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十論：「值得」是什麼？——隔空的信

【編者按】「讀者評論精選」欄目每週擇選報導及圓桌話題中十條精彩讀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會因應長度及語意清晰作節錄或編輯。

1. Cwy，回應《許寶強：漫長六月後——守住戰果，開拓想像，勇毅爬山，柔韌如水》

香港是一個什麼都不信的地方，懷疑權威，懷疑權貴，懷疑什麼理論，懷疑什麼報導，懷疑有否被誤導，懷疑有否被利用，懷疑有否被出賣，懷疑有否被愚弄，懷疑有否被欺騙。懷疑政府，懷疑大台，懷疑滲透。我們習慣懷疑，最後只會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緊守事實。各有各做，然後時間事實可以證明你在做了什麼。懷疑本是一切思考的開端。或許因為這是個資本城市，投資城市，我們功利，我們勢利，金錢是投資，人生路也是投資，最後只有自己可以相信，事實真相對任何行動至關重要。一切的信任只能建立在懷疑之後。沒有被懷疑驗證過的信任都經不起考驗。或許這是缺點，但同時這也是唯一的優勢。

2. Daisy_Z，回應《「七五」事件十週年：為何「發展」與「開明」沒能解決新疆問題？》

發文章給新疆的漢族朋友，他說這篇文章寫的很客觀很好。他說他很討厭現任的陳全國，但是有民眾很喜歡他管治下的安全+純粹漢民族的環境。在張春賢時代，班上的漢維兩族同學很和睦，現在只能感覺民族歧視越來越嚴重。

他還說，政府目前的做法是在變相徵税。「要求經營場所自行出資購置像什麼攝像頭啊、X光機啊、安檢門之類的安檢設施，並且出人上街巡檢。就感覺徵了個安全税+徭役」。現在的政策太燒錢，新疆的經濟發展活力一下子就下來了，300米一個崗亭，「別被崗亭這個名字騙了，蓋的建築大小和裏面的人員配置基本就是以前的一個派出所」。每三百米有十幾個無產出人員。不僅如此，大幅度抓人和限制人員流動肯定影響經濟活力，還對經營場所做政策上的騷擾。

3. Fai，回應《一個公園的愛恨情仇——「光復屯門」的理想和失當》

抑制「本土意識」始終是貫穿特府處理公共空間分配手法的重要線索。

在譚駿賢的訪問裏也說了，對正當公園野餐燒烤，康文署會趕人，而明顯猥褻的表演和牟利活動卻刻意縱容，一直放軟手腳。當局對反對者(常表現為強烈的本土意識)的打壓常讓我想起《西遊記》裏的真假美猴王，你聯署他聯署，你遊行他遊行，你有何韻詩，他出譚詠麟。所有正向的公民運動都能以兩生花的形勢來對衝中和最後被取消。

而屯門公園的事，還必須從2006年天星皇後碼頭保育運動說起。之後香港有短暫時間興起了公民重奪公共空間的自發行動，包括時代廣場的街頭表演(多是樂器、小丑、戲劇…)，再後來發展到旺角行人專用區，還有多區的公民自發草地野餐活動……然後有一天，大媽歌舞來了，旺角行人專用區最後被「殺」。既然不能名正言順打壓，就先侵蝕你的認受性，最後陰乾你。屯門公園是這種意圖的進一步外延。這是我看到的故事。

必須把屯門公園的管治問題放在特府的管治這個大脈絡來看，才能多少掌握身在其中的香港人之感受的一二。現在的香港，孤立地看某件事，都容易見樹不見林。大媽或任何其他建制的模仿手段既是踩着人權自由的祥雲來的，要批評還得先把真假美猴王分開來才行，不然就是打擊自己。這就是這種手段的陰狠之處。

