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後,「文化大革命」在中國仍然是危險話題,官方盡力淡化迴避,民間爭議則撕扯着整個國家。文化大革命之於中國,一如法國大革命之於法國。
直到法國大革命結束160年後,法國公民仍然必須挑選歷史,填寫出生年月,選擇舊制度或是大革命。直到二戰結束後,法國大革命才在法國政治中消失了,因為無論左右,終於有了共同底線,在自由與平等、歷史與現實間不再有根本分歧。終於,圍繞着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所展開的任何辯論,都不再包含政治利害關係,也不再包含巨大的心理投資。
這是法國大革命史家傅勒描述的後大革命時代的法國,「當一個歷史事件失去當下一切參照意義、不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之後,它就從社會論戰領域轉移到學者討論的領域中去。」
歷史學家雷頤將這段話反向論述,「如果這個歷史事件仍有當下參照意義、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它就註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學者的討論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於『社會論戰領域』,成為社會關注的公共話題。」
已經過去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個仍然處在「社會論戰領域」的公共話題,雖然官方對其「早有定論」,並且不斷迴避──但五十年之際的種種古怪現狀,從任志強遭遇的「十日文革」官媒大批判,到「五二紅歌會」在人民大會堂高調演出引發的巨大社會憂慮,都讓「文化大革命」的幽靈,閃爍浮現。
而在社會領域,文化大革命一邊被徹底批判,一邊又被不斷追憶,由於歷史研究在國內長期遭到限制,出版、教育、報道等各個可能導致真相與共識的領域都被堵死,所以立場已是一切,事實從來欠奉,共同底線的可能則蕩然無存。
文革到底是什麼?文革從何而來?文革造成了什麼?應該如何反思文革?文革還有可能發生嗎?……
在漫長歷史與不同回憶中,端傳媒試圖提煉那些重要而困難的問題,這注定是一場沒有標準答案的旅程,而嚴肅的追問,只能不斷逼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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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
為什麼毛澤東這位魅力型領袖,會在其生命的最後十年,發動一場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五十年後,巨大疑問仍懸而未決,而答案可能永遠成謎。
諸多長期研究文革的史家,答案各不相同,回答端傳媒時也通常以「這個問題一直存在爭論」開端。而有的學者則更加乾脆,直言「我不會去回答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這個問題,因為沒有意義」。
中央黨校教授、文革歷史研究專家卜偉華所著《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是目前最受認可的專業文革史。面對這個問題,他對端傳媒說,「毛發動文革(的原因),只有毛澤東自己才清楚。別人都是根據現象推測分析。所以對於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只能根據已發生的事情和現象推論。」
民間和學界關於文革動因的推論,一直圍繞在「烏托邦社會理想說」和「權力鬥爭說」之間。
烏托邦社會理想說:以「超極權」超越斯大林體制
烏托邦社會理想說認為,毛想要超越斯大林主義極權體制。
這源於他深深不滿於斯大林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斯大林體制往往被視為官僚極權主義體制,而毛澤東直接不滿於官僚極權主義體制。
「毛看到了中共體制與斯大林體制一樣,已經完全走向了群眾反面,成為了他們的敵人,早晚有一天會被推翻,」歷史學家吳思提供了一種可能。
在吳思眼裏,毛澤東與莫斯科的關係,一直緊張微妙。而毛澤東想要超越斯大林的蘇聯,有中共革命傳統的底氣支撐──
歷史上,中共按斯大林意圖進行的革命,屢次失敗,並因此犧牲巨大。直到國共內戰快要結束之際,斯大林仍然建議國共劃江而治──但在毛澤東意志領導下的革命,卻最終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整個中國大陸。
另一方面,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做了秘密報告,發表《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徹底否定斯大林,改變斯大林路線──在毛眼中,蘇聯變色了。
為了避免中國走向蘇聯之路,毛澤東決心超越斯大林體制。於是在其生命的最後十年,他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試圖建立一套全新制度。
「變色」後的蘇聯,不再是標準的官僚極權主義體制。魅力型領袖消失;嚴峻現實澆滅了意識形態理想,社會動員能力大幅下降,民眾以冷漠取代熱情,因此蘇聯進入「后極權」時代。
在「後極權」局面中,「物質刺激,利潤掛帥」成為蘇共的指導思想,而赫魯曉夫則更是形象比喻道,蘇聯要帶領人民追求「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
旁觀蘇聯朝向物質化的後極權「墮落」,毛澤東深感焦慮。他同時驚訝發現,斯大林主義極權體制穩定性極差,接班人問題更是這一體制的「癌症」。
