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紙媒危機與新媒體戰場

2015年7月，香港壹傳媒集團重整架構，裁減《壹週刊》半數人力，與另外兩本雜誌《飲食男女》和《Me》合併，同時宣布《忽然一周》停刊。此外，創辦56年的《新報》結業；而曾名列香港三大暢銷報紙的《成報》也一度停刊後復刊。《茶杯》雜誌則宣布將轉為網媒，易名為「＊CUP」。這年香港傳媒界的震盪，令眾人哀歎：紙媒將死。

在此同時，新型網絡媒體相繼出現：由《主場新聞》轉世的《立場新聞》、《毛記電視》、《端傳媒》、Hong Kong Free Press、《熱新聞》、《堅料網》、《蔓珠媒體》陸續面世，香港第一個眾籌調查新聞平台Factwire成功集資、大型媒體集團《香港01》磨拳擦掌……網媒大勢彷彿不可阻擋。

媒體作為公共輿論陣地的格局重整，也令不同的政治勢力投入資源，爭奪新媒體地盤。建制與民主、左翼與右翼，在社交網絡的傳播規律中，新媒體政治立場的分化，比傳統媒體有過之而無不及。另一方面，網媒與紙媒的「信息鴻溝」亦更加凸顯：年輕人較常閱讀網媒，年長者更習慣傳統媒體；低收入家庭幾乎不透過互聯網接收資訊，收入高者才有較多機會接觸。

媒體本身走向兩極化，知識資源分配差異亦造成信息不平，在新媒體時代的社會，社會更容易意見分化還是更易形成共識？在後雨傘運動之後的2015年，前者的趨勢更明顯。

台灣：太陽花、新媒體與開放政府

2014太陽花運動的時代意義之一，是「社群媒體」（social media 社交媒體） 與「開源模式」（open source mode）力量的湧現。前者「去中心化」的信息流通模式，對運動動能擴散與論述傳播有重要角色；後者則對現場庶務的分工、信息傳遞，展現驚人效率。這兩股力量，在2015年急遽地重塑台灣媒體生態與政府思維。

2015 見證許多新型態媒體崛起。年初，台灣出現首個「讓讀者資助個別作者或專案」的媒體SOS，並成為潮品雜誌《眉角》集資平台。四月，首個針對公共爭議的辯論網站 udn debate相對論成立，致力於「以思辨深化民主」。下半年，側重國際面向的Crossing換日線、udn global轉角國際分別上線，整合許多旅外作者的觀察，彌補台灣主流媒體國際關照的不足。年底，聚焦於深度調查報導的報導者問世。這些個有特色的媒體有兩個共通處：一、其多少都倚賴臉書作為傳播媒介，二、在財源或稿源上仰賴群眾之力。

與此相對的，則是傳統媒體影響力的下滑。這年台灣老字號的《聯合報》，營收首度跌破集團總營收五成。《自由時報》在 2008年還保持在70萬的日發行量，無可逆地跌到五字頭。世新大學公布的2015媒體風雲排行榜，77.8%的網媒使用率，遠高於報紙的46.4%。雖說幾大報都已提供網絡版；但也陷入追逐即時新聞、慢性自殺的困局。回頭來看，2015 初甫上任的台北市長柯文哲宣布市府退訂報紙，不啻是種時代註腳。

在政府方面，去年太陽花運動的撼動，也促使各級政府嘗試強化網絡社群溝通、學習開源模式。去年七月的經貿國是會議，首度嘗試納入網絡參與；其模式沿用到今年初全國能源會議。行政院也在YouTube設立行政院開麥拉專頁，提供各種政府記者會、公聽會的線上直播與影音檔。年初，國發會更順勢上線測試「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在此同時，國發會安排台灣開源社群成員，替行政院官員補課。雙邊更推動大規模的政府資料開放工程，讓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在今年的全球開放資料普查中，將台灣列為第一名。

中國：共產黨玩轉新媒體

12月16日，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在浙江烏鎮舉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再次向世界強調互聯網主權的概念。會議前不久，中國才被國際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列為「2015年全球網絡自由度最差」的國家之一。

對許多威權國家，互聯網如同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當權者就得面對前所未有的無序與挑戰。中國或許是個例外。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表明「意識形態是黨極端重要的工作」，官方對互聯網輿論「守土有責」。此後兩年，在有「中國互聯網守門人」之稱的魯煒（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領導下，北京投入極大資源開展新媒體攻略──包括收編舊媒體平台、打壓微博大V、革新黨媒、創造新的互聯網意見領袖等，逐漸將互聯網規訓為執政黨可以掌控的輿論平台。

這些措施立竿見影。原本高高在上、不接地氣，充滿空洞單調的政治宣傳的黨媒，在互聯網上改以直白淺顯的風格，贏得前所未有的龐大年輕受眾，鞏固其在時政新聞的絕對領導地位，也為中共領導人塑造出更立體的形象。

在官方體系之外，普通中國網民感知到的互聯網世界，是一個與外部世界壁壘森嚴、輿論空間日趨片面、公共討論萎縮，娛樂信息當道的獨立王國。當網絡創業潮熱烈湧現時，公共媒體卻逐一走向末路。這也提醒人們反思：互聯網必然意味開放，還是可能成為保守之地？究竟是互聯網改變中國，還是互聯網被中國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