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力、不信任：記一位十年前不在太陽花現場的人

【編者按】「不重磅記者自留地」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由來自不同地區的記者輪值書寫。這些故事也許並不重磅、也非必要，卻是記者生涯中，讓我們心癢難耐、不吐不快的片刻。我是本次值班的記者許伯崧，這篇自留地，來自我參加太陽花學運十週年晚會的經歷。

十週年晚會

台灣太陽花學運十週年的當晚，我雖然並未安排採訪工作，但還是來到十週年的晚會現場。雖然遲了些，還是趕在學運總指揮林飛帆上台前抵達。從捷運出口到立法院一帶，依序路過以中國城市命名的鎮江街、青島東路、中山南路、濟南路，這些街道，在十年前湧入了成千上萬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的群眾。不管是出自直接的「反中」情緒、或是對黑箱程序毀壞台灣民主憲政的不滿，又或是新自由主義下的反自由貿易主張，集結成千上萬抗議群眾的場景，卻是由來自中國的城市地名所構築，站在「中國城市」反對中國。我一邊前進，一邊沒來由地這麼想著。

這些年來，我總是從捷運二號出口出來，先是經過氣派的飯店，還得留意要轉入的高級華車，接著左轉鎮江街後便可以看到議場的建築物。此行單純地以一般人的心情前來繞繞，不抱任何預期向會場踏進，街道旁明顯感受增多的戒備警力。

從吵嚷發散的聲響到逐漸清晰的演講，濟南路從一個普通不過的街道逐漸明亮起來，向前踏進一步，視線再亮起一個刻度。在這條黑幕降沉的街道，太陽花十週年晚會的鮮黃色舞台背板，像是黑暗中的安康魚，打著微光亮起這一片魆黑大海，我像是好奇的海底生物，緩緩地向光點游去。

在這一片平和的氣氛中，我試圖從腦中的碎片找出當年直播現場的殘像——十年前，這裡熱氣蒸騰，一股蓄積而來的不滿情緒，化成一陣暴雨傾瀉在這座盆地。十年後，這裡散晃著數百名群眾，一旁的 NGOs 照例出來擺攤，偶有舞台上激昂的演說晃動了黑夜。想起台灣經典電影《女朋友・男朋友》中的台詞：「你先睡，睡一覺起來，台灣就不一樣了。」 台灣也許不一樣了，也有可能一夜之間又回到十年前，一切又回復初始。

舞台上，演說者奮力提醒中國威脅依舊存在，「反對重啟服貿貨貿」、「拒絕中國政經脅迫」，這晚的訴求仍繞不過中國。台上的演講者一棒接一棒，我在台下錄著林飛帆的演說，不到五分鐘的短講，他說了兩次「對不起」，不管是向在運動中受到創傷的人也好，或是這十年來對政治依舊不滿的人也罷，他思索著自己該以什麼身份上台、也不知道自己在這樣的一晚還應該說些什麼，於是他道歉、他鼓舞起台下群眾，人們拍起手，為林飛帆鼓掌，也為十年前擋下中國進逼的服貿協議歡呼。

發現站在身旁的同行是舊識，便問她「啊，今晚還加班嗎？」他們剛發布林飛帆的專訪，「沒有，我自己想來的。」她架著腳架，擺上相機錄下舞台上的光影錯動。她說自己十年前並沒有跟多數朋友一樣上街抗議，反而充滿質疑與困惑，即使專訪影片已經播出，但她仍到場，「不算是工作吧，就只是想來看看，紀錄些什麼。」

一位在國際 NGO 組織工作的朋友透著舞台的光線看到了我，向我走來，我知道這樣的場合他一定不會錯過，我們問起下一個演講的人是誰，於是我亮起手機螢幕，點開活動流程表，兩人在暗夜中看著刺眼的螢幕，直到滑完一整晚的演講名單。

我帶走錄音後，在現場看到許多熟面孔，握手、寒暄、開幾個無傷大雅的小玩笑，這樣的場合越來越像是一個「好久不見」的社交場合；十年過去，這些朋友仍未離去，我們只是普通地變老，老到需要彼此探問「你怎麼看年輕人支持柯文哲的現象」，此情此景像是父親問我怎麼在 IG 上發限時動態一般。