此時在中國,毛本人正面臨同樣危機:他信心十足發動的「大躍進」,已被證明為大失敗──1959至1961年大饑荒導致了至少2000萬中國人死亡。在1962年中共7000人大會上,毛澤東遭遇官僚集團全面抵制,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脱離官方報告,認為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公開否定毛澤東的判斷,毛澤東不得不自我檢討。這次本來是「總結大躍進經驗」的大會,被開成了官僚集團的「出氣會」,至此毛澤東的政治經濟主張,都被邊緣化。
吳思將這一文革時期的新制度命名為「超極權」。
此後,第一線中央領導人在全國範圍內調整政策,提出「三自一包」,允許農民經營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以及包產到戶,在國際範圍內則提出「三和一少」,即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革命」都和平相處,儘量減少援助「世界革命」。
諸多政策與毛澤東引為社會主義正統的「三面紅旗」(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直接對抗,南轅北轍。「物質化墮落」似乎正在變得不可避免。
烏托邦社會理想說認為,為了避免中國走向蘇聯之路,毛澤東決心超越斯大林體制。於是在其生命的最後十年,他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試圖建立一套全新制度,完成社會主義的「制度創新」,在這個過程中,必然要掃清原有的權勢庭院,權力調整也註定要伴隨整個過程。
在與端傳媒的訪談中,吳思將這一文革時期的新制度命名為「超極權」。
權力鬥爭說:重奪權力才是真相
與烏托邦社會理想說不同,權力鬥爭說始終將權力爭奪、而非烏托邦理想置於最核心位置。1962年7000人大會之後,毛澤東在黨內大權旁落,居於少數。江青在文革初期明言:「七千人大會的時候我們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
1964年「四清運動」期間,劉少奇與毛澤東對運動方式多有分歧。在劉少奇對江青說「不能教條理解毛澤東思想」之後,江青向毛哭訴。她特意提及赫魯曉夫這個讓毛澤東敏感觸痛的名字,「赫魯曉夫等斯大林死了作報告。如今你還活着,他就作報告了」。在此以前,毛澤東對江青從政有所約束,而從此以後,江青高調走上政治舞台。
事實上,從1962年開始,毛澤東已經開始準備反攻,此後數年,毛澤東及其團隊做了諸多準備,而其中最大的準備,便是「造神」。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對端傳媒分析,「在此期間,毛澤東有很多意識形態鬥爭、批判鬥爭的輿論準備,通過林彪、劉少奇等鼓吹個人崇拜。到1965年時,全國上下的個人崇拜已經非常厲害。而個人崇拜最大的好處,就是能讓毛澤東大展身手。」
到了1966年,反攻時機終於成熟。
持權力鬥爭說的研究者認為,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理想「凌空蹈虛」,而權力鬥爭則「腳踏實地」。
無論是烏托邦社會理想,還是權力鬥爭,都離不開毛澤東對其接班人的更換。
在這場黨內最高權力的角逐中,毛澤東宣稱的「抓黨內的赫魯曉夫」,「防止修正主義」等口號,看上去都難以成立。卜偉華反駁道,「所謂抓黨內的赫魯曉夫,一個反修,一個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都是空洞的,實際上是針對中央一線。毛給他們加的罪名,完全是主觀的。劉少奇在復辟資本主義?復辟到哪一步呢?中國實行過多少資本主義?這些『帽子』很荒唐。」
而無論是烏托邦社會理想,還是權力鬥爭,都離不開毛澤東對其接班人的更換──而接班人制度,正是共產主義國家從未解決過的制度難題。
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家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認為這才是文革發生的根本原因:「中央主席應該由中央委員選舉產生,否則中央委員會有何用?直到今天,中共都沒有進行制度化改革,這一體制仍然潛伏着深刻危機。而文革很大程度上,就是接班危機造成的。這一難題在共產主義體制下,沒辦法取得程序性的解決方法。」在受到相關部門警告後,他要求匿名。
綜合權力鬥爭說與烏托邦理想社會說,文革研究專家、《炎黃春秋》雜誌執行主編丁東認為,權力鬥爭與實驗理想社會,事實上對毛澤東是同一件事。
「毛澤東的『五一六通知』是更換接班人;他對林彪的『五七指示』,則是他理想社會的藍圖。他既要解決換接班人問題,拿下劉少奇,同時也要進行烏托邦實驗,把全國辦成一個大學校」,丁東告訴端傳媒。
文革到底是權力鬥爭還是烏托邦追求?或許真正答案,只有毛澤東的孤獨幽靈知曉。
「我不會回答毛為何發動文革。我關注的是他為何能成功地發動文革」。
在訪談中,卜偉華甚至認真講述了另一種可能──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很有可能是因為「有病」。
「晚年毛澤東的腦子,很可能有毛病,可能間歇性發作。但是我們沒有很多第一手材料,證明他到底病到什麼程度,對他影響有多大。」
這一判斷看上去荒謬,卻合乎邏輯。沒有任何力量約束的獨裁者,必然恣意妄為。「病夫治國」,恰恰是獨裁體制常態。因此,一位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家告訴端傳媒,「我不會回答毛為何發動文革。我關注的是他為何能成功地發動文革」。
也因此,或許更值得探尋的問題是,毛澤東何以成功發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右鍵開啟》專訪馬若德:文革是毛對自己和中共體制的顛覆嗎?
