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張艾嘉：戰戰兢兢的瘋狂

【編者按】由香港電影金像獎的2017成績表，我們在許鞍華對談及葉德嫻專訪之後，帶你走入張艾嘉的創作，走入她對表演與人生的信念之中。

化妝間的門關不住張艾嘉的笑聲。走進去就看到她坐在鏡子前面，發着光。她戴上眼鏡看看手機的訊息，取下之後又看看鏡子，看看旁人，笑起來有一種近乎頑皮的味道。那些光好像是從她眼裏來。她聽到這樣的描述，哈哈哈哈大笑：「它不像以前那樣能發光了吧。」

西方的電影工業曾經想像這張臉孔是他們在尋找的東方代言人。張艾嘉說那是出於他們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對華人的好奇。她參加過許多試鏡：「那些劇本大部分都很爛，他們只是需要電影裏有一個華人角色。」她有語言的優勢，演技當時也備受華語電影人肯定，往往變成這些劇本的首選。張艾嘉當然有她的溫柔和慈悲，但她也有她的鋒利和果敢，堅決不接自己不認同的角色，不認可的劇本。在半島看過麥當娜和 Sean Penn 籌備的劇本，她離開時甚至帶着氣：「那真是慘不忍睹。」演員是被動的，但被動的演員也可以選擇。

因為籌備《最愛》，她婉拒了貝托魯奇的《末代皇帝》。幾次參演歐美電影項目，她都極為嚴謹地挑選劇本。假如她不那麼嚴格，或許早於他人進軍國際了。「不是我沒有興趣，而是什麼事情不能來得很勉強。」她在許多劇本裏感受不到尊重和誠意，唯有拒絕。她當時也深信，自己在美國不能得到和在東方同等的機會。如今，這一張臉孔是重要的華語電影人，傑出的表演者，勤奮的創作者。勤奮，是張艾嘉對自己的形容。

密密麻麻的工作，《相愛相親》還沒走完領獎台，她就接下舞台劇《聊齋》，1月演過之後又要在6月下旬重演。之前有一次差點成行的訪問，因為通告太多，她病倒了。尋找見縫插針的時間，我們在亞洲電影大獎的後台終於相見。往來的傳媒和電影人像流水，張艾嘉靜靜地也在角落出現了。她帶着頭痛站在閃光燈前，嘴裏承認着累，臉上還是放着光。張艾嘉原來也是一個很「嚴厲」的人啊。她側着頭想了想：「某種程度上也是吧。」

創作的輕與重

於張艾嘉的處境，一邊是電影《相愛相親》口碑極好，入圍多個獎項；一邊是她仍需要面對票房的壓力。「大家都知道我在真心做一樣東西，但票房不好，這個必須自己去面對，因為是我自己的選擇。」張艾嘉藉此思考為什麼很多觀眾不願意看文藝片，「我沒有欺騙觀眾，只要你進場就會發現，我沒有對不起任何人。」

《相愛相親》是一張老中青三代女性的拼圖，表面上的戲劇矛盾是女人在爭取婚姻和家庭中的名份，內裏又結合中國社會的現狀，女性在當代生活中面臨的新舊問題，她們在急速變幻的城市中心態與價值觀的轉變。電影裏沒有壞人，張艾嘉也不動聲色，不做批判，細膩地呈現了一個偷換時光的故事。

從這幾年常走國外影展的經驗，張艾嘉有一種強烈的認識：「有的電影不管講多麼沈重的題材，最後說得圓。」她喜歡那些不做作的真實，不喜歡電影刻意經營的藝術感。「那些電影不是沈醉在、陷入在那個事件，而是跳出來，它關懷地看這件事。他不站在低，去批判，他不站在高，站在旁邊。」張艾嘉喜歡這種力量：「我永遠都要當自己。不要當自己鎖住，不要利用他，變成一個artistic的藝術去講這個東西。」《相愛相親》的確帶着可貴的同理心，溫潤的筆觸讓觀眾動容。

張艾嘉愛輕，不求重。2015年出的書叫《輕描淡寫》，早在1989年幫《號外》拍封面，那張有蘋果在頭頂的特輯，標題也是「輕描淡寫張艾嘉」。「我從來在想，到底人的生命是輕還是重。」是輕也是重。「看過一部戲叫《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那部戲對我來說非常深刻。人生有時候自己把它變得非常重，其實生命是非常的輕，看你自己選擇怎樣活。」每天打開報紙都是沈重的事情，張艾嘉只能希望它是一個過程。當它變成過程，來了就必須要走。