4. beckking，回應《沈度：五大訴求需有側重，檢討警權才是當下核心》

作為一個關心香港的台灣人，我有一點意見分享。首先，從最根本的層面談「五大訴求不可側重」：

警方濫權固然問題嚴重，但我不同意作者對五大訴求應有側重的建議(無論側重的是否為警權檢討)。整體運動的延續必須建立在五個訴求的一點都不能少之上，原因是：在一場去中心的運動中，眾人的共識實則源自於百萬人上街後提出的要求，而當時提出的便是五大訴求。也因為沒有中心，這種群塑的訴求綱領不可、也無辦法輕易變換。五大訴求或許有種種可行性問題、隨運動進展輕重與可行性變化的改變，然而五大訴求作為運動的綱領自有其來自群眾的合法性，它必須是鐵板一塊，因為當運動方在訴求上有所側重，對當局而言便是「任何要求都可以調整」話柄。當然，運動方可能會想要辯解「我們並沒有退讓的意思」，可是運動方並沒有代表者，因此，一旦鬆動就等於全盤鬆動(哪怕這不符合事實)。

再者，論如何取得實質進展：

承前述的基礎上，在昨日當權者有新回應的這個當下，我同意作者文中提醒的「莫花費過多精力計較『撤回』」二字，但是，對回應的「不滿」仍需要被表達。我們應該把昨日港府的回應看做階段性的「進展」，畢竟它從不聞不問到回應了。只是，回應內容一方面像是一種安撫，其效果無異於某種温情喊話，客觀來說港府敏鋭的看中200萬人上街其原初訴求在於「法案」上，因此回應也僅就法案層次的退讓（一次是暫緩、一次是「壽終正寢」），這些退讓屬於「本來就該做的」，連退讓也玩文字遊戲當然應該遭受批評; 另一方面，我認為運動成功之處在於港府甚至連「暴亂定性」亦有回應，這等於港府承認此次運動的議題已不限於法案，連帶的運動本身的合法性也被「認可」為雙方爭議，從這個進展而言，我同意作者提倡延展對警方執法問題的關注，因為對方既已承認「法案施政有錯誤」、「對應運動的措施也有錯誤」，那麼就後者的確可以繼續與之論戰促進運動進展。

最後，談運動的外部建議：

港府的每一種回應其實都在藉機「定調和調整」雙方的爭議，他們可以經歷內部辯論、斟酌字句並作調查評估，反過來說作為沒有大台的民眾，固然有其運動彈性與應變速度，但是也必須更堅定所有人都是夥伴、一起決定的訴求都是重要訴求(哪怕實質面不可能同樣重要)。

建議在宣傳面一定要堅守五大訴求，在實質面持續保持多元關注、分散施壓，這樣才能延續運動的能量(然後，最好別期待任何「結果」是「可接受的」，除了五大訴求)。

5. antiV，回應《沈度：五大訴求需有側重，檢討警權才是當下核心》

評論裡的台灣、大陸的朋友認為警權問題似乎並沒有字眼問題重要，而香港朋友普遍感到這件事極迫切但並未得到足夠重視，這到底說明瞭什麼其實不言而喻，恰恰是傳媒在向外傳遞信息時出現了很大偏差。比如包括端在內，在報導林鄭記招時一概將重點放在壽終正寢，甚至標題中也不會提及警權問題；因為過往警權問題也從未系統性報導或者即時更新（但本地傳媒和社交媒體則幾乎24小時不斷提提供新素材），政府措辭則是一有變化立刻追蹤。在這種報導方式一再強化之下，外地朋友才認為字眼好像很重要、警權好像只是附屬問題之一；又或者認為只是事件議程怎麼走只是抗爭者一方的事，無須平衡博弈、無須藉助香港政府中央政府之間的權力平衡方式來推動。但警權是香港政府擁有足夠彈性處理、為挽回合法性也必須處理，而香港市民為了最基本的安全與自由不能有任何鬆懈的。連檢討法治跟合法性又在特區政府權責範圍內的警權都得不到處理，難道還能還能檢討傲慢的問題、甚至是與代表港人中央翻臉？如何討論這整事、如何傳遞香港目前的狀況，現在已經到必須檢視的地步了。

