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论：“值得”是什么？——隔空的信

【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Cwy，回应《许宝强：漫长六月后——守住战果，开拓想像，勇毅爬山，柔韧如水》

香港是一个什么都不信的地方，怀疑权威，怀疑权贵，怀疑什么理论，怀疑什么报导，怀疑有否被误导，怀疑有否被利用，怀疑有否被出卖，怀疑有否被愚弄，怀疑有否被欺骗。怀疑政府，怀疑大台，怀疑渗透。我们习惯怀疑，最后只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紧守事实。各有各做，然后时间事实可以证明你在做了什么。怀疑本是一切思考的开端。或许因为这是个资本城市，投资城市，我们功利，我们势利，金钱是投资，人生路也是投资，最后只有自己可以相信，事实真相对任何行动至关重要。一切的信任只能建立在怀疑之后。没有被怀疑验证过的信任都经不起考验。或许这是缺点，但同时这也是唯一的优势。

2. Daisy_Z，回应《“七五”事件十周年：为何“发展”与“开明”没能解决新疆问题？》

发文章给新疆的汉族朋友，他说这篇文章写的很客观很好。他说他很讨厌现任的陈全国，但是有民众很喜欢他管治下的安全+纯粹汉民族的环境。在张春贤时代，班上的汉维两族同学很和睦，现在只能感觉民族歧视越来越严重。

他还说，政府目前的做法是在变相征税。“要求经营场所自行出资购置像什么摄像头啊、X光机啊、安检门之类的安检设施，并且出人上街巡检。就感觉征了个安全税+徭役”。现在的政策太烧钱，新疆的经济发展活力一下子就下来了，300米一个岗亭，“别被岗亭这个名字骗了，盖的建筑大小和里面的人员配置基本就是以前的一个派出所”。每三百米有十几个无产出人员。不仅如此，大幅度抓人和限制人员流动肯定影响经济活力，还对经营场所做政策上的骚扰。

3. Fai，回应《一个公园的爱恨情仇——“光复屯门”的理想和失当》

抑制“本土意识”始终是贯穿特府处理公共空间分配手法的重要线索。

在谭骏贤的访问里也说了，对正当公园野餐烧烤，康文署会赶人，而明显猥亵的表演和牟利活动却刻意纵容，一直放软手脚。当局对反对者(常表现为强烈的本土意识)的打压常让我想起《西游记》里的真假美猴王，你联署他联署，你游行他游行，你有何韵诗，他出谭咏麟。所有正向的公民运动都能以两生花的形势来对冲中和最后被取消。

而屯门公园的事，还必须从2006年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说起。之后香港有短暂时间兴起了公民重夺公共空间的自发行动，包括时代广场的街头表演(多是乐器、小丑、戏剧…)，再后来发展到旺角行人专用区，还有多区的公民自发草地野餐活动……然后有一天，大妈歌舞来了，旺角行人专用区最后被“杀”。既然不能名正言顺打压，就先侵蚀你的认受性，最后阴干你。屯门公园是这种意图的进一步外延。这是我看到的故事。

必须把屯门公园的管治问题放在特府的管治这个大脉络来看，才能多少掌握身在其中的香港人之感受的一二。现在的香港，孤立地看某件事，都容易见树不见林。大妈或任何其他建制的模仿手段既是踩着人权自由的祥云来的，要批评还得先把真假美猴王分开来才行，不然就是打击自己。这就是这种手段的阴狠之处。

4. beckking，回应《沈度：五大诉求需有侧重，检讨警权才是当下核心》

作为一个关心香港的台湾人，我有一点意见分享。首先，从最根本的层面谈“五大诉求不可侧重”：

警方滥权固然问题严重，但我不同意作者对五大诉求应有侧重的建议(无论侧重的是否为警权检讨)。整体运动的延续必须建立在五个诉求的一点都不能少之上，原因是：在一场去中心的运动中，众人的共识实则源自于百万人上街后提出的要求，而当时提出的便是五大诉求。也因为没有中心，这种群塑的诉求纲领不可、也无办法轻易变换。五大诉求或许有种种可行性问题、随运动进展轻重与可行性变化的改变，然而五大诉求作为运动的纲领自有其来自群众的合法性，它必须是铁板一块，因为当运动方在诉求上有所侧重，对当局而言便是“任何要求都可以调整”话柄。当然，运动方可能会想要辩解“我们并没有退让的意思”，可是运动方并没有代表者，因此，一旦松动就等于全盘松动(哪怕这不符合事实)。