【二】更重要的是,為什麼文革能被成功發動?
(本節由郭子健與鄒思聰合寫)
儘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一個極其特殊的形態,但是文革的成功發動,卻有着普遍的邏輯:歷史的傳統與時局的累積。
中國是否已經走出帝制?這個問題言人人殊。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大革命能夠爆發,卻是帝制中國無法企及的目標──它需要一個遠勝於皇帝的「超凡領袖」。
在帝制時代,皇帝足夠專斷,可以焚書坑儒,大興文字獄。但皇帝專斷並不上通下達,足令眾生畏懼。皇帝與民眾相距遙遠,對皇帝的正負評價,只存在於士大夫的史書中。
民眾生活從不與皇帝緊密聯繫,對皇帝缺乏感情,很難狂熱。並且,傳統中國有成熟的道德體系──皇帝所以祭孔,是因為皇帝本身無法發明道德,只能繼承道德,無法跳出儒家的話語結構和倫理規範,這成為皇權的界限。
毛澤東卻完全不同。
在缺乏一神教傳統的東亞中國,世俗領袖承擔了上帝功能,同時佔據政治權威與道德權威,成為「全能之神」。
他發明新道德,對中國傳統不屑一顧,藉助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反傳統的思潮,變叛逆為正統。同時,他借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將真共產主義者(留蘇派的王明、博古)打上教條主義標籤,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中國社會提供了全新道德。
除此以外,他通過民族主義,以及蘇聯共同帶來的反西方力量,使自己的政治權威與道德權威大破大立,成為最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超凡領袖」。
現代意義上的「個人崇拜」,領袖變得可視可感,他與人民直接對話。在缺乏一神教傳統的東亞中國,世俗領袖承擔了上帝功能,同時佔據政治權威與道德權威,成為「全能之神」──這是東亞激進「西方化」所帶來的附屬品,並被打上深深的皇權烙印。
然而,領袖何時變得「超凡」?
延安時期,紅太陽已然升起
文革史研究專家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大陸常用音譯麥克法夸爾)將文革起源追溯至1956年──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和蘇共二十大。
馬若德認為,1956年之後,毛澤東走上激進路線,而後遭遇挫敗;同時在蘇聯,斯大林遭受批判,毛感到空前危機。此後,尤其是1957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使中共黨內民主不再,毛澤東從此成為說一不二的絕對權威,「左」傾錯誤至此暢通無阻。
馬若德盛讚中共延安時代,他認為中共在延安開創了集體領導的「延安圓桌」制度,毛與其他中共領袖在圓桌上關係平等。中國大陸官方定調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同樣認為1957年之後的左傾,才是毛時代錯誤的發端。
歷史學家高華並不讚同馬若德,他的研究發現: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動,根源恰恰始於1940年代中共延安時期。正是此時,毛澤東作為「紅太陽」迅速崛起。
即便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命運實際上取決於是否「失信於」毛澤東。即使在「文革」中被打倒,他們也不敢破釜沉舟,忤逆領袖。
全面梳理1940年代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1941年5月﹣1945年4月)之後,歷史學家高華認為,毛澤東個人權力在延安整風之後,與其他政治局成員已然高下立判。1943年,毛澤東有了新的稱號:「政治局主席」。自此之後,中共中央的決定,都需要毛澤東本人親自批准,方能傳達下發。上至以「中央」名義起草的文件,下至《人民日報》社論,毛澤東都擁有不可駁回的最終決策權。
即便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從此對毛澤東也再沒有過「對抗」,他們完全成為毛澤東陣營中人,並服從毛的意志。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們都沒有與毛產生過路線鬥爭,抑或平等談判。他們的命運,實際上取決於是否「失信於」毛澤東。即使在「文革」中被打倒,他們也不敢破釜沉舟,忤逆領袖,皆因毛澤東的神聖權力,早已超越正常決策體制。
有了古老傳統和穩固「制度」,接下來的事情便順理成章。經歷了「大躍進」後深感挫敗的毛澤東,在1960年代全面開始自我神化:
廬山會議之後,被寄予厚望的林彪不負領袖期待,率先在軍隊裏發起「學毛著」運動,迅速推出兩個「英雄模範」雷鋒和歐陽海,在無私奉獻的動人故事中加入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頭戲;縣委書記焦裕祿則被冠以「毛澤東的好學生」光榮稱號……
此時,「朱毛紅軍」早被拋之腦後,「毛主席、劉主席」銷聲匿跡,「超凡領袖」只待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
官僚極權體制的超級動員能力
在毛澤東獲得空前聲望的背後,是一整套國家機器的支撐運轉。文化大革命雖然形態特殊,其發動方式卻毫不獨特,仍然仰賴於斯大林建立的官僚極權主義制度──在這套體制下,人人都要參與政治運動,無法逃脫。儘管對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的一種解讀恰恰是,毛不滿這種官僚極權主義制度。
1949年以來,除了著名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以外,實際上,在中共建政頭三十年中,中國大陸從城市到鄉村、從政治到經濟、文化、社會諸領域,一共發動過五十五次全國範圍的政治運動,頻率達到一年兩次。每次運動,都是舉國動員,全民參加,社會驟然緊繃。
毛澤東雖然「反對」斯大林極權體制,卻恰好利用了斯大林體制的極大動員能力,「從上到下」地成功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中共沿襲斯大林極權體制,製造了一個政經高度重合、國家社會高度一元的體制。國人被編入「單位」,鎖定戶籍、確立崗位、建立人事檔案,人人難逃政治運動中的審查與批鬥,成為一個「沒有退出機制」的社會。
歷史學家雷頤告訴端傳媒,「黨國體制用計劃經濟等方式,將每個人都納入黨領導的機構與單位裏,在此種情況下,執政黨內部的鬥爭,必然會變成一個全社會的運動。」
而這一體制,在發生在重大失誤的情況下,毫無及時糾錯的能力。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告訴端傳媒,「文革前,很多黨員和高級幹部已經看到問題,但沒有辦法具體糾正這些錯誤,沒有途徑和制度去提出反對意見。」
因此,毛澤東雖然「反對」斯大林極權體制,卻恰好利用了斯大林體制的極大動員能力,「從上到下」地成功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17年的怨氣,導致了「奉旨造反」
文革之所以成功發動,民間憤怒綿延不絕,也離不開斯大林極權體制導致的巨大基層怨氣與仇恨。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基層幹部和民眾遭受數次政治輪替,在整人與被整中不斷轉換。土改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很有可能成為四清運動的審查對象。因此,新老幹部之間的仇恨、基層幹部與普通民眾之間的仇恨,醞釀於歷次政治運動中,在「文革」前積累到了頂點。
除此以外,文革前17年的教育體制、高度一致的意識形態、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思想改造、政治批判運動,都讓整個民間思想高度一致,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給文化大革命的失控,積累了亟待燃燒的薪柴。
「文革」作為「群眾運動」的背後,也是「奉旨造反」的群眾報復。
1966年,處於黨國體制頂端、備受人民崇拜的「超凡領袖」毛澤東,看起來要一手毀掉斯大林極權體制,給人民真正的「民主」了。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一呼百應,文革成功發動。
此後,毛澤東批判黨內二號人物劉少奇,更是讓「造反」變得不設上限,文革於是迅速演變為難以控制的群眾運動。藉助「天下大亂」把昔日鬥過自己的官僚打翻在地,「造反有理」不啻為一道免死金牌。「文革」作為「群眾運動」的背後,也是「奉旨造反」的群眾報復。
「但毛澤東從沒想過要給中國人民真正的民主。他不放心中國人民,他覺得放開群眾,就會產生修正主義、經濟主義。他不像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袖吉拉斯,發現自己成為新的特權階層,敢於面對自己。毛澤東一直不能真正面對馬列主義的真正問題」,漢學家潘鳴嘯告訴端傳媒。
看起來,毛澤東既不滿於高度不穩定的斯大林極權體制,又懼怕中共走向赫魯曉夫時代的「後極權」社會,但同時,他也從來不打算給人民真正的民主。
那麼,他理想中的社會到底是一副怎樣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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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果是理想,文革的初衷,曾經是一個什麼樣的理想?
