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报导在香港：抵抗时间流逝、采访管控和中央划线 “有些被访者二十周年时找到他们，廿五周年时已经不能接触到了。” 香港传媒人如何年复一年讲述六四？我们采访了《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沛敏和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高级监制薛友德。
半生被称刽子手，戒严部队军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 李晓明是六四戒严部队之中一人，离开中国后，长期受失眠、易怒所苦，近年才去看心理医生。枪响30年后，他说：“虽我没开枪、没杀人，但身为当时戒严部队的20万戒严部队的一员，当时我在部队服役，我觉得也是一种耻辱，有一种内疚情感。军人......，在六四中扮演很可耻的角色吧。”
六四去国三十载，若在故土上不能说话，与流亡何异？——张伦专访 他是当年北大高材生、也是广场纠察总长；是语言不通而茫然失措的流亡者、也是大师门下的高足；是被三个孩子弄得手忙脚乱的父亲，也是无法床前尽孝的孩子。
评论｜边缘化的六四论述：八九春夏，其实发生的是“两场运动” 对于六四运动的深入理解，需要我们同时跳出这两种叙事：既告别“知识分子中心论”、重视工人和市民的参与，同时承认“民主”的确是工人和市民参与运动的核心诉求。最关键的是，工人与市民所理解的“民主”，和学生、知识分子所拥抱的民主观念有很大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