再者，论如何取得实质进展：

承前述的基础上，在昨日当权者有新回应的这个当下，我同意作者文中提醒的“莫花费过多精力计较‘撤回’”二字，但是，对回应的“不满”仍需要被表达。我们应该把昨日港府的回应看做阶段性的“进展”，毕竟它从不闻不问到回应了。只是，回应内容一方面像是一种安抚，其效果无异于某种温情喊话，客观来说港府敏锐的看中200万人上街其原初诉求在于“法案”上，因此回应也仅就法案层次的退让（一次是暂缓、一次是“寿终正寝”），这些退让属于“本来就该做的”，连退让也玩文字游戏当然应该遭受批评; 另一方面，我认为运动成功之处在于港府甚至连“暴乱定性”亦有回应，这等于港府承认此次运动的议题已不限于法案，连带的运动本身的合法性也被“认可”为双方争议，从这个进展而言，我同意作者提倡延展对警方执法问题的关注，因为对方既已承认“法案施政有错误”、“对应运动的措施也有错误”，那么就后者的确可以继续与之论战促进运动进展。

最后，谈运动的外部建议：

港府的每一种回应其实都在借机“定调和调整”双方的争议，他们可以经历内部辩论、斟酌字句并作调查评估，反过来说作为没有大台的民众，固然有其运动弹性与应变速度，但是也必须更坚定所有人都是伙伴、一起决定的诉求都是重要诉求(哪怕实质面不可能同样重要)。

建议在宣传面一定要坚守五大诉求，在实质面持续保持多元关注、分散施压，这样才能延续运动的能量(然后，最好别期待任何“结果”是“可接受的”，除了五大诉求)。

5. antiV，回应《沈度：五大诉求需有侧重，检讨警权才是当下核心》

评论里的台湾、大陆的朋友认为警权问题似乎并没有字眼问题重要，而香港朋友普遍感到这件事极迫切但并未得到足够重视，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其实不言而喻，恰恰是传媒在向外传递信息时出现了很大偏差。比如包括端在内，在报导林郑记招时一概将重点放在寿终正寝，甚至标题中也不会提及警权问题；因为过往警权问题也从未系统性报导或者即时更新（但本地传媒和社交媒体则几乎24小时不断提提供新素材），政府措辞则是一有变化立刻追踪。在这种报导方式一再强化之下，外地朋友才认为字眼好像很重要、警权好像只是附属问题之一；又或者认为只是事件议程怎么走只是抗争者一方的事，无须平衡博弈、无须借助香港政府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方式来推动。但警权是香港政府拥有足够弹性处理、为挽回合法性也必须处理，而香港市民为了最基本的安全与自由不能有任何松懈的。连检讨法治跟合法性又在特区政府权责范围内的警权都得不到处理，难道还能还能检讨傲慢的问题、甚至是与代表港人中央翻脸？如何讨论这整事、如何传递香港目前的状况，现在已经到必须检视的地步了。

6. ELIN，回应《中国开启强制垃圾分类时代：上海模式能否复制台北经验？》

文中提到的台北经验，勾起了我的高中回忆。

我自小在新北市成长(前台北县)，但高中之后在台北市求学、就业，2000年之后台北市率先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学校也严格执行资源回收政策，班上设有“环保股长”，就是专门帮大家整理资源回收物的干部，我的前手是一对彻底执行资源回收的好同学，高二一整年(2000年)她们俩督促著全班将回收物丢弃前一定要洗干净、折好，就像文中所说，因为垃圾筒跟回收物都放在班级后方，回收物也不是每天都倒，若没有洗干净，臭味、蟑螂就会乱跑，因此班上同学大多能配合。

高三换我和另一同学接手后，每个礼拜有三天，我们都会扛著回收物穿越学校操场倒回收，大家总是说，我们帮大家做环保，一定都能考上理想志愿的! 也因此，看到文中提到“台湾经验：不好好做资源回收的人就考不上大学”，忍不住笑了出来。我真的有看过别班这样写，毕竟高三时苦闷的联考压力，大家总是会找些激励自己的正向话语，就像我的同窗总是鼓励我的那般。

新北市在2008年才全面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但自从高三做了一整年资源回收后，我回到家看到垃圾不分类，心中总是有说不出的扭捏，因此会跟家人说，在学校，我们都会把可回收的垃圾冲洗后另外装袋，也因此，当新北市宣布将跟上台北市脚步时，我们家并没有什么阵痛期，一直到现在上班了，在办公室，铝箔包饮料喝完后，我都会剪开小角，用清水把里头冲洗干净，再丢到资源回收桶，因为这一切都是16、17岁时就养成的习惯了。