6. ELIN，回應《中國開啟強制垃圾分類時代：上海模式能否複製台北經驗？》

文中提到的台北經驗，勾起了我的高中回憶。

我自小在新北市成長(前台北縣)，但高中之後在台北市求學、就業，2000年之後台北市率先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學校也嚴格執行資源回收政策，班上設有「環保股長」，就是專門幫大家整理資源回收物的幹部，我的前手是一對徹底執行資源回收的好同學，高二一整年(2000年)她們倆督促著全班將回收物丟棄前一定要洗乾淨、摺好，就像文中所說，因為垃圾筒跟回收物都放在班級後方，回收物也不是每天都倒，若沒有洗乾淨，臭味、蟑螂就會亂跑，因此班上同學大多能配合。

高三換我和另一同學接手後，每個禮拜有三天，我們都會扛著回收物穿越學校操場倒回收，大家總是說，我們幫大家做環保，一定都能考上理想志願的! 也因此，看到文中提到「台灣經驗：不好好做資源回收的人就考不上大學」，忍不住笑了出來。我真的有看過別班這樣寫，畢竟高三時苦悶的聯考壓力，大家總是會找些激勵自己的正向話語，就像我的同窗總是鼓勵我的那般。

新北市在2008年才全面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但自從高三做了一整年資源回收後，我回到家看到垃圾不分類，心中總是有說不出的扭捏，因此會跟家人說，在學校，我們都會把可回收的垃圾沖洗後另外裝袋，也因此，當新北市宣布將跟上台北市腳步時，我們家並沒有什麼陣痛期，一直到現在上班了，在辦公室，鋁箔包飲料喝完後，我都會剪開小角，用清水把裡頭沖洗乾淨，再丟到資源回收桶，因為這一切都是16、17歲時就養成的習慣了。

我十分贊同郝前市長所說，「最關鍵就是環保教育」。因為在學校的身體力行，我才能把這些觀念帶回家，而我也相信以中國傾國家之力的專制體系下，或許會比台灣花更少的時間就達成同樣的效果，但我更珍惜台灣花了20多年達成的全民共識，因為那不是強迫得來，而是發自內心的公民教育。

7. 烏雲烏雲快走開，回應《大街小巷築起連儂牆，彩紙散落香港十八區》

我是在HKU讀書的內地生，今年在香港度過了第二年。說實話，今年六月是我第一次見證這樣規模的遊行，幾個月來一直都有通過各種途徑follow和修例有關的信息，端有關逃犯條例的報導我幾乎每一篇都有讀，SCMP還有一些外媒的報導我也常常去搜索，並且有意識地比較香港、西方與中國內地在這些事件上報導的差異和明顯的價值偏向。

坦白而言，我自認對這次運動的認識不比大多數香港人差。一直到六月底，我都深深為香港的獨立和自由感到震撼和感動，也希望香港能夠繼續保持這樣令人敬佩的模樣——正因為如此，我不斷給在內地的同學、家人發香港的信息，告訴他們不要相信內地媒體的一面之詞；也和不少香港朋友多次討論，交換彼此的意見和看法。可以說，此次香港的反送中遊行是對我而言很重要的公民教育，我看到了公民運動對社會的影響力，也願意相信一個好的政府應該傾聽民眾的聲音。

可是，七月以來我感到事情在向另一個方向發展。七月一號晚上我看著新聞，內心感到恐懼，我擔心著香港變成三十年前的北京。當然事情沒有變得這麼糟糕。可是從那一天開始，到後來我發現我沒有辦法再這樣完全stand with Hong Kong了，我覺得民眾和警察都有過度的暴力，我不知道有多少香港人真的覺得運動者應該去砸碎立法會的玻璃，也不知道有多少香港人願意看到港英旗和黑旗子被高高掛起。後來一次次的遊行都讓我更加懷疑這次運動是不是已經走上另一條路，另一條我絕對沒有辦法說服自己「沒有暴民只有暴政」的路。六月時香港帶給我的感動已經快被消磨乾淨了。

