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年 大陸 文革五十週年

文革八問(下):誰更暴力,誰的文革,誰要沉默

1996年以後,文革話題從簡化與否定,變成了虛化與迴避,「迴避、不理、不想,就不存在了嗎?歷史是永遠存在的」。


回顧前文》文革八問(上):為什麼發生,為什麼成功,為什麼失敗


右鍵開啟》端傳媒重磅專題:文化大革命 五十年後的記憶戰場


1967年1月,兩個紅衛兵領袖被押到北廣場大酒店接受群眾批鬥。
1967年1月,兩個紅衛兵領袖被押到北廣場大酒店接受群眾批鬥。攝影:李振盛

【五】被忽視的文革真相:官方暴力遠遠大於民間暴力

追溯這場以失敗終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時,它至少顯露出三張面孔。

造反:最為人熟知,暴力事件最少

最為人熟知的文革面孔,是文革初期(1966年)的大規模造反運動。

在這場運動中,不同種類的紅衛兵造反派,針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員、反動學術權威、黑五類知識分子、學校領導、反動家庭及個人,進行大規模批鬥侮辱。

文革的這一面孔,官方「反思」最為眾多,也默許民間談論,並在黨的決議框架之下,允許出版。

然而事實上,這一階段的實際暴力事件,恰恰最少。

主張以「宜粗不宜細」來「全面否定文革」的鄧小平,他作為黨內最大「走資派」之一,就在這一時期被打倒,成為最早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領導人──因此鄧小平對文革中「翻天」的一切人都毫無好感。這一點上,他與同樣在文革期間被打倒的中共領導人陳雲不同,陳雲仍然看重紅二代子女,因為他們是「自己的孩子」。

因此,「體制內否定文革」一派眼中的文革簡單直接,亦即「造反派」打擊「當權派」。於是對於重奪權力者來說,自然必須徹底否定。

絕大多數中國人對這一面孔的文革印象深刻,即便從未經歷,也能通過官方結論加以想象。然而事實上,這一階段的實際暴力事件,恰恰最少。

武鬥:群眾鬥群眾的暴力

此後,文革開始顯露它最張狂暴戾的第二張面孔。大規模派系武鬥在1966年10月至1968年6月間持續發生。這一面孔下,「群眾鬥群眾」成為基本特徵。

參與武鬥的每一派,都聲稱自己是革命正統,在「保衛紅太陽」。這一階段天下大亂、全面內戰,它們成為了駭人聽聞、血腥殘忍的傳說往事──「紅八月」、大興縣屠殺、重慶大武鬥、武漢720事件、清華百日大武鬥……種種事件,無不成為後人聞之色變的全面混亂,徹底失序。

混亂與暴力是這張面孔的核心表情,它往往被官方當成民主化對中國有害的直接證據,也被視為文革暴力最為嚴重的時期。

但事實並非如此──在「恢復秩序」的過程中,文革的第三張面孔猙獰畢現。

「恢復秩序」的革委會:由上而下的超大規模暴力

官方對恢復秩序從未提及細節,也從來正面敘述。然而事實上,正是這一「重建秩序」之路,和它所建立起來的全新體制,其暴力程度與暴力規模,遠遠高於看上去「天下大亂」的派性武鬥階段。

這一階段始於1968年5月。毛澤東在當年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提出,從現在開始,要「清理階級隊伍」了。

「清理階級隊伍」的矛頭,並非指向文革中的「造反派」,這一次,毛澤東將利刃對準一切人。

毛澤東拾回了官僚極權體制這把利刃。當共產黨的高度組織動員能力運用在重建秩序上,便會對一切人使用無差別暴力。

1966到1971年,官方鎮壓與派性武鬥死亡人數對比。
1966到1971年,官方鎮壓與派性武鬥死亡人數對比。研究/鄒思聰。製圖/端傳媒設計部。

「主要清的也不是‘黑五類’(注:地、富、反、壞、右)。‘黑五類’的人群是確定的。主要清的是歷史問題,清叛徒、特務,清‘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這些是不確定的。開始範圍很大,然後再慢慢甄別、慢慢平反」,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正是這一過程中,冤假頻仍,錯案紛至,打死、殺害、自殺事件不絕如縷。