十年前在哪裡？

我持續漫遊在晚會的街道上，遇到同事 M，這晚她得撰寫現場報導，在現場拉人採訪，到了告一段落，我們兩人漫步朝著舞台前方的遠處走去。

我們看著架設在路上的連儂牆，人們在牆上別上黃白布條，口號式著標語也在這面牆上沸騰著。曾在這場運動中受人注目的學運明星黃國昌，因為揮別時代力量、加入柯文哲的民眾黨，以及一連串「昨是今非」的發言，被人們咒罵，一位朋友此前看著這幅彷彿響起噓聲的布幕，淡淡地告訴我「過去我對黃國昌有多挺，現在我對黃國昌就有多失望。」

我們就在連儂牆旁看著布條一條一條別上，一旁的人群更高聲諷刺黃國昌。一位在政府機構任職的前輩看到我們加入對話，玩笑地問我現在到底去了哪裡工作，「看你臉書一直在換工作。」

前輩過往在台灣知名的 NGO 位居要職，在蔡英文政府上任後受延攬入政府機構，她說任期看起來還有幾年，「但一轉眼時間就到了」。她一邊說著還得推動的事務，一邊閒聊著這些人那些事的流轉與變化。一時間，我們都不確定，是人變了，還是我們認識的那個人其實並不是我們以爲的那樣。

「十年，雖然不算太長的時間，但也足夠看出一個人的變化。」我在心中兀自下結論，從剛剛一直感覺到身後有人影靠近，起初並不以為意，但在我們三人談話的空檔時，我與這名路人眼神有了交會，還沒來得及收回，他已對著我們貓步般地踏出了步伐：「我想⋯⋯我想問問你們，你們，十年前都在做什麼？」

這位年輕男性穿著一件咖啡色的連帽外套，偏瘦的身形讓外套像是大了兩個尺寸，他留著短髮、透過路燈的光線，臉上殘留的鬍渣依稀可見，他似乎真的想找人聊聊，聊聊十年前的我們或是他自己；我想，他更想聊聊關於自己的十年，勝過認識我們的人生。

我告訴他，我們是記者，十年前的自己剛找到一份媒體業的工作，入職一個月後便發生這場運動，因著工作來到現場，也因為工作必須緊追現場發展。我問他，我們也在拉人採訪，你要不要跟我們聊聊你的故事，說說你的太陽花記憶？

原本只是想問問眼前這三人的十年回顧，怎料自己變成被採訪的對象，顯然我們對他猝不及防的提問有多措手不及，他就對我們的採訪邀請有多預料不到。他顯得不太自在，侷促不安、不斷地用左手拉起右手的袖子、再用右手捲起左手的袖子——即使咖啡色的外套袖子並未滑落，但他依然重複這組動作。他沒有拒絕回答我的提問。

「那麼你呢？」我問他，你為什麼會來十週年的晚會，你問我們「十年前在哪裡」，那麼，十年前的你又在哪裡呢？

他吞吞吐吐，像是思考如何將思緒化為語言，也像是在想這一切該從哪裡說起。我們等著他雕琢語言，也許僅是不到一分鐘的等待，卻也因為他惶惶不安的肢體扭動讓我感覺到這段空白時長的煎熬。這樣不自在的氣氛也感染到自己，感覺有什麼事要發生的念頭突然降臨。

他的情緒開始翻攪。夜色濃厚，但現場仍有不同的光源明暗不一地亮起路上的角落，在橙黃色的燈光下，他的眼框泛紅、逐漸蓄滿了淚水，他想讓第一個字脫口而出，卻也怎樣也開不了口，來不及哽咽，則是嗚咽地吐出一個又一個來不及成形的話語，像是一股沈重的氣息，卻輕微地讓人難以察覺。

先是一個陌生人的攀談，再來是眼前這名陌生男子無來由的情緒翻湧，濕潤的眼框伴隨顫抖的語調，一邊錄著音的同事 M，想到什麼似的問了他：「你是324佔領行政院當晚遭警方毆打的人嗎？」

