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不曾有人對我說過那麼髒的話。
我遇過性騷擾，但多數懂得藏，假裝不經意的友好碰觸再逐步試探，或者用語言和人情包裝得讓人不吞忍便會顯得不識相。但印象所及，幾乎沒有像是這樣明確公然的性威脅，一個陌生中年男子在面前打量自己，從輕蔑我的政治主張與行動，到評斷我的髮型外貌，進而以淫猥的表情語氣描述他打算對我做的事情，這之中還拿手機鏡頭對著我，甚至步步進逼。
女性志工的隱形風險
在2024年2月新一屆立法委員上任後，最大在野黨國民黨與擁有八席席次的民眾黨組成藍白聯盟，挾其席次優勢強勢通過包含國會職權修法、選罷法、憲法訴訟法多項爭議法案，並於同年多次引發公民上街表達不滿的「青鳥運動」。直至2025年藍白聯盟持續以人數優勢刪減國家總預算，幅度之大、金額之巨、刪凍理由之荒謬，前所未見，也讓此前已然不滿的伏流匯聚成河，掀起一場大罷免的巨浪。
由於罷免的第一階段提案與第二階段連署，都需要大量公民志工自發組成罷免團體以蒐集連署書，在不同的街頭、巷弄間，向民眾說明目前立法院現況、努力一張一張連署書地爭取支持，亟需人力。我與伴侶也在第二階段加入罷免志工團隊，雖然我從未避諱自己的政治立場，但卻是一直到了穿著志工背心、手持連署書與手舉牌站在街頭，面對著來來往往陌生人群的眼光，才發現這個程度的「公開政治立場」，竟然能讓人感覺如此赤裸、如此沒有安全感。
事情發生那天下午，我手拿兩塊印著罷免資訊的手舉牌，站在新北市第十二選區某處，旁邊擱著一個輪播中的大聲公。與我一起進行二階連署宣傳的志工夥伴們就在看得到彼此的不遠處，整個公共空間無比開闊，光天化日，人來人往，對街甚至還有控制交通號誌的警員，但事情依舊發生了。
加入罷團志工月餘，那已經不是我第一次為了罷免連署跑小蜜蜂了，甚至是同行人數最多的一次，隊伍裡還有兩位男性，我以為自己已然經歷過因此也準備好面對各種衝突、叫囂與最常見的冷眼漠視，但說真的我沒想過性騷擾，我沒有想過有人會在我的夥伴看得見我、對街警察也看得見我的廣場一隅，在大聲公的掩護下，對我說出那麼髒的話。
髒到我幾乎無法對他人覆述的話。
作為陸戰志工，作為一個我自認已經沒有性吸引力的中年已婚婦女，也作為一個長期以來接觸的人群範圍極小化的文字工作者，我竟然在那一刻才意識到，雖然平時極為關注性別與政治議題，我卻幾乎沒有自己也可能遇上性暴力的自覺——但我理當比多數人都更清楚，性暴力的本質不是性欲，而是支配欲與權力。
別人可以只因為「他認為自己可以這麼對待你」而做，那和欲望幾乎可以完全脫鉤，那是性別權力的傾斜，而性別，也是政治的一環。
在不被重視的家務中長出受挫能力
在這次經驗後，我也意識到，我的遭遇絕非特例。
在這次大罷免的公民行動中，無論是政論節目上的數據或實際在街頭的觀察，幾乎每一個志工團隊裡的女性都佔多數，而無論男女比例，罷免公民團體的宿命，便是在極短的時間裡要獲得最多連署書，若要積極獲得更多真人同意的連署，就勢必經常在沒有男性志工陪同的情況下深入街頭巷尾行動。團隊中可能不一定每個人都佩戴密錄器，或者在行動拉得太長時密錄器電量耗盡，致使衝突沒有被完整紀錄，這都是常有的事。更別說，即使記錄下來了，鏡頭下的肢體衝突，實質的破壞與暴力，絕對更能激起情緒、引起注意，於此同時，與性別相關的威脅便容易被忽視甚且擱置。