嚴格，與瘋狂

她不曾放鬆自我約束。「有人覺得似乎可以胡來亂來，也有一些有才華的人真的胡來亂來。」她加重語氣：千萬不要！在她心裏，創作和為人息息相關，需要很多的基礎，很多的底。「我一直告訴自己，我一定要學習很多東西，打基礎，打基礎。」張艾嘉的演技在一開始沒什麼人教，「我不是很幸運一出來就紅。」她就自己看電影去琢磨，去學習自己認為好的表演，「那你肯定就會有一種，自己對自己的嚴格。」隨心所欲不是隨心所欲，心和所欲都有完整的基礎。還在新人階段時，和她合作過的導演就紛紛誇獎她的表演有一種靈氣。她從台灣的文藝片中冒起，走到香港的商業電影裏也發揮自如。背後全是自己對自己的嚴格。

家庭教育也給她帶來過一些約束。在《輕描淡寫》這本書裏，她寫過文章提及外公對自己的告誡，不少話至今還記得，比如不要濫用特權，比如如何做一個自律的人。「家庭的影響其實是重要的，不管是正面還是反面，一些反面的教育我可以自己去判斷。」每一次面對鏡頭，她就遵守自己的約束。和她合作過的人，都對她的專業讚不絕口。劇本事先想好了，現場的準備也做好了。現場有她在，基本沒有什麼值得擔心。「我希望自己在工作上不要有疏忽。」

杜琪峯對她說：我想要看到瘋狂的張艾嘉，或者是有缺陷的張艾嘉。「其實這些我都明白他們說什麼，但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就是一個瘋狂的人呀。」她早前加入了畢贛《地球最後的夜晚》劇組，電影如今已經入圍了71屆康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電影面世之前，張艾嘉的電影和畢贛的電影在觀眾眼裏或許完全是兩個世界。「畢贛看到我有瘋狂的一面，我有問過他為什麼找我。」

畢贛說，張艾嘉有張艾嘉的光彩，他想要這種光彩。

「其實我自己真的不認為我是一個所謂，十全十美的人。」她也曾有任性的年輕時代。幼年跟母親移居美國之後，曾讓媽媽頭痛不已：「你再瘋就把你送回台灣去。」後來媽媽真的把張艾嘉送回台灣了。Summer of Love 剛發生不久，她帶着這樣的感受回了台灣，常常逃課，交男友。在十七歲受洗時，周圍的人都頗驚訝，她明明是最叛逆的那一個人。

創作，不一定要用傳統的方式

進入演藝圈的開始是經由熟人推介，她有機會在空軍廣播電台做節目，介紹西洋流行歌曲。歌林唱片簽下了她，以少女路線出發，即翻唱民謠女王Joan Baez，也唱當紅偶像Olivia Newton-John。「那時的我就是那個樣子。一部分的我是Joan Baez，一部分的我也是Olivia Newton-John啊。」她說着說着又笑起來，那笑容就是你可以憑空想像而出——張艾嘉那種可愛，機靈和甜美的笑。那兩種路線確實與她的形象一致，張艾嘉要傳遞很多嚴肅的信息，其中也有趣味，狡黠，與會心和善意的笑話。

這種可愛與瘋狂，進入滾石唱片之後，成長為都市女性的側寫。「一開始我是想唱歌，沒想過演戲。」滾石這個階段，她做出《忙與盲》和《你愛我嗎》這樣的概念專輯，「我開始感受到，我還是喜歡所謂的 drama，喜歡那種戲劇的東西。」張艾嘉於是逐漸去參與做藝術形態的概念和創意。《忙與盲》是一張切中都市忙碌生活的概念專輯，但對華語世界來說，它似乎來得太早了。在專輯發佈會記招上，張艾嘉和李宗盛試着為傳媒播一些專輯中的歌曲。記者們聽到有一首歌中的口白，有的人開始笑。

「他們應該突然之間覺得奇怪，和別的創作不一樣。」張艾嘉當場掉了眼淚，「我其實哭點很高，不容易哭。」她覺得傷心，為什麼笑的人不明白創作有很多方式。「不一定要用傳統的方式嘛。」

幾年後他們做《愛的代價》這張專輯，「李宗盛就說『你幫我錄』，讓我錄四十幾段故事，可我不是作家啊。」張艾嘉說，自己只能寫真心的感受，只能寫她懂的東西。《愛的代價》一半是歌曲，一半是口白，再加上《莎莎嘉嘉站起來》的音樂作連結，做成了一張完整的唱片。「小李就跟我說，張姐以後你的唱片，你就是你自己的製作人。」張艾嘉聽完就笑說自己不要出唱片了：「我非常尊重表演藝術，尤其是好的表演藝術。」遇到好的歌曲不易，她堅信維持好的狀態需要很多功夫，技術和磨練，才可以做好表演。「我不要今天紅就來做什麼，就這樣混過去，那只是表面上包裝很美。」她不想出不知所謂的唱片，倒不如讓之前的好歌一直待在大家心裏。

