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爱读金庸：离散华人对共产中国文化大破坏的抒情回应

二十世纪以来，能读中文的海外华人，仿佛都欠金庸一份情。十四部武侠小说构筑的江湖，滋养著不知多少华人心中的神州原乡，文化中国。虽然近代发明的中国文学史一向严格区分雅俗，但金庸可算是极少数得到多位海内外重要学者承认的武侠小说家（从夏济安、陈世骧，到陈平原、严家炎等）。虽然有不少被文学经典孵育著长大的朋友，一直对武侠小说颇不以为然；但我想，有朝一日，它在那常被意识型态乌云笼罩的现代文学史里占有完整的一章，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古老文化气息：金庸的节制与保守

能把一种一般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类、类型小说提升至雅俗共享，而风靡海内外，独霸江湖一甲子，才华之外还需学养、阅历、器识、时机。金庸显赫的家世、书香门第（海宁查家，徐志摩的表弟，诗人译家穆旦的堂弟）、报人的身份，流亡的背景，忧世之心等等，都脱离不了干系。

浅白流畅的白话文，设置的阅读门槛并不高（华语小学三年级左右），有能力读华文报的就能看懂。功能上，比难免有地域色彩的现代文学作品更接近“文学的华语”（微调胡适之“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之说）。这些作品原本即为读者的阅读乐趣而写，以情节为主，言情推理奇幻诸类型无所不包，令人容易入戏。

常被学院读者诟病的那些类型程序，对武侠的爱好者而言，反而是个稳定的期待域――那承担著血海深仇、身世堪怜的孩子一定会遇到武林高人（即便是高人的遗骸枯骨，也能发挥功能――至少留下武功秘笈），让他快速成长为绝世高手；如果是主角，即便坠崖也不会摔得稀巴烂，自有高人异兽承接；危难总会被解救，因为侠客奇人无所不在；奇遇、巧合时时有，因为“无巧不成书”；冤仇总会得到昭雪，坏人总会有恶报，当时候到了。因生果，果生因；事出必有因，因必有果。从这角度来看，它很接近童话。童话里的森林没有真正的恐怖，大野狼的坏总是带著点憨呆。

常被学院读者诟病的那些类型程序，对武侠的爱好者而言，反而是个稳定的期待域。从这角度来看，它很接近童话。

武侠人物多奇遇的成长史（一种成长小说）恰好给成长中的青少年一种想像的未来。侠骨柔情，金庸的江湖人物的情爱总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因此其言情对少年读者而言也可说是一种情感教育。学养较佳的读者则容易从那些小说里读到文化，审美化的儒释道的基本观念、生活方式；相较于学院里枯涩干扁的论述，那“中体”在金庸武侠小说里却化为艺，呈现为境界型态，具体化为诸高人（黄药师、风清扬、逍遥子、独孤求败、王重阳、少林寺深处的扫地僧等等），神龙见首不见尾。

当然，还有医卜星相诗词歌赋方术等等，那是个浪漫化的古代中国。不渲染暴力、血腥、色情――狂情畸恋略有但不多，强奸犯比我们生活其中的“正常社会”少很多，没有变态杀人魔（没有人热爱分尸或奸尸），吸血鬼也很温驯――不宣扬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型最难禁的诱惑），处处可见作者的节制自律。那是个精心构筑的文化中国，甚至可以从作者论的角度说，一个人的江湖。一个富含文化气息的江湖。金庸把他的文化理想、历史观、价值观等等都投射了进去，文化立场接近所谓的“文化守成主义”。他的节制（也可说是保守），使得那世界富于古老的文化气息，那也使得金庸武侠小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华人世界的共同语言。

一个人的江湖。一个富含文化气息的江湖。金庸把他的文化理想、历史观、价值观等等都投射了进去，文化立场接近所谓的“文化守成主义”。

冷战下：替代的满足

在我们的南方（港、台及东南亚华语地区），它的普及性不只超越中国小说经典《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水浒传》等，更超越民国那三十多年累积的现代文学遗产。他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远远超越了鲁迅，更别说是徐志摩、郁达夫、巴金、茅盾、沈从文、张爱玲。“严肃文学”对读者的要求相对高，当然，读者企图从那些作品获取的，是不同的东西。

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功，以东南亚为例，一定有人会说，那是因为1950年代冷战情境里，共产中国的图书被全面禁止输入，港台的“软性文艺”趁机填补了空白。“金庸现象”当然有历史的偶然因素，不能忽略冷战的背景。

然而，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不断的激进化，走向革命文学，终至对革命、对中国的激情，远远超越了对文学本身的爱。而金庸武侠，是和“文学本身”一起回来的（以马华文学为例，天狼星诗社同时把金庸和余光中当神）；它和港台现代主义的同时性，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两种时间性的交汇。现代是个单向道，不断自我更新犹如不断革命，为了捕捉不断流逝、意义未明的现在；而金庸武侠的准章回形式，可说是被压抑的复返。虽说中文没有明显的过去式，金庸却相当努力的揣摩早期白话小说的语态。