「文化大革命中,你看前三年打得轟轟烈烈、熱熱鬧鬧,死了很多人。但是文化大革命真正很多死難者,都是在武鬥以後。『清理階級隊伍』,『清理五一六』,『一打三反』,都在後續運動中,發生的冤假錯案,受到的迫害更多」,卜偉華分析。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1968年5月開始)、「一打三反」運動(1970年1月30日)、「清理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1970年1月31日全國清查)等大規模官方組織的運動,也因此構成了文革的第三張面孔──這張面孔陰沉有序,鐵腕無情,勢若覆巢,無人倖免。

正是這張面孔,幫助毛澤東恢復並打造了新建制。然而事實上,它並不新鮮,就是毛澤東所要超越的官僚極權體制,在重建秩序中,毛澤東拾回了這把利刃。

全國成立革命委員會後,共產黨重新控制全局。當它的高度組織動員能力運用在重建秩序上,便會對一切人使用無差別暴力。

「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

「不了解情況的人,看前面非常亂,非常轟轟烈烈。文革中的‘紅八月’(注:1966年8月),你看打死了多少人?一共一千七百個人。遠遠不如後頭,搞『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這些運動厲害」,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而後面,雖然在很多地方看上去悄無聲息,但只是一個單位自己,整『五一六』,整叛徒、特務,各種各樣的冤假錯案,一個小單位就能整死好幾十個人。有的一個地方,雲南一個滇挺案(注:抓『滇西挺進縱隊』)整反革命集團,一下子就整死好幾千人。內蒙古『內人黨』案,鎮壓死好幾萬人」,卜偉華對端傳媒舉例道。

不特如此,1969年中共九大以後,新體制建立,維穩成為首要目標,軍隊、公檢法等部門開始進行更加嚴厲的專政。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高潮時,全國各地懸掛着林彪的指示──「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

鎮壓需要指標,也需要足夠的威懾──所以短期內殺人必須足夠多。於是中央政府將原本屬於最高法院的死刑審核權下放至省級,省級只需把殺人人數在中央備案即可。有些省份將權力再度下放,導致最後,縣級都有權宣佈對鎮壓對象執行死刑,並且被判處者一律立即執行。

大規模殘忍清洗與鎮壓,主要發生在林彪如日中天,軍隊控制全國革委會之時。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垮臺之後,軍隊代表逐漸被清理,當政舊官僚重新迴歸主導地位,體制暴力程度才開始稍微減弱。

在此以後,雖然運動仍然連綿不絕,但「批林批孔」運動、「反回潮」、「反復舊」運動則主要集中在意識形態領域,肉體暴力已大大降低。

最新研究數據:政府製造了四分之三的死亡記錄

對於文革第三張面孔的暴力程度,海外最新文革研究已有數據庫支持。

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於2015年秋季在權威學術期刊《Social Science History》發表論文《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

魏昂德的研究團隊用近二十年時間,搜集了中國2213個市縣的年鑒,並且將這類原始出版物信息編入計算機數據庫,記錄了中國1966年6月至1971年12月的相關數據,其中包括這一時期因為政治運動而導致的「傷亡」數據,也包括「非自然」死亡和其他受害者(如各種形式的政治迫害:監禁、公共毆打、抄家、指控進行反革命活動等)。

魏昂德通過數據庫分析,認為「政府行為的破壞性,遠遠高於叛亂分子的破壞性」,「政府鎮壓導致了大部分的死亡和受難者。」而數據庫的挖掘結果顯示,在176226人死亡記錄中,聯繫到特定事件,近四分之三的死亡(130378)源於當局行動。而在超過1000萬記錄在案的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人中,受到當局鎮壓者,則超過90%。

文革第三階段的面孔,本身已經構成一場「全新運動」──然而,這一真實面孔長期被文革的前兩張面孔隱蔽,反而成為官方正面講述的「成果」。

這些特定事件──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一打三反」運動──除製造了至少三倍於派系武鬥的死亡人數,也同時製造了大多數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者。除此以外,在這些官方運動中,受害者除了遭遇暴力以外,還被進行針對性的長期調查,遭遇監禁、逼問、抄家、失業,與親人長期失去聯繫等災難。

這些官方行動主要由革命委員會執行──而此時的革命委員會,主要有軍隊負責人掌控。

魏昂德在論文裏得出結論,「簡而言之,叛亂分子確實應該為大量死亡負責,但他們基本上只是殺死了其他叛亂分子。相比之下,政府的行為是更加殘忍和有效的破壞,他們製造了四分之三的死亡記錄,以及90%的政治迫害。」