我預期著他說「是」，預期著他的反應像是典型的運動創傷，回憶起那令人聞風喪膽的夜晚，害怕、語塞或是被突如其來的恐懼侵襲，太過合理的預設，但也太過扁平的想像。

「不是，我不在行政院，我沒有被打，」他收拾好情緒後，低聲緩緩地說：「我十年前也沒來到這裡」，不管是課業因素、或是家庭反對，十年前他就是沒來過立法院的現場。

「一個十年前未曾來到現場聲援的人，為什麼十年後選擇出現在這裡？」我將我的疑問拋給他。

「就是來看看這個國家，看看未來的這群年輕人⋯⋯」他的回答顯得破碎，在濟南路上想看到什麼國家，這群年輕人的未來中沒有你嗎？

在這場對話中，得知幾個他的訊息：這名年輕男性姓陳，姑且叫他小陳吧，今年32歲，十年前在台北念資訊相關科系，即便當年沒能來到現場，但他透過社群媒體的訊息，緊緊跟著這場運動的發展，雖然人來不了，但精神上卻是緊密相依。

大學畢業後的這十年，他從來沒做過一份正職的工作，年復一年過著兼職生活，雖然他沒有對我一一列舉他打過零工的產業，只說各種「奇奇怪怪」的產業都做過。不穩定的零工生活讓他換過無數工作，目前則先在一間超商做計時人員。

他一邊告訴我他的工作，在提及過往的兼職人生時，他數次低喃道「沒有意義」、「沒有意義」，我問他，「什麼是沒有意義？」他說，他能力有限，無法突破「那個極限」，讓他薪水永遠只能領最低的薪資。「沒有意義」，他又說了一次。

前方舞台上的講者開始激勵台下群眾，嘈雜的人聲一度讓我聽不太清小陳的聲音。他的聲量不算小，但總讓人感覺散發著挫敗的氣息，舞台前的群眾有的回憶起這場運動感動落淚，十年前的餘熱彷彿依然瀰漫在3月的夜晚空氣裡，但小陳卻不這麼想，他以失敗者的心情回到這裡，憤恨不平地指控這場運動「什麼也沒改變」——依照他的說法是，他的生活沒有變好，但學運明星卻佔盡各種好處。

十年前不在現場的人

在他的眼中，所謂「太陽花改變台灣命運」的宏大敘事彷彿是幾百光年般遙遠的事，十年來，他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四處打零工過活，你「以為趕走一批既得利益者，但他們都一直還在，甚至還出現新的既得利益者。」他指控學運明星的收割政治紅利，嚴詞痛罵柯文哲與黃國昌，直斥他們「可惡」，更預言「黃國昌一定會出來選台北市長」。

小陳說324行政院爆發流血衝突，至今對抗議者施暴的警察依然找不到，這讓他無法繼續信任這個國家，他的「不相信」，不僅出自無法制衡國家暴力的行使，也在太陽花學運後對政局的失望，連帶令他對民主制度起疑，「你過了十年又把同一批反對的人換回去，有意義嗎？完全沒有意義。」（小陳指的是太陽花學運推翻了國民黨，但今天又差點讓國民黨奪回政權。）我想起他不久前才對自己的工作下過一樣的結論，如今台灣的民主制度跟他的打工生活一般，都是沒有意義的存在。

當年在街頭上喊的震天價響的「捍衛民主，退回服貿」，在今天對小陳一點意義也沒有，「守下台灣的民主」的宣言，看在小陳眼中只是漠然。

我問他，如果民主政治不是理想的政治體制，那麼你心目中理想的政治體制是什麼呢？

「共產黨。」他不假思索的回覆。

須臾十年之間，台灣社會已經從「捍衛民主」全面退守，讓這這名三十初頭的青年成為反民主、挺共產並直接了當地轉向中國共產黨了嗎？

為了確認心中的納悶，我小心翼翼地同他確認：「你說的『共產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極權社會，還是你想說的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我乘著夜燈的間隙觀察他，小陳相較一開始跌宕的情緒，已經不帶有太多的情感。

