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不信任：记一位十年前不在太阳花现场的人

【编者按】“不重磅记者自留地”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由来自不同地区的记者轮值书写。这些故事也许并不重磅、也非必要，却是记者生涯中，让我们心痒难耐、不吐不快的片刻。我是本次值班的记者许伯崧，这篇自留地，来自我参加太阳花学运十周年晚会的经历。

十周年晚会

台湾太阳花学运十周年的当晚，我虽然并未安排采访工作，但还是来到十周年的晚会现场。虽然迟了些，还是赶在学运总指挥林飞帆上台前抵达。从捷运出口到立法院一带，依序路过以中国城市命名的镇江街、青岛东路、中山南路、济南路，这些街道，在十年前涌入了成千上万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群众。不管是出自直接的“反中”情绪、或是对黑箱程序毁坏台湾民主宪政的不满，又或是新自由主义下的反自由贸易主张，集结成千上万抗议群众的场景，却是由来自中国的城市地名所构筑，站在“中国城市”反对中国。我一边前进，一边没来由地这么想著。

这些年来，我总是从捷运二号出口出来，先是经过气派的饭店，还得留意要转入的高级华车，接著左转镇江街后便可以看到议场的建筑物。此行单纯地以一般人的心情前来绕绕，不抱任何预期向会场踏进，街道旁明显感受增多的戒备警力。

从吵嚷发散的声响到逐渐清晰的演讲，济南路从一个普通不过的街道逐渐明亮起来，向前踏进一步，视线再亮起一个刻度。在这条黑幕降沉的街道，太阳花十周年晚会的鲜黄色舞台背板，像是黑暗中的安康鱼，打著微光亮起这一片魆黑大海，我像是好奇的海底生物，缓缓地向光点游去。

在这一片平和的气氛中，我试图从脑中的碎片找出当年直播现场的残像——十年前，这里热气蒸腾，一股蓄积而来的不满情绪，化成一阵暴雨倾泻在这座盆地。十年后，这里散晃著数百名群众，一旁的 NGOs 照例出来摆摊，偶有舞台上激昂的演说晃动了黑夜。想起台湾经典电影《女朋友・男朋友》中的台词：“你先睡，睡一觉起来，台湾就不一样了。” 台湾也许不一样了，也有可能一夜之间又回到十年前，一切又回复初始。

舞台上，演说者奋力提醒中国威胁依旧存在，“反对重启服贸货贸”、“拒绝中国政经胁迫”，这晚的诉求仍绕不过中国。台上的演讲者一棒接一棒，我在台下录著林飞帆的演说，不到五分钟的短讲，他说了两次“对不起”，不管是向在运动中受到创伤的人也好，或是这十年来对政治依旧不满的人也罢，他思索著自己该以什么身份上台、也不知道自己在这样的一晚还应该说些什么，于是他道歉、他鼓舞起台下群众，人们拍起手，为林飞帆鼓掌，也为十年前挡下中国进逼的服贸协议欢呼。

发现站在身旁的同行是旧识，便问她“啊，今晚还加班吗？”他们刚发布林飞帆的专访，“没有，我自己想来的。”她架著脚架，摆上相机录下舞台上的光影错动。她说自己十年前并没有跟多数朋友一样上街抗议，反而充满质疑与困惑，即使专访影片已经播出，但她仍到场，“不算是工作吧，就只是想来看看，纪录些什么。”

一位在国际 NGO 组织工作的朋友透著舞台的光线看到了我，向我走来，我知道这样的场合他一定不会错过，我们问起下一个演讲的人是谁，于是我亮起手机萤幕，点开活动流程表，两人在暗夜中看著刺眼的萤幕，直到滑完一整晚的演讲名单。

我带走录音后，在现场看到许多熟面孔，握手、寒暄、开几个无伤大雅的小玩笑，这样的场合越来越像是一个“好久不见”的社交场合；十年过去，这些朋友仍未离去，我们只是普通地变老，老到需要彼此探问“你怎么看年轻人支持柯文哲的现象”，此情此景像是父亲问我怎么在 IG 上发限时动态一般。

