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國的玄學家們所宣告的，中國在最近幾年裏經歷了一次空前的變革。從1990年代中期的宋強等到汪暉發展為一種席捲一切「普世主義」的潮流，也引發着中國社會和思想領域的巨大混亂。直到最近的烏鎮，終於以「互聯網主權」的名義，不僅確立了互聯網世界裏的民族主義，而且宣告了互聯網意識形態的誕生，終結了過去二十餘年的這一混亂。一個長期以來的貧困領域，一個最富革命創新精神的領域，第一次被一種數百年前就誕生的殭屍話語所霸據。在2013-2015年這三年，在中國的這一倒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劇烈和反動。
特別是過去一年半來，北京司法機關對浦志強的拘禁以及近日法院對他的一審宣判，都在表明這一倒退所發生的互聯網領域，已經是一個真正的社會領域，和一個誕生在互聯網領域的意識形態是如何地警察化，粗暴地剝奪了一個著名人權律師的自由，然後以最初30餘條而最終只有7條的微博言論，將之定性為煽動民族仇恨和尋釁滋事。相比2009年福州「三網民」案將網上言論定為誹謗罪，那是第一樁互聯網言論入刑，激起了中國互聯網用戶波瀾壯闊的聲援抗議浪潮，對浦志強的互聯網言論入罪，則赤裸裸地意識形態化了。通過對浦志強對宣判，一個26年前曾經加入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活躍人權律師，中國統治者在表明他們對互聯網的絕對專制如同天安門廣場一樣不容任何挑戰，任何的調侃、反諷、批評都可能被當作觸及統治的意識形態的威脅。
與以往的任何意識形態不同，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著名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那是發生在純粹思想領域的。在浦志強案一審宣判前一周，浙江的烏鎮舉行了第二屆互(ju)聯(yu)網大會。繼上屆「互聯網治理論」主題之後，當2015年烏鎮互聯網大會的元首發言提出「互聯網主權論」，這個由其「中國局域網總督」一般的親密代理人所打造的烏鎮大會，終於向世人敞開了牠的初心，那就是，發生在一個「互聯網社會」中的思想和言論宰制。由此標誌着一種互聯網意識形態的誕生，也可能是中國特色意識形態的唯一有效含義，而非那要求每個小學生都能背誦、裝飾大街的24字、也非前任的「科學發展觀」、更非前前任的「三個代表」。
換言之，在過去三十年的市場自由化進程中、尤其是1989之後政權合法性幾乎只繫於經濟績效和財富增長，意識形態面臨着日益退縮和虛偽的尷尬境地，這是任何一個市場－威權主義國家不可避免的實用主義取向，即去意識形態化。而江澤民在鄧身後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嘗試在介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不爭論」的模糊區間打造一個個人的合法性支持。只是，在他任內，努力加入世貿組織融入全球化的同時，《中國可以說不》、台海演習和兩次反美示威卻開始轉向民族主義，也是今天互聯網主權論的歷史起點。其後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的意識形態，卻空洞無物，最終養成了十年的維穩政治，凸顯了政權意識形態的空心化。它所對應的，是這二十年間形成的中國模式，充滿了地溝油一般的劣質產品和依靠低人權優勢、進行社會傾銷的廉價出口品體系，和權貴階級的驕縱不堪──一個主權階級的膨脹和侵略。