所以在魏昂德看來,文革第三階段的面孔,決不能僅僅概括為一個「恢復秩序」的過程,它本身已經構成一場「全新運動」──然而,這一真實面孔長期被文革的前兩張面孔隱蔽,反而成為官方正面講述的「成果」。

魏昂德認為,這一場「全新運動」如同1930年代末斯大林發動的「大清洗」運動所引發的「大恐怖」一樣,並且還刺激了「紅色高棉」幾年之後在柬埔寨的極端行動──在訪談中,文革研究專家丁東對端傳媒得出了同樣結論。

只有理解在文革中,官方暴力遠遠大於民間暴力,才能理解文革的第三張面孔,這張面孔被長期塗抹,冷靜有序,卻鮮血淋漓──而這才是更完整的文革圖景。

(注:「一打三反」運動,即「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和反對鋪張浪費」。)

右鍵開啟》李振盛:48年前,他在地板裏藏下兩萬張文革底片

1974年12月18日,一名懷孕的女士在參與土地復耕。
1974年12月18日,一名懷孕的女士在參與土地復耕。攝影:李振盛

【六】有人說,文革有兩個版本:毛澤東的文革、人民的文革,真的嗎?

在所有關於文革的討論中,「人民文革說」另類突兀,又引人注目。

這套主張反對毛澤東的文革,反對斯大林極權體制,他們也從來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毛派」。但同時,他們認為毛的文革,在民間客觀地製造了一個與「毛的文革」平行存在的「人民文革」。

「天下大亂」導致的「自由空間」

而在「人民文革」的故事中,人民擁有言論、結社、辦報等自由,並且人民通過文革,既能夠衝擊官僚體系,又在主動自發思考「中國向何處去」。在一片「大鳴大放」中,現代民主政治因素正在悄然生長。

「人民文革說」在文革剛結束時,在觀點市場裏無人問津。它更像是一次時隔多年的後來想象和創造回憶,在「改革開放」遭遇嚴重分歧的年代裏,從小範圍開始流傳,卻逐漸難以被人忽視。

已故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始終堅持「人民文革說」。他的文革名著《牛鬼蛇神錄》剛剛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再版,其中記錄了許多「人民的文革」──也因此,他的講述被批評者認為,「處處為造反派張目」。

「人民文革」代表人物。
「人民文革」代表人物。研究/鄒思聰。製圖/端傳媒設計部。

「所謂‘人民的文革’,恰恰是利用了毛澤東的文革所造成的體制崩壞,和四大武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來反官僚,為自己爭取切身利益。比如個人待遇等。」

他的故事裏,有許多在文革中另類思考與行動的政治犯。即便拋開那些無姓之人的虛實經歷,至少楊小凱本人,無愧於是文革中的另類──他確實獨立於毛澤東的命令,而主動去農村調研。在調研中,他認識到農民普遍對共產黨政策的不滿,並告知造反派同伴,不要為毛澤東權威所限,并真的得出了與官方截然相反的結論,提出了另一種文化大革命的主張。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對端傳媒解釋,「毛澤東很可能是通過文化大革命而打倒政敵,建立一個自己的理想國。但所謂‘人民的文革’,恰恰是利用了毛澤東的文革所造成的體制崩壞,和四大武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來反官僚,為自己爭取切身利益。比如個人待遇等。」

因為那篇著名的《中國向何處去》,楊小凱入獄十年,並在牢獄中,接觸到他後來書寫的各路「牛鬼蛇神」。另一名文革中的思想青年劉國凱,他曾在文革中受楊小凱文章啓發,寫下了《文化大革命簡析》,也持類似觀點。

也因此,他們肯定「文革」與否定毛澤東是一體兩面,並不矛盾。至少在楊小凱等人真實經歷的文革中,他們確實思考並行動,與主流意見對文革的單向認識並不相同,提供了文革鮮為人知的另一個側面。歷史學家朱學勤也曾深情描繪過思想者村落,文革史專家印紅標則在《失蹤者的足跡》中,記錄了青年精英的自我啓蒙與讀書過程。

在文革中,與楊小凱有類似行動的有遇羅克、張志新等人。他們都有不同於關於官方結論的見解與主張。

當原來黨委部門與管理系統徹底崩壞後,社會終於出現久違的真空。「文革前,要是出現這種情況,馬上就把你滅了。」

遇羅克在文革早期寫下《血統論》,但其中並沒反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只是提出了最基本的人權問題。張志新則是對當局打倒劉少奇感到不滿──在文革期間,像張志新這般為劉少奇打抱不平者不在少數,而因此受到司法處理的人,多達數萬人。