當文革正式開始,毛澤東發佈「五一六」通知時,他已表達了心中理想。
在毛澤東眼裏,文革前17年所建立的國家機器,階級分明,與「舊時代」相差無幾。他於是動員怨氣十足的群眾,將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去衝擊其中的「走資派」。而他試圖建立的政權形式,是某種程度巴黎公社原型的再現:在經典的巴黎公社試驗中,民眾選拔官員,官員工資與地位與技術工人高度平等,因此可以隨時撤換。
一個在毛澤東之下的巴黎公社?
然而,毛所試圖建立的理想體制,和巴黎公社有本質差別。巴黎公社中,從來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神,而只是地位平行的官與民相互制衡──在更精確的意義上,巴黎公社中,人民在上面,官員反而隨時調整。
「但毛澤東所要建立的『超極權』制度,從一開始便把自己排除在外,他把自己作為一個原則條件而存在,這是他失敗的最重要原因,毛沒有包括自己」,吳思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如此解釋毛澤東所要建立的「超極權」制度:「他不斷把民眾往上拉,把官僚往下壓,想要在自己之下,複製一個巴黎公社原則。」
作為足以發動文革的超凡領袖,毛澤東自然不可能把自己置身於民主制度之中。成為「神」是他的自我需求,正是毛澤東自己提出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
如果說毛澤東用「五一六通知」打破舊官僚極權制度,從而在自己之下建立一個巴黎公社,那麼在這一原則之下,他將如何塑造整個社會?
東漢與日本經驗啟發的小農社會主義?
毛澤東在《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中,描繪了自己心中的理想社會藍圖。
在這封被稱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澤東提到鮮為人知的東漢五斗米教,這一理想國顯然與現代社會完全背道而馳:
生活在這一社會中的人,沒有社會分工,沒有商品交換,工人種地,軍人做工,農民學軍。這一理想社會同樣沒有貨幣與市場──毛澤東一直認為文革之前17年所建立的體制「與資本主義差不多」,這樣的理想則正中下懷。
「毛的理想,誰給他進一步試驗了呢?是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紅色高棉』替毛澤東做了三年多的試驗,結果這把柬埔寨搞得一塌糊塗。」
歷史學家雷頤告訴端傳媒,直到1975年文革快要結束之際,「毛又發動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運動,認為八級工人有八級工資制,按照技術的好壞、工齡長短,工資有高有低,這就是資產階級法權。」
於是,毛澤東異想天開地試圖通過不要分工、不要市場、不要交換的方式,來消滅社會差別、官民差別以及其他各種差別,讓每個人都成為「全能」而自足的人。
東漢五斗米教的具體做法,幾乎不為人知。而毛澤東的最高理想,在文革史專家丁東眼中,則是一種地道的「小農社會主義」。
「他無非就是讓大家吃大鍋飯,吃飯不要錢,也不用分工,也不要去交換」,丁東告訴端傳媒,「毛的理想,誰給他進一步試驗了呢?是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紅色高棉』替毛澤東做了三年多的試驗,結果這把柬埔寨搞得一塌糊塗。」
事實上,毛澤東在此前「大躍進」運動中,已經部分試驗了他的理想,結果以慘敗告終。丁東提到,毛澤東在其年輕之時,曾受日本「新村主義」影響,因而對農業社會主義充滿興趣,這也構成了毛澤東改革的思想根源。
只嚮往革命,卻不懂治國?
在訪談中,漢學家潘鳴嘯則回溯毛澤東1927年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你詳細讀這篇文章,就了解毛澤東想要什麼」。
在潘鳴嘯眼裏,毛澤東在文革中重複了其年輕時代的革命經驗。
在建成一個「小農社會主義」社會的同時,毛澤東需要社會裏的每個人「學軍」,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個高度軍事化的組織。
「他非常崇拜農民暴力革命,殺人是可以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要打殺,只是讓你丟臉、侮辱你,讓你不再威風。只有革命者才有威風,他基本上一輩子都在這樣做。另一方面,他也很喜歡在延安當一個革命軍隊的領袖。在軍隊裏面沒有人反對,很多人都有共同目標,願意犧牲。毛一直都懷念這種氣氛,但是和平年代,不可能有這個氣氛。」