我十分赞同郝前市长所说，“最关键就是环保教育”。因为在学校的身体力行，我才能把这些观念带回家，而我也相信以中国倾国家之力的专制体系下，或许会比台湾花更少的时间就达成同样的效果，但我更珍惜台湾花了20多年达成的全民共识，因为那不是强迫得来，而是发自内心的公民教育。

7. 乌云乌云快走开，回应《大街小巷筑起连侬墙，彩纸散落香港十八区》

我是在HKU读书的内地生，今年在香港度过了第二年。说实话，今年六月是我第一次见证这样规模的游行，几个月来一直都有通过各种途径follow和修例有关的信息，端有关逃犯条例的报导我几乎每一篇都有读，SCMP还有一些外媒的报导我也常常去搜索，并且有意识地比较香港、西方与中国内地在这些事件上报导的差异和明显的价值偏向。

坦白而言，我自认对这次运动的认识不比大多数香港人差。一直到六月底，我都深深为香港的独立和自由感到震撼和感动，也希望香港能够继续保持这样令人敬佩的模样——正因为如此，我不断给在内地的同学、家人发香港的信息，告诉他们不要相信内地媒体的一面之词；也和不少香港朋友多次讨论，交换彼此的意见和看法。可以说，此次香港的反送中游行是对我而言很重要的公民教育，我看到了公民运动对社会的影响力，也愿意相信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倾听民众的声音。

可是，七月以来我感到事情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七月一号晚上我看著新闻，内心感到恐惧，我担心著香港变成三十年前的北京。当然事情没有变得这么糟糕。可是从那一天开始，到后来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再这样完全stand with Hong Kong了，我觉得民众和警察都有过度的暴力，我不知道有多少香港人真的觉得运动者应该去砸碎立法会的玻璃，也不知道有多少香港人愿意看到港英旗和黑旗子被高高挂起。后来一次次的游行都让我更加怀疑这次运动是不是已经走上另一条路，另一条我绝对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没有暴民只有暴政”的路。六月时香港带给我的感动已经快被消磨干净了。

最近在HKU也开始贴这些便条，并且由于张翔校长之前的发言，学生会开始组织反对校长的活动，在学校里张贴极具侮辱性的海报和标语。说实话，我完全不能理解大家反对张翔校长的理由。校长谴责一切暴力行为就该受到这样的指摘吗？如今我并不认为民众或学生的反送中运动就具有先天的正义性，即使我认可他们出于好的出发点。在张翔校长和港大学生的对立中、在HKU的连侬墙上我看到的是具有科学家的理性精神和担忧学生人身安全的校长，和逢中必反、为反而反、缺乏事实支撑甚至逐渐失去理智的学生——甚至校长已经不是中国籍了，只是因为他生于中国、有个中国名字就要接受所有如此过分的辱骂和指责。

现在是7月12日晚上，happy park的集会之后甚至有那么多学生冲向校长的私人宅邸—— 这样子难免让我这个在中国大陆生活并学习了十几年的人联想到几十年前红卫兵的模样。如果说六月我为香港的自由和民主的氛围而感动，为香港人的精神而热泪盈眶，那么这一周以来我也为香港的分裂、偏见和不理智而深深忧虑著。过去我就多次感受到自己作为内地生在香港被贴上的令人并不愉快的标签，而现在我感到因为社会的撕裂、香港人对共产党的敌视、香港社会与中国内地社会双方的误解与几乎为零的对话沟通，这些都让人怀疑香港是否还能成为我心中的光。我以为香港令人喜欢的应该是它的包容、它的自由、它的理性、它的进步，我能理解香港人对如今的中国的失望甚至厌恶，但是如果香港在混乱中逐渐丧失它自己的闪光点，那么我如何能够说服自己香港依然是个“值得”的城市呢？

8. Peterwonghk，回应《大街小巷筑起连侬墙，彩纸散落香港十八区》

To 港大生

基本上政治上的冷暴力一定比民众语言肢体上的暴力更恐怖，但一般人只能在电视上看到后者暴力，却愿意接受前者的暴力。香港的主人是极权政府，是维稳费比军费还要高的政府，是一个可以在新疆推行集中教育营的政府，是一个将实行社会信用制度以把人类分等级的政权。面对极权政府想从中得到一点仅限此地区的自由，雨伞后的总结是不能有太多包伏。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场不公平的斗争，曾经的我们也为和理非所自豪，曾经心灵脆弱的我们也看到一点打斗场面就怕。