在端傳媒的採訪過程中,眾研究者對「人民文革說」仍然爭議頗大。

文革專家丁東少年時代親身經歷文革,他當時懷抱理想主義,渴望建立巴黎公社,並且參與民間組織,學習《法蘭西內戰》,把無產階級大民主作為理想。「但從上頭來講,毛澤東並沒有這個意思」,五十年後,丁東對端傳媒說。

丁東也承認,遇羅克等人的行為,在文革前17年的極權體制下,絕不可能出現。而當原來黨委部門與管理系統徹底崩壞後,社會終於出現久違的真空。

「遇羅克和幾個中學生一塊,辦了一張小報,而且還存在了好幾個月。他這張報紙在經濟上盈利,挺受歡迎,發行量大,還刊登了像《出身論》這樣的文章,是明顯的利益受損群體的利益訴求,明確表達自己的理念。文革前,要是出現這種情況,馬上就把你滅了。雖然說遇羅克最後也很慘,被槍斃,但是他活動了好幾個月時間」,丁東說。

很大程度上,遇羅克的文章是為了受到不公對待的整個階層,甚至是為了「人人平等」的抽象理想,這在文革前不可能出現。

另一方面,在文革天下大亂中,也有「為自己代言」的群體出現。許多臨時合同工建立組織,公開要求與體制內工人待遇平等,並一度得到江青等人支持。這類底層自發的群眾組織,很多遵循着「少數服從多數」,「民主選舉」的方式選出領袖,民主實踐真實存在着。

「奉旨造反」的局限

然而,在一切可能導致民主的實踐中,毛澤東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早已懸掛當頭,這讓可能的民主變得虛無縹緲。事實上,在整個文革造反運動中,除了極少數人在「獨立思考」以外,所有人都對「超凡領袖」毛澤東極度崇拜,沒有任何懷疑。

卜偉華對端傳媒舉例,「目前大量『造反派』頭頭的回憶錄,講述自己造反經歷時,可以看到絕大多數造反派都完全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按照毛澤東的教導搞『文化大革命』。」

在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面前,有限的「民主」與「結社自由」不堪一擊。

「現在有一些人,尤其是跑到海外的一些人胡說八道,比如鄭毅,他是我們一個中學的。他說我們當時就想反共產黨,這不是胡說八道嗎?他的事誰不知道,為了表示自己是革命的,把毛主席像章別在肉上,在胸前留個大疤。你都這樣表白了,當時是什麼樣?你現在說我就是反對共產黨的,你說誰相信你的話?」,卜偉華說。

在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面前,有限的「民主」與「結社自由」不堪一擊。曾嚮往巴黎公社的丁東也承認,「哪怕這個組織內部再民主,中央文革小組一句話,說大方向錯了,那這個組織馬上就土崩瓦解。」

「造反」不能觸碰的底線

除對毛澤東高度迷信外,即便在短暫一年多的有限結社、言論、出版自由中,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也規定了許多不能觸碰的底線。

文革一開始時,由於禁止「成立全國性的群眾組織」,許多全國組織被全部取締,並且受到「反革命組織」對待,遭遇鎮壓。

另一方面,毛澤東始終要保證軍隊保持安定,所以他在文革中反復強調,「不許反軍亂軍」。

而對於公安、司法等部門,雖然毛一度號召「砸爛公檢法」,「但仍然不是誰都能去砸爛的,許多人在這上面吃了苦頭」。

損壞一張領袖畫像,弄壞一枚像章,說一句牢騷話,喊錯一句口號,標語寫錯一個字,就可能立刻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

而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公佈的「公安六條」,其中最著名的第二條就是人們熟知的「惡毒攻擊罪」。

這一條款明確規定,反對毛主席與林彪者都是現行反革命,而在具體施行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被劃入「無產階級司令部」中,容不得「造反派」半點反對。

而在這一臭名昭著的條款下,許多人損壞一張領袖畫像,弄壞一枚像章,說一句牢騷話,喊錯一句口號,標語寫錯一個字,就可能立刻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

楊小凱、張志新、遇羅克等人,都因此被判重刑,甚至處以極刑。

對於這些人的遭遇,卜偉華質問,「他們沒有去反毛澤東吧?他們寫了一篇文章,發在小報上。張志新是後來精神出了問題,才說了些攻擊毛的話……所以,文革是全民族的一個恥辱,很多事情達到了一個非常瘋狂,沒有理智的地步。」