然而，港台中文现代主义对读者设定的高门槛，它的艰涩难读、它先天的精英主义倾向、小众诉求，兴许在句子层面上就把许多对文学有兴趣的读者拒之门外。同样堪做类比的是，1950年代兴起的港台新儒家，以体系化的方式重建儒学，一样对读者设置了高门槛。姑不论是否有“良知的傲慢”（余英时语），牟宗三、唐君毅“奥语”式的文体不是一般读者能轻易克服的，它们艰涩的程度并不亚于同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更何况，个中还有思辩层次的难度。相较之下，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可亲的，更能抚慰饱受文化失根威胁的华人。

特定时地的现实，被一种对华人而言更具普遍性的文化符号所置换；那符号更抒情，更富于幻想，当然也更为“中国”。

1955年万隆会议后，普遍面临从华侨向华人身分转换的华人，其原始的、国-族合一的中国认同受到严厉的挑战，而被迫在国家和民族（文化）之间做切分，甚至做选择，面临被强迫同化的压力。在那样的华文教育濒危的历史背景里，金庸的武侠文化中国，或许更容易作为一种“替代的满足”。当华人不再为中国著魔（obsession with China），那些紧贴著中国苦难现实而写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就相应的失去了魅力。这样的精神史转折，也可说是从“现实”转向文化。特定时地的现实，被一种对华人而言更具普遍性的文化符号所置换；那符号更抒情，更富于幻想，当然也更为“中国”。

无可讳言，金庸确实也写作于冷战的年代。他的江湖，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冷战的产物。他的武侠小说都完成于毛泽东时代，彼时在不断革命的共产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系统性的破坏。1952年三反五反，1955年初试啼声之作《书剑恩仇录》开始连载。两年后《射雕英雄传》连载时，五七反右，许多著名作家学者中箭落马；文化大革命期间，连载《侠客行》、《侠傲江湖》、及《鹿鼎记》。那十七年间，五四时代栽培起来的几代知识份子被摧折殆尽。唯一还有点生命力的文学形式，也许仅剩下地下化的旧体诗。它的程序，它的短小，它的文类的记忆，它的不必仰赖文字，让它易于自我隐藏。相较之下，现代文学实在太脆弱了。

香港特殊位置：左翼未了的现代性计划

金庸的武侠小说，当然也可说是香港特殊位置的产物。位处于人民共和国与民国之间，作为英殖民地，在那可以近距离观察中国大局的变化，殖民地又提供了与租借地相似的保护伞，不会直接受到伤害。那是有距离的邻近。那邻近，不止可以感受大陆烽火的热度、不断革命的腥气，甚至还可以看到沿河漂下来的、作为大革命象征的，发肿腐烂的浮尸。

但即便是历史偶然条件的产物，金庸武侠小说对既有的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也提出尖锐的挑战。譬如，面对“四千年未有之巨变”、现代的挑战，中国传统思想经典的传承，到底用什么方式比较有效――学院式的注疏形式，缀满概念术语的论文、体系化的论述方式，还是一向被学院瞧不起的说故事形式、甚至是“等而下之”的类型小说？五四以来的白话新文学，也许因为诞生于国家民族深重的危机里，因而欲望总是投射向家国，而严格地限制了想像。革命文学兴起后，尤其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情况更趋恶化，鲁迅期许的“摩罗诗力”几成灰烬。那样的集体贫乏，禁绝想像，岂是当年文学革命的初衷?

金庸的武侠小说，很可能同时超越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者均是从大众读物逐渐“升格”为经典的。

更何况，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其平易近人的白话文体，或许也以并非彼辈预期的方式，意外地，完成了1930、1940年代左翼“文艺大众化”未了的现代性计划。

同样吊诡的是，从现代文学对古代白话小说的继承来看，鲁迅对《儒林外史》的继承只能说是局部的，谈不上超越；而张爱玲、白先勇一生低首《红楼梦》。但金庸的武侠小说，很可能同时超越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者均是从大众读物逐渐“升格”为经典的。

离散香港的金庸，在他生命最好的年华，倒是以一己之力写下颇能“撄人心”的大量武侠小说。综上所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其实是一种离散文学？尤其是对散居华人而言。就好比，晚近颇为热闹的抒情传统论，其核心，究其实是一种离散论述。它的“原始码”（由陈世骧所铸），是离散华人对共产中国文化大破坏的一种抒情的回应。

附记
我已经超过三十年没读金庸小说了。密集的阅读金庸武侠小说都是初中、高中时期，在马来西亚。其中多部曾反复阅读，因此印象颇深，但随著年深日久，也渐渐忘却了。那些书当然也都留在故家，也早已散佚。来台后，可读与该读的书太多，就没再重读了，对它的影视改编不感兴趣。我的金庸记忆是纯文字的，而且是旧版的，对它们尔后的修改版也不感兴趣。因此，本文的谈论主要是依赖我的“金庸记忆”，主要还是为了向逝者致意。1998年我写〈否想金庸――文化代现的雅俗、时间与地理〉时，凭的也是记忆和印象。
201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