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不曾有人对我说过那么脏的话。
我遇过性骚扰，但多数懂得藏，假装不经意的友好碰触再逐步试探，或者用语言和人情包装得让人不吞忍便会显得不识相。但印象所及，几乎没有像是这样明确公然的性威胁，一个陌生中年男子在面前打量自己，从轻蔑我的政治主张与行动，到评断我的发型外貌，进而以淫猥的表情语气描述他打算对我做的事情，这之中还拿手机镜头对著我，甚至步步进逼。
女性志工的隐形风险
在2024年2月新一届立法委员上任后，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与拥有八席席次的民众党组成蓝白联盟，挟其席次优势强势通过包含国会职权修法、选罢法、宪法诉讼法多项争议法案，并于同年多次引发公民上街表达不满的“青鸟运动”。直至2025年蓝白联盟持续以人数优势删减国家总预算，幅度之大、金额之巨、删冻理由之荒谬，前所未见，也让此前已然不满的伏流汇聚成河，掀起一场大罢免的巨浪。
由于罢免的第一阶段提案与第二阶段连署，都需要大量公民志工自发组成罢免团体以搜集连署书，在不同的街头、巷弄间，向民众说明目前立法院现况、努力一张一张连署书地争取支持，亟需人力。我与伴侣也在第二阶段加入罢免志工团队，虽然我从未避讳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却是一直到了穿著志工背心、手持连署书与手举牌站在街头，面对著来来往往陌生人群的眼光，才发现这个程度的“公开政治立场”，竟然能让人感觉如此赤裸、如此没有安全感。
事情发生那天下午，我手拿两块印著罢免资讯的手举牌，站在新北市第十二选区某处，旁边搁著一个轮播中的大声公。与我一起进行二阶连署宣传的志工伙伴们就在看得到彼此的不远处，整个公共空间无比开阔，光天化日，人来人往，对街甚至还有控制交通号志的警员，但事情依旧发生了。
加入罢团志工月余，那已经不是我第一次为了罢免连署跑小蜜蜂了，甚至是同行人数最多的一次，队伍里还有两位男性，我以为自己已然经历过因此也准备好面对各种冲突、叫嚣与最常见的冷眼漠视，但说真的我没想过性骚扰，我没有想过有人会在我的伙伴看得见我、对街警察也看得见我的广场一隅，在大声公的掩护下，对我说出那么脏的话。
脏到我几乎无法对他人覆述的话。
作为陆战志工，作为一个我自认已经没有性吸引力的中年已婚妇女，也作为一个长期以来接触的人群范围极小化的文字工作者，我竟然在那一刻才意识到，虽然平时极为关注性别与政治议题，我却几乎没有自己也可能遇上性暴力的自觉——但我理当比多数人都更清楚，性暴力的本质不是性欲，而是支配欲与权力。
别人可以只因为“他认为自己可以这么对待你”而做，那和欲望几乎可以完全脱钩，那是性别权力的倾斜，而性别，也是政治的一环。
在不被重视的家务中长出受挫能力
在这次经验后，我也意识到，我的遭遇绝非特例。
在这次大罢免的公民行动中，无论是政论节目上的数据或实际在街头的观察，几乎每一个志工团队里的女性都占多数，而无论男女比例，罢免公民团体的宿命，便是在极短的时间里要获得最多连署书，若要积极获得更多真人同意的连署，就势必经常在没有男性志工陪同的情况下深入街头巷尾行动。团队中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佩戴密录器，或者在行动拉得太长时密录器电量耗尽，致使冲突没有被完整纪录，这都是常有的事。更别说，即使记录下来了，镜头下的肢体冲突，实质的破坏与暴力，绝对更能激起情绪、引起注意，于此同时，与性别相关的威胁便容易被忽视甚且搁置。
一如性别议题长久以来遇到的困境那样：“总是有别的事看起来更重要”，国难当前，要大局为重、相忍为国，作为女性我们当然也知道，覆巢之下无完卵，放下自己的切身安全与情绪，去做对大家都有意义的事，才正确。
这难道就是为什么多数的罢团里都是以女性为主的原因吗？或者该说，这不只是原因也是结果，它们自成了一个莫比乌斯环：因为知道当灾祸发生或人权倒退时，女性必然是第一个被牺牲的，因此我们先牺牲了自己此刻的生活，去避免更不堪的牺牲。
在加入罢免志工团之前，我已经感受到，这几年的台湾女性更乐于参与社会运动、一边学习一边理解包括宪政、国防、外交、经济⋯⋯等各种面向的政治议题，我相信这与太阳花运动后，年轻女性大量投入政治工作有关，她们或成为幕僚，或更进一步成为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再加上蔡英文、萧美琴等深耕许久的女性政治家，纷纷站在适合她们的位置发光发热。这些在台湾女性的眼里看来，不啻是从前仿若样板口号一般的“女性也可以参与政治”被抽掉了“也”字，我们开始认知到“女性是真的可以参与政治的”，不是“男性参与了，女性也可以”的那种次等或备位参与，而是真正的参与。