十年前在哪里？

我持续漫游在晚会的街道上，遇到同事 M，这晚她得撰写现场报导，在现场拉人采访，到了告一段落，我们两人漫步朝著舞台前方的远处走去。

我们看著架设在路上的连侬墙，人们在墙上别上黄白布条，口号式著标语也在这面墙上沸腾著。曾在这场运动中受人注目的学运明星黄国昌，因为挥别时代力量、加入柯文哲的民众党，以及一连串“昨是今非”的发言，被人们咒骂，一位朋友此前看著这幅仿佛响起嘘声的布幕，淡淡地告诉我“过去我对黄国昌有多挺，现在我对黄国昌就有多失望。”

我们就在连侬墙旁看著布条一条一条别上，一旁的人群更高声讽刺黄国昌。一位在政府机构任职的前辈看到我们加入对话，玩笑地问我现在到底去了哪里工作，“看你脸书一直在换工作。”

前辈过往在台湾知名的 NGO 位居要职，在蔡英文政府上任后受延揽入政府机构，她说任期看起来还有几年，“但一转眼时间就到了”。她一边说著还得推动的事务，一边闲聊著这些人那些事的流转与变化。一时间，我们都不确定，是人变了，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人其实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

“十年，虽然不算太长的时间，但也足够看出一个人的变化。”我在心中兀自下结论，从刚刚一直感觉到身后有人影靠近，起初并不以为意，但在我们三人谈话的空档时，我与这名路人眼神有了交会，还没来得及收回，他已对著我们猫步般地踏出了步伐：“我想⋯⋯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十年前都在做什么？”

这位年轻男性穿著一件咖啡色的连帽外套，偏瘦的身形让外套像是大了两个尺寸，他留著短发、透过路灯的光线，脸上残留的胡渣依稀可见，他似乎真的想找人聊聊，聊聊十年前的我们或是他自己；我想，他更想聊聊关于自己的十年，胜过认识我们的人生。

我告诉他，我们是记者，十年前的自己刚找到一份媒体业的工作，入职一个月后便发生这场运动，因著工作来到现场，也因为工作必须紧追现场发展。我问他，我们也在拉人采访，你要不要跟我们聊聊你的故事，说说你的太阳花记忆？

原本只是想问问眼前这三人的十年回顾，怎料自己变成被采访的对象，显然我们对他猝不及防的提问有多措手不及，他就对我们的采访邀请有多预料不到。他显得不太自在，局促不安、不断地用左手拉起右手的袖子、再用右手卷起左手的袖子——即使咖啡色的外套袖子并未滑落，但他依然重复这组动作。他没有拒绝回答我的提问。

“那么你呢？”我问他，你为什么会来十周年的晚会，你问我们“十年前在哪里”，那么，十年前的你又在哪里呢？

他吞吞吐吐，像是思考如何将思绪化为语言，也像是在想这一切该从哪里说起。我们等著他雕琢语言，也许仅是不到一分钟的等待，却也因为他惶惶不安的肢体扭动让我感觉到这段空白时长的煎熬。这样不自在的气氛也感染到自己，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的念头突然降临。

他的情绪开始翻搅。夜色浓厚，但现场仍有不同的光源明暗不一地亮起路上的角落，在橙黄色的灯光下，他的眼框泛红、逐渐蓄满了泪水，他想让第一个字脱口而出，却也怎样也开不了口，来不及哽咽，则是呜咽地吐出一个又一个来不及成形的话语，像是一股沈重的气息，却轻微地让人难以察觉。

先是一个陌生人的攀谈，再来是眼前这名陌生男子无来由的情绪翻涌，湿润的眼框伴随颤抖的语调，一边录著音的同事 M，想到什么似的问了他：“你是324占领行政院当晚遭警方殴打的人吗？”