我不会冲但当你发现和平示威没有用，只能寻求其它各种的方法，登报是一个方向，暴力抗争也是一个方向，连侬墙也是一个方向。揽抄也是一个方向。这些抗争有错的也有做对的，但人类总从错误中学习，当做过火了得不到中间民众的支持这方面的抗争方法自然会消失，例如我相信短期内都不会再发生包围政府总部的事件。因为抗争者也知道这基本上是一场民意战。再说，二百万人上街得不到回应，当中每二百人有一个选择在7.1用一个更暴力的方向，很意外吗？这是一种必然吧，当权者会天真到不知道吗？

大家也深爱这地方，大部份人也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自由言论的洗礼。可能你认为香港正走上一条不归路，但我相信香港人的质，,总会走出一条生路。

未来的路可能会随著中间派的人接受能力增强再暴力一点，例如雨伞的时候占路是暴力现在只是最低消费，所以你如果留在香港就可能要锻炼一下心灵哈。

中国对香港有最终决定权和统治权是政治现实，我认了。但在中国的统治下有相对自由的真普选立法会(取消功能组别)和行政长官(在中港利益有冲突时可平衡中港的利益)是底线，永不放弃的底线。

香港90后上

9. WillowTing，回应《大街小巷筑起连侬墙，彩纸散落香港十八区》

@乌云乌云快走开

我可以同理你对于非理性集会未来演变方向的担忧，但是你要了解所有暴力示威的选择都是在退无可退，体制内手段用尽后的结果。

你也许理解事件的发展，但你可能无法感同身受的是港人那种刻骨的绝望悲痛，这是我看过很多陆生无法明白甚至嘲弄(示威者)的事情。

你认为暴力示威太过火太激烈了，已经走向非理性甚至可能引来中共报复，但是这些示威者面对一次次体制的拒绝冷漠与暴力打压，他们不能够也没有必要死死守著你所谓的和平理性防线。

你认为对于警方受暴力的报导太少？在香港当前国家机器拥有的权力早已失衡，警察施暴成为正当执法的当下，你怎能要求已经非常稀少的媒体资源关注警方？

同理，你替张校长不舍，但一位大学校长的发言不仅只代表个人的看法。何谓风骨？在当前恶劣的环境下两袖清风的谴责学生暴力行为，这种“客观言论”其实只是漠视结构压迫的假清高。学生的失望可想而知。

如果你的小孩在学校被一而再再而三的霸凌，他试图反击后回家你教训他动手就是不对，小孩会不会恨你？你又何曾试图同理过他的痛？

台湾大学傅校长曾在国民党党政军要进入校园时誓死维护学生。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台大多位教授声援学生，我的教授直接公告期中考就在凯道。

10. Anony，回应《大街小巷筑起连侬墙，彩纸散落香港十八区》

@乌云乌云快走开 你好！我是多年前来港的内地生。本想给你写封长信，想来素不相识，很是冒昧，还是在留言区简单说几句吧。

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我经历过相似的路。那些“一心向太阳”的冷嘲热讽，我很幸运地没有经历过，但不用理会。那些说话忽略了你的挣扎、困惑与痛苦，他们说出这些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些说话是伤人的。

我认同你所说的，“不应该”起底、张贴侮辱的语言（包括不应该起底、侮辱警员）。我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这是伤人的。并不能因为我们受了伤害，就去伤害人。

然而，我也仍然有不同意你的地方。若有说错的地方，请你多指正。

其一，关于“民众的暴力”和“制度的暴力”。我不知道如何去比较抽象的概念，但至少可以比较这一次反送中运动中（6.9至今），双方的情况：

民众所展现的全部暴力，没有导致任何“人”（包括警员）的死亡或严重受伤，亦没有纵火、烧车、砸商店。毁坏立法会的行为，在你或者很多“本来支持”的内地生/内地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但平心而论，他们是否有伤害任何人？是否有毁坏了图书馆与文物？他们甚至取用饮料都留下了钱，看清了议员位置再喷漆。正如董启章说，他们的暴力是有节制的，是象征意味的。

而制度的暴力，至少包括（我想你也会承认的）：612警方过度使用暴力，包括以催泪弹三面包抄中信大厦前的“和平集会”，69百万人游行后坚持二读，616二百万人游行之后坚持不“撤回”，甚至神隐半个月，任凭民众两次占领警总（可能出现极大危险）、数次集会，都毫无反应，继续龟缩。试问，这是一个对民众负责、有管治力的政府的作为吗？

更不用说，民众至今已经付出的代价有，四条（一说为六条）人命，多人受伤、被捕、面临“暴动罪”的指控（最高可被判刑十年），还有无数人牺牲的无数的时间。而制度的暴力呢？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官员被问责下台，相反，林郑流著眼泪说，绝不会出卖警方——制度仍在纵容这种暴力。