最近在HKU也開始貼這些便條，並且由於張翔校長之前的發言，學生會開始組織反對校長的活動，在學校裡張貼極具侮辱性的海報和標語。說實話，我完全不能理解大家反對張翔校長的理由。校長譴責一切暴力行為就該受到這樣的指摘嗎？如今我並不認為民眾或學生的反送中運動就具有先天的正義性，即使我認可他們出於好的出發點。在張翔校長和港大學生的對立中、在HKU的連儂牆上我看到的是具有科學家的理性精神和擔憂學生人身安全的校長，和逢中必反、為反而反、缺乏事實支撐甚至逐漸失去理智的學生——甚至校長已經不是中國籍了，只是因為他生於中國、有個中國名字就要接受所有如此過分的辱罵和指責。

現在是7月12日晚上，happy park的集會之後甚至有那麼多學生衝向校長的私人宅邸—— 這樣子難免讓我這個在中國大陸生活並學習了十幾年的人聯想到幾十年前紅衞兵的模樣。如果說六月我為香港的自由和民主的氛圍而感動，為香港人的精神而熱淚盈眶，那麼這一週以來我也為香港的分裂、偏見和不理智而深深憂慮著。過去我就多次感受到自己作為內地生在香港被貼上的令人並不愉快的標籤，而現在我感到因為社會的撕裂、香港人對共產黨的敵視、香港社會與中國內地社會雙方的誤解與幾乎為零的對話溝通，這些都讓人懷疑香港是否還能成為我心中的光。我以為香港令人喜歡的應該是它的包容、它的自由、它的理性、它的進步，我能理解香港人對如今的中國的失望甚至厭惡，但是如果香港在混亂中逐漸喪失它自己的閃光點，那麼我如何能夠說服自己香港依然是個「值得」的城市呢？

8. Peterwonghk，回應《大街小巷築起連儂牆，彩紙散落香港十八區》

To 港大生

基本上政治上的冷暴力一定比民眾語言肢體上的暴力更恐怖，但一般人只能在電視上看到後者暴力，卻願意接受前者的暴力。香港的主人是極權政府，是維穩費比軍費還要高的政府，是一個可以在新疆推行集中教育營的政府，是一個將實行社會信用制度以把人類分等級的政權。面對極權政府想從中得到一點僅限此地區的自由，雨傘後的總結是不能有太多包伏。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場不公平的鬥爭，曾經的我們也為和理非所自豪，曾經心靈脆弱的我們也看到一點打鬥場面就怕。

我不會衝但當你發現和平示威沒有用，只能尋求其它各種的方法，登報是一個方向，暴力抗爭也是一個方向，連儂牆也是一個方向。攬抄也是一個方向。這些抗爭有錯的也有做對的，但人類總從錯誤中學習，當做過火了得不到中間民眾的支持這方面的抗爭方法自然會消失，例如我相信短期內都不會再發生包圍政府總部的事件。因為抗爭者也知道這基本上是一場民意戰。再說，二百萬人上街得不到回應，當中每二百人有一個選擇在7.1用一個更暴力的方向，很意外嗎？這是一種必然吧，當權者會天真到不知道嗎？

大家也深愛這地方，大部份人也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和自由言論的洗禮。可能你認為香港正走上一條不歸路，但我相信香港人的質，,總會走出一條生路。

未來的路可能會隨著中間派的人接受能力增強再暴力一點，例如雨傘的時候佔路是暴力現在只是最低消費，所以你如果留在香港就可能要鍛煉一下心靈哈。

中國對香港有最終決定權和統治權是政治現實，我認了。但在中國的統治下有相對自由的真普選立法會(取消功能組別)和行政長官(在中港利益有衝突時可平衡中港的利益)是底線，永不放棄的底線。

香港90後上

9. WillowTing，回應《大街小巷築起連儂牆，彩紙散落香港十八區》

@烏雲烏雲快走開

我可以同理你對於非理性集會未來演變方向的擔憂，但是你要了解所有暴力示威的選擇都是在退無可退，體制內手段用盡後的結果。

你也許理解事件的發展，但你可能無法感同身受的是港人那種刻骨的絕望悲痛，這是我看過很多陸生無法明白甚至嘲弄(示威者)的事情。

你認為暴力示威太過火太激烈了，已經走向非理性甚至可能引來中共報復，但是這些示威者面對一次次體制的拒絕冷漠與暴力打壓，他們不能夠也沒有必要死死守著你所謂的和平理性防線。

