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两岸三地年度观察之三:新媒体变局背后

2015年新媒体大潮直扑中港台,然而三地却展现出很不一样的光景。新媒体涌现,讯息传递方法多元化,社会是更容易形成共识,抑或反而强化分歧?互联网必然意味开放,还是可能成为保守之地?
年度回顾/前瞻 社交媒体

香港:纸媒危机与新媒体战场

2015年7月,香港壹传媒集团重整架构,裁减《壹周刊》半数人力,与另外两本杂志《饮食男女》和《Me》合并,同时宣布《忽然一周》停刊。此外,创办56年的《新报》结业;而曾名列香港三大畅销报纸的《成报》也一度停刊后复刊。《茶杯》杂志则宣布将转为网媒,易名为“*CUP”。这年香港传媒界的震荡,令众人哀叹:纸媒将死

在此同时,新型网络媒体相继出现:由《主场新闻》转世的《立场新闻》、《毛记电视》、《端传媒》、Hong Kong Free Press、《热新闻》、《坚料网》、《蔓珠媒体》陆续面世,香港第一个众筹调查新闻平台Factwire成功集资、大型媒体集团《香港01》磨拳擦掌……网媒大势仿佛不可阻挡。

媒体作为公共舆论阵地的格局重整,也令不同的政治势力投入资源,争夺新媒体地盘。建制与民主、左翼与右翼,在社交网络的传播规律中,新媒体政治立场的分化,比传统媒体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网媒与纸媒的“信息鸿沟”亦更加凸显:年轻人较常阅读网媒,年长者更习惯传统媒体;低收入家庭几乎不透过互联网接收资讯,收入高者才有较多机会接触。

媒体本身走向两极化,知识资源分配差异亦造成信息不平,在新媒体时代的社会,社会更容易意见分化还是更易形成共识?在后雨伞运动之后的2015年,前者的趋势更明显。

年初,台湾出现首个“让读者资助个别作者或专案”的媒体SOS,并成为潮品杂志《眉角》集资平台。图为眉角杂志内页。
摄: Billy H.C. Kwok/端传媒
年初,台湾出现首个“让读者资助个别作者或专案”的媒体SOS,并成为潮品杂志《眉角》集资平台。图为眉角杂志内页。

台湾:太阳花、新媒体与开放政府

2014太阳花运动的时代意义之一,是“社群媒体”(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 与“开源模式”(open source mode)力量的涌现。前者“去中心化”的信息流通模式,对运动动能扩散与论述传播有重要角色;后者则对现场庶务的分工、信息传递,展现惊人效率。这两股力量,在2015年急遽地重塑台湾媒体生态与政府思维。

2015 见证许多新型态媒体崛起。年初,台湾出现首个“让读者资助个别作者或专案”的媒体SOS,并成为潮品杂志《眉角》集资平台。四月,首个针对公共争议的辩论网站 udn debate相对论成立,致力于“以思辨深化民主”。下半年,侧重国际面向的Crossing换日线udn global转角国际分别上线,整合许多旅外作者的观察,弥补台湾主流媒体国际关照的不足。年底,聚焦于深度调查报导的报导者问世。这些个有特色的媒体有两个共通处:一、其多少都倚赖脸书作为传播媒介,二、在财源或稿源上仰赖群众之力。

与此相对的,则是传统媒体影响力的下滑。这年台湾老字号的《联合报》,营收首度跌破集团总营收五成。《自由时报》在 2008年还保持在70万的日发行量,无可逆地跌到五字头。世新大学公布的2015媒体风云排行榜,77.8%的网媒使用率,远高于报纸的46.4%。虽说几大报都已提供网络版;但也陷入追逐即时新闻、慢性自杀的困局。回头来看,2015 初甫上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市府退订报纸,不啻是种时代注脚。

在政府方面,去年太阳花运动的撼动,也促使各级政府尝试强化网络社群沟通、学习开源模式。去年七月的经贸国是会议,首度尝试纳入网络参与;其模式沿用到今年初全国能源会议。行政院也在YouTube设立行政院开麦拉专页,提供各种政府记者会、公听会的线上直播与影音档。年初,国发会更顺势上线测试“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在此同时,国发会安排台湾开源社群成员,替行政院官员补课。双边更推动大规模的政府资料开放工程,让英国开放知识基金会(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在今年的全球开放资料普查中,将台湾列为第一名。

原本高高在上、不接地气,充满空洞单调的政治宣传的党媒,在互联网上改以直白浅显的风格,赢得前所未有的庞大年轻受众。图为记者在天安门外报导。摄 : GETTY
原本高高在上、不接地气,充满空洞单调的政治宣传的党媒,在互联网上改以直白浅显的风格,赢得前所未有的庞大年轻受众。图为记者在天安门外报导。

中国:共产党玩转新媒体

12月16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再次向世界强调互联网主权的概念。会议前不久,中国才被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列为“2015年全球网络自由度最差”的国家之一。

对许多威权国家,互联网如同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当权者就得面对前所未有的无序与挑战。中国或许是个例外。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意识形态是党极端重要的工作”,官方对互联网舆论“守土有责”。此后两年,在有“中国互联网守门人”之称的鲁炜(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领导下,北京投入极大资源开展新媒体攻略──包括收编旧媒体平台、打压微博大V、革新党媒、创造新的互联网意见领袖等,逐渐将互联网规训为执政党可以掌控的舆论平台。

这些措施立竿见影。原本高高在上、不接地气,充满空洞单调的政治宣传的党媒,在互联网上改以直白浅显的风格,赢得前所未有的庞大年轻受众,巩固其在时政新闻的绝对领导地位,也为中共领导人塑造出更立体的形象。

在官方体系之外,普通中国网民感知到的互联网世界,是一个与外部世界壁垒森严、舆论空间日趋片面、公共讨论萎缩,娱乐信息当道的独立王国。当网络创业潮热烈涌现时,公共媒体却逐一走向末路。这也提醒人们反思:互联网必然意味开放,还是可能成为保守之地?究竟是互联网改变中国,还是互联网被中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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