「毛澤東的文革,大家都經歷過,看得到,實實在在。而所謂人民的文革,是很虛幻的。利用文化大革命,爭取個人利益,這些人肯定有。但這些人的行為,很難形成與毛澤東的文革並行的另一個文革」,卜偉華說。

歷史學家雷頤對端傳媒分析,經過延安整風之後,黨的官僚都明白──「群眾運動」就是「運動群眾」。在雷頤看來,即便在最天下大亂的時期,文革仍然在統一部署下進行,而類似於楊小凱、遇羅克、張志新這樣短暫脫離部署的極少數,並不能改變這一大背景。

「納粹運動時期,也有反對希特勒的德國人。你能說有兩個納粹運動嗎?」在訪談最後,雷頤反問。

右鍵開啟》徐賁:「文革道歉」必須先清除「文革基因」


1967年6月5日,哈爾濱,兩幫紅衛兵在黑龍江革命委員會總部前為爭奪廣播巴士而打鬥。
1967年6月5日,哈爾濱,兩幫紅衛兵在黑龍江革命委員會總部前為爭奪廣播巴士而打鬥。攝影:李振盛

【七】文革對中國造成了怎樣的破壞?

文革給中國造成了怎樣的災難?

它曾讓中國全面貧窮,徹底迷失方向。

國際迅速富裕,國內一片赤貧

將中國置於戰後國際中, 整個1960年代,二戰後的世界經過1950年代的調整,一個大發展時期開始了。「亞洲四小龍」在50年代調整之後,抓住全球化的機會,在經濟上迅速發展,並在現代化進程中完成了轉型。

美國在1975年的GDP總額是1957年的3.2倍。西德在1951年到1971年間,GDP增加5倍。日本則更是在1955到1970年間,GDP增長了7.2倍。

而中國則在「繼續革命」,並因此永遠失去不復到來的機遇。文革時期的中國,無論是生活水平,還是綜合國力,都大大降低。

文革期間經濟上的大失敗,即便是官方數據也從不諱言。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估計,文革十年裏,國民收入損失超過5000億人民幣──相當於中共建國30年全部基礎建設投資的80%,超過30年來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

「文革結束時,我還是機關幹部,有的時候都不能吃飽。更何況多少農民,都餓着肚子,沒錢花,沒衣服穿,相當普遍。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吃不飽肚子,好多婦女接受買賣婚姻。人權狀況很惡劣。」

據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纂的《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記載,文革中,中國經濟增長率5年不超過4%,其中3年負增長──負增長年份分別是1967年-5.7%,1968年-4.1%,1976年-1.6%。

1978年,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宣讀《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提到,僅1974-1976年,全國工業總產值損失1000億人民幣,鋼產量損失2800萬噸,財政收入損失400億人民幣,「整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

文革結束時,城市居民從1957年到1976年,長達20年時間內沒有漲過工資。據曾培炎主編的《新中國經濟50年》記載,城市居民年人均工資反而從624元下降到575元。而直到1978年,全國農民平均每年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只有74.67元──相當多農民辛苦一年,不僅分文沒有,反倒欠生產隊錢。

「温飽問題都沒有解決。文革結束時,我還是機關幹部,有的時候都不能吃飽。更何況多少農民,都餓着肚子,沒錢花,沒衣服穿,相當普遍。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吃不飽肚子,好多婦女接受買賣婚姻。人權狀況很惡劣」,文革專家丁東對端傳媒回憶,「本來這個國家不需要鬧到這步田地,因為這麼一場文革,毛澤東一個人搞了他的實驗,弄得幾億人,温飽都得不到保證,就別說發展了。」

文革結束後,整個體制又把經濟發展當成一切,由於長久貧窮,全社會都只認「錢」,財富取得過程充斥各類「原罪」,又迅速製造大量新的不公。

一位社科院歷史學家對端傳媒回顧──1945年,中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是全球前五的國家。而到1970年代,毛澤東則劃分了三個世界,把中國劃為第三世界國家,「他也知道中國落後了」。

「1949年後,我們沒有在大國崛起的基礎上,繼續崛起。中國從農業往工業文明轉移過程中,確實充滿了戰爭,有衰落過程。但1860年之後,中國在逐步上升。1945年,二戰結束,中國攀升到世界四強,成為聯合國五常。中國重回世界中心。但之後我們把國門封閉自娛自樂,也就二十年的時間,就處於崩潰的邊緣。」

