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沈度:五大訴求需有側重,檢討警權才是當下核心

抗議核心早已是警權問題,在政府就修例做出實質性讓步後仍糾結文字伎倆問題未免錯焦。


2019年7月7日晚上,警方在旺角彌敦道清場。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7月7日晚上,警方在旺角彌敦道清場。 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7月9日向傳媒宣布《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壽終正寢」,不出意外地,社交媒體上一片聲都是被政府玩弄輕視的憤怒情緒。這種警惕心固然值得肯定,但令我擔憂的是,無論傳媒還是意見領袖,聲討政府始終不肯用「撤回」字眼的內容,遠多於討論政府拒絕回應警方濫權一事。實際上在我看來,林鄭傲不傲慢、政府是否玩文字遊戲,現時可以退居次位,因為抗議核心早已是警權問題,在政府就修例做出實質性讓步後仍糾結文字伎倆問題未免錯焦。

警方濫權與《逃犯條例》修例殊途同歸

過去這些天,fb頭像換做黑色區旗可能違法的傳言、擔心八達通暴露地理信息而轉買一次性地鐵票的做法、現場受傷者不敢求醫的心理、甚至合法集會中的和平示威者都開始戴上口罩是因為什麼?寒蟬效應難道不是已經生效了嗎?

如果說反修例源於對中國法治的遙遠不信任,那麼香港警方一而再、再而三的系統性濫權,則是《逃犯條例》修例的提前演繹。這里必須釐清的是,這一輪警方濫權包含濫用暴力(攻擊合法和平集會、過度使用武力、報復性搜查拘捕等)和踐踏程序正義(執法時不佩戴編號、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兩重涵義,因此它既是對公民社會有效運作和健康延續的重大威懾,也是對香港法治的實質傷害和迫近威脅,是有關香港政府公信力和合法性的真正危機。這正是檢討警權如此重要和迫切、從務實角度也具可行性的原因。

此前解說《逃犯條例》修例時,媒體和學者一再提到寒蟬效應,即雖然你我不是逃犯、雖然表面上異議者不在「送中」之列、雖然《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並不直接干預言論與集會自由,但都可能使公眾因恐懼而自我設限、因恐懼而無法順暢表達反對意見、因恐懼使現有的反對機制失靈從而讓渡更多公民權利。大家不妨回想,過去這些天,fb頭像換做黑色區旗可能違法的傳言、擔心八達通暴露地理信息而轉買一次性地鐵票的做法、現場受傷者不敢求醫的心理、甚至合法集會中的和平示威者都開始戴上口罩是因為什麼?寒蟬效應難道不是已經生效了嗎?

從警方逮捕甚至並未參與示威的Telegram群組「公海谷主」群主開始,從612當日警方無示警即升級暴力、違反警察守則向市民頭部開槍、甚至攻擊過路市民開始,從警方在已獲批准的和平集會區中信大廈兩面投擲催淚彈險些釀成踩踏事故開始,從警方攻擊和辱罵記者開始,從警方執法一再不佩戴編號、警隊高層一再為此開脫開始,從警方在救護車攔截傷者(注:根據RTHK直播截圖及事後救護人員的匿名投稿)、與醫管局合作獲取求醫者隱私開始,從警方僅因醫護人員的鄙夷就撤走醫院崗位開始,從警察在地鐵站搜檢手機是否下載連登和telegram開始……濫施暴力早已不是幾宗孤立的「有權用盡」、不是勇武派才會面對的危險,而是任何一個希望行使公民權利和平抗議、甚至任何一個對政府做法感到不滿的市民,都需要考慮的風險、可能遇到的失控,是早已瀰漫香港、只不過暫時被團結氛圍壓制的恐懼。

2019年7月7日晚上,警方在旺角彌敦道清場,並向示威者揮警棍。

2019年7月7日晚上,警方在旺角彌敦道清場,並向示威者揮警棍。攝:林振東/端傳媒

尤其需要關注的背景是,政府聲稱無需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解釋是,現行監督機制運作良好。然而監警會主席梁定邦已指出,向監警會投訴者可能反被警方檢控。結合警方此前的濫捕表現,市民顯然難以信任和運用這一監督機制。另一方面,無論監警會過往受理案例的比例、類型,還是幾宗為公眾熟知的具體案例都證明,向監警會投訴極其困難。如2016年報道旺角衝突時被多名警察突然毆打的前明報記者,在擁有視頻證據、目擊證人及毆打時表明身份的情況下,等待3年的處理結果依然是「無法追查」和「無法完全證明屬實」。早前也有前監警會委員澄清,監警會只能處理《警察通例》有關事宜及投訴,如警隊有關遊行示威的安排是否合適,6月以來的這一系列事件牽涉複雜,實質上遠超監警會權責。很顯然,單單依靠現行機制,無法保障程序正義。

