發現，官方輿論管控已形成制度化、體系化的模式，使專業新聞報道更加困難。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將「負面報道」直接定性為「網絡輿情危機」，正當化刪除新聞報道的審查行為。

官方的輿論管控已形成了標準化操作流程（SOP），包括「監測識別、協同處置、信息發布、平息總結」四階段。多地應急處置方案提出「三同步」的原則，將輿論管控與處理突發事件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要求「事件應急與新聞應急同步部署、處置工作和對外發布同步研究、處置授權與發布授權同步安排」。

如今，輿論管控不再僅由各級宣傳部門主要負責。官方已構建了多部門、常態化、制度化的協同機制，並通過《國家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制度化確定。

以《廣州市突發重大活動突發事件應急預案》為例，市應急指揮部由宣傳部、網信辦、政法委、公安局、城市市管理綜合執法局等39個黨政部門組成，併成立專門的「新聞宣傳組」，負責「擬定報道口徑、消除消極影響、正確引導輿論、加強網絡管理、維護社會穩定大局」。

此外，「輿論管控」的系統也在擴張。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許多政府下屬職能部門、大型國企和事業單位，都有單獨的《輿情管理辦法》守則。如上海青浦區城管局訂立了《城管執法系統輿情應對工作方案》，監測「涉及城管系統的群體性事件、城市公共安全、政策謠言及誤讀等輿情事件」，以及「因情況複雜敏感而存在重大意識形態風險的輿情事件」等等。

社交媒體上攻擊新聞報道的聲音，也可能來自官方僱傭的網絡水軍。

國家安全監管總局「應對輿情」的四種方案之一，包括「組織網絡評論員發出正面聲音」；白城市政府「輿論引導」的過程中，要求「充分利用網軍矩陣」，」有效擠壓負面有害信息生存空間，用主流聲音佔領網絡輿論陣地」；江西省上饒黃金埠鎮政府應對「突發網絡輿情」的措施，包括「在網絡平台設置議題，隨後組織網絡水軍發布評論、扭轉『一邊倒』的敵我情勢」。

獨立媒體：摸着石頭過河、或成為那塊石頭

當機構媒體在嚴密的系統性審查下日漸凋零，一些記者離開機構，以獨立撰稿的方式，盡力繞開系統的限制。

新冠疫情爆發初期，《財新》、《人物》、《三聯生活週刊》、《中國新聞週刊》等機構媒體抓住短暫的報道窗口期，發布針對病毒來源、傳播途徑、醫護感染等情況深度調查報道，為恐慌中的公衆提供寶貴信息，並一定程度上問責政府瞞報疫情的行為。而當《人物》專訪武漢醫生艾芬的報道《發哨子的人》被官方刪除後，網民將其翻譯成外語、摩斯電碼、甲骨文、火星文、表情包等33個版本，呈現了「公民不服從的大型行為藝術」。

但此後，《人物》迅速被官方打壓。主管單位派人旁聽編輯部選題會，現場指示「這個選題不能做」。此外，《人物》的每篇報道都被要求交給主管單位審核後才能發布，許多稿件被打回來。其姊妹賬號《每日人物》也從社會突發型人物報道，最終轉型為商業生活類報道。

曇花一現的報道空間，隨着疫情防控的常態化轉瞬即逝，甚至在」動態清零「後變得更加逼仄。

許多記者離開媒體機構，沈亦娟也在這期間「稀裏糊塗」地辭了職。後來，她遇見了資深編輯肖思岳，與她討論選題、幫她編輯發布，逐漸形成了緊密的合作模式。

她感受到了自由寫作的暢快，不用字字斟酌是否踩到「紅線」，不用擰巴報道角度規避「敏感」議題。2024深圳日本男童被刺，機構媒體除了「等通報」外沒有任何空間。沈亦娟當時判斷，雖然無法突破嫌疑人和遇難者等內核信息，但仍可以記錄普通民衆對襲擊事件的憤怒和哀悼，於是寫了《從深圳到東京：他們為那個孩子守夜》，記錄深圳民衆與官方對峙、堅持悼念、表達良知的珍貴現場。

但自由寫作是危險的。

最直接的代價是失去機構的保護。2024珠海駕車撞人，沈亦娟來到傷難者收治醫院，一進急診室大門，便看到三四十張紅色塑料凳上坐着政府工作人員，警察和便衣在走廊裏巡邏。她頓時緊張起來，沒敢做採訪便匆匆離開。