我是一個害怕無聊的人

創作不能變得無聊，至少張艾嘉的創作不可以如此。她帶着小心呵護的語氣這樣講。「其實我們做戲劇，很多東西都是在重複某一些的情感。」太重複的時候，張艾嘉會覺得無聊。

「你怎麼樣給觀眾一個完全不同的感受。那一定是你要走到更深的裏面，你不能只是看表面的東西。所以你會要求劇本，你會要求人物的層次，你會要求更往內心的層次去走。」她探索每一個角色的表演，每一個故事的講法，「你越往深層的地方去了解的時候，你越明白很多事情為什麼會發生在這個世界，會發生到現在這個地步。」

她的經紀人，也是她電影的監製莊麗真說，張艾嘉現在只對兩種工作有興趣，一是做慈善，一是扶持新人。「我很怕在原地踏步，」張艾嘉喜歡向前衝，「我為什麼會那麼忙，也是因為我覺得我的好奇心一直沒有停止。」她決定了電影會是一輩子的工作：「我覺得它其實需要太多太多方面的養份，才可以變成⋯⋯」

可以變成？

「一個豐富的你。」

她不能滿足現狀：「我該從誰的身上去獲得更多的東西呢？」張艾嘉喜歡和年輕一輩的創作人相處，看他們怎樣去解讀如今發生的現象和議題。「不只是新人，跟有經驗的，好的創作人合作，我也會很興奮。」她和林奕華多次合作，也包括最近即將重演的舞台劇《聊齋》，「我永遠在他身上，可以得到一些領會。因為他也是一個不在原地踏步的人。」

能做到什麼，就做什麼

八年來，她先後擔任台北電影節和金馬影展執委會主席，恰好見證了台灣電影新力量的發生。「我不知道電影節跟新導演⋯⋯新的電影力量出現是有關還是無關。有的時候就是一個時代的轉變，你就是碰到了。」張艾嘉想這也許是台灣電影重新開始的機會，一個世代快要結束，新的一代怎麼樣都要冒出頭。

「當新人冒出頭的時候，有電影節和影展的平台去協助他們，至少讓一部分觀眾看到他們，對年輕的創作人來講是一種鼓舞。」在她看來，平台和新力量之間的關係若有若無，「它多多少少有某一些的影響，讓到這些年輕人好像也認為自己會受到尊重。可以受到尊重以後，這個東西才會延續下去。」

她相信哪怕打擊，也可能是一種另外的鼓舞。第51屆金馬獎時，婁燁的《推拿》和陳建斌的《一個勺子》拿下幾乎所有重要獎項，台灣電影在獎項上的失落當年引起熱議。「那為什麼人家那麼好？」張艾嘉相信這一次打擊，從另外的角度，也是對台灣電影的鼓舞，「那你就好好地做一點什麼東西吧。用一種不同的態度去對待自己的電影。我覺得就是一個慢慢在成長的過程。你說它真的成熟了嗎？台灣整個電影界都沒有成熟。這個行業並不成熟。」

但焦急也沒有用。張艾嘉謙稱她的力量很微薄：「我如果能夠很堅持的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某一些人也會想，那你看那個張艾嘉都可以堅持了這麼久，或許年輕人，或者是某一些到40多歲的一些導演，他們都會用樂觀的態度去往前，去爭取，去做。」

她不擔心自己被當作典範，也無所謂被遺忘：「我也是被遺忘過的。」

「你今天如果真的被提到，或者被記得，那一定是你有做過一些事情是值得被記得的。如果你今天沒有做過什麼事情而去被人家去這樣擺設，那也沒什麼意義。」張艾嘉心想自己的作品也許能夠留下來，讓人記得，但如果被忘記了也可以。她不去想像結果，那是不可控制的事。

「就像我有時候覺得，我們大家不能永遠就是搬出胡金銓，不能永遠只是搬出楊德昌。那樣對其他有一些電影人，其實是不公平的。當然他們做過的一些東西是很經典，但不要老是拿一些過去的人當作標準，我們還有很多很多其他人，我覺得他們都值得尊重，值得我們大家去想我們現在應該做什麼事情。結合現在的環境我覺得好像這個才是重點。」

我問她，那你還會講一個台灣現在的故事嗎？你會怎樣講？

張艾嘉又果斷和鋒利起來了：「那，你等着看好了。」

訪問整理：Jessica Wong, 盧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