也因此,在建成一個「小農社會主義」社會的同時,毛澤東需要社會裏的每個人「學軍」,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個高度軍事化的組織。
「我在一些全是歷史學家的微信群中說,毛澤東的治國才能很低。他們很驚訝,怎麼可以說這樣的話?我的意思是,他對於發展國家,對於經濟根本沒有理解,他完全反對現代化」,潘鳴嘯對端傳媒解釋。和其他歷史學家一樣,潘鳴嘯承認毛澤東看到了斯大林主義極權制度的嚴重問題,但毛澤東窮其一生,也無法找到出路。
毛澤東對民主沒有真正理解,他早年讀過幾本來自蘇聯的著作,但僅此而已。他從未接受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只是在年輕時代受到革命家李大釗的影響──而李大釗則深受俄國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
「李大釗第一個提出,中國青年要學俄國青年。俄國青年在1874年夏天都下鄉去和農民結合,這深刻影響了毛澤東。所以我在《失落的一代》一書裏也談到,俄國民粹主義,就是毛澤東搞上山下鄉的根本原因,毛根本不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潘鳴嘯進而給出統計學證據──城市知青上山下鄉的那幾年,中國城市反而一直在向農村招工。這直接證明並非城市無法提供就業崗位,而純然源於毛澤東的政治理想。
「毛沒有現代知識,缺乏對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認知,也不知道中國近代的真正問題是什麼,更不知道現代工業化與現代城市的管理方式。」
訪談中,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形容毛澤東,「他講話特點就是大而化之,很浪漫,很空泛」,而「毛的設想,是根據人民公社,中國古代的大同社會等很粗放的東西,從來沒有正式理論,從來沒有系統、嚴格、規範的理想。」
「毛澤東不懂如何治國」,一位中國社科院歷史學家也說。
毛澤東終其一生,只善於革命,卻對外部世界缺乏正確理解,與此同時,又極其傲慢。他從沒現代國家理念,又不願造訪外部世界,始終在一個封閉體制內接受頂禮膜拜。
「五十年代中期後,這一代領導人不懂如何治理現代國家,一系列錯誤導致對國家治理的問題愈發嚴重。毛沒有現代知識,缺乏對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認知,也不知道中國近代的真正問題是什麼,更不知道現代工業化與現代城市的管理方式」,這位匿名的社科院歷史學家告訴端傳媒。
在毫無現代治國能力的基礎上,卜偉華認為,正因為毛澤東大而化之的理想,導致文革中,中共體制一直處於不穩定狀態。
「從1966年到1976年,他沒有(一以貫之的理論),很多情況下,都是走着瞧的態度。對於文革進程來說,他也完全沒有把握。很多情況他沒有想到。所以文革原來是要搞一年半,後來是兩年、三年,最終老也結束不了。」
巴黎公社、東漢五斗米教、日本新村主義、湖南農民革命經驗、俄國民粹主義,這些零碎思潮構成了毛澤東的知識體系,形成了他的浪漫想象──那麼,「詩人治國」的結果,究竟如何?
文革實際上建立了一套怎樣的新世界?這一個世界與文革之前的體制,有何不同?
右鍵開啟》新疆戈壁「大字報」 五十年後讓他們想起什麼?
【四】但實際上,文革到底建立了一個怎樣的世界?
毛澤東設想了一個浪漫新世界,並用文革的方式進行了翻天覆地的「制度創新」。
憑藉青年時代的知識積累,與革命年代的戰爭經驗,這位「超凡領袖」顛覆整個斯大林極權體制,期冀「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以實現其最高理想──
實際上,經過文革前三年的天下大亂和「重建秩序」後,毛澤東建立了一個怎樣的世界?他有超越斯大林主義極權體制嗎?文革有實現他的平等理想嗎?
「超極權」成為「大失敗」
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歷史學家吳思將文革體制概括為「超極權」體制──一個為了超越極權而建立的體制。
吳思對端傳媒解釋,毛澤東試圖改變經典極權體制的上中下(領袖、官僚體系、群眾)的三層結構,而強行下壓官僚體系,抬升群眾地位,從而建立了一個近似於三角形的結構──毛高高在上,群眾與官僚分居其下。
毛澤東將官民都變作牽線木偶,或提民鬥官,或提官壓民,使其相互制衡,相互鬥爭,「七八年再來一次」,進而永遠純潔,永無止歇。
而新的三角結構,其具體制度設計,便是1968年全國奪權成功而設立的革命委員會。
在此之上,他仍不滿足,因此給這一「三維結構」加上了時間軸──「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文革」,從而建成了「四維結構」的「超極權」體制。
革命委員會由「三結合」組成:解放軍代表、「革命」的黨政幹部代表和群眾組織代表。
