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43名正準備參與抗議的墨西哥學生被地方政府截下，後由當地勢力殺害，間接引發了墨西哥全國的抗議潮。事件至今一年有餘，輿論尚未平息。和世界許多地區的抗議一樣，抗議者們設計了推特標籤#YaMeCanse，用作線上交流和傳播的共識性標誌。
然而，很多參與抗議的網民隨後發現，當在推特上搜尋相應的標籤時，無數不相關的結果冒了出來。有些推文除了包含了標籤外，只有幾個沒有意義的標點符號。由於無關結果太多，稀釋掉了有意義的討論，直接影響了人們繼續在標籤下回覆，#YaMeCanse很快在推特的熱詞榜單上消失了。
新媒體無法改變世界
中國官方適應和利用新媒體環境的速度，遠遠超過民間多年的摸爬滾打。而當我們放眼其他威權國家，大概可以進一步將以上結論擴展到「新媒體無法改變世界」。
抗議受信息噪音干擾的現象早就不是第一次出現了。
早在2009年綠色革命期間，伊朗政府就曾在社交網絡上干擾抗議者的溝通。2011年埃及抗議期間，發布集會信息的臉書頁面上充斥着重複的垃圾評論，多為機器撰寫；同一時間，敘利亞政府也用傾倒信息的辦法來破壞反對派的線上集結，他們委託專門的水軍公司發布海量的正面消息，徹底沖毀了反對派構建的連貫敘事。
機器水軍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並在短短幾年間通過「創新的擴散」，逐漸成為各國執政者的固定配置，不唯獨中國網民看了才覺似曾相識。
過去的兩三年，大概是國人對「新媒體改變中國」去魅最快的時期。中國官方適應和利用新媒體環境的速度，遠遠超過民間多年的摸爬滾打。而當我們放眼其他威權國家，大概可以進一步將以上結論擴展到「新媒體無法改變世界」。
2013年，土耳其人成功組織起了伊斯坦布爾的格茲公園示威，此後，土耳其政府意識到了自己在新媒體策略上的失敗，開始組建正式的新媒體團隊，並大肆招募人員用於官方宣傳和洗地。這些網絡僱傭兵職責分明，有的甚至專職扮演外國人，以製造出外國友人也在支持埃爾多安的假象。現在，土耳其是全世界網絡自由倒退最快的地區之一。剛出爐的自由之家互聯網報告則顯示，全世界互聯網自由度已經連續五年下跌。網絡不自由的國家數量，也首次超過了網絡自由的國家數量。
國家與大公司的地盤發展如此之快，一場完全基於民間的行動要獲得注意力，往往只能借助許多天時地利的偶然因素，而非一套可以借鑒傳承的策略。那些曾經仰賴的新媒體動員策略，在各種新式的網絡審查和網絡攻擊面前，都在漸漸失效。
極權與科技深度融合會帶來什麼
互聯網巨頭們一個個與威權政府重修舊好，機器水軍也必定會被更直接和殘忍的控制手段所取代。
一個統計數字是，目前全世界網絡流量的一半以上，都來自於機器而非真人，這個比例還在以極快的速度增長。不管這其中多少是來自於機器水軍，多少是用於政治目的的機器水軍，這無疑已經是一門日益壯大的生意。僅從這一點來看，網絡空間越來越變成一種黑吃黑的寡頭戰役，體量而非策略，金錢而非創意，決定了最終的輸贏。有人開玩笑說，當初的新聞自由取決於你有多少錢收購媒體，而如今的互聯網自由則是你有多少錢僱傭水軍。
當然，機器水軍至少是國家在開放平台上與民眾的公開較量，前者雖然體量巨大，但至少要被迫遵守網絡空間的規則。水軍之所以有組建的必要，正是因為一國政府無權強制社交媒體提交數據和刪除內容。主要的社交媒體均設有透明度報告，詳細羅列出每個國家提出的刪除內容申請，以及社交平台對此的處理結果。
因此，最可怕的前景，不是互聯網反抗與控制的此消彼長，而是極權與科技的深度合作。等到互聯網巨頭們一個個與威權政府重修舊好，機器水軍也必定會被更直接和殘忍的控制手段所取代。
社交媒體可以倒向民眾，也可以倒向國家，其並沒有穩定的本質，而只有不確定的內核。互聯網在全球範圍內的保守化，已經給技術樂觀主義潑了足夠多的冷水。而從眾望所歸倏爾淪為眾矢之的的社交媒體，其實一直在承受着大眾過多的期許。「保守化」是一個帶着價值判斷的詞彙，預設了之前的媒體環境才是正常的。
然而，如果將過去的互聯網看作是一種異常的擾動，「常態化」，「制度化」，才是描述當前現實的合適詞彙。放低預期，我們才能更平和地思考如何面對即將到來的冬天。
獨立社交媒體，孤獨而激進的試驗
不論新的平台是否能夠長存，或者他們是否又會蛻變成下一個臉書，重要的是為目前即將板結的環境注入新的競爭者。只有保持網絡空間的多態和不穩定性，才可以支撐起抗爭的空間。
不論社交媒體與國家權力進行怎樣的交易，更徹底的解決方案，似乎是超越既有的平台本身，從物理上脫離大公司的管控。過去幾年，在主流的商業化社交媒體之外，更多獨立的社交媒體湧現出來。這些獨立社交媒體，例如GNU social，Diaspora，Lorea，Twister等，均採用分布式或點對點的網絡服務，不再由單一的互聯網公司存儲個人的數據。
在Diaspora的主頁上，三個概念被突出顯示：去中心，自由，隱私。Twister的主頁也強調了類似的價值：點對點，言論自由，無監視，無IP紀錄。因為沒有一個實體可以壟斷用戶數據，國家控制也就變得更加困難。當然，完全的開源也會遭到利用。伊斯蘭國在推特帳戶被封殺後，就廣泛運用Diaspora進行宣傳，使得任何人都無權刪除他們的內容。
猶他大學的軟件研究者Robert Gehl把重塑既有社交媒體平台的運動稱作逆向製造（Reverse Engineering）。這種逆向製造的思路，儘管尚未成型，也許可以為其他互聯網行動者們所借鑒。歸根結柢，不論新的平台是否能夠長存，或者他們是否又會蛻變成下一個臉書，重要的是為目前即將板結的環境注入新的競爭者。只有保持網絡空間的多態和不穩定性，才可以支撐起抗爭的空間；傳播環境一旦固定下來，佔盡資源優勢的國家力量就會趁機反撲。
對想要有所行動的人來說，這終究是一種孤獨又激進的嘗試。在家人朋友們試圖詢問你臉書和推特帳戶的時候，你又如何去解釋自己抵抗的對象：一個顯然還不夠糟糕，卻不斷倒退着的互聯網。是他們不夠清醒，還是你擔憂得太早？
（夕岸，互聯網政治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