在系統性包庇之下,仇視示威者、有權用盡、無權也要抖威風的警隊文化日益瀰漫,更令人格外擔憂。這種風氣固然與警隊一貫封閉而重紀律、權威、人情、派系的環境有關,與警隊高層需靠攏特首和中央以獲任命、警隊基層普遍學歷偏低有關(過往民調顯示學歷較低的市民會傾向政府),也與2014年七警案之後的警方動員密不可分。

無論是對七警案的支持有關猶太人的不倫不類比喻捐款行動,還是本輪抗爭中邀請數名明星的630撐警大會,這些高層表態在普通市民看來固然可笑,但對安撫警隊和將情緒困擾轉嫁到「暴徒」無疑相當有效。對多數基層警員而言,究竟是妖魔化市民想法和舉動、將執法視作宣洩機會,還是轉而質疑支付自己高薪還提供精神支持的警隊,答案不言而喻;更不提大量分析已指出TVB等平台如何選擇性呈現新聞畫面和事件來龍去脈,如果警員的主要信息源是喉舌類媒體,那麼根據缺失必要因果和選擇性呈現的新聞畫面,形成警察委屈、抗議者是暴徒的印象自然並非難事。近來甚至有前警員在採訪提及,身邊同事對六四鎮壓普遍持支持態度。

不僅導向市民的信任危機,未來市民行使合法權利也將付出代價,黑色恐怖甚至會進一步蔓延以至鉗制輿論、打壓公民社會,這恰恰與《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殊途同歸。

作為唯一獲權合法使用暴力的機構,當警隊系統性出現違規暴力、享有不被監察的特權、甚至形成鼓勵暴力的文化,最終導向的不僅是市民的信任危機,也意味著未來市民行使合法權利同樣會付出代價,黑色恐怖甚至會進一步蔓延以至鉗制輿論、打壓公民社會,這恰恰與《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殊途同歸。

2019年6月12日,警方進行金鐘的清場行動。

2019年6月12日,警方進行金鐘的清場行動。攝:林振東/端傳媒

執著「撤回」字眼已意義有限

所有涵義和語境疊加,「壽終正寢」實際是更為明確的「撤回」。如果繼續糾結「壽終正寢」並非「撤回」,我認為已屬吹毛求疵。另一方面,如果一再聚焦於措辭,向外傳遞的印象是,香港市民缺乏對另外四大訴求的認知,因此外界會對警方濫權如何刺激後續運動缺乏認知和體諒。

由於牽涉中國內地司法的口碑、牽涉一國兩制的維繫,《逃犯條例》修例尚能喚起國際輿論壓力,警權問題則是純粹屬於香港內部。這使得它在輿論聲量上出現了嚴重的不匹配。即便相比《逃犯條例》修例,警權問題近在咫尺、也最觸發市民的直接憤怒,即便自6月16日五大訴求已成香港社會共識,即便不少國際媒體報道了612當日的警方暴力⋯⋯在描述反修例觸發的一系列運動時,非本地傳媒依然鮮有準確追蹤警權問題引發的強烈震撼以及抗議脈絡的變化;本地媒體和意見領袖也將過多焦點放在政府又玩文字遊戲的問題上。

在我看來,如果6月15日政府宣布「暫緩」(indefinite suspension)尚不能放鬆警惕(雖然英文和中文出現涵義偏差可能恰恰不是香港政府向海外公關而是向中央顯示只做了有限讓步),6月16日的政府表態已可視為實質性放棄。這一判斷的核心依據,不僅由於措辭變化,更源於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訪問時指出,《逃犯條例》修例並非中央授意而是林鄭主動建制派此後與林鄭的切割,則側面印證了這一點。如果修例來自中央壓力,以中央對香港民情的無知與無視和香港政府過往做法,除了強硬執行並無他法;如果修例是林鄭表忠心博政績的手段,執行功過都只在她一人,是否一推到底並不重要,不因為強推修例而喪失中央信任才是核心;但另一方面,因為得到北京背書和國內輿論封鎖的配合,林鄭能做實質讓步卻不能做口頭讓步。而隨著對抗愈演愈烈、林鄭逐漸變作棄子,挽回官聲就成為她的新重點。這一背景對理解林鄭的含糊措辭相當必要。