這一結構中,在林彪大權在握之時,解放軍代表佔據絕對主導地位──在先後成立的29個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中,一半以上「一把手」由部隊代表擔任;革命委員會的建立,要得到軍隊領導機關批准。正在籌備革委會的地區,都必須由軍隊審查批准。
而革命幹部的引入,則意味着毛澤東需要「團結幹部的大多數」,但在林彪時期,黨政幹部無法發揮真正治理作用。
群眾組織代表,也完全不依靠選舉產生──而是在「廣大革命群眾行動」中產生。因此,沒有正常制度程序產生的「群眾代表」,並沒有任何現代民主可言。
至此,毛澤東看上去成功建立了一個自己高高在上的三角結構──而在此之上,他仍不滿足,因此給這一「三維結構」加上了時間軸──「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文革」,從而建成了「四維結構」的「超極權」體制。
而在此期間,新體制會保持穩定。
在「超極權」體制下,所有階層都成為毫無安全感的失敗者,而愈發想要脫離。
「到穩定期差不多到頭,體制顯出越來越多問題,三角形的頂端──毛作為領袖就會調動官民邊長。邊長隔七八年變化,通過這種方式,保持制度活力,從而防止體制墮落,也讓群眾熟悉這套做法,漸漸適應,形成傳統。就好像五年一次選舉,中國七年來一場運動」,吳思如此闡釋毛所理想的「超極權」體制。
在毛的美好幻想中,這一完美體制下,最高領袖穩如泰山,群眾不受「經濟主義」、「物質掛帥」誘惑──同時毛又能夠通過發動群眾,在必要時衝擊官僚體系,使得官僚難以走向修正主義,官民都在毛澤東牽線之下,永遠保持年輕的共產主義心靈。
然而事實上,作為群眾代表的「造反派」對這一體制並不滿意,他們的「造反有理」並未徹底實現,而是在革委會裏,繼續感到來自軍隊與舊官僚的持續壓制──因此繼續造反,才是他們的訴求。
而軍隊與舊官僚同樣不滿,他們要求復辟經典斯大林官僚極權體制,以作為統治階層存在,而不用隨時警惕「革命左派」的衝擊。
在「超極權」體制下,所有階層都成為毫無安全感的失敗者,而愈發想要脫離這一極端體制。
「文革加速了他擔心的、修正主義和資產主義復辟的到來,也讓他一些正當平等的理想,變得荒謬可笑。最後改革開放變得很容易。」
如此一來,毛澤東為了解決斯大林體制極不穩定劣勢、而創新的「超極權」制度,反而成為更加不堪一擊的極端體制。如果不是毛澤東這位「超凡」領袖的神聖地位,文革早已宣告事實的失敗。
正因如此,整個中國在此十年間,積蓄了大量推翻「超極權」體制的能量。由於毛澤東始終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接班人──事實上也不可能找到──於是他一死,變革便毫無阻力的到來。
吳思告訴端傳媒,「毛試圖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選擇的道路,實際結果和毛的構想正好相反。文革加速了他擔心的、修正主義和資產主義復辟的到來,也讓他一些正當平等的理想,變得荒謬可笑。最後改革開放變得很容易。在戰略選擇上,文革是一個大失敗。」
平等目標沒有實質改善
由於在「三結合」革命委員會體制中,群眾代表只是虛職,軍隊領導和革命幹部相繼掌握大局,這場以反官僚體制開始的群眾運動,最終也沒完成它的平等理想。
平等化有所「改善」。由於取消「利潤掛帥」、「物質刺激」,十年裏,工農不漲一分工資。民眾對於這一強調精神、而非物質的制度安排,也做出了基於人性的正常反應,他們普遍怠工,因而獲得了普遍貧窮意義上的平等。
文革期間,群眾寫大字報批判領導成為可能,被打壓風險略有下降。黨政幹部必須插隊勞動,並強制去五七幹校學習,整個官僚群體與群眾之間,在地位上逐漸趨近,但根本結構並未真正變化。
「難道薄一波住進去就是官僚主義,姚文元住進去就不是官僚主義嗎?」
歷史學者雷頤對端傳媒舉例,「當薄一波被打倒後,他在北京八中旁邊的胡同有88間房,因為在文革前,按級別分配房子。他家被抄走之後,姚文元(注:『四人幫』之一)住了進去。難道薄一波住進去就是官僚主義,姚文元住進去就不是官僚主義嗎?姚文元甚至更過分,因為他工作需要,又擴充幾間,把旁邊的居民住宅擴充了進來。」
而在文革後期,恢復大學招生過程中,「工農兵大學生」因為不再考試,而滋生了更多腐敗。這些入學資格通常被分配給「可教子女」,而「可教子女」恰恰是文革中被打倒的當權派子女。
除了官僚體制「新酒入舊瓶」以外,建立在整個體制之上的變化,則是毛從半人半神,徹底變成唯一之神。與之相應,林彪也一度變成半神,被寫入黨章,成為「紅太陽」接班人。
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條》第二條規定,「現行反革命」便是「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於是,在社會內部層級有所縮短時,毛與國人之間極大地拉開了絕對差別,變成人神之別──這一個人崇拜,使「平等」在文革期間,不可避免淪為空洞幻象。