我预期著他说“是”，预期著他的反应像是典型的运动创伤，回忆起那令人闻风丧胆的夜晚，害怕、语塞或是被突如其来的恐惧侵袭，太过合理的预设，但也太过扁平的想像。

“不是，我不在行政院，我没有被打，”他收拾好情绪后，低声缓缓地说：“我十年前也没来到这里”，不管是课业因素、或是家庭反对，十年前他就是没来过立法院的现场。

“一个十年前未曾来到现场声援的人，为什么十年后选择出现在这里？”我将我的疑问抛给他。

“就是来看看这个国家，看看未来的这群年轻人⋯⋯”他的回答显得破碎，在济南路上想看到什么国家，这群年轻人的未来中没有你吗？

在这场对话中，得知几个他的讯息：这名年轻男性姓陈，姑且叫他小陈吧，今年32岁，十年前在台北念资讯相关科系，即便当年没能来到现场，但他透过社群媒体的讯息，紧紧跟著这场运动的发展，虽然人来不了，但精神上却是紧密相依。

大学毕业后的这十年，他从来没做过一份正职的工作，年复一年过著兼职生活，虽然他没有对我一一列举他打过零工的产业，只说各种“奇奇怪怪”的产业都做过。不稳定的零工生活让他换过无数工作，目前则先在一间超商做计时人员。

他一边告诉我他的工作，在提及过往的兼职人生时，他数次低喃道“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我问他，“什么是没有意义？”他说，他能力有限，无法突破“那个极限”，让他薪水永远只能领最低的薪资。“没有意义”，他又说了一次。

前方舞台上的讲者开始激励台下群众，嘈杂的人声一度让我听不太清小陈的声音。他的声量不算小，但总让人感觉散发著挫败的气息，舞台前的群众有的回忆起这场运动感动落泪，十年前的余热仿佛依然弥漫在3月的夜晚空气里，但小陈却不这么想，他以失败者的心情回到这里，愤恨不平地指控这场运动“什么也没改变”——依照他的说法是，他的生活没有变好，但学运明星却占尽各种好处。

十年前不在现场的人

在他的眼中，所谓“太阳花改变台湾命运”的宏大叙事仿佛是几百光年般遥远的事，十年来，他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四处打零工过活，你“以为赶走一批既得利益者，但他们都一直还在，甚至还出现新的既得利益者。”他指控学运明星的收割政治红利，严词痛骂柯文哲与黄国昌，直斥他们“可恶”，更预言“黄国昌一定会出来选台北市长”。

小陈说324行政院爆发流血冲突，至今对抗议者施暴的警察依然找不到，这让他无法继续信任这个国家，他的“不相信”，不仅出自无法制衡国家暴力的行使，也在太阳花学运后对政局的失望，连带令他对民主制度起疑，“你过了十年又把同一批反对的人换回去，有意义吗？完全没有意义。”（小陈指的是太阳花学运推翻了国民党，但今天又差点让国民党夺回政权。）我想起他不久前才对自己的工作下过一样的结论，如今台湾的民主制度跟他的打工生活一般，都是没有意义的存在。

当年在街头上喊的震天价响的“捍卫民主，退回服贸”，在今天对小陈一点意义也没有，“守下台湾的民主”的宣言，看在小陈眼中只是漠然。

我问他，如果民主政治不是理想的政治体制，那么你心目中理想的政治体制是什么呢？

“共产党。”他不假思索的回复。

须臾十年之间，台湾社会已经从“捍卫民主”全面退守，让这这名三十初头的青年成为反民主、挺共产并直接了当地转向中国共产党了吗？

为了确认心中的纳闷，我小心翼翼地同他确认：“你说的‘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极权社会，还是你想说的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我乘著夜灯的间隙观察他，小陈相较一开始跌宕的情绪，已经不带有太多的情感。

