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不自由

正在走向保守的互聯網

社交媒體可以倒向民眾,也可以倒向國家,其並沒有穩定的本質,而只有不確定的內核。互聯網在全球範圍內的保守化,已經給技術樂觀主義潑了足夠多的冷水。

2015年9月26日,墨西哥城,43名學生被殺害事件發生後一年,大批民眾到街上示威。攝:Brett Gundlock/GETTY
2015年9月26日,墨西哥城,43名學生被殺害事件發生後一年,大批民眾到街上示威。攝:Brett Gundlock/GETTY

去年9月,43名正準備參與抗議的墨西哥學生被地方政府截下,後由當地勢力殺害,間接引發了墨西哥全國的抗議潮。事件至今一年有餘,輿論尚未平息。和世界許多地區的抗議一樣,抗議者們設計了推特標籤#YaMeCanse,用作線上交流和傳播的共識性標誌。

然而,很多參與抗議的網民隨後發現,當在推特上搜尋相應的標籤時,無數不相關的結果冒了出來。有些推文除了包含了標籤外,只有幾個沒有意義的標點符號。由於無關結果太多,稀釋掉了有意義的討論,直接影響了人們繼續在標籤下回覆,#YaMeCanse很快在推特的熱詞榜單上消失了。

新媒體無法改變世界

中國官方適應和利用新媒體環境的速度,遠遠超過民間多年的摸爬滾打。而當我們放眼其他威權國家,大概可以進一步將以上結論擴展到「新媒體無法改變世界」。

抗議受信息噪音干擾的現象早就不是第一次出現了。

早在2009年綠色革命期間,伊朗政府就曾在社交網絡上干擾抗議者的溝通。2011年埃及抗議期間,發布集會信息的臉書頁面上充斥着重複的垃圾評論,多為機器撰寫;同一時間,敘利亞政府也用傾倒信息的辦法來破壞反對派的線上集結,他們委託專門的水軍公司發布海量的正面消息,徹底沖毀了反對派構建的連貫敘事。

機器水軍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並在短短幾年間通過「創新的擴散」,逐漸成為各國執政者的固定配置,不唯獨中國網民看了才覺似曾相識。

過去的兩三年,大概是國人對「新媒體改變中國」去魅最快的時期。中國官方適應和利用新媒體環境的速度,遠遠超過民間多年的摸爬滾打。而當我們放眼其他威權國家,大概可以進一步將以上結論擴展到「新媒體無法改變世界」。

2013年,土耳其人成功組織起了伊斯坦布爾的格茲公園示威,此後,土耳其政府意識到了自己在新媒體策略上的失敗,開始組建正式的新媒體團隊,並大肆招募人員用於官方宣傳和洗地。這些網絡僱傭兵職責分明,有的甚至專職扮演外國人,以製造出外國友人也在支持埃爾多安的假象。現在,土耳其是全世界網絡自由倒退最快的地區之一。剛出爐的自由之家互聯網報告則顯示,全世界互聯網自由度已經連續五年下跌。網絡不自由的國家數量,也首次超過了網絡自由的國家數量。

國家與大公司的地盤發展如此之快,一場完全基於民間的行動要獲得注意力,往往只能借助許多天時地利的偶然因素,而非一套可以借鑒傳承的策略。那些曾經仰賴的新媒體動員策略,在各種新式的網絡審查和網絡攻擊面前,都在漸漸失效。

極權與科技深度融合會帶來什麼

互聯網巨頭們一個個與威權政府重修舊好,機器水軍也必定會被更直接和殘忍的控制手段所取代。

一個統計數字是,目前全世界網絡流量的一半以上,都來自於機器而非真人,這個比例還在以極快的速度增長。不管這其中多少是來自於機器水軍,多少是用於政治目的的機器水軍,這無疑已經是一門日益壯大的生意。僅從這一點來看,網絡空間越來越變成一種黑吃黑的寡頭戰役,體量而非策略,金錢而非創意,決定了最終的輸贏。有人開玩笑說,當初的新聞自由取決於你有多少錢收購媒體,而如今的互聯網自由則是你有多少錢僱傭水軍。

當然,機器水軍至少是國家在開放平台上與民眾的公開較量,前者雖然體量巨大,但至少要被迫遵守網絡空間的規則。水軍之所以有組建的必要,正是因為一國政府無權強制社交媒體提交數據和刪除內容。主要的社交媒體均設有透明度報告,詳細羅列出每個國家提出的刪除內容申請,以及社交平台對此的處理結果。

因此,最可怕的前景,不是互聯網反抗與控制的此消彼長,而是極權與科技的深度合作。等到互聯網巨頭們一個個與威權政府重修舊好,機器水軍也必定會被更直接和殘忍的控制手段所取代。

社交媒體可以倒向民眾,也可以倒向國家,其並沒有穩定的本質,而只有不確定的內核。互聯網在全球範圍內的保守化,已經給技術樂觀主義潑了足夠多的冷水。而從眾望所歸倏爾淪為眾矢之的的社交媒體,其實一直在承受着大眾過多的期許。「保守化」是一個帶着價值判斷的詞彙,預設了之前的媒體環境才是正常的。

然而,如果將過去的互聯網看作是一種異常的擾動,「常態化」,「制度化」,才是描述當前現實的合適詞彙。放低預期,我們才能更平和地思考如何面對即將到來的冬天。

圖為一對男女在西班牙街頭使用智能電話。攝:Blazquez Dominguez/GETTY
圖為一對男女在西班牙街頭使用智能電話。攝:Blazquez Dominguez/GETTY

獨立社交媒體,孤獨而激進的試驗

不論新的平台是否能夠長存,或者他們是否又會蛻變成下一個臉書,重要的是為目前即將板結的環境注入新的競爭者。只有保持網絡空間的多態和不穩定性,才可以支撐起抗爭的空間。

不論社交媒體與國家權力進行怎樣的交易,更徹底的解決方案,似乎是超越既有的平台本身,從物理上脫離大公司的管控。過去幾年,在主流的商業化社交媒體之外,更多獨立的社交媒體湧現出來。這些獨立社交媒體,例如GNU social,Diaspora,Lorea,Twister等,均採用分布式或點對點的網絡服務,不再由單一的互聯網公司存儲個人的數據。

在Diaspora的主頁上,三個概念被突出顯示:去中心,自由,隱私。Twister的主頁也強調了類似的價值:點對點,言論自由,無監視,無IP紀錄。因為沒有一個實體可以壟斷用戶數據,國家控制也就變得更加困難。當然,完全的開源也會遭到利用。伊斯蘭國在推特帳戶被封殺後,就廣泛運用Diaspora進行宣傳,使得任何人都無權刪除他們的內容。

猶他大學的軟件研究者Robert Gehl把重塑既有社交媒體平台的運動稱作逆向製造(Reverse Engineering)。這種逆向製造的思路,儘管尚未成型,也許可以為其他互聯網行動者們所借鑒。歸根結柢,不論新的平台是否能夠長存,或者他們是否又會蛻變成下一個臉書,重要的是為目前即將板結的環境注入新的競爭者。只有保持網絡空間的多態和不穩定性,才可以支撐起抗爭的空間;傳播環境一旦固定下來,佔盡資源優勢的國家力量就會趁機反撲。

對想要有所行動的人來說,這終究是一種孤獨又激進的嘗試。在家人朋友們試圖詢問你臉書和推特帳戶的時候,你又如何去解釋自己抵抗的對象:一個顯然還不夠糟糕,卻不斷倒退着的互聯網。是他們不夠清醒,還是你擔憂得太早?

(夕岸,互聯網政治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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