而文革結束後,由於全面落後,中國人彷彿回到初開國門的1860年,鄧小平面臨和晚清恭親王一樣的「後發焦慮」。這樣的焦慮迫使他提出「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才是硬道理」。此後,整個體制又把經濟發展當成一切,由於長久貧窮,全社會都只認「錢」。在並不擁有現代法治的國家背景下,整個體制過度釋放貪慾,財富取得過程充斥各類「原罪」,又迅速製造大量新的不公。

國家治理徹底失敗

除了經濟以外,在政治制度上,文革對中國的傷害同樣巨大。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隨意性,導致他任意改變國家,打亂秩序。而任意治罪的結果,則讓整個社會毫無原則,穩定性與安全感極差。原有道德習俗,也因此敗壞不堪。

文革時期,毛澤東建立的革命委員會根本無法治理現代國家,實際上,它構成問題本身,其暴力程度遠遠高於紅衞兵造反派運動和派性武鬥。因此進入1980年代,這一體制被當局徹底廢棄。

「共產黨都始終沒有建立常態體制,一直處於戰爭體制的後遺症中。」

除此以外,一大批知識分子、技術官僚遭到長期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僅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被先後列為打倒與審查對象……凡此種種,不可勝數。知識青年沒能獲得應有的教育,現代教育制度徹底崩壞,而十年沒有正式高考、知情上山下鄉的結局則是,在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表明,當年全國文盲與半文盲多達2億3千萬人。長此以往,人才遭遇大規模斷層。

在這位社科院歷史學家眼裏,整個文革結束前,「共產黨都始終沒有建立常態體制,一直處於戰爭體制的後遺症中。」

文革導致更加嚴重的權力腐敗

文革同樣讓國家體制滋生了大量腐敗,在這一點上,漢學家潘鳴嘯與其他人看法不同。

在訪談中,潘鳴嘯直言中國人最大的幻覺,便是覺得文革期間沒有腐敗。但事實上,「最大的腐敗是從70年代開始的」。潘鳴嘯長期研究知青上山下鄉問題,他發現彼時的腐敗無關金錢,而純粹是權力的巨大腐敗。

「史學界在80年代提出來的,我們要從革命敘事往現代化敘事轉型…一定要建立一個常態國家…但後來再發生六四,一切希望都破滅了。」

「下鄉的知青絕大多數想回到城市,他們用各種辦法,討好各種幹部,所以腐敗從這時候開始。比方一個農場幹部,他們可以決定哪個知青可以回城,那些不能回城,他們對女知青甚至有各種性交易……所以那個時候錢不重要,而純粹是權力的腐敗。」

「把文革放到大的歷史脈絡去檢討,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從來不是常態國家。史學界在80年代提出來的,我們要從革命敘事往現代化敘事轉型,都在很温和地講,一定要建立一個常態國家,所有東西都應該有規範有秩序。但後來再發生六四,一切希望都破滅了」,這位中國社科院歷史學家告訴端傳媒。

文革導致的人倫傷害,后共產主義時代才能修復

而文革中不可勝數的倫理悲劇、家庭悲劇,對中國人倫理價值的傷害,比經濟政治傷害更加隱蔽,也更加難以恢復。

「它傷害了中國人的靈魂」,潘鳴嘯說。

一位歷史學家對端傳媒分析,「從傳統社會直到近代,中國人的倫理價值觀,一直很温和。所有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師道尊嚴,都處於有秩序的狀態。傳教士對中國人的描述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國,一直處於很温馨、不焦慮的狀態。」

而文革恰恰製造了最極端的倫理悲劇,夫妻成仇,父子反目,率獸食人,人倫顛倒。更荒謬的是,這一切在文革期間,被作為正義歌頌。

在訪談中,一些學者甚至認為,這樣的人倫傷害,或許只有等到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中國,才能徹底修復。只有那時候,人們才可能告別一切政治厲害的算計──因為文革遠非文革本身,它由這一體制一手塑造。

「薄熙來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陰魂不散。最近,官方給任志強亂扣反黨的帽子,上綱上線,這都是文革思維和做法。」

在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看來,文革沒有產生新制度,而只是將斯大林主義推向極端。雖然官方徹底否定文革,但在意識形態與宣傳上盡可能迴避淡化文革,在出版物中嚴格控制文革題材,實際上對文革從未進行真正徹底的反思,因此,「文革當中很多的『左』的思想,『左』的理論,現在仍然處處能夠看到它的影子。」

「薄熙來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陰魂不散。最近,官方給任志強亂扣反黨的帽子,上綱上線,這都是文革思維和做法」,卜偉華說。

「文革思維」真的並未遠去嗎?卜偉華提出了一個關鍵疑問──

在五十年之後,文革還有可能在中國捲土重來嗎?