從採訪開始，我感覺到小陳對於一些詞彙的認識，像是僅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他對台灣民主的失望，在於十年後國民黨一度有機會奪回政權，柯文哲更掀起一波令人難以忽視的風潮，並與黃國昌成為這長運動的既得利益者，而此，似乎少了一點得以令人同理的動機，中間像是缺了好幾頁的二手書，就這麼突然進到支持共產主義，卻又在頁尾腳註補充「這邊指的是社會主義」。如果這是一本書，閱讀的經驗則讓人感到斷裂。但想想似乎也沒這麼斷裂，對愛情失望的人不再相信愛情，那麼對民主失望的人不再相信民主，也許現實生活中真的有這樣的人吧。

我們陷入了沈默，我忖度著，該問他「為什麼是社會主義」嗎？但小陳很難在這場對話中完整自己的意思，必須再三確認「你說的是這個意思嗎？」，或是以選擇題的方式向他確認「你想說的是哪一個意思」。我不太覺得往共產黨或是社會主義的方向追問他，會讓這場對話還有發展的可能性。

「我們聊聊你的工作吧，」我問他，這十年來，他有試著找過正職的工作嗎？我想回到他自己來說，也許被堵住的對話還有其他轉圜的可能。

小陳一樣破碎的回答，一樣必須從選擇題中挑選答案，但他的職涯輪廓大約是：資訊科系畢業後，小陳出社會邁向求職之路，但總之求職經驗四處碰壁，我們無從得知原因，但點開小陳的求職壓縮檔，檔案內容與檔名不會有太大的不同，大約都是他看到一個個職缺，寄出一封封履歷，接著再一次次的石沈大海。他說，後來幾乎只要公司名稱有「資訊」兩字的他都會試著投投看，但就是沒辦法獲得一個正職工作。

「政府沒辦法把人安排進去，他不可能把人安排進去啊。」小陳理所當然的說。小陳還說，他覺得自己對求職完全不擅長，但對資訊產業又有熱情，他問向我們：「大家日常都有這種矛盾的面向吧？」

「那你做過美食外送嗎？」外送員的零工經濟模式在台灣已有多年的經驗，雖然也是一份苦工，但總是一份可以自己掌握工時、也有機會比起打零工獲得更好的經濟報酬。

一直處於被動回答的小陳，突然積極起來，節奏來得又快又急，他說他沒做過外送，「好慘，所以我才說財富要均分。」

小陳甚至直接談起他一直主張的「無條件基本收入」，「但很難推啦，連我自己的朋友都不支持了，還是推共產主義比較容易。」在台灣，大約從2016、2017年開始有許多關於「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的倡議與討論，主張無論年齡、居住地、或是家庭收入，政府應該每月提供一定數額的錢給人民，直到你過世為止。

小陳還想向我細數某個專門討論無條件基本收入的粉專，但這條線卻也隱隱地消失。「很難推啦！」小陳結論到。

票投侯友宜

從「社會主義」到「無條件基本收入」，十年來靠著打工度日的小陳，政治主張看起來走得更前頭、更進步，但問及他的政治選擇，則又令他曲折的生人再添轉折的情節。

我問他，你擁有這些進步的政治主張，能否了解你今年投給哪些候選人？

「很複雜欸！」「很複雜也很正常，投票本來就是在一連串政治光譜中選擇。」

他告訴我，他2024台灣總統票投給國民黨的候選人侯友宜，選區立委票投給太陽花學運出身、曾為時代力量黨員後加入民進黨的吳崢，政黨票則投給了「台灣基進」。這一串的投票策略，包含了傳統保守的國民黨，象徵改革開放的民進黨，以及「急獨」色彩鮮明的基進黨，幾乎從「統」到「獨」一應俱全。理論上，投給國民黨跟投給基進黨的投票策略，應該很難發生在同一位選民身上。