一如性別議題長久以來遇到的困境那樣：「總是有別的事看起來更重要」，國難當前，要大局為重、相忍為國，作為女性我們當然也知道，覆巢之下無完卵，放下自己的切身安全與情緒，去做對大家都有意義的事，才正確。
這難道就是為什麼多數的罷團裡都是以女性為主的原因嗎？或者該說，這不只是原因也是結果，它們自成了一個莫比烏斯環：因為知道當災禍發生或人權倒退時，女性必然是第一個被犧牲的，因此我們先犧牲了自己此刻的生活，去避免更不堪的犧牲。
在加入罷免志工團之前，我已經感受到，這幾年的台灣女性更樂於參與社會運動、一邊學習一邊理解包括憲政、國防、外交、經濟⋯⋯等各種面向的政治議題，我相信這與太陽花運動後，年輕女性大量投入政治工作有關，她們或成為幕僚，或更進一步成為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再加上蔡英文、蕭美琴等深耕許久的女性政治家，紛紛站在適合她們的位置發光發熱。這些在台灣女性的眼裡看來，不啻是從前仿若樣板口號一般的「女性也可以參與政治」被抽掉了「也」字，我們開始認知到「女性是真的可以參與政治的」，不是「男性參與了，女性也可以」的那種次等或備位參與，而是真正的參與。
我認為這個「也」字的消失，才是台灣女性將參與政治當作生活一環的重要關鍵。在這樣的基礎認知下，女性更願意、更樂於成為罷團志工，似乎也不令人意外。
在女性開始將關注政治與社會議題當成生活一環的同時，許多男性在亞洲父權社會的教育與文化下，或許仍然有著必須成功、不能失敗的保守心理，因此在大罷免的勢頭仍未風起雲湧時，懷抱著不看好的觀望心態而較少投入心力；而同樣在「大罷免不一定會成功」的社會氛圍下，女性則是早已習慣肩負育兒、家務這類不被獎賞也不被重視的任務，因此對於投身志工這種無法獲得回報、經常還會遭人冷嘲熱諷的事情，反倒有更高的接受度。
想來，這些沒有酬勞但總是要有人去做的事情，或許真的很像養育孩子、照顧老人家與日復一日的瑣碎家務。志工們每天每週地在生活夾縫中抽出時間上街頭拉連署、派報、做手工、舉牌、小蜜蜂⋯⋯這樣的事從不是光芒萬丈、也無法留下英雄名聲，甚至為了不讓家人擔心，許多人還得遮掩名字與面容，但卻是最能夠踏踏實實保護家園的方式。
雖離性平遙遠，但至少還能積累
沒有辦法對所有罷團志工做田調，因此我不敢妄斷所有罷團志工裡女性居多的原因。然而就我的觀察與理解，在投身罷免志工的女性眼中，看到的可能不只各種行政預算被刪凍後，所造成的物價上漲與生活不便，而是更長遠的「如果因為國會而讓台灣對中國門戶洞開」所能造成的威脅——無論是武統還是文攻，不管用買的還是用騙的，只要與中國統一甚至只是同化，那就是徐州八孩鐵鍊女的地獄等級模式開啟，那是好不容易在黨國教育下掙扎著，花了數十年的時間才走上了婚姻平權之路、開啟了性別平權之眼後的台灣女性，絕不可能容許的倒退。
雖然我們此刻的生活離真正的性別平等還遠得很，但至少我們看見了過去的努力有了一點點的累積，而且未來還能繼續累積，那是在民主自由的國家裡才可能發生的事。
別忘了，台灣是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化的國家，對於多數女性與同志而言，光是寫個耽美小說就可能判刑數年還要戴上電子腳鐐的中國，從人口販子手上買來女孩監禁凌辱逼生八孩的犯行者數罪相加甚至不見得比寫耽美小說判刑更久的中國，是宛如異世界般的存在，儘管另一種價值觀將北上廣深的富麗盛世說得多麼天花亂墜，我們也清楚地知道，用錢也堆不起來的社會文化，才是我們安然度日的主要基石。
