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逃兵”的谢三泰，30年后解封的民运照片——那个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湾记者们（下）

“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后，报社一直叫我回台湾，我请求好几次让我留下。没用。”台湾摄影师谢三泰说，“他们断绝我的经济来源，当时住饭店、吃、喝用的都是外汇券，人民币上盖个章，就能赚我们二十多倍的汇差。我一下就没钱了，没钱就没辙，只好回来。”

“我拍的最后一张照片，是民众朝毛泽东像泼漆的照片。”回台湾的十天后，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惨遭血洗，八九民运从此成了谢三泰心里永远的痛。这30年来，他选择尘封这批照片及回忆，至今讲起这事，他还是语带悔恨，“我觉得自己是个逃兵。”

就在八九学运的两年前，台湾开放民众到中国探亲，同样在1987这一年，谢三泰进了《自立晚报》担任摄影记者。同年9月，他在桃园机场的候机室拍下同事徐璐、李永得和发行人吴丰山的照片，待徐、李二人搭机离台，回程车上，吴丰山才神秘兮兮地跟他揭晓，“三泰，我们正在执行一项历史性的任务。”问任务为何，吴笑称，“到中国。”

“我在台湾跑街头运动，没想到北京居然也有街头运动可以跑。”

1987年，《自立晚报》成为首个进入中国的台湾媒体，当时是非法行动，报社保密到家。事后更引发徐李二人回台被移送法办的轩然大波，最终获判无罪，二人俨然成为记者界的明星。“从小到大台湾教育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教你中国历史和地理，又一直被灌输说他们很穷，都在啃树皮。”彼时才30岁的谢三泰直言自己也很好奇，“我真的很想亲眼看看它到底是长怎样。”

1989年4月17日，谢三泰再度受派机场，只是这一次他不是到候机室拍照而已。当时台湾政府除了放宽探亲，终于也开放媒体进入中国采访，“我们是第一批合法进入中国的台湾记者。”谢三泰从报社接获指令，要去对岸拍摄亚青杯体操赛、亚洲开发银行年会、前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戈尔巴乔夫)访中行程。亚银年会台湾由时任财政部长郭婉容出席，这是第一位到中国出席国际会议的台湾政府官员，当时倍受注目。

就在采访团出发前两天，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心脏病发猝逝，北京高校学生自发悼念，开始在天安门广场集结。知有此情，谢三泰自香港转机北京后，一落地便忙和讲好集体行动的采访团分道扬镳。他人还拎著行李，已跳上同家报社的文字记者黄德北来接应的出租车，驱车直往天安门。

1987到1989年间谢三泰任职《自立晚报》时，适逢台湾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几乎每天博爱路、立法院都有陈情抗议活动。当时的重大街头运动，举凡机场事件、五二〇农运等等，谢三泰以摄影记者身份几乎无役不与，还常私下提供拍摄的照片给党外杂志和一批反国民党影像工作者组成的“绿色小组”。

听到天安门有学运，谢三泰情绪有些亢奋，“我在台湾天天跑街头运动，没想到北京居然也有街头运动可以跑。”

“他问我，你是外省人啊？”

当时的他自然不知道，这场运动将演变成一场血腥屠杀。“台湾采访团的摄影记者多是跑体育的，不太去天安门，毕竟那是危险的工作，可我觉得很刺激。”谢三泰成天揣著个相机奔波，成了人群中的醒目标的。“无论是在北京街道上，或是到天安门广场，只要我相机一拿起来，人就围过来了。”

“他们冲著我问，你打哪儿来？”学说儿化韵的谢三泰显得有点吃力，“我不太清楚对方底细，既然自己中文腔调是南方的，就顺势说我是南方人。还不死心，追问我，南方哪里啊？靠，我还真不知道要怎么讲，又想了想，我爸妈祖籍是泉州，就改口说我是泉州人。”

“到后来我才慢慢松口说来自台湾，有个厦门大学的学生听我这么说，就开始跟我用闽南语抬杠。”听到熟悉乡音，谢三泰的神情显得轻松不少，可让他错乱的事不独一桩，“还有一次，我跟个学生说我从南方来的，他问我，你是外省人啊？”