我认为这个“也”字的消失，才是台湾女性将参与政治当作生活一环的重要关键。在这样的基础认知下，女性更愿意、更乐于成为罢团志工，似乎也不令人意外。
在女性开始将关注政治与社会议题当成生活一环的同时，许多男性在亚洲父权社会的教育与文化下，或许仍然有著必须成功、不能失败的保守心理，因此在大罢免的势头仍未风起云涌时，怀抱著不看好的观望心态而较少投入心力；而同样在“大罢免不一定会成功”的社会氛围下，女性则是早已习惯肩负育儿、家务这类不被奖赏也不被重视的任务，因此对于投身志工这种无法获得回报、经常还会遭人冷嘲热讽的事情，反倒有更高的接受度。
想来，这些没有酬劳但总是要有人去做的事情，或许真的很像养育孩子、照顾老人家与日复一日的琐碎家务。志工们每天每周地在生活夹缝中抽出时间上街头拉连署、派报、做手工、举牌、小蜜蜂⋯⋯这样的事从不是光芒万丈、也无法留下英雄名声，甚至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许多人还得遮掩名字与面容，但却是最能够踏踏实实保护家园的方式。
虽离性平遥远，但至少还能积累
没有办法对所有罢团志工做田调，因此我不敢妄断所有罢团志工里女性居多的原因。然而就我的观察与理解，在投身罢免志工的女性眼中，看到的可能不只各种行政预算被删冻后，所造成的物价上涨与生活不便，而是更长远的“如果因为国会而让台湾对中国门户洞开”所能造成的威胁——无论是武统还是文攻，不管用买的还是用骗的，只要与中国统一甚至只是同化，那就是徐州八孩铁链女的地狱等级模式开启，那是好不容易在党国教育下挣扎著，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才走上了婚姻平权之路、开启了性别平权之眼后的台湾女性，绝不可能容许的倒退。
虽然我们此刻的生活离真正的性别平等还远得很，但至少我们看见了过去的努力有了一点点的累积，而且未来还能继续累积，那是在民主自由的国家里才可能发生的事。
别忘了，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对于多数女性与同志而言，光是写个耽美小说就可能判刑数年还要戴上电子脚镣的中国，从人口贩子手上买来女孩监禁凌辱逼生八孩的犯行者数罪相加甚至不见得比写耽美小说判刑更久的中国，是宛如异世界般的存在，尽管另一种价值观将北上广深的富丽盛世说得多么天花乱坠，我们也清楚地知道，用钱也堆不起来的社会文化，才是我们安然度日的主要基石。
就我在罢团中与其他伙伴闲聊后的理解，也大致与此相符。即便我们在外最常用来与民众沟通的仍是民生议题，但大多数的志工更关心更在意的，其实是国防与外交。
我曾在一次连署行动中遇过反对方，朝著我们骂：“你们难道不怕台湾变成乌克兰吗？中国打过来了你们女生难道要去打仗吗？”当时我回应的“当然愿意啊，我怎么会不想保卫我的国家？”绝非只是一时想讲赢对方的情绪话，站上前线或许非我强项，但难道上街头拉连署遭到无数白眼与冷嘲热讽就是我的强项吗？我心中所想的无非就只是，在所有我还能做点什么的时候，尽我所能做还做得到的事。
后来我将这段对话分享在志工伙伴的群组里，不意外地得到许多女性志工类似的回应，有的人自费去上了黑熊学院与壮阔台湾等民间团体的民防课程，有的人甚至高价学习如何使用武器，这或许无法回答所有的“你们女生”会怎么做，但至少显示出在志工团里，愿意保卫国家的意志无分性别。
对于罢团里性别分布的印象较为深刻的，或许是在某一次，群组里讨论到“中配六改四”这个法案的影响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讨论。我们之中多多少少都有亲近的姻亲或友人是中配，他们之中也并非全都与亚亚之流一样乐见台湾被中共武统，于是我们努力寻找一个比较好的说法，避免在说服民众时直接指责中配，而是强调中共会利用这样的法律漏洞，如何渗透与伤害台湾。
那时我便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女性”的思考路径，能够担任志工的女性们多半不是传统婚姻关系里的那种小媳妇，但我们确实更能体会，离乡背井在台湾组成家庭后还要被当成举国公敌的无奈与无言。
这份细致，经常也是自身在性别不友善的环境下成长所训练出来的，然而我们相较之下毕竟还有这份余裕去体谅他者，而成为罢团志工，不也正是因为珍惜这份余裕，所以愿意用强悍的挺身，去保护这个能对他人温柔的空间。
“我很忙，没空管政治”
二阶连署进入后半场，由于固定连署站从二阶行动开始就设在同样几个人潮聚集处，触及的人群虽多却也有极限，在后半场时收得到的连署愈来愈少，此时机动型的小蜜蜂需求增加，小蜜蜂又是比连署站人数更少、更容易遇上挑衅的类型。
因此，在人数已然不多、男性相对稀少的本区罢团里，我注意到包括我伴侣在内的许多男性志工，都会很有意识地留心哪些排班里有落单的女性，会主动前去或协助找其他志工一起排班，其中，因为伴侣经常与一位大姐搭挡，有时我也会加入同一个排班，便也和那位大姐熟了起来，几次见面闲聊中，我发现她的“利用空闲时间当志工”，与我们的那种“利用空闲时间当志工”有点差距。