就我在罷團中與其他夥伴閒聊後的理解，也大致與此相符。即便我們在外最常用來與民眾溝通的仍是民生議題，但大多數的志工更關心更在意的，其實是國防與外交。
我曾在一次連署行動中遇過反對方，朝著我們罵：「你們難道不怕台灣變成烏克蘭嗎？中國打過來了你們女生難道要去打仗嗎？」當時我回應的「當然願意啊，我怎麼會不想保衛我的國家？」絕非只是一時想講贏對方的情緒話，站上前線或許非我強項，但難道上街頭拉連署遭到無數白眼與冷嘲熱諷就是我的強項嗎？我心中所想的無非就只是，在所有我還能做點什麼的時候，盡我所能做還做得到的事。
後來我將這段對話分享在志工夥伴的群組裡，不意外地得到許多女性志工類似的回應，有的人自費去上了黑熊學院與壯闊台灣等民間團體的民防課程，有的人甚至高價學習如何使用武器，這或許無法回答所有的「你們女生」會怎麼做，但至少顯示出在志工團裡，願意保衛國家的意志無分性別。
對於罷團裡性別分布的印象較為深刻的，或許是在某一次，群組裡討論到「中配六改四」這個法案的影響時，發生了一個小小的討論。我們之中多多少少都有親近的姻親或友人是中配，他們之中也並非全都與亞亞之流一樣樂見台灣被中共武統，於是我們努力尋找一個比較好的說法，避免在說服民眾時直接指責中配，而是強調中共會利用這樣的法律漏洞，如何滲透與傷害台灣。
那時我便感覺，這是一個非常「女性」的思考路徑，能夠擔任志工的女性們多半不是傳統婚姻關係裡的那種小媳婦，但我們確實更能體會，離鄉背井在台灣組成家庭後還要被當成舉國公敵的無奈與無言。
這份細緻，經常也是自身在性別不友善的環境下成長所訓練出來的，然而我們相較之下畢竟還有這份餘裕去體諒他者，而成為罷團志工，不也正是因為珍惜這份餘裕，所以願意用強悍的挺身，去保護這個能對他人溫柔的空間。
「我很忙，沒空管政治」
二階連署進入後半場，由於固定連署站從二階行動開始就設在同樣幾個人潮聚集處，觸及的人群雖多卻也有極限，在後半場時收得到的連署愈來愈少，此時機動型的小蜜蜂需求增加，小蜜蜂又是比連署站人數更少、更容易遇上挑釁的類型。
因此，在人數已然不多、男性相對稀少的本區罷團裡，我注意到包括我伴侶在內的許多男性志工，都會很有意識地留心哪些排班裡有落單的女性，會主動前去或協助找其他志工一起排班，其中，因為伴侶經常與一位大姐搭擋，有時我也會加入同一個排班，便也和那位大姐熟了起來，幾次見面閒聊中，我發現她的「利用空閒時間當志工」，與我們的那種「利用空閒時間當志工」有點差距。
大姐目測約五十來歲，至今獨身，她說自己每天早上七點準備開店，小蜜蜂的排班時間通常在關店後一個小時後開始，小蜜蜂結束後，她回家休息睡覺到晚上兩點多，再起床去貨運行上夜班。
我一開始以為她因為年紀的關係，沒有辦法緊跟時事，因此搭檔小蜜蜂時會和她分享當天的新聞，後來才發現她甚至比我更清楚各項最新消息。她自己錄製的大聲公裡，殷殷切切說的不是民生，而是國安，是敝區選出的國民黨立委廖先翔，如何剛上任便跟在傅崐萁屁股後面一起去拜會中國政協主席王滬寧。
一開始，我覺得她在大聲公裡的語氣太戲劇化了，聽得不是很適應，但後來漸漸察覺到，那不是刻意營造，是大姐真心的憂國憂民，她工作辛苦，為了跑小蜜蜂總是睡眠不足，遇上反對者痛斥罵戰時也不曾退縮，並且幾乎日日排班，不管有沒有人和她搭檔，她的名字就是在班表上的同一排，稍有餘裕，還會多排班、協助罷團舉辦的大型活動。