围绕身前攀谈的学生固然亲切，可跟文字记者分头行动的谢三泰孤身北京，仍感到顿失所依，“在台湾跑群众运动，人围过来的时候要很警觉，要判断究竟是请愿人士，还是所谓的‘抓耙子’(编按：指会向官方通风报信的民众)。几年记录运动的经验累积下来，才慢慢找到方法，譬如跟两、三个记者群体行动，知道怎么跟群众和警方搏感情。”

“可是在北京身边没有同业，外表装没事，心里其实一直处在很紧绷的状态。”当时从当地官方主导的媒体无法得知任何相关新闻，来自学生、文字记者，或台湾报社的信息都很有限。“事后我才知道中南海里李鹏、赵紫阳之间的政治斗争，可当时在现场还真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只记得到了4月20日那天，感觉不太一样。那一天有点小雨，学生撑伞藉吊祭胡耀邦之名集结，最后整个移师新华门。门里头就是中南海，学生和武警发生冲突，开始推挤。”谢三泰说，“我拿著摄影机拍，心想万一门一开，解放军就出来了怎么办？”

谢三泰指著照片里写著“新华门”楷书的横匾，当时他将相机高悬头上，拍学生推挤时镜头没有晃动，单从画面丝毫读不出记者的忐忑，但如今的他仍心有余悸，“置身极权国家，会发生什么状况，没有人知道。”

“饭店的人听到声音他以为你在打电报。”

“我扛了一整个暗房去，放大机、显影药水盆、暗袋、冲片罐，还有底片，黑白、彩色和幻灯片都有。”回到下榻的西苑饭店，谢三泰动手改装厕所，一个大男人委身小室里冲印放相。“相片洗成5乘7吋大，5乘7吋就是A4一半大小，拍下当天就传回台北。”

“那时候没有网路，要传输一张照片要透过国际电话线，还有一台我从台北带去的，由美联社独家研发的滚筒传真机。”他边说边比手画脚，“滚筒大概这么大，边上有卡榫，照片附著在上面。一张黑白的照片传输过程要7分钟，彩色要21分钟，RGB的嘛。”

“传真的声音也蛮大的，喀啦喀啦喀啦。”谢三泰先是模拟传真机声响，然后切换成拍击声，“咚咚咚，饭店的人听到声音他以为你在打电报，敲门关切，咚咚咚。我打开门，对方问，你在干嘛啊？我若无其事地说，没有啊，传照片。然后拿洗好的体育照片给他看。”

“你知道吗？电信房都知道你在使用国际电话，时间一久，他们想知道你在做什么，讲白一点，饭店里头的干部都是中共的人。”有时候电信莫名就被切断了，“断线就要重来，我天天被传真搞得很不爽。”

“有一次我怎么传都传不出去，怎么挂线都挂不上去，挂上去就断，挂上去就断。我气到当下提著传真机，跑到同业住的另外一家饭店，我付他们一些电信费，就在他们那里传真。”谢三泰赌气道，“说什么也要把照片传回去。”

“我和文字讨论做学生领袖的专题，我选择王丹。”

在广场上久了，谢跟学生渐渐熟络起来，“两年前《自立晚报》已经在北京大学打响名号了，他们会问我徐璐、李永得怎么样？也问我台湾现在怎么样？”如今看来，谢三泰有点哭笑不得地说，“我跟他们说台湾很自由，他们也跟我说他们很自由。”

“我当时在现场确实很惊讶，不是一个极权国家吗？怎么容许学生在这里集结这么久，后来当然知道是里头在政治角力，才放纵学生如此。”4月底前的学运现场，在那官方尚未定性学运、宣布戒严和展开镇压的时刻，他指认犹在广场上流窜的乐观气息。盯著笔电萤幕上学生冲著镜头笑的照片，谢三泰有些出神地说，“当时的政治氛围说不定比现在还宽松。”

