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艾嘉：战战兢兢的疯狂

【编者按】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的2017成绩表，我们在许鞍华对谈及叶德娴专访之后，带你走入张艾嘉的创作，走入她对表演与人生的信念之中。

化妆间的门关不住张艾嘉的笑声。走进去就看到她坐在镜子前面，发着光。她戴上眼镜看看手机的讯息，取下之后又看看镜子，看看旁人，笑起来有一种近乎顽皮的味道。那些光好像是从她眼里来。她听到这样的描述，哈哈哈哈大笑：“它不像以前那样能发光了吧。”

西方的电影工业曾经想像这张脸孔是他们在寻找的东方代言人。张艾嘉说那是出于他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华人的好奇。她参加过许多试镜：“那些剧本大部分都很烂，他们只是需要电影里有一个华人角色。”她有语言的优势，演技当时也备受华语电影人肯定，往往变成这些剧本的首选。张艾嘉当然有她的温柔和慈悲，但她也有她的锋利和果敢，坚决不接自己不认同的角色，不认可的剧本。在半岛看过麦当娜和 Sean Penn 筹备的剧本，她离开时甚至带着气：“那真是惨不忍睹。”演员是被动的，但被动的演员也可以选择。

因为筹备《最爱》，她婉拒了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几次参演欧美电影项目，她都极为严谨地挑选剧本。假如她不那么严格，或许早于他人进军国际了。“不是我没有兴趣，而是什么事情不能来得很勉强。”她在许多剧本里感受不到尊重和诚意，唯有拒绝。她当时也深信，自己在美国不能得到和在东方同等的机会。如今，这一张脸孔是重要的华语电影人，杰出的表演者，勤奋的创作者。勤奋，是张艾嘉对自己的形容。

密密麻麻的工作，《相爱相亲》还没走完领奖台，她就接下舞台剧《聊斋》，1月演过之后又要在6月下旬重演。之前有一次差点成行的访问，因为通告太多，她病倒了。寻找见缝插针的时间，我们在亚洲电影大奖的后台终于相见。往来的传媒和电影人像流水，张艾嘉静静地也在角落出现了。她带着头痛站在闪光灯前，嘴里承认着累，脸上还是放着光。张艾嘉原来也是一个很“严厉”的人啊。她侧着头想了想：“某种程度上也是吧。”

创作的轻与重

于张艾嘉的处境，一边是电影《相爱相亲》口碑极好，入围多个奖项；一边是她仍需要面对票房的压力。“大家都知道我在真心做一样东西，但票房不好，这个必须自己去面对，因为是我自己的选择。”张艾嘉借此思考为什么很多观众不愿意看文艺片，“我没有欺骗观众，只要你进场就会发现，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相爱相亲》是一张老中青三代女性的拼图，表面上的戏剧矛盾是女人在争取婚姻和家庭中的名份，内里又结合中国社会的现状，女性在当代生活中面临的新旧问题，她们在急速变幻的城市中心态与价值观的转变。电影里没有坏人，张艾嘉也不动声色，不做批判，细腻地呈现了一个偷换时光的故事。

从这几年常走国外影展的经验，张艾嘉有一种强烈的认识：“有的电影不管讲多么沉重的题材，最后说得圆。”她喜欢那些不做作的真实，不喜欢电影刻意经营的艺术感。“那些电影不是沉醉在、陷入在那个事件，而是跳出来，它关怀地看这件事。他不站在低，去批判，他不站在高，站在旁边。”张艾嘉喜欢这种力量：“我永远都要当自己。不要当自己锁住，不要利用他，变成一个artistic的艺术去讲这个东西。”《相爱相亲》的确带着可贵的同理心，温润的笔触让观众动容。

张艾嘉爱轻，不求重。2015年出的书叫《轻描淡写》，早在1989年帮《号外》拍封面，那张有苹果在头顶的特辑，标题也是“轻描淡写张艾嘉”。“我从来在想，到底人的生命是轻还是重。”是轻也是重。“看过一部戏叫《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那部戏对我来说非常深刻。人生有时候自己把它变得非常重，其实生命是非常的轻，看你自己选择怎样活。”每天打开报纸都是沉重的事情，张艾嘉只能希望它是一个过程。当它变成过程，来了就必须要走。

