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与《端传媒》长期合作的稿件。SHKS成立于2017年，是由全球21个国家、250多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多院校合作的独立研究组织，协会关注香港本地、香港与中国及亚洲的关系，涉足领域包括政治、历史、社会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标是促成本地与国际、学者与学子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并鼓励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从2019年2月起，SHKS每月在《端传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
中港矛盾、本土主义崛起，相信近年大家已经对这些现象耳熟能详。不少论者更指出，中国人，香港人两个身分已变得难以兼容。撇开护照上的标签及法律定义，做一个中国人在香港似乎不再是理所当然。这也带出一个过去我们绝少会问的问题：在香港，甚么人会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把促成本土身分认同的解释直接倒转过来，因为相对于香港人身分而言，“中华民族”之内包含更多政治与文化上独特的族群。一个人要对“中华民族”产生认同感，往往需要接受或容忍更多族群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包容并非单单透过减少本土主义便可培养出来的。
过去的民调显示，年轻人对中国人身分认同普遍较年长者低，因此，主流的解释倾向以不同年龄层的集体经验为分析重心。这些分析非常重要，但它们尚未能解释同代人之内的差异。事实上，参考香港大学过去的民调，尽管本土身分在18岁至29岁的人口中较普及，但在这个年龄层内仍持续有超过30%的人表达一定程度的中国人身分认同。而且，如果较年长的人的经历令他们建立并维持中国人身分认同，那么为什么回归后政府不断透过学校及媒体建构年轻一代港人的中国人身分认同，却无法达到相同效果呢？
除了代际差异之外，其他解释强调个人的经济和政治考虑。例如，学者Steinhardt, Li 及 Jiang 的研究（2017）发现，愈信任中央政府的人，愈容易维持中国人身分。然而，目前尚未有证据确立两者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在政治学文献中，民族或种族身分认同往往是人们对政权有不同信任程度的其中一个原因，而非结果。而且，我们也很难解释为何不少传统民主派支持者既反对中共又视自己为中国人。
对社群的信念如何影响身分认同？
在最近一项研究中，我提出香港人的中国人身分认同，或取决于一些关于人类社群的基本信念。具体一点来说，他们到底倾向相信社群的特征会受外在环境影响，抑或是难以改变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会认真讨论自己所拥抱的多个身分（如“中大人”、“沙田友”）背后是否真的有一些根深蒂固的特征。然而，心理学者发现，人们对社群的可塑性（group malleability）的想法原来存在显著分歧，而这些分歧会影响他们面对社群问题时的态度及行为。根据 Molden 和 Dweck （2006）的观点，人们对社群的信念大致可分为两类：可塑（malleable）和固定（fixed）。前者假设社群的属性以至当中成员的行为皆是由环境决定，会因领袖变化等外部因素而改变；后者则相信社群的特征是（近乎）固定的，甚至与生俱来。我们经常听到的“民族性”、“族群基因”论（如“古巴人有快乐的基因”），隐含的正是此类信念。
那么，我们对社群可塑性的想法跟族群认同有何关系？族群身分是我们理解自我的重要部分，然而，它亦可与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及信念产生冲突（Chiu & Hong 1999）。可以想像，当一个族群身分包含的分类愈复杂，彼此矛盾愈多，这些冲突便愈常见。而面对冲突，我们一般有两个选择：一是把矛头指向族群内某部分或全部人，与他们割席，然后改以一个较狭窄的定义去界定自己的族群身分，使之与自己的价值观变得一致。在香港，近年社交媒体涌现各式各样中国人跟香港人的简单对比，结论大同小异，就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正正反映不少港人透过建立本土身分来回应他们所面对的价值及文化冲突。
另外一个选择是容忍这些冲突，与之共处。这并非不可能。相信族群是可塑的人或会认为既然民族身分与自身价值的差异来自外在环境，而非所谓的“民族劣根性”，那这些暂时的差异或许是可以容忍的。他们可能也会认为，只要易地而处，自己也会发展出相似的行为及文化，从而减少他们与一个看来是充满矛盾的民族身分割席的机会。我们身边或许也有这样的朋友，他们对中国并非没有不满，但他们会告诉你，那些是制度及政治领袖的问题。例如，过去不少人会说“爱国不爱党”，反映的正正是这样的一套逻辑。换句话说，社群的可塑性为他们在中港矛盾中维持中国人身分认同提供了一个基础。
