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纸媒危机与新媒体战场

2015年7月，香港壹传媒集团重整架构，裁减《壹周刊》半数人力，与另外两本杂志《饮食男女》和《Me》合并，同时宣布《忽然一周》停刊。此外，创办56年的《新报》结业；而曾名列香港三大畅销报纸的《成报》也一度停刊后复刊。《茶杯》杂志则宣布将转为网媒，易名为“＊CUP”。这年香港传媒界的震荡，令众人哀叹：纸媒将死。

在此同时，新型网络媒体相继出现：由《主场新闻》转世的《立场新闻》、《毛记电视》、《端传媒》、Hong Kong Free Press、《热新闻》、《坚料网》、《蔓珠媒体》陆续面世，香港第一个众筹调查新闻平台Factwire成功集资、大型媒体集团《香港01》磨拳擦掌……网媒大势仿佛不可阻挡。

媒体作为公共舆论阵地的格局重整，也令不同的政治势力投入资源，争夺新媒体地盘。建制与民主、左翼与右翼，在社交网络的传播规律中，新媒体政治立场的分化，比传统媒体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网媒与纸媒的“信息鸿沟”亦更加凸显：年轻人较常阅读网媒，年长者更习惯传统媒体；低收入家庭几乎不透过互联网接收资讯，收入高者才有较多机会接触。

媒体本身走向两极化，知识资源分配差异亦造成信息不平，在新媒体时代的社会，社会更容易意见分化还是更易形成共识？在后雨伞运动之后的2015年，前者的趋势更明显。

台湾：太阳花、新媒体与开放政府

2014太阳花运动的时代意义之一，是“社群媒体”（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 与“开源模式”（open source mode）力量的涌现。前者“去中心化”的信息流通模式，对运动动能扩散与论述传播有重要角色；后者则对现场庶务的分工、信息传递，展现惊人效率。这两股力量，在2015年急遽地重塑台湾媒体生态与政府思维。

2015 见证许多新型态媒体崛起。年初，台湾出现首个“让读者资助个别作者或专案”的媒体SOS，并成为潮品杂志《眉角》集资平台。四月，首个针对公共争议的辩论网站 udn debate相对论成立，致力于“以思辨深化民主”。下半年，侧重国际面向的Crossing换日线、udn global转角国际分别上线，整合许多旅外作者的观察，弥补台湾主流媒体国际关照的不足。年底，聚焦于深度调查报导的报导者问世。这些个有特色的媒体有两个共通处：一、其多少都倚赖脸书作为传播媒介，二、在财源或稿源上仰赖群众之力。

与此相对的，则是传统媒体影响力的下滑。这年台湾老字号的《联合报》，营收首度跌破集团总营收五成。《自由时报》在 2008年还保持在70万的日发行量，无可逆地跌到五字头。世新大学公布的2015媒体风云排行榜，77.8%的网媒使用率，远高于报纸的46.4%。虽说几大报都已提供网络版；但也陷入追逐即时新闻、慢性自杀的困局。回头来看，2015 初甫上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市府退订报纸，不啻是种时代注脚。

在政府方面，去年太阳花运动的撼动，也促使各级政府尝试强化网络社群沟通、学习开源模式。去年七月的经贸国是会议，首度尝试纳入网络参与；其模式沿用到今年初全国能源会议。行政院也在YouTube设立行政院开麦拉专页，提供各种政府记者会、公听会的线上直播与影音档。年初，国发会更顺势上线测试“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在此同时，国发会安排台湾开源社群成员，替行政院官员补课。双边更推动大规模的政府资料开放工程，让英国开放知识基金会（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在今年的全球开放资料普查中，将台湾列为第一名。

中国：共产党玩转新媒体

12月16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再次向世界强调互联网主权的概念。会议前不久，中国才被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列为“2015年全球网络自由度最差”的国家之一。

对许多威权国家，互联网如同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当权者就得面对前所未有的无序与挑战。中国或许是个例外。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意识形态是党极端重要的工作”，官方对互联网舆论“守土有责”。此后两年，在有“中国互联网守门人”之称的鲁炜（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领导下，北京投入极大资源开展新媒体攻略──包括收编旧媒体平台、打压微博大V、革新党媒、创造新的互联网意见领袖等，逐渐将互联网规训为执政党可以掌控的舆论平台。

这些措施立竿见影。原本高高在上、不接地气，充满空洞单调的政治宣传的党媒，在互联网上改以直白浅显的风格，赢得前所未有的庞大年轻受众，巩固其在时政新闻的绝对领导地位，也为中共领导人塑造出更立体的形象。

在官方体系之外，普通中国网民感知到的互联网世界，是一个与外部世界壁垒森严、舆论空间日趋片面、公共讨论萎缩，娱乐信息当道的独立王国。当网络创业潮热烈涌现时，公共媒体却逐一走向末路。这也提醒人们反思：互联网必然意味开放，还是可能成为保守之地？究竟是互联网改变中国，还是互联网被中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