而與此同時，一個新興中產階級及其維權運動作為連接底層勞動者的政治代理力量。以基於互聯網為基礎的維權運動的興起，不僅通過互聯網第一次創造了自己的公共空間和公共輿論，而且通過社交媒體的連結、嵌入和深化，迅速改變了社會本體和社會結構。互聯網不再只是虛擬空間的代名詞，而是不斷地運動化、社會深化，互聯網成為新興中產階級中最富政治表達意願群體連結、動員最廣泛階級的一個社會媒介。互聯網就是社會，一個新興的人民主權的自發表達，與威權政治中的舊主權階級形成了平行、對抗的格局。
這或許才是互聯網主權論作為正式的政治宣言拋出之際，當烏鎮的幻想家和吹鼓手們都在歡呼正當其時應對所謂國際互聯網主權威脅的言辭背後，那些滿滿三個自信的中國主權階級所真正面對的來自內部的雙重挑戰：互聯網就是社會，和意識形態空心化。尤其當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發後，互聯網本身被看作了承擔了這一雙重挑戰的主體，如軍報所言的「上甘嶺」──一個主要面向內部階級衝突的戰場。而非僅僅如充斥烏鎮的各種傳說，如斯諾登事件或者六名中國軍方網絡戰軍官被美國通緝對主權階級神經的直接觸痛。
非特如此，便不能理解意識形態的階級性，也不能理解互聯網主權論所反映的，中國的真正主權階級對互聯網的實際主權者－超階級的人民與社會的無比害怕和管制藉口。在主權的名義下，總是便於與所謂互聯網安全掛鈎，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和屏障，寫進2015年新修訂的國家安全法，然後「合法」地進行各種全民監控、高築防火牆，把互聯網變成局域網，維繫主權階級對互聯網的霸權地位。
互聯網主權論也因此成為互聯網霸權的遮羞布。而霸權的存在，一方面以國家機器對互聯網言論實施無間斷無遺漏的審查、對互聯網行為實施最嚴格的限制、對互聯網產業實施高度管制等等。針對著名人權律師浦志強七條微博言論，12月22日由北京二中院定為煽動民族仇恨和尋釁滋事罪，判處三年徒刑（緩刑三年）。這起案例不過是過去三年來一系列「淨網行動」、打擊新興中產階級網絡輿論領袖而急劇增加的類似案例的一件，將互聯網完全納入警察國家的言論管制體系中的最新發展。另一方面，則是主權階級全面控制新媒體大亨，並以之為白手套，收購境內外傳統媒體，如《南華早報》等，並積極運用新媒體工具進行黨員動員、新媒體傳播（如創立澎湃、無界等），形成一個為主權階級服務的互聯網大型壟斷資本集團。他們也是烏鎮大會上的主要配角，洋洋自得堪與國際互聯網巨頭抗衡的民族企業。
然後，一個原本奉行自由、分享、互聯等新普世主義價值觀的互聯網，在強制與資本的雙重霸權製造的半隔離的局域網下，製造出了一個近乎不可能的互聯網意識形態，即互聯網主權論。彷彿回到了1648年的威斯特法里亞時代前夕的叢林狀態，把一個大約十年前原本基於國際域名爭奪、近乎無釐頭的技術問題空前政治化了，以類似北極宣布主權的方式無恥地僭取了互聯網的主權。只是，這一宣示發生在烏鎮互聯網大會，作為過去三年新政權的產物，也是中國互聯網總督一手打造的傑作。尤其在以社科院意識形態中心為代表的新意識形態生產線的加工下，不僅試圖代表中國新經濟與達沃斯論壇分庭抗禮，掩蓋着舊中國模式下的低劣產品體系，而且先後以互聯網治理和互聯網主權論凌駕在與會的「互聯網＋」的眾多互聯網從業企業家頭上。在這種赤裸裸的霸權話語下，植入一個封建領主國家的陳舊和偽善的概念，一個弗蘭肯斯坦般的怪物誕生了。
一旦互聯網具有了意識形態，人為的弗蘭肯斯坦怪物，互聯網便發生了根本的結構性改變，儼然形成了內部的隔絕和衝突，如同冷戰期間鐵幕所分隔的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世界，那麼，再也沒有什麼能夠妨礙一個基於互聯網意識形態對立的新冷戰的開始。不再是民族國家陣營或者資本主義體系之間的競爭，而是那些自稱互聯網意識形態的主權階級與所有互聯網用戶，也是無階級的真正的互聯網的主權者之間的競爭。包括浦志強在內，絕不是一個人在受審，也沒有人有任何審判他的合法權力。所有的互聯網用戶都堅信，必有那麼一天，將迎來對互聯網僭權者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