但小陳就這麼投了。

「這樣的投票策略是想要均衡藍綠嗎？」

「完全沒有，柯文哲跟賴清德這兩個混帳我投不下去！」

小陳說，坐收太陽花學運光環的柯文哲「可惡」，但賴清德當了副總統，「很多事情都不敢去做，你看現在。」

「可是侯友宜在選舉時說要重啟服貿，你也支持重啟嗎？」

「沒有，我完全不支持重啟服貿。」

「那考慮投廢票嗎？投給侯友宜是帶有教訓的意味嗎？」

「對啊，所以我才說一言難盡。」

小陳身在太陽花十週年晚會現場受訪，他憎恨柯文哲與黃國昌，賴清德對他來說同樣是個混帳，即便位居副總統高位，過去四年也根本沒有推動什麼改變，「就算我再給他四年，也一樣不會改變。」相較他的不穩定人生，並總是從我的問題中滑走，這是他少有的篤定口吻，我想他是真的如此相信著。

「你說的改變，具體來說指的是什麼？」我問。

小陳說，他在意的改變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重機（簡體可用摩托車）上國道」，他下結論道「不可能啦，都已經給蔡英文八年了。」他一樣認為，就算再給賴清德四年，重機一樣不能上國道。

雖然這場對話至此跌宕起伏曲折不已，一個十年來打工度日的男子，他在意的改變是「重機上國道」——但是在台灣，重機一台動輒台幣幾十萬，即使買二手車，對於只有兼職收入的小陳來說，應該也是沈重的負荷。但無論如何，這的確是他在意的「改變」。

「那另一個你在意的改變是什麼呢？」我暫停內心對小陳的疑問，放棄計算一部重機得讓小陳工作幾百小時的數學問題，直接問他，另一個他在意的是什麼？

「那個爭議很大欸。」小陳收起興致，眼神從我們身上帶走，飄向前方的舞台，台上有人繼續宣講，行人穿越我們身旁，人們在這條路上，形成一座又一座的島嶼，在島嶼上講著屬於自己的太陽花故事。

我們鼓勵小陳說出他另個期待，小陳卻支吾其詞，「或者我們關掉錄音？」同事 M 提議，但小陳依舊難為情、尷尬地再次扭轉起身體，他手上依舊停不下來，雙手持續捲起外套袖子，這也許是小陳無意間釋出的訊息，他感到焦慮。我看著他頻繁地捲袖子，直到他停下手邊的動作，告訴我們：

「廢除死刑。」

小陳以低聲、像是趁人不留意的時候說出，說完他的視線再度被過往的行人帶走，似乎也在暗忖著該怎麼面對我們的回應。

即使前面的對話已經夠曲折了，但聽到小陳支持「廢除死刑」，這樣宛如過彎加速的回答還是差點將我甩出車外。我安著各種錯亂的心情，看著將總統票投給侯友宜的小陳，故作鎮定地跟他說，其實廢除死刑的訴求不會爭議很大，你來的這個場合，應該多數都是理念相似的，我指了指一旁擺攤的 NGOs 攤位，「說不定他們也有來這裡擺攤。」

小陳朝著我指的方向探了探眼，說他看到了，但又自顧自地說到：「但在台灣現在的這群人眼中，至少超過一半的人，覺得要先把這些人槍斃掉。」他說的「這群人」，我想指的是台灣社會的主流意見，「這些人」，則是那些已受死刑判決定讞的受刑人；但我不確定的是，小陳說的「這群人」，有沒有包含他投的侯友宜，侯友宜在競選期間，為三名候選人中唯一明確表達反對廢止死刑的候選人。

憤怒青年的毛邊

最後我問小陳，像你這樣十年都在兼職過日的年輕人多嗎？「有一些。」「他們是自願兼職還是非自願的？」小陳回：「我覺得他們是自願。」「那你呢？」「我是被迫的。」

我為這場對話喊停，已經差不多了。小陳在街頭上向我們分享他故事的切片，雖然像是焦距還未對準的鏡頭，但已經足夠粗糙地辨識出小陳是怎樣的一個人了。

十年前，小陳從社群媒體上知道這場運動，但他沒能來到現場，但透過網路，他作為「線上公民」參與這場浩大的社會運動；他甚至從社群媒體上認識到「賤民解放區」（由一群不滿運動決策都由議場內學生決定的群眾發起），賤民「解放」的是什麼，我沒追問小陳，但不管小陳怎麼認識這個組織，十年前或十年後，人生過著不怎順遂的小陳，總是坐進了「賤民」的位置後，還等不到「解放」的那一天。他是賤民，學運明星則是「皇帝」。