後來，我詢問路人是否簽過二階連署時，每次聽見別人說「我很忙，沒空管政治」，嘴裡儘管沒說話，心裡浮現的都是她的面孔。
有次她跟我分享，聯電創辦人、也是罷免國民黨立委徐巧芯的領銜人曹興誠說，我們女性志工都是媽祖，我回她說，我真的覺得妳是媽祖。
她毫無扭捏之意，坦蕩地說：「對啊，我就是很愛台灣。」
那個簡潔鏗鏘的語氣，深深地敲進我的記憶裡，那是我想要一直記得的聲音。
本區罷團裡的媽祖尚且不止如此，女性志工裡有許多都是各種年齡層的媽媽，孩子從國小低年級到已出社會都有。有的人和我一樣與伴侶一起投入志工；有的將孩子與家庭暫交給伴侶，自己代表家庭投入志工；有的人和伴侶不同政治立場，和我一起搭檔小蜜蜂之後，還要忙著去張羅孩子們的晚餐再回家，我問她怎麼跟先生溝通，「沒有溝通啊，我猜他知道我在做什麼，孩子們其實也都知道我在做什麼，他不簽沒關係，但不要管我去找更多人來簽就好。」
女性夥伴是這樣在生活的夾隙中，一個一個擠出時間來當媽祖的。也曾聽聞男性夥伴趁著送女兒去上鋼琴課的一個小時裡把握時間去跑小蜜蜂，或者在不同政治立場的父母施壓之下，仍然扛起核心成員的重任。
在這場公民行動裡，沒有人真的是「吃飽太閒」。
不為成為誰眼中的媽祖
在那次小蜜蜂回程，我對夥伴們說了自己遇上言語性騷擾這件事，我身旁的男性夥伴看起來非常驚訝，一臉錯愕地問我是什麼時候、和我比對記憶，我告訴他之後，他陷入長長的無言，我默默猜想，他可能非常懊惱自己沒有發現我當時陷入困境，可能有點生氣自己為什麼沒有及時為我解圍。但那只是我的猜想，為了不要讓氣氛變得太沉重，我開啟了其他話題，但其實我很想告訴他，那不是他的錯，沒有人想得到，在那樣的光天化日大庭廣眾之下，在所有夥伴彼此都看得見對方的距離，還能發生那樣的事。
寫到這裡，我也想，或許我也該對這幾天一直悔恨當時沒有做出更多行動的自己說：「那不是我的錯。」
那樣的事情就是會發生的，這點我早已知道。真正重要的是，我身在台灣，這裡是一個我將遭受性騷擾一事說出來時，會得到無論男女的同仇敵愾而非檢討嘲弄的國度，而我們所做的一切可能就關係著，未來的男孩女孩要生活在一個什麼文化的世界裡，有機會更好，或者雪崩式的倒退？
這與性別相關嗎？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在成為罷團志工的當下，或許會考慮時間、考慮工作、考慮家庭、考慮會不會被誰認出來，但我想，應該都沒有人考慮過自己的性別。
女性為什麼要站出來？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似乎可以有個答案，但那個答案可能又毫無意義，因為對我來說，不是性別的問題，是眼見家國有難，在還能付得起「站出來的代價」時，身為台灣人的我們責無旁貸。
在媽祖或關公這些看來威武的名號背後，我們只是台灣人，如此而已。
不為了成為誰眼中的媽祖，只為了能繼續成為坦蕩蕩的台灣人，在遇上騷擾的那一場小蜜蜂行動結束後，我回到家，還是把未來一週的志工班表，排得滿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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