在香港，甚么人会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我和教育大学的一班同事透过电话随机访问1032位香港成年居民。我们采用学者 Halperin，Cohen-Chen 及 Goldenberg（2014）设计的四条关于社群可塑性的问题，去量度受访者到底有多同意社群的特征及文化乃环境决定。另外，参考传统的做法，我们要求受访者选择一个最能描述自己的身份：“香港人”;“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中国的香港人”。当然，一个人可同时拥有多个身分，但今次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比较“香港人”与“中国人”身分哪个在香港较受欢迎，我们只希望识别出愿意承认中国人身分的受访者，并了解他们对社群可塑性的信念。为方便分析，我把“香港的中国人”与“中国的香港人”合并为混合身分。最后，问卷还包括一系列与新移民及中华民族相关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在此逐一介绍。
电话访问的结果初步确认了我们的假设：首先，相信“社群是可变的”的受访者较那些视“社群为固定的”的人，更认同中国人身分。其次，相信“社群是可变的”的受访者较倾向认为“中华民族”包含不同的族群。相反，相信“社群是固定的”的受访者较倾向视“中华民族”为单一的群体。最后，结果同时印证了一些流行的解释：年纪较大、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者较大机会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值得留意的是，对香港经济状况较满意的人反而有较低的中国人身分认同，反映个人经济状况与身分认同的关系可能比传统的假设更复杂。
当然，以上的结果未必能完全满足我们对因果关系的关注。为了测试人们关于社群可塑性的想法会否导致他们更加认同中国人或混合身分，我在香港一所主要大学招募了200名本地学生参加实验。参加者被随机分配到两个不同的组别，并阅读一篇由我们撰写的“科普文章”。其中一组的参加者的文章会强调一个族群所表现的不礼貌不文明行为是教育或环境影响的结果，另外一组的文章则指出这些行为反映一个群体的固有特质。当然，为免影响之后的调查，这些文章没有提及中华民族及香港。参加者阅读文章后便会填写调查问卷。为免他们猜测实验的目的，问卷除了身分认同的问题外，还包括一系列与今次研究无关的社会议题。实验完结后，参加者会被告知实验的目的，及学界相关研究的信息。
虽然参加实验的都是大学生，但实验结果与我们之前的假设依然一致。首先，两个实验组别的参加者对社群的可塑性的看法有显著差异，表明“科普文章”成功刺激他们对有关议题产生特定看法。其次，那些收到强调族群可塑性文章的参加者普遍比另一实验组别的参加者有更高的中国人身分认同。由于参加者所阅读的文章乃随机选出，我们有较大的信心推断参加者关于社群可塑性的想法与中国人身分认同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这些结果对我们有甚么启示呢？迄今为止，很少民族认同调查会有系统地量度受访者对社群可塑性的看法。是次研究提出证据，显示这些看似与政治无关的抽象信念会影响个人的身分认同。今天全球环绕身分认同的冲突此起彼落，我们有必要找出，是甚么导致很多文化上有共通点、表面上能够和平共存的群体（如香港人和内地人）隔阂越来越深？
另外，我们过去可能认为民族认同是建基于某些对共同传统及历史的迷信之上，因此，不相信社群有固定特征的人，他们的民族身分也不会坚定。然而，在今次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些人反而是较可能认同中国人身分的一群，反映社群可塑性的信念或许有助维持一些（相对本土身分而言）较多元的族群身分的认同。
当然，我们下一步要问的是，这些关于社群可塑性的不同信念是如何发展出来的？相关的研究刻不容缓。自2000年代以来，香港政府不断努力提高市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通过社会组织，课程改革和交流活动，香港人，特别是学生，被灌输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有共同的历史及文化，中华民族各成员的关系“血浓于水”，彼此“同根同心”。与此同时，中国内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及差异则被有系统的掩盖。在中港两地人心愈走愈远的今天，或许我们该问，这些看似政治正确的宣传，会否同时令人对社群产生僵化的印象，或如赵永佳教授（2016）所说，令香港人缺乏面对一个复杂多元的中国的“抗体”，导致他们在面对中港间种种冲突时，对“中华民族”更加抗拒呢？
（李肇祐，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副教授）
参考文章：
Chiu, Chi Yue and Ying Yi Hong. 1999. “Social Identification in a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Role of Implicit Belief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3 (2): 297–318.