你認為對於警方受暴力的報導太少？在香港當前國家機器擁有的權力早已失衡，警察施暴成為正當執法的當下，你怎能要求已經非常稀少的媒體資源關注警方？

同理，你替張校長不捨，但一位大學校長的發言不僅只代表個人的看法。何謂風骨？在當前惡劣的環境下兩袖清風的譴責學生暴力行為，這種「客觀言論」其實只是漠視結構壓迫的假清高。學生的失望可想而知。

如果你的小孩在學校被一而再再而三的霸凌，他試圖反擊後回家你教訓他動手就是不對，小孩會不會恨你？你又何曾試圖同理過他的痛？

台灣大學傅校長曾在國民黨黨政軍要進入校園時誓死維護學生。太陽花學運的時候台大多位教授聲援學生，我的教授直接公告期中考就在凱道。

10. Anony，回應《大街小巷築起連儂牆，彩紙散落香港十八區》

@烏雲烏雲快走開 你好！我是多年前來港的內地生。本想給你寫封長信，想來素不相識，很是冒昧，還是在留言區簡單說幾句吧。

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我經歷過相似的路。那些「一心向太陽」的冷嘲熱諷，我很幸運地沒有經歷過，但不用理會。那些說話忽略了你的掙扎、困惑與痛苦，他們說出這些的時候，並不知道，這些說話是傷人的。

我認同你所說的，「不應該」起底、張貼侮辱的語言（包括不應該起底、侮辱警員）。我也不會去做這樣的事，這是傷人的。並不能因為我們受了傷害，就去傷害人。

然而，我也仍然有不同意你的地方。若有說錯的地方，請你多指正。

其一，關於「民眾的暴力」和「制度的暴力」。我不知道如何去比較抽象的概念，但至少可以比較這一次反送中運動中（6.9至今），雙方的情況：

民眾所展現的全部暴力，沒有導致任何「人」（包括警員）的死亡或嚴重受傷，亦沒有縱火、燒車、砸商店。毀壞立法會的行為，在你或者很多「本來支持」的內地生/內地人看來，是不可接受的。但平心而論，他們是否有傷害任何人？是否有毀壞了圖書館與文物？他們甚至取用飲品都留下了錢，看清了議員位置再噴漆。正如董啟章說，他們的暴力是有節制的，是象徵意味的。

而制度的暴力，至少包括（我想你也會承認的）：612警方過度使用暴力，包括以催淚彈三面包抄中信大廈前的「和平集會」，69百萬人遊行後堅持二讀，616二百萬人遊行之後堅持不「撤回」，甚至神隱半個月，任憑民眾兩次佔領警總（可能出現極大危險）、數次集會，都毫無反應，繼續龜縮。試問，這是一個對民眾負責、有管治力的政府的作為嗎？

更不用說，民眾至今已經付出的代價有，四條（一說為六條）人命，多人受傷、被捕、面臨「暴動罪」的指控（最高可被判刑十年），還有無數人犧牲的無數的時間。而制度的暴力呢？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官員被問責下台，相反，林鄭流著眼淚說，絕不會出賣警方——制度仍在縱容這種暴力。

退一萬步說，民眾一切的「暴力」，不都是因為政府不按程序、憑立法會建制派的多數「橡皮圖章」，就一意孤行要通過《逃犯條例》造成的嗎？

以上「暴力」的對比，難道像貴校張翔校長一樣，擱下一句，「一切暴力都該譴責」就可以解決？是否應該問一問，兩方的「暴力」程度如何，各自付出的代價如何？以及，一切「暴力」的起因何在？