大姐目测约五十来岁，至今独身，她说自己每天早上七点准备开店，小蜜蜂的排班时间通常在关店后一个小时后开始，小蜜蜂结束后，她回家休息睡觉到晚上两点多，再起床去货运行上夜班。
我一开始以为她因为年纪的关系，没有办法紧跟时事，因此搭档小蜜蜂时会和她分享当天的新闻，后来才发现她甚至比我更清楚各项最新消息。她自己录制的大声公里，殷殷切切说的不是民生，而是国安，是敝区选出的国民党立委廖先翔，如何刚上任便跟在傅崐萁屁股后面一起去拜会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一开始，我觉得她在大声公里的语气太戏剧化了，听得不是很适应，但后来渐渐察觉到，那不是刻意营造，是大姐真心的忧国忧民，她工作辛苦，为了跑小蜜蜂总是睡眠不足，遇上反对者痛斥骂战时也不曾退缩，并且几乎日日排班，不管有没有人和她搭档，她的名字就是在班表上的同一排，稍有余裕，还会多排班、协助罢团举办的大型活动。
后来，我询问路人是否签过二阶连署时，每次听见别人说“我很忙，没空管政治”，嘴里尽管没说话，心里浮现的都是她的面孔。
有次她跟我分享，联电创办人、也是罢免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的领衔人曹兴诚说，我们女性志工都是妈祖，我回她说，我真的觉得妳是妈祖。
她毫无扭捏之意，坦荡地说：“对啊，我就是很爱台湾。”
那个简洁铿锵的语气，深深地敲进我的记忆里，那是我想要一直记得的声音。
本区罢团里的妈祖尚且不止如此，女性志工里有许多都是各种年龄层的妈妈，孩子从国小低年级到已出社会都有。有的人和我一样与伴侣一起投入志工；有的将孩子与家庭暂交给伴侣，自己代表家庭投入志工；有的人和伴侣不同政治立场，和我一起搭档小蜜蜂之后，还要忙著去张罗孩子们的晚餐再回家，我问她怎么跟先生沟通，“没有沟通啊，我猜他知道我在做什么，孩子们其实也都知道我在做什么，他不签没关系，但不要管我去找更多人来签就好。”
女性伙伴是这样在生活的夹隙中，一个一个挤出时间来当妈祖的。也曾听闻男性伙伴趁著送女儿去上钢琴课的一个小时里把握时间去跑小蜜蜂，或者在不同政治立场的父母施压之下，仍然扛起核心成员的重任。
在这场公民行动里，没有人真的是“吃饱太闲”。
不为成为谁眼中的妈祖
在那次小蜜蜂回程，我对伙伴们说了自己遇上言语性骚扰这件事，我身旁的男性伙伴看起来非常惊讶，一脸错愕地问我是什么时候、和我比对记忆，我告诉他之后，他陷入长长的无言，我默默猜想，他可能非常懊恼自己没有发现我当时陷入困境，可能有点生气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为我解围。但那只是我的猜想，为了不要让气氛变得太沉重，我开启了其他话题，但其实我很想告诉他，那不是他的错，没有人想得到，在那样的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在所有伙伴彼此都看得见对方的距离，还能发生那样的事。
写到这里，我也想，或许我也该对这几天一直悔恨当时没有做出更多行动的自己说：“那不是我的错。”
那样的事情就是会发生的，这点我早已知道。真正重要的是，我身在台湾，这里是一个我将遭受性骚扰一事说出来时，会得到无论男女的同仇敌忾而非检讨嘲弄的国度，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可能就关系著，未来的男孩女孩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文化的世界里，有机会更好，或者雪崩式的倒退？
这与性别相关吗？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在成为罢团志工的当下，或许会考虑时间、考虑工作、考虑家庭、考虑会不会被谁认出来，但我想，应该都没有人考虑过自己的性别。
女性为什么要站出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似乎可以有个答案，但那个答案可能又毫无意义，因为对我来说，不是性别的问题，是眼见家国有难，在还能付得起“站出来的代价”时，身为台湾人的我们责无旁贷。
在妈祖或关公这些看来威武的名号背后，我们只是台湾人，如此而已。
不为了成为谁眼中的妈祖，只为了能继续成为坦荡荡的台湾人，在遇上骚扰的那一场小蜜蜂行动结束后，我回到家，还是把未来一周的志工班表，排得满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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