右鍵開啟》50年後的「紅五月」,誰在此時歌唱「文革」?


1967年1月31日,黑龍江革命委員會成立,紅衛兵當日組織遊行。
1967年1月31日,黑龍江革命委員會成立,紅衛兵當日組織遊行。攝影:李振盛

【八】 50年過去了,文革還會重來嗎?

2016年5月16日,距離那場翻天覆地的運動,已過去半個世紀。

儘管它仍然有太多謎團懸而未決,杞人憂天者亦曾憂心文革再度到來,但沒有太多人嚴肅對待。因為官方早就認定,文革是一場浩劫,應該徹底否定。

直到2016年,波譎雲詭的事情在這片大陸不斷發生。

從2016年春晚的「回到過去」,到任志強事件的「十日批判」,再到「五二紅歌會」直接在人民大會堂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每一件事都包含太多可疑之處:

春晚在民間惡評如潮,央視卻連續數天大肆讚揚,歌功頌德,這在此前從未有過;

微博大V、中共黨員任志強不滿「黨媒姓黨」,被官媒集中批判。在其大有被「鬥倒批臭」之勢時,中紀委官網突然發表文章,認為「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任志強隨即被冷處理,數月之後,才被「留黨察看」;

而「五二紅歌會」更是以中宣部下屬機構旗號,在人民大會堂裏,堂而皇之地表演諸多文革歌曲。事後中宣部、主辦方中國歌劇院紛紛撇清關係,紅二代馬曉力則寫公開信,並接受鳳凰網專訪,認為這是違反黨的歷史決議,「給黨中央挖坑」,要求徹查此事背後的勢力……

諸多怪事撲朔迷離,變化多端。文革重來的論調,似乎突然成為公眾關注熱點。因此,一個巨大疑問是,「新文革」會發生嗎?

文革不會再來,但會「借尸還魂」

「已經發生了,叫『十日文革』」,當端傳媒提出問題時,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迅速回答。

卜偉華意指官媒針對任志強的集中批判──這一批判持續十天之久,而其中殺氣騰騰的批判文章「上綱上線,用語言辭與文革話語十分相似。」

「文革以各種變種出現,是完全可能的。胡耀邦就講過一句話,文化大革命,很難再出現了,但是一有風吹草動,也可能會借屍還魂。」

然而,這樣的官媒批判,很難讓人認定,真正的文革復辟了。卜偉華對端傳媒分析,如果是一場發生在1966-1976年的文革,它在中國永遠不可能再發生了──

「以同一種形式,同一種內容,同一種方法回到文革,完全不會。因為沒有毛澤東了,這個情況非常不一樣了。然後文革再來批判京劇的文章,發動幾個大運動,這個也不可能了。具體的形式、具體的方法,完全跟過去文革一樣,是不會的。」

而漢學家潘鳴嘯告訴端傳媒,所謂「十日文革」與真正文革並無關係,而「最多是一次反右」──「毛澤東是公開的,找群眾來打你,現在──特別是六四以後──沒人敢這樣做。」

「如果你讓老百姓自己搞運動,他們很可能以後要打你自己,所以我完全不同意『十日文革』這個說法。打擊大V,上中央電視台,這很像斯大林的公開審判,都經過了全面控制。毛澤東敢讓群眾起來,可以讓他們幾個月不用聽話,群眾還可以把想做的事部分給做了。世界歷史上,沒有多少領袖可以這樣做」,潘鳴嘯很肯定,中國不會再發生文革。

如果將1966-1976年發生的文革成為「經典文革」,毫無疑問,這樣的純粹文革幾乎不再可能重現。

然而,「十日文革,並非真是文革。但起碼,你採取了文革的做法,文革的口號,文革的思維方式,這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遺風啊。你搞大批判,不讓人家感到有回到文革的危險嗎?」卜偉華質問。