「我沒有任何抗風險能力，要是被抓了，沒有機構來撈我」，沈亦娟說，「每一次採訪，都是一場賭博，賭的就是警察不會來找我。」

匿名寫作、匿名採訪，同樣是自由報道的代價。

報道署名本是記者榮譽和負責的象徵，但在新聞審查和威權統治的環境裏，名字伴隨着人身安全風險。獨立記者每寫一篇稿件，便換一個化名，匿名成為必須。

同樣，為了保護信源的人身安全，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是匿名的，甚至為了模糊其可識別性，獨立記者們有時把一個人的故事拆成幾份，每段經歷再安上不同化名。沈亦娟反思，這樣的做法實際上減損了新聞報道的可信度（credibility）：「讀者看到三個人證實了同一件事，覺得可信，但其實根本沒有這麼多人出現在稿子裏。」但她也困惑，「我不知道怎麼處理，然後好像也沒有經驗告訴我，這樣到底可不可以。」

自由寫作的代價還是現實的。對沈亦娟來說，一篇深度報道往往需要耗費數月心力，稿費是她唯一的經濟期望。若稿件因各種原因中途夭折，機構媒體通常會照付稿費和基本工資，她卻無法收到任何報酬。

「對於一個獨立記者來說，你就是失去平台、失去讀者、也失去自己的名字。」沈亦娟說。

在這條隱秘而危險的道路上，有媒體人開始建立獨立媒體，在編輯運營的過程中，把獨立記者們聯結在一起。

編輯肖思岳是獨立媒體《水瓶紀元》的運營者之一。這個創辦於2024年的賬號，先後報道了珠海駕車撞人案、海棠作者跨省追捕、湖南鉈污染等機構媒體幾乎無空間報道的事件。與許多海外中文媒體不同的是，《水瓶紀元》開設了微信公衆號，並堅持盡力將稿件推送給牆內讀者。「牆內是一個完整的文化生態，雖然公共性信息嚴重缺失，但還是能感覺到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肖思岳說，「你仍然有一種歸屬感。」

既然在牆內發布，就繞不開審查。肖思岳坦言，自己不願為了發稿而閹割文章，除了對新聞客觀性與獨立性的堅持，也因她意識到，當下的「剛性」審查，不是變換幾個字眼、或像十幾年前機構媒體寫幾句套話「交話語稅」，就可以逃過一劫的。「現在的情況是，整個新聞事件被劃定不可報道，講述事情本身就是『踩紅線』，我們無論怎麼寫，都發不出來。」肖思岳說。

她嘗試了許多方法，如引導讀者點擊公衆號的菜單欄，輸入一個詞，便可得到報道的PDF文檔。但這個方法很快失效：《水瓶紀元》的公衆號被「沒收」了菜單欄。

但在PDF傳播法失效前，這是《水瓶紀元》保住賬號、在重大事件中快速把報道擴散出去的最好方法。珠海駕車撞人事件的稿件完成後，編輯部判斷，如果在公衆號發布了這篇報道，推送一定會被刪、賬號也很可能被封禁。於是，她們決定乾脆不發推送，直接把稿件編排到PDF文檔裏，依靠朋友圈、群聊等方式傳播。

這個看似原始的傳播方式，卻效果驚人。肖思岳說，根據後台新增關注人數估算，報道的閱讀量達到三到五萬。「這個數字讓我非常觸動，」肖思岳說，「它說明公衆對信息是非常渴求的。」

雖已從業25年，但《水瓶紀元》對肖思岳來說仍是新嘗試。她坦言，《水瓶紀元》編輯部並未形成標準化的採編流程和原則，一個選題能不能做、記者要不要到現場、在哪個平台發布，常常是「問題出現了再解決」，先把稿件盡力採完、寫完、發完、再考慮下一步。

如今，媒體人都意識到，在當下的中國，新聞業已經不能再像二十年前那樣，以輿論監督、推動社會變革為己任。

許多記者初出茅廬時都被「新聞理想」感召，如今以現實的心態堅持執筆。潘淇如今還在機構媒體任職，「我儘可能不要愧對手上的每一個選題，我做了該做的事情，這就夠了。」

沈亦娟成為獨立記者後，感受到一條「更廣闊的路徑」 。她說，自己不再需要被官方蓋章認證是記者，「只要我拿起筆，我就是記者」。此外，她不再認為自己需要為新聞事業燃燒自己：狀態不好的時候，就去做點別的，狀態好了，就回來繼續寫。「這樣，做新聞就可以變成一件很長久的事情。」她說。

沈亦娟在2019年進入新聞行業，彼時已是「大船傾覆的末尾」。她說，自己從未經歷過前輩們引以為傲的「新聞黃金時代」，但這種缺憾反而讓她無法輕易放下手裏的筆。「我永遠覺得自己還沒有寫夠，」 她說。

肖思岳在千禧年前後進入新聞行業，彼時市場化媒體欣欣向榮。她說，自己小時候在「黨化」的語言環境裏成長，一路走到開放、多元、自由的語言環境裏，如今又見證了語言重新被政治束縛。

對她來說，不受審查、不被政治宣傳污染地做報道，就是在捍衛中文的尊嚴與美。「我們真的要把中國文化命運的控制權交到警察手裏嗎？」她說，「中文是很神聖的，它不應該被控制在一群完全沒有資格對知識分子說三道四的人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