退一万步说，民众一切的“暴力”，不都是因为政府不按程序、凭立法会建制派的多数“橡皮图章”，就一意孤行要通过《逃犯条例》造成的吗？

以上“暴力”的对比，难道像贵校张翔校长一样，搁下一句，“一切暴力都该谴责”就可以解决？是否应该问一问，两方的“暴力”程度如何，各自付出的代价如何？以及，一切“暴力”的起因何在？

多年前，我正是怀著恐惧去看待雨伞运动的。说来可笑，那时候我连“占路”都无法理解，自问当时的理解能力，较你而言，自是差了很多。然而，堂堂大国，一再推后、甚至公然背弃允诺了二十多年的普选承诺，这种制度暴力，伤害的是几百万人，几代人——其实，也间接伤害了内地民主化的进程。相比起这种制度暴力，占路，不过只是在某一段时间内，车辆需绕道行驶而已。两相比较，真的能轻轻松松地说一句，“一切暴力都要被谴责吗”？

贵校的校长是科学家，他说，As a scientist, I speak my mind. 不知道你是否知道另一位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高锟先生，他曾任敝校校长。我无缘见识他的风采，只是在录像与文字记录中，知道他曾经在校庆典礼上被学生抢走麦克风，当时还是学生报记者的周保松，上前问道高校长是否会惩罚学生？高校长云淡风轻地说，惩罚？为什么要惩罚？当时，学校高层认为必须严惩，高校长最终把这件事情压下来。

当然，八九十年代和现在很不一样。不说那么远的事情，五年前，雨伞运动当中，时任贵校校长的马斐森教授、与时任敝校的校长沈祖尧教授，都到现场探望学生，劝学生注意安全。试问，若贵校校长果真是心系学生，担忧学生安危，为何始终不曾亲自去现场，与他关心的学生面对面交流？或者，退一万步说，若他觉得真的想和学生交流沟通，为何不在港大校内设立论坛，公开讨论？若他真心认为，“一切暴力均应该谴责”，那为何公开信中，只是谴责示威者——明明当天早上，示威者还被打得头破血流？为何不在6.13出信，谴责警方暴力对待和平集会的人？

即便不说五年前，对比各大校长的公开信，为何贵校校长受到的批评最多？是否仅仅是因为，贵校校长出生内地、在内地受教育？（若没有记错，他是南大物理系毕业）一个校长是否受到尊重，和他的出身地、国籍没有必然关系。若贵校校长真正心系学生，衡量好“平民的暴力”与“制度的暴力”，发表足以服人的言论，他必然会受到尊敬。另外，他既已经说“一切暴力均应被谴责”，是否算是承认自己在公开信中仅仅批评示威者的暴力，是偏颇的？若他能撤回自己的偏颇言论，更深入地观察71这一单一事件的前因后果，知错能改，也能重新获得尊重。

其三，关于你对运动走向的担忧。

这是我很理解的。你也许不仅担忧“勇武派”过火，甚至也很担忧，“和理非”竟然能接受“勇武”，或者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激进行为。

你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你未曾经历过雨伞运动——你不知道当年“和理非”与“勇武”之间的撕裂，也不知道伞运失败，对于香港人而言是多大的伤害。当年万人齐呼的口号，“我要真普选”，几乎成了血泪交加的伤口。绝大多数参与反送中运动的人，都会知道，这一次实在是生死存亡的时候，没有任何资本可以“分裂”。这一次发展出了全新的运动模式，“无大台”、“兄弟爬山、各有各做”、“遍地开花”，是对雨伞运动的全面升级和进化——一方面摒弃了伞运时的“大台”与“撕裂”，另一方面继承了“伞落社区”的遗志。看看伞运时金钟的连侬墙，如何变成十八区的连侬墙，再可能进一步变成“莲侬墙”（发放长辈图）、“民主墙”（发放抗争信息、开放讨论），就知道这种“深耕细作”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和理非”接受“勇武”，并肩作战，这是吸取了五年前的惨痛经验。你不知道这一层，因此或许不能理解——其实，这正正是我对如今的内地青年、少年，尤其是现在00后，10后的一代，所深感忧心的，因为他们被隔绝于这些经验，是可悲的。这是人祸，不是天灾。

来到香港之前，我们没有这些经验，我们在文化、传媒、学术、教育等等被全方位隔绝于港台青年的世代抗争。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体知。我相信，以你的思考力，会逐渐、逐渐，更为深入、细致地领会到这座城市的阴影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