多年前，我正是懷著恐懼去看待雨傘運動的。說來可笑，那時候我連「佔路」都無法理解，自問當時的理解能力，較你而言，自是差了很多。然而，堂堂大國，一再推後、甚至公然背棄允諾了二十多年的普選承諾，這種制度暴力，傷害的是幾百萬人，幾代人——其實，也間接傷害了內地民主化的進程。相比起這種制度暴力，佔路，不過只是在某一段時間內，車輛需繞道行駛而已。兩相比較，真的能輕輕鬆鬆地說一句，「一切暴力都要被譴責嗎」？

貴校的校長是科學家，他說，As a scientist, I speak my mind. 不知道你是否知道另一位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高錕先生，他曾任敝校校長。我無緣見識他的風采，只是在錄像與文字記錄中，知道他曾經在校慶典禮上被學生搶走麥克風，當時還是學生報記者的周保鬆，上前問道高校長是否會懲罰學生？高校長雲淡風輕地說，懲罰？為什麼要懲罰？當時，學校高層認為必須嚴懲，高校長最終把這件事情壓下來。

當然，八九十年代和現在很不一樣。不說那麼遠的事情，五年前，雨傘運動當中，時任貴校校長的馬斐森教授、與時任敝校的校長沈祖堯教授，都到現場探望學生，勸學生注意安全。試問，若貴校校長果真是心繫學生，擔憂學生安危，為何始終不曾親自去現場，與他關心的學生面對面交流？或者，退一萬步說，若他覺得真的想和學生交流溝通，為何不在港大校內設立論壇，公開討論？若他真心認為，「一切暴力均應該譴責」，那為何公開信中，只是譴責示威者——明明當天早上，示威者還被打得頭破血流？為何不在6.13出信，譴責警方暴力對待和平集會的人？

即便不說五年前，對比各大校長的公開信，為何貴校校長受到的批評最多？是否僅僅是因為，貴校校長出生內地、在內地受教育？（若沒有記錯，他是南大物理系畢業）一個校長是否受到尊重，和他的出身地、國籍沒有必然關係。若貴校校長真正心繫學生，衡量好「平民的暴力」與「制度的暴力」，發表足以服人的言論，他必然會受到尊敬。另外，他既已經說「一切暴力均應被譴責」，是否算是承認自己在公開信中僅僅批評示威者的暴力，是偏頗的？若他能撤回自己的偏頗言論，更深入地觀察71這一單一事件的前因後果，知錯能改，也能重新獲得尊重。

其三，關於你對運動走向的擔憂。

這是我很理解的。你也許不僅擔憂「勇武派」過火，甚至也很擔憂，「和理非」竟然能接受「勇武」，或者越來越傾向於接受激進行為。

你之所以有這種感覺，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你未曾經歷過雨傘運動——你不知道當年「和理非」與「勇武」之間的撕裂，也不知道傘運失敗，對於香港人而言是多大的傷害。當年萬人齊呼的口號，「我要真普選」，幾乎成了血淚交加的傷口。絕大多數參與反送中運動的人，都會知道，這一次實在是生死存亡的時候，沒有任何資本可以「分裂」。這一次發展出了全新的運動模式，「無大台」、「兄弟爬山、各有各做」、「遍地開花」，是對雨傘運動的全面升級和進化——一方面摒棄了傘運時的「大台」與「撕裂」，另一方面繼承了「傘落社區」的遺志。看看傘運時金鐘的連儂牆，如何變成十八區的連儂牆，再可能進一步變成「蓮儂牆」（發放長輩圖）、「民主牆」（發放抗爭信息、開放討論），就知道這種「深耕細作」已經到了何種程度。

「和理非」接受「勇武」，並肩作戰，這是吸取了五年前的慘痛經驗。你不知道這一層，因此或許不能理解——其實，這正正是我對如今的內地青年、少年，尤其是現在00後，10後的一代，所深感憂心的，因為他們被隔絕於這些經驗，是可悲的。這是人禍，不是天災。

來到香港之前，我們沒有這些經驗，我們在文化、傳媒、學術、教育等等被全方位隔絕於港台青年的世代抗爭。因此我們需要不斷學習，不斷體知。我相信，以你的思考力，會逐漸、逐漸，更為深入、細緻地領會到這座城市的陰影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