从采访开始，我感觉到小陈对于一些词汇的认识，像是仅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他对台湾民主的失望，在于十年后国民党一度有机会夺回政权，柯文哲更掀起一波令人难以忽视的风潮，并与黄国昌成为这长运动的既得利益者，而此，似乎少了一点得以令人同理的动机，中间像是缺了好几页的二手书，就这么突然进到支持共产主义，却又在页尾脚注补充“这边指的是社会主义”。如果这是一本书，阅读的经验则让人感到断裂。但想想似乎也没这么断裂，对爱情失望的人不再相信爱情，那么对民主失望的人不再相信民主，也许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人吧。

我们陷入了沉默，我忖度著，该问他“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吗？但小陈很难在这场对话中完整自己的意思，必须再三确认“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或是以选择题的方式向他确认“你想说的是哪一个意思”。我不太觉得往共产党或是社会主义的方向追问他，会让这场对话还有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聊聊你的工作吧，”我问他，这十年来，他有试著找过正职的工作吗？我想回到他自己来说，也许被堵住的对话还有其他转圜的可能。

小陈一样破碎的回答，一样必须从选择题中挑选答案，但他的职涯轮廓大约是：资讯科系毕业后，小陈出社会迈向求职之路，但总之求职经验四处碰壁，我们无从得知原因，但点开小陈的求职压缩档，档案内容与档名不会有太大的不同，大约都是他看到一个个职缺，寄出一封封履历，接著再一次次的石沈大海。他说，后来几乎只要公司名称有“资讯”两字的他都会试著投投看，但就是没办法获得一个正职工作。

“政府没办法把人安排进去，他不可能把人安排进去啊。”小陈理所当然的说。小陈还说，他觉得自己对求职完全不擅长，但对资讯产业又有热情，他问向我们：“大家日常都有这种矛盾的面向吧？”

“那你做过美食外送吗？”外送员的零工经济模式在台湾已有多年的经验，虽然也是一份苦工，但总是一份可以自己掌握工时、也有机会比起打零工获得更好的经济报酬。

一直处于被动回答的小陈，突然积极起来，节奏来得又快又急，他说他没做过外送，“好惨，所以我才说财富要均分。”

小陈甚至直接谈起他一直主张的“无条件基本收入”，“但很难推啦，连我自己的朋友都不支持了，还是推共产主义比较容易。”在台湾，大约从2016、2017年开始有许多关于“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的倡议与讨论，主张无论年龄、居住地、或是家庭收入，政府应该每月提供一定数额的钱给人民，直到你过世为止。

小陈还想向我细数某个专门讨论无条件基本收入的粉专，但这条线却也隐隐地消失。“很难推啦！”小陈结论到。

票投侯友宜

从“社会主义”到“无条件基本收入”，十年来靠著打工度日的小陈，政治主张看起来走得更前头、更进步，但问及他的政治选择，则又令他曲折的生人再添转折的情节。

我问他，你拥有这些进步的政治主张，能否了解你今年投给哪些候选人？

“很复杂欸！”“很复杂也很正常，投票本来就是在一连串政治光谱中选择。”

他告诉我，他2024台湾总统票投给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选区立委票投给太阳花学运出身、曾为时代力量党员后加入民进党的吴峥，政党票则投给了“台湾基进”。这一串的投票策略，包含了传统保守的国民党，象征改革开放的民进党，以及“急独”色彩鲜明的基进党，几乎从“统”到“独”一应俱全。理论上，投给国民党跟投给基进党的投票策略，应该很难发生在同一位选民身上。

但小陈就这么投了。

“这样的投票策略是想要均衡蓝绿吗？”

“完全没有，柯文哲跟赖清德这两个混帐我投不下去！”

小陈说，坐收太阳花学运光环的柯文哲“可恶”，但赖清德当了副总统，“很多事情都不敢去做，你看现在。”

“可是侯友宜在选举时说要重启服贸，你也支持重启吗？”

“没有，我完全不支持重启服贸。”