严格，与疯狂

她不曾放松自我约束。“有人觉得似乎可以胡来乱来，也有一些有才华的人真的胡来乱来。”她加重语气：千万不要！在她心里，创作和为人息息相关，需要很多的基础，很多的底。“我一直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学习很多东西，打基础，打基础。”张艾嘉的演技在一开始没什么人教，“我不是很幸运一出来就红。”她就自己看电影去琢磨，去学习自己认为好的表演，“那你肯定就会有一种，自己对自己的严格。”随心所欲不是随心所欲，心和所欲都有完整的基础。还在新人阶段时，和她合作过的导演就纷纷夸奖她的表演有一种灵气。她从台湾的文艺片中冒起，走到香港的商业电影里也发挥自如。背后全是自己对自己的严格。

家庭教育也给她带来过一些约束。在《轻描淡写》这本书里，她写过文章提及外公对自己的告诫，不少话至今还记得，比如不要滥用特权，比如如何做一个自律的人。“家庭的影响其实是重要的，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一些反面的教育我可以自己去判断。”每一次面对镜头，她就遵守自己的约束。和她合作过的人，都对她的专业赞不绝口。剧本事先想好了，现场的准备也做好了。现场有她在，基本没有什么值得担心。“我希望自己在工作上不要有疏忽。”

杜琪峯对她说：我想要看到疯狂的张艾嘉，或者是有缺陷的张艾嘉。“其实这些我都明白他们说什么，但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疯狂的人呀。”她早前加入了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剧组，电影如今已经入围了71届康城影展“一种注目”单元。电影面世之前，张艾嘉的电影和毕赣的电影在观众眼里或许完全是两个世界。“毕赣看到我有疯狂的一面，我有问过他为什么找我。”

毕赣说，张艾嘉有张艾嘉的光彩，他想要这种光彩。

“其实我自己真的不认为我是一个所谓，十全十美的人。”她也曾有任性的年轻时代。幼年跟母亲移居美国之后，曾让妈妈头痛不已：“你再疯就把你送回台湾去。”后来妈妈真的把张艾嘉送回台湾了。Summer of Love 刚发生不久，她带着这样的感受回了台湾，常常逃课，交男友。在十七岁受洗时，周围的人都颇惊讶，她明明是最叛逆的那一个人。

创作，不一定要用传统的方式

进入演艺圈的开始是经由熟人推介，她有机会在空军广播电台做节目，介绍西洋流行歌曲。歌林唱片签下了她，以少女路线出发，即翻唱民谣女王Joan Baez，也唱当红偶像Olivia Newton-John。“那时的我就是那个样子。一部分的我是Joan Baez，一部分的我也是Olivia Newton-John啊。”她说着说着又笑起来，那笑容就是你可以凭空想像而出——张艾嘉那种可爱，机灵和甜美的笑。那两种路线确实与她的形象一致，张艾嘉要传递很多严肃的信息，其中也有趣味，狡黠，与会心和善意的笑话。

这种可爱与疯狂，进入滚石唱片之后，成长为都市女性的侧写。“一开始我是想唱歌，没想过演戏。”滚石这个阶段，她做出《忙与盲》和《你爱我吗》这样的概念专辑，“我开始感受到，我还是喜欢所谓的 drama，喜欢那种戏剧的东西。”张艾嘉于是逐渐去参与做艺术形态的概念和创意。《忙与盲》是一张切中都市忙碌生活的概念专辑，但对华语世界来说，它似乎来得太早了。在专辑发布会记招上，张艾嘉和李宗盛试着为传媒播一些专辑中的歌曲。记者们听到有一首歌中的口白，有的人开始笑。

“他们应该突然之间觉得奇怪，和别的创作不一样。”张艾嘉当场掉了眼泪，“我其实哭点很高，不容易哭。”她觉得伤心，为什么笑的人不明白创作有很多方式。“不一定要用传统的方式嘛。”

几年后他们做《爱的代价》这张专辑，“李宗盛就说『你帮我录』，让我录四十几段故事，可我不是作家啊。”张艾嘉说，自己只能写真心的感受，只能写她懂的东西。《爱的代价》一半是歌曲，一半是口白，再加上《莎莎嘉嘉站起来》的音乐作连结，做成了一张完整的唱片。“小李就跟我说，张姐以后你的唱片，你就是你自己的制作人。”张艾嘉听完就笑说自己不要出唱片了：“我非常尊重表演艺术，尤其是好的表演艺术。”遇到好的歌曲不易，她坚信维持好的状态需要很多功夫，技术和磨练，才可以做好表演。“我不要今天红就来做什么，就这样混过去，那只是表面上包装很美。”她不想出不知所谓的唱片，倒不如让之前的好歌一直待在大家心里。