濟南路的現場，昏黃的燈光下，十年前缺席的小陳，十年後回到街頭。他或許來記憶、但不帶著感動的情緒，他更多的是失落、沮喪的情緒，並匯流成憤怒的河流。「混帳！」「可惡！」小陳重複評價他所憎恨的政客，十年，像是一瞬之間，但在小陳眼裡，則是漫長的煎熬。

如今他已經32歲了，還在超商打工的他，在可預期的未來，小陳勢必仍得繼續掙扎，他不是對做一份正職工作沒興趣，也不是對資訊業沒有熱情，他想要擺脫所深陷的泥沼，只是他還找不到樓梯爬出去。

訪談一開始翻攪的情緒，在訪談開始後逐漸清晰，他因著複雜的情緒而濕潤眼框，但那裡頭不是對運動的感動，而是對自己的無能為力、對民主政治的不再信任，以及對十年來的自己也好、政局也罷，一種「沒有意義」的傷感。

這段不算正規的採訪，在回頭整理錄音檔時，重複聽及小陳的聲音，看著輸出的逐字稿，我只認識這段採訪時間內的小陳，但他讓人明顯感到他被困住了，十年前他期待太陽花後他的命運就此不同，有個體面的工作與還不錯的薪水；十年後，他沒能搭上經濟成長的列車而留在原處；他被落下人生也因而被停格，他是台灣經濟成長紅利下被遺落的人。

我一度問他，台灣股市已上兩萬點，這是台灣史上新高紀錄，新發行的 ETF 股票在募資階段便湧入破兩千億台幣的資金⋯⋯問完卻又感到慚愧，我沒意識到這些對小陳來說，只是愈加凸顯他的相對剝奪感。這些都跟他無關。

小陳也不看好還會有下一場太陽花學運，「只有三黨不過半，就不可能有下一場太陽花，除非二、三十後，前兩代人⋯⋯才有機會。」

在對話結束，我繞到一旁問一直在旁聆聽的那名前輩怎麼看。前輩過去從事青少年服務，其中也包含青年就業輔導，「像他這樣的青年，其實在我過去的服務經驗中常見，他們因為無能為力、找不到方法與原因，因此感到憤怒，因為憤怒是最直覺的。」找不到樓梯的小陳，焦急來回地在掙扎中踱步，他離不開也走不遠，他焦慮，也因此越來越憤怒。

我在晚會結束後，把這個故事寫上臉書，之所以想記下，在於十年來關於「太陽花是一場什麼樣的運動」提問，始終很難有一個簡易的標籤為來不及參與的人訴說。但即便紛陳雜沓，對「同溫層」而言，仍有其一慣性。只是，這場運動規模之大，人們很難不被捲入，但參與的集體面貌也並非扁平與單一，對運動的解讀與記憶，也從來不只有單調的複誦。還有像小陳一樣的人，他並未在場，但期待太陽花後一切都可以不同，但他失望也失落了。

他去睡了一覺，但十年後，除了歲數的增長，他並沒有因此不同。你可以說小陳的求職策略出了問題，「看到公司名稱有『資訊』的就投履歷」，這樣的方式難免令人感覺像是像茫茫大海撒網卻一無所獲。你也可以質疑他，當收入不穩定，為什麼還懷抱著「重機上國道」的夢想，不是應該先「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嗎」？

一位朋友留言給我。他說，小陳的故事讓他想到台灣攝影作家陳尚志在《新活水》雜誌的專欄「毛邊意識」——毛邊，指的是台北都市街景各種活脫不平整的本色，小陳的毛邊也彷彿是台北大眾的街景。他唏噓說到，「我們同溫層的邏輯太過平整，很難去框架到像小陳這樣的人。」

還有像小陳這樣的人站在街頭上，他看著台上為這場成功的社會運動歡呼與振奮，五感雜陳的他，卻很難去想像自己離開晚會之後的未來，不會更好了，但也有可能更差，他那句反覆呢喃的「沒有意義啊、沒有意義啊」，是對著十年來的自己說，對著台灣的時局說，他重複地說，想讓我們知道還有像他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