“那考虑投废票吗？投给侯友宜是带有教训的意味吗？”

“对啊，所以我才说一言难尽。”

小陈身在太阳花十周年晚会现场受访，他憎恨柯文哲与黄国昌，赖清德对他来说同样是个混帐，即便位居副总统高位，过去四年也根本没有推动什么改变，“就算我再给他四年，也一样不会改变。”相较他的不稳定人生，并总是从我的问题中滑走，这是他少有的笃定口吻，我想他是真的如此相信著。

“你说的改变，具体来说指的是什么？”我问。

小陈说，他在意的改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重机（简体可用摩托车）上国道”，他下结论道“不可能啦，都已经给蔡英文八年了。”他一样认为，就算再给赖清德四年，重机一样不能上国道。

虽然这场对话至此跌宕起伏曲折不已，一个十年来打工度日的男子，他在意的改变是“重机上国道”——但是在台湾，重机一台动辄台币几十万，即使买二手车，对于只有兼职收入的小陈来说，应该也是沈重的负荷。但无论如何，这的确是他在意的“改变”。

“那另一个你在意的改变是什么呢？”我暂停内心对小陈的疑问，放弃计算一部重机得让小陈工作几百小时的数学问题，直接问他，另一个他在意的是什么？

“那个争议很大欸。”小陈收起兴致，眼神从我们身上带走，飘向前方的舞台，台上有人继续宣讲，行人穿越我们身旁，人们在这条路上，形成一座又一座的岛屿，在岛屿上讲著属于自己的太阳花故事。

我们鼓励小陈说出他另个期待，小陈却支吾其词，“或者我们关掉录音？”同事 M 提议，但小陈依旧难为情、尴尬地再次扭转起身体，他手上依旧停不下来，双手持续卷起外套袖子，这也许是小陈无意间释出的讯息，他感到焦虑。我看著他频繁地卷袖子，直到他停下手边的动作，告诉我们：

“废除死刑。”

小陈以低声、像是趁人不留意的时候说出，说完他的视线再度被过往的行人带走，似乎也在暗忖著该怎么面对我们的回应。

即使前面的对话已经够曲折了，但听到小陈支持“废除死刑”，这样宛如过弯加速的回答还是差点将我甩出车外。我安著各种错乱的心情，看著将总统票投给侯友宜的小陈，故作镇定地跟他说，其实废除死刑的诉求不会争议很大，你来的这个场合，应该多数都是理念相似的，我指了指一旁摆摊的 NGOs 摊位，“说不定他们也有来这里摆摊。”

小陈朝著我指的方向探了探眼，说他看到了，但又自顾自地说到：“但在台湾现在的这群人眼中，至少超过一半的人，觉得要先把这些人枪毙掉。”他说的“这群人”，我想指的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见，“这些人”，则是那些已受死刑判决定谳的受刑人；但我不确定的是，小陈说的“这群人”，有没有包含他投的侯友宜，侯友宜在竞选期间，为三名候选人中唯一明确表达反对废止死刑的候选人。

愤怒青年的毛边

最后我问小陈，像你这样十年都在兼职过日的年轻人多吗？“有一些。”“他们是自愿兼职还是非自愿的？”小陈回：“我觉得他们是自愿。”“那你呢？”“我是被迫的。”

我为这场对话喊停，已经差不多了。小陈在街头上向我们分享他故事的切片，虽然像是焦距还未对准的镜头，但已经足够粗糙地辨识出小陈是怎样的一个人了。

十年前，小陈从社群媒体上知道这场运动，但他没能来到现场，但透过网路，他作为“线上公民”参与这场浩大的社会运动；他甚至从社群媒体上认识到“贱民解放区”（由一群不满运动决策都由议场内学生决定的群众发起），贱民“解放”的是什么，我没追问小陈，但不管小陈怎么认识这个组织，十年前或十年后，人生过著不怎顺遂的小陈，总是坐进了“贱民”的位置后，还等不到“解放”的那一天。他是贱民，学运明星则是“皇帝”。