他的镜头也捕捉到许多学生领袖拿著扩音器的画面，包括柴玲、吾尔开希，还有王丹等人。谢三泰隔著相机，将挂戴著一副大眼镜的王丹，以及他的领袖气质巨细弥遗地看在眼里，“在天安门广场，我发现王丹这个人讲话很有条理，很实在，特别有好感。我和文字讨论做学生领袖的专题，我们打算在自立做个半版。”谢三泰向黄德北指定，“我选择王丹。”

“王丹在天安门广场上讲话很有煽动性，可下台的时候，却有反差，是个很可爱腼腆的年轻人，要上镜头还要整理一下头发。”为了制作专题，谢三泰、黄德北跟著王丹中途离场回到北京大学，“不到3坪的宿舍里塞著6个，还是8个上下舖，我们还参观他们在学校里办的北大沙龙，类似英国肥皂箱的概念。”

“他们生活拮据，可是满腹理想。我也和王丹聊到他父母对他做这些事的支持，虽然常常他说很多话，然后那北京口音我也不完全懂，你知道。”谢三泰说，“可我心里很佩服，觉得这个朋友值得交。”

“那是一种很浪漫，很浪漫的革命情怀。”

“20多年后王丹来台湾教书，我和他在网路上约好碰面，亲手把当时拍他的照片给他。他问我，有没有打算把这些东西整理成摄影集？我说不行，我跟他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待到六四。”都几年的事了，他还是很纠结，“王丹跟我说，没有全程参与有什么关系？你参与的部分很少人看到。我说好，你下次回来再说。”

就这样又拖了七、八年，直到2019年八九民运30周年的今天，谢三泰终于在台湾摄影师前辈张照堂的煽风点火下，出版他记录八九学运的摄影集，名为《吼叫1989》，“我请王丹给我写序，他二话不说就写给我。”

我们在桌案两端，就著笔电光束，浏览正处在付梓阶段的摄影集电子版。就像王丹所说的，谢三泰以摄影机见证的现场，和那些思及六四，几乎已成膝跳反射般显影的画面——兵临城下的武装部队、坦克人、溅血场景与民主女神像确实不同。

在这群黑白影像里，无论是北京街头的常民、自治会的高校学生、医护人员和电台媒体，甚或武警和解放军，他们朝镜头比划摆定的多是和平手势，他们的眼里和脸上的光彩，混合著某种荣誉感和令人心碎的一派天真。

“这些高校学生文学底子比台湾学生要强，还有人把遗书穿在身上，告诉爸妈，请原谅他们的自杀行动。”看著白布条，因墨渍喷散似仍未干的口号，他像发现新大陆，惊奇于北京学生运动里掺混著的浓烈文艺气息，言谈至此他的脸上似有30年前、而立年纪的神情，“那是一种很浪漫，很浪漫的革命情怀。”

“戒严开始，解放军一车一车载到二环之外，……当时警民相安无事，还特别握手，摆给我拍。”

谢三泰在北京待了40天，几乎天天去广场报到，他待的时间或比一般外媒都要长，却是没走完全程。5月20日李鹏宣布北京部分戒严不久后，报社顾及人身安全，召回了谢三泰。

职是之故，谢三泰亲眼见证的浪漫革命最戏剧性的片刻，至多是学生绝食不支送医的时候：“后来我住到多数外媒驻在的北京饭店，人称写字楼，到了晚上喔咿喔咿喔咿(编按：救护车警报声)不绝于耳，就知道又有学生被送到协和医院。”

是游行群众坐大的时候：“开始有声援的民众，包括《人民日报》、电视台都慢慢加入行列。好像是517那天，我们从北大走到天安门，走了整整一天。队伍好长，塞满天安门广场，整个都塞满了。那段路，没有几百万人，塞不满。”

是解放军逼近对峙，但尚未执行镇压时候：“戒严开始，解放军一车一车载到二环之外，民众阻拦军用车，用各种方式围堵不让他们进来。当时警民相安无事，还特别握手，摆给我拍。”

是人前激昂呐喊，人后仍有拉撒需求时候：“有把公车拿来当作屏障，也有把公车改装成厕所的，我就进去过一次。一进去，每个屁股都对向我，学生也是，大妈也是，前后左右都开放的。那味道我不会形容⋯⋯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景象，很可怕，我真恨自己，当初怎么不拍一张照片。”