Halperin, Eran, Alexandra G. Russell, Kali H. Trzesniewski, James J. Gross, and Carol S. Dweck. 2011. “Promoting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by Changing Beliefs about Group Malleability.” Science 333: 1767–1769.
Lee, Siu-yau. 2019. “Explaining Chinese Identification in Hong Kong: The Role of Beliefs about Group Malleabil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DOI: 10.1080/01419870.2019.1583352
Molden, Daniel C., and Carol S. Dweck. 2006. “Finding ‘Meaning’ in Psychology: A Lay Theories Approach to Self-Regulation, Social Percep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61 (3): 192–203.
Steinhardt, H. Christoph, Linda Chelan Li, and Yihong Jiang. 2017. “The Identity Shift in Hong Kong Since 1997: Measurement and Explan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 (110): 261–276.
赵永佳，〈香港2008年，无关痛痒还是民心转捩点？〉，《端传媒》，2016年5月17日。
是身份吧？
啊？就这么短？
一定程度来讲，「中华民族」的概念已经被中国政府所挟持了。在此挟持之下，基于其自身经济实力及影响力不断提升为前提，按其自我价值观对「中华民族」的形塑权也越来越大，当然这里所说的形塑在某种意义上可理解为对过往的编造想象与对当下的绝对定义。香港本土意识的产生说到底就是对这种编造定义价值观的不认同，因为民族的产生本身就是若干群体间自愿的相互主观身份认同，倘若在其中一方产生某种不认同，并且非常在意，而另外一方不但对其漠视，还要单向强制达成的这种认同，那只会激发更适得其反的抵触与对抗。
中華民族（族裔）和中國人（政治身分）不應該被混為一談。如果將中華民族等同於中國人，背後的意識形態其實是一種大漢沙文主義。
再者，當我們將族裔與政治身分掛鉤，只是更方便中國政府的敘事模式：因為中華民族同文同種，所以必須屬於中國。
回答Leonxia: 不一定
我是看着民族認同一步一步成為一個「問題」的。即便九七前香港人也有身份區分的意識，但那個區分還不是現在這麼本質化的。要謝謝中國政府的幫忙。
雖然我對「比較能接受身份差異的人更能接受中國人這個身份」的說法抱疑。一來，說香港人不能接受差異，那解釋不了這麼多年與各國族群共存的狀態；二來，強調差異應該是對強迫同質的直接反應，正正是漠視差異的反作用力。
这些研究个人觉得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看了半天也没明白啥意思 一会儿又是可塑性了又是劣根性了，能不能讲人话? 香港和内地最大的分歧就是制度，民主和专制的矛盾，如果当年六四成功了，中国转型了，成为现在台湾的样子，你看还有什么港独，什么占中吗? 我敢保证如果是那样的话，每个香港人都会很骄傲的说自己是中国人。
近现代民族普遍是被外力所塑造的，如百年战争塑造了法兰西民族，独立战争塑造了美利坚民族，而年轻的“中华民族”实际上是被十四年抗战所塑造的，而香港要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才被卷入这个进程，所以其实并没有参加到这个现代民族的塑造过程中，现在香港老一辈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也是源于传统的乡土情结而非现代意义的国族意识。
以色列是猶太人為主體國家，但各地猶太人不一定是以色列公民，道理同
我同意楼下的观点，但是我认为认同一个名族＝认同我属于这个名族文化的人。不论民国还是现在的中国，我们都是“中国人”不对吗？我也没见英殖民的香港说自己是英国人呀？
比較能接受差異的人，會比較認同中國人身份，是否已經說明當中其實是有差異？又是否因為能接受差異，才一開始就明白不會對本身是否屬於什麼身份太固化？身份認同本身就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即使當中相似的量可以很多，但相異部分雖量少，幅度卻可以很大，甚至是完全相反。這當中有點矛盾，因為若不能接受包容差異性，世上沒有什麼身份能讓你去認同。對彼此也是同理。
我們要的是一個為市民服務的政府和國家。而不是一個統治我們的党和國。今時今日，我無法選擇生父生母。但系我絕對可以選擇要成為哪一個國家的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