济南路的现场，昏黄的灯光下，十年前缺席的小陈，十年后回到街头。他或许来记忆、但不带著感动的情绪，他更多的是失落、沮丧的情绪，并汇流成愤怒的河流。“混帐！”“可恶！”小陈重复评价他所憎恨的政客，十年，像是一瞬之间，但在小陈眼里，则是漫长的煎熬。

如今他已经32岁了，还在超商打工的他，在可预期的未来，小陈势必仍得继续挣扎，他不是对做一份正职工作没兴趣，也不是对资讯业没有热情，他想要摆脱所深陷的泥沼，只是他还找不到楼梯爬出去。

访谈一开始翻搅的情绪，在访谈开始后逐渐清晰，他因著复杂的情绪而湿润眼框，但那里头不是对运动的感动，而是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对民主政治的不再信任，以及对十年来的自己也好、政局也罢，一种“没有意义”的伤感。

这段不算正规的采访，在回头整理录音档时，重复听及小陈的声音，看著输出的逐字稿，我只认识这段采访时间内的小陈，但他让人明显感到他被困住了，十年前他期待太阳花后他的命运就此不同，有个体面的工作与还不错的薪水；十年后，他没能搭上经济成长的列车而留在原处；他被落下人生也因而被停格，他是台湾经济成长红利下被遗落的人。

我一度问他，台湾股市已上两万点，这是台湾史上新高纪录，新发行的 ETF 股票在募资阶段便涌入破两千亿台币的资金⋯⋯问完却又感到惭愧，我没意识到这些对小陈来说，只是愈加凸显他的相对剥夺感。这些都跟他无关。

小陈也不看好还会有下一场太阳花学运，“只有三党不过半，就不可能有下一场太阳花，除非二、三十后，前两代人⋯⋯才有机会。”

在对话结束，我绕到一旁问一直在旁聆听的那名前辈怎么看。前辈过去从事青少年服务，其中也包含青年就业辅导，“像他这样的青年，其实在我过去的服务经验中常见，他们因为无能为力、找不到方法与原因，因此感到愤怒，因为愤怒是最直觉的。”找不到楼梯的小陈，焦急来回地在挣扎中踱步，他离不开也走不远，他焦虑，也因此越来越愤怒。

我在晚会结束后，把这个故事写上脸书，之所以想记下，在于十年来关于“太阳花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提问，始终很难有一个简易的标签为来不及参与的人诉说。但即便纷陈杂沓，对“同温层”而言，仍有其一惯性。只是，这场运动规模之大，人们很难不被卷入，但参与的集体面貌也并非扁平与单一，对运动的解读与记忆，也从来不只有单调的复诵。还有像小陈一样的人，他并未在场，但期待太阳花后一切都可以不同，但他失望也失落了。

他去睡了一觉，但十年后，除了岁数的增长，他并没有因此不同。你可以说小陈的求职策略出了问题，“看到公司名称有‘资讯’的就投履历”，这样的方式难免令人感觉像是像茫茫大海撒网却一无所获。你也可以质疑他，当收入不稳定，为什么还怀抱著“重机上国道”的梦想，不是应该先“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吗”？

一位朋友留言给我。他说，小陈的故事让他想到台湾摄影作家陈尚志在《新活水》杂志的专栏“毛边意识”——毛边，指的是台北都市街景各种活脱不平整的本色，小陈的毛边也仿佛是台北大众的街景。他唏嘘说到，“我们同温层的逻辑太过平整，很难去框架到像小陈这样的人。”

还有像小陈这样的人站在街头上，他看著台上为这场成功的社会运动欢呼与振奋，五感杂陈的他，却很难去想像自己离开晚会之后的未来，不会更好了，但也有可能更差，他那句反复呢喃的“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啊”，是对著十年来的自己说，对著台湾的时局说，他重复地说，想让我们知道还有像他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