最多最多，也就是那最后一张民众朝毛泽东泼漆的照片：“拍那张照片时我真的很紧张，当时已经城管，整个氛围都不对了。我只敢远远的拍，根本不敢靠近。拍完之后我就冲回饭店，冲照片，传回台湾。”

“那个时候，他们是有机会变成一个开放的国家的。”

“召回还好，但到六四之候，我的心情很不好。”回台后，谢三泰辗转拿到一卷指定转交给他的录音带，“那时候录音带很小一个，录音机也很小，可以藏在怀里。中国记者朋友在六四现场录的，可是我实在没有勇气去听。”

终于提起勇气听了，“里头都是砰砰砰砰的枪声⋯⋯好像也有对方在挣扎的声音。”高头大个的谢三泰把话说得断断续续，“我心里很不舒服，不知道从何联络对方，根本无从联络起。”

2000年初的时候，谢三泰受邀去北京拍照，这才重新联络到中国《民族画报》的另一个记者。“我问他说，这个人跑去哪里，他说不见了，不知道⋯⋯哎。”说到这里，谢三泰把话打住，说要去抽根烟。

“坦白讲，30年前的事情，我一直选择忘记。”根烟成烬，对坐者回来，他的眼里残些水沫，鼻翼仍轻微充血。不愿回顾，除了缺席的遗憾，恐怕还有一份浓重的无力感。“你知道，在那个信息不对等的社会里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采集影像，如此而已。”

“我把我在台湾接触到的社会运动，经验和公式套在那里，去拍那些照片。”谢三泰曾将看顾台湾社会的热望投向对岸，曾以影像采集过他们眼里燃起的期待，“回头看，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他们是有机会变成一个开放的国家的。”

相对于小录音带里卷动与回放的痛楚，谢三泰的黑白影像守护与封存的，是在希望被碾压败坏之前，人心还滚烫搏动，难以按捺掩息的理想和激情。

“某种程度上，台湾的学运也是跟北京八九学运学习。”

六四之后，谢三泰负气在核销单据里夹了份辞呈，毅然决然离开报社。然而，不出两、三个月，《自立晚报》还是把他劝了回去，谢三泰和他的相机再次复出江湖，还是照常对准了运动现场。

1990年3月，中正纪念堂的广场上，九名台湾大学学生拉开了“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白布条，揭开了野白合学运的序幕。“后来学生成立了全学联（全国学生运动联盟），这些学生组织慢慢懂得怎么跟政府讨价还价，具体地提出像是‘解散(万年)国会’这些主张。”

“某种程度上，台湾的学运也是跟北京八九学运学习。”谢三泰从台湾的社会运动拍到八九学运，又回身在台湾学子身上看见被感染的理想和激情。“那个时候，我也是天天陪学生在现场，把一些经验跟他们分享。”

只是这一次，他走完了全程，也看到了故事的不同版本。野百合学运成功废除万年国会，推进台湾民主。自此，台湾和中国的命运在89、90年之交，走上截然不同的岔路歧途。

“后来我辗转拿到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摄影集，我发现中国官方通过影像，意图要将八九学运群众定性为暴民。”说起这事，谢三泰语气有些高亢，“那些照片远比我想像的还血腥，尸体多到我看了震撼不已⋯⋯但他们只片面呈现官方的死亡，通过照片想扭曲事实为：是这些暴民纵火等暴动行为，致使解放军不得不展开镇压。”

“我在上纪实摄影课的时候，我跟中国交换学生说，中国1989年有一个叫做六四天安门事件，知道吗？他们说，不知道。纵使知道，他们也说不知道。”谢三泰像在绕口令，“他们那是选择不知道。是家长要他们噤声，或是家里和学校根本不告诉他们。”

“我又逼问他们，你们知道当时死了多少中国学生？”30年来不愿提的，谢三泰终究还是记挂在心上。当他发现遗忘成了一种噤声的策略，他知道，该是时候由他和他的摄影来让那些被消音的，被再次听见。

如今面对选择遗忘的人，谢三泰选择不再遗忘，他对著他们说，“八九学运时，我30岁，在那里待了4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