完全以經典方式再現,雖然已完全不可能,但「文革以各種變種出現,是完全可能的。胡耀邦就講過一句話,文化大革命,很難再出現了,但是一有風吹草動,也可能會借屍還魂。」

「徹底反思文革」,而非「徹底否定文革」

因此,防止文革以各種方式「借屍還魂」,可能是文革五十年之際,我們反思文革的原因所在。

端傳媒前後與十幾位文革研究專家和歷史學家交談,他們在歷史問題上觀點各異,但在這一問題上,觀點驚人一致──

防止文革「借屍還魂」,只有「徹底反思文革」,而非簡單化約的「徹底否定文革」。

文革研究在今日中國仍然衰落,「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外國」,仍然是中國研究者不得不面對的尷尬事實。

文革所有罪惡都來自於黨內「野心家」林彪、康生、「四人幫」,民間一切罪責則由「造反派」承擔。為了保持最高領袖的神聖地位,毛澤東則是「被錯誤利用」才發動了文革。

這一切都始於1980年代初的「徹底否定文革」。當時它具有現實意義,既可以「團結一切力量向前看」,也有現實的政治因素──鄧小平要在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取代華國鋒,而否定文革,就確立了鄧小平取代華國鋒的合法性。

與此同時,鄧小平做出決定,文革反思「宜粗不宜細」──這同樣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因為在整個文革十年中,受害者同時是施害者,施害者也同時是受害者。

鄧小平在文革開始不久即被打倒,但他所要團結使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卻並非如此。毛澤東在整個文革期間,一直採用「剝筍政策」,他並非一次打倒所有官僚,而是如同剝筍,一層一層清理。因此,批判彭真時,劉少奇、鄧小平一起參與。批判劉少奇時,「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擁護毛主席,積極參與其中。

因此,這場浩劫中,幾乎沒人無辜──於是,「徹底否定文革」只能「宜粗不宜細」。

在這一抽象政治決議下,鄧小平要團結運用的對象,其支持參與文革的一面不再提及,而重點強調其在文革中受到衝擊、抵制文革的一面。

於是,文革所有罪惡都來自於黨內「野心家」林彪、康生、「四人幫」,民間一切罪責則由「造反派」承擔。為了保持最高領袖的神聖地位,毛澤東則是「被錯誤利用」才發動了文革。其餘「老一輩革命家」,要麼被迫害衝擊,要麼堅決抵制。不明真相的年輕人則備受蒙蔽──

一個「徹底否定」的文革譜系,按照官方政治需求就此寫成。此後的文革歷史作品、文學作品、藝術作品都在這一框架之下完成。也因此,它們很難更深一步反思文革,而不可避免成為官方文革譜系的註腳。

從文革三十年(1996年)以後,文革話題更是從簡化與否定,變成了虛化與迴避。

在中國,從1980年代嚴家其、高皋出版《文化大革命史》開始,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陸續有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金春明、席宣的《文化大革命簡史》等文革整體史著作出版,也因此成為中國內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經典著作。

至此以後,國內再沒有文革整體歷史著作,而文革中的事件專題史則素來欠奉。

「要做到能夠對文革的歷史正確地了解,正確地分析評價,就必須改變現在對文革的政策,必須允許對文革進行研究,對文革題材的東西允許發表。」

必須承認,這些著作有所突破,作者均在論述中,認定文革中的諸多重要決定,不可能是由林彪或「四人幫」單獨做出,而純粹來自毛澤東的最高意志。因此,他們將文革的最大責任重新置位,還給了它的始作俑者──但除此以外,這些著作在體現文革的複雜性上,則付之闕如。

也因此,在文革五十年之際,為防止文革幽靈的「借屍還魂」,「徹底反思文革」──而非化約的徹底否定,端傳媒所採訪的十幾位學者都認為,應該「開放文革的出版與研究,將文革真實歷史說清楚。」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與動亂》一書,他詳實記載了發生在文革前三年的歷史事實,是目前最受認可的文革專門史著作。在訪談最後,他告訴端傳媒,「很多人談這談那,卻沒建立在對文革歷史真實了解的基礎上。如果沒有對文革真實歷史情況比較真實的了解,你的反思、否定、評論,都可能是站不住腳的。要做到能夠對文革的歷史正確地了解,正確地分析評價,就必須改變現在對文革的政策,必須允許對文革進行研究,對文革題材的東西允許發表。」

對於官方迴避和禁止文革題材的出版發行,他反問道,「過去的東西,迴避、不理、不想,就不存在了嗎?歷史是永遠存在的,不可能因為你的態度而改變。」

回顧前文》文革八問(上):為什麼發生,為什麼成功,為什麼失敗

文革50年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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