我是一个害怕无聊的人

创作不能变得无聊，至少张艾嘉的创作不可以如此。她带着小心呵护的语气这样讲。“其实我们做戏剧，很多东西都是在重复某一些的情感。”太重复的时候，张艾嘉会觉得无聊。

“你怎么样给观众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那一定是你要走到更深的里面，你不能只是看表面的东西。所以你会要求剧本，你会要求人物的层次，你会要求更往内心的层次去走。”她探索每一个角色的表演，每一个故事的讲法，“你越往深层的地方去了解的时候，你越明白很多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世界，会发生到现在这个地步。”

她的经纪人，也是她电影的监制庄丽真说，张艾嘉现在只对两种工作有兴趣，一是做慈善，一是扶持新人。“我很怕在原地踏步，”张艾嘉喜欢向前冲，“我为什么会那么忙，也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好奇心一直没有停止。”她决定了电影会是一辈子的工作：“我觉得它其实需要太多太多方面的养份，才可以变成……”

可以变成？

“一个丰富的你。”

她不能满足现状：“我该从谁的身上去获得更多的东西呢？”张艾嘉喜欢和年轻一辈的创作人相处，看他们怎样去解读如今发生的现象和议题。“不只是新人，跟有经验的，好的创作人合作，我也会很兴奋。”她和林奕华多次合作，也包括最近即将重演的舞台剧《聊斋》，“我永远在他身上，可以得到一些领会。因为他也是一个不在原地踏步的人。”

能做到什么，就做什么

八年来，她先后担任台北电影节和金马影展执委会主席，恰好见证了台湾电影新力量的发生。“我不知道电影节跟新导演……新的电影力量出现是有关还是无关。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时代的转变，你就是碰到了。”张艾嘉想这也许是台湾电影重新开始的机会，一个世代快要结束，新的一代怎么样都要冒出头。

“当新人冒出头的时候，有电影节和影展的平台去协助他们，至少让一部分观众看到他们，对年轻的创作人来讲是一种鼓舞。”在她看来，平台和新力量之间的关系若有若无，“它多多少少有某一些的影响，让到这些年轻人好像也认为自己会受到尊重。可以受到尊重以后，这个东西才会延续下去。”

她相信哪怕打击，也可能是一种另外的鼓舞。第51届金马奖时，娄烨的《推拿》和陈建斌的《一个勺子》拿下几乎所有重要奖项，台湾电影在奖项上的失落当年引起热议。“那为什么人家那么好？”张艾嘉相信这一次打击，从另外的角度，也是对台湾电影的鼓舞，“那你就好好地做一点什么东西吧。用一种不同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电影。我觉得就是一个慢慢在成长的过程。你说它真的成熟了吗？台湾整个电影界都没有成熟。这个行业并不成熟。”

但焦急也没有用。张艾嘉谦称她的力量很微薄：“我如果能够很坚持的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某一些人也会想，那你看那个张艾嘉都可以坚持了这么久，或许年轻人，或者是某一些到40多岁的一些导演，他们都会用乐观的态度去往前，去争取，去做。”

她不担心自己被当作典范，也无所谓被遗忘：“我也是被遗忘过的。”

“你今天如果真的被提到，或者被记得，那一定是你有做过一些事情是值得被记得的。如果你今天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而去被人家去这样摆设，那也没什么意义。”张艾嘉心想自己的作品也许能够留下来，让人记得，但如果被忘记了也可以。她不去想像结果，那是不可控制的事。

“就像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大家不能永远就是搬出胡金铨，不能永远只是搬出杨德昌。那样对其他有一些电影人，其实是不公平的。当然他们做过的一些东西是很经典，但不要老是拿一些过去的人当作标准，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人，我觉得他们都值得尊重，值得我们大家去想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结合现在的环境我觉得好像这个才是重点。”

我问她，那你还会讲一个台湾现在的故事吗？你会怎样讲？

张艾嘉又果断和锋利起来了：“那，你等着看好了。”

访问整理：Jessica Wong, 卢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