7月9日的傳媒會面,林鄭說的遠不止是《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壽終正寢」,還有「修例的工作已經全面徹底停下來」、「the bill is dead」,以及解釋可能市民需要「一個好斬釘截鐵的說法」,而「撤回」可能都引起疑慮。所有涵義和語境疊加,「壽終正寢」實際是更為明確的「撤回」。如果繼續糾結「壽終正寢」並非「撤回」,我認為已屬吹毛求疵。另一方面,如果一再聚焦於措辭,向外傳遞的印象是,香港市民的核心訴求在於香港政府使用「撤回」字眼,而非香港民眾仍在苦苦争取「撤回暴動定義」、「撤回抗爭者控罪」、「追究警隊濫權」、「實行雙普選」四大诉求,因此也更难认知和体谅由警方濫權而刺激出的後續運動。

在特區政府公信力急墮的情況下,某程度上我都認同林鄭說辭,即政府做任何表態都無法就反修例問題取信公眾──實際上,只要政府繼續擱置警權問題,恐怕很難再挽回公信力。但是否對政府心存警惕是一回事,傳媒及意見領袖是否仍應將火力集中於「撤回」字眼,則是另一回事。在已然實現的目標持續追擊、在毫無進展的四大訴求上著墨甚少,現階段恐怕並無必要。

2019年6月21日,金鐘一幅以警察執法做內容的海報。

2019年6月21日,金鐘一幅以警察執法做內容的海報。攝:林振東/端傳媒

檢討警權是抗議的最大公約數

五大訴求固然缺一不可,但策略上仍需有所側重。

6月16日香港上街人數達到歷史峰值,顯然不只為反送中。民陣最終統計的「200萬+1」背後不僅是對中國司法體系的極度不信任,更是對警方濫權和梁凌傑枉死的憤怒,但這200萬背後並不是同等程度的付出意願,遑論抗議訴求和政治觀念上的共識。

如果說「撤回暴動定義」、「撤回抗爭者控罪」、「追究警隊濫權」的訴求均與警權相關,「實行雙普選」則直指根源性的政制。語言上不肯妥協和高官得以逃避問責是「由北京主導的一國兩制」的天然限制,衝撞這一機制目前的結構、要求真正的兩制和雙普選,當然是必要和正當的;但另一方面,純粹從務實角度出發,政改問題並非短時間可見成效,而最不能退讓的程序正義、對公民社會傷害最直接和深遠的警權問題,才是最大公約數。

回溯時間線,警方濫權對後續運動的刺激可以說非常清晰,再請大家不厭其煩地回顧一次:2019年2月政府首次提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即引起社會震蕩,2月到5月香港各界幾乎窮盡制度內外一切反對渠道。由於二讀三讀設置在6月12日一日內完成,加之立法會只有半數直選、此前6名民選議員被DQ(選上議員後被取消資格)、補選時又諸多限制,制度內反對途經早被堵死,6月9日的遊行因此成為最後希望。103萬人歷史性遊行最終只換得二讀三讀如常進行,這才使得阻撓立法會6月12日開會成為僅有選項────而包圍立法會,顯然無法在不設置路障、不阻撓議員進出的情況下進行。雖然當天一早即出現佔領街道,但直到警方暴力驅逐市民前,現場並無任何暴力。另一方面,警隊高層不僅快速將事件定性「暴動」,更出動150發催淚彈、20發布袋彈、多枚橡膠子彈和大量胡椒噴霧,使得70餘市民受傷。6月21日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直指香港警方6月12日的做法有違人權法;事後警方稱「當天只有5名暴徒」,也再度印證警方武力極不合理(150發催淚彈用在5名暴徒身上);12日之後不斷披露的多項醜聞,尤其15日的首例自殺,將6月16日的集會推向200萬人的高峰,撤回條例的單一目標也變作五項訴求,此後一直出現在所有社運場合。6月21日,上萬民眾甚至再現佔領,包圍警察總部重申訴求。而正因為法律框架內的表達(議員呼籲、傳媒討論、和平遊行)一再得不到回應,公民不服從才一再上演,直至出現7月1日衝擊立法會、掛出「沒有暴徒只有暴政」的象征性一幕,而由於市民在警權問題上體驗的系統性暴力,這次衝擊甚至罕有地得到較多公眾體諒。

過去一個月的大大小小的抗爭此處不贅述,但需要強調的是,正是612的警方濫權刺激出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正是612警方濫權的問題未得到處理,使得抗議訴求由一變五;正是612及之後政府拒絕檢討警方濫施暴力和踐踏程序正義的問題,才封堵了修復公信力的可能性,也使公眾對社會運動的想象力和容忍度被拓寬。

五大訴求固然缺一不可,但策略上仍需有所側重。而檢討警權正是本輪抗議的最大公約數,也是最不能失去的保障。

(沈度,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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