極不穩定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體制,最終仍沒有超越斯大林極權體制,也未能實現毛澤東的平等理想──而更進一步,這一體制黨政軍高度合一,成立過程既無黨章依據,也無憲法依據,完全來自「超凡領袖」的任意決斷。
新體制極權程度更高
而更加嚴重的事實是,林彪大權在握之際,軍隊基本控制全國革委會,而軍隊政權的極權與暴力程度,更勝於官僚極權,「三支兩軍」──軍隊的「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變成了這一體制的「新常態」,毛澤東因此建立了一整套更具壓迫感的極權制度。
「軍隊幹部掌權有很多弊病,比如軍隊不瞭解地方情況。軍隊只強調服從和強迫命令,簡單粗暴的現象更嚴重,這一點比文革前還厲害」,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中共九大前後,毛澤東需要建立新秩序,因此他依靠軍隊,革委會也成為實際上的軍政府。軍隊控制大量地方政權,然而,潘鳴嘯對端傳媒分析,「共產黨國家不允許這樣的情況存在,毛澤東和林彪的矛盾就在這裏。林彪死後,毛澤東最終還是恢復了共產黨原來的體制,他沒有真正創造新的模式。」
「新建立的體制,比原來的體制更加殘酷,極權程度更高。那一階段整的人更多,冤假錯案更多,受迫害的人更多。」
直至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發生,全國上下,又馬不停蹄開始清理軍隊幹部。軍管狀態終於解除,而重獲信任的革命官僚再度掌權,中國基本又恢復至文革前的官僚極權體制。
晚年毛澤東已倍感無奈。最終,毛澤東仍不得不依靠他試圖超越的斯大林極權體制,來掌控全局。但與此同時,為了防止人民懷念從前,他又再度發動一系列意識形態運動,「反回潮」、「反復舊」的口號,鋪天蓋地宣傳開來,以批判「今不如昔」的社會思潮,保持體制的純潔如初──但實際上,官方的激烈舉動,更從反面印證了民間的不再跟隨。
「毛澤東重新建立的體制,從來沒有自己的規劃,他一直都是邊進行邊看。而新建立的體制,比原來的體制更加殘酷,極權程度更高。那一階段整的人更多,冤假錯案更多,受迫害的人更多,而其本質上,和文革前都是一樣的」,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人並沒有完成他不受壓迫的,平等的理想。在這種中國特色的種姓制度下,普通人的地位根本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差。」
終其一生,他也不知道現代國家如何治理。「毛走到最後,可能也有一種解脫感」。
臨死前,毛澤東評價文革「三分錯誤,七分功績」。但顯然,他已無可奈何的發現,他找不到自己所打造的體制能夠持續的任何辦法。
從1966年,他親手打倒劉少奇這位接班人開始,林彪、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他已經嘗試了太多人作為自己的接班人,這些人要麼能力不濟,不能服眾,要麼反對文革,可能復辟──最終,山窮水盡的孤獨領袖看中了毫無權威的華國鋒,無奈之情,溢於言表。
「選到華國鋒時,毛澤東已很難給他戴高帽子了。華國鋒說自己能力不行,毛只好說,『我就要自認為能力不行的人』」,丁東細數毛澤東的每一個接班人後,得出結論,「這個接班制度是一個怪胎」。
在生命最後十年,毛澤東試圖去建立一個永遠無法完成的烏托邦,以超越脆弱不安的斯大林極權體制。但終其一生,他也不知道現代國家如何治理。
1966年,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他信心十足,精神矍鑠,遊過長江,萬眾擁戴。十年後,天安門爆發「四五運動」後,毛澤東深感震驚。此時他已行將就木,也明白人們不是單純悼念死去的周恩來,還在反對他和四人幫。毛澤東不可避免意識到,他並未建立全新體制。
在生命的最後時日,毛澤東酷愛《枯樹賦》、《恨賦》、《別賦》等悲傷痛絕的詩賦,憂傷失意,無可奈何,成為徹底的孤家寡人。
「毛走到最後,可能也有一種解脫感」,一位中國社科院歷史學家推測道。
庐山会议是1959年,不是文中写的1957年
當你說起文革的時候,你在說什麼?
https://www.storm.mg/article/2765914
血海航行靠魔头
很喜欢这种客观地分析历史事实的文章,而不是墙外各种简单粗暴的污蔑,令人无聊。
现在回过头再看,感觉超极权体制那张结构图的第四点有问题。
文中有错,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在1959年。
写得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