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通胀中的六四：失败的改革如何引爆革命

六四发生的前一年，全中国都在抢购。杭州市民在夏天抢购毛衣毛裤；四季如春的昆明，人们抢购滞销的电风扇；武汉有人一次性买200公斤食盐；南京有市民买下500盒火柴；广州有一位女士扛回10箱洗衣粉。“越涨越抢，越抢越涨”——中国人记忆中的上一次通货膨胀，还是国共内战时期的“金圆券”危机，如今中国的教科书还常常将其视为国民党“腐败无能”的证据。

政治压力迅速上升。副总理田纪云在国务院会议上发出警告：“如果（物价）搞到两（位）数，我们能不能稳坐在这里开会？”

两位数最终还是出现了。1988年中国的官方通货膨胀率是19%，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按照这个速度，物价每三年多，就要翻一倍。

1989年4月间，与学生几乎同时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聚集的，是北京的工人和市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包括通货膨胀、腐败和政府的无能。六四运动中，抗议通货膨胀、抗议“官倒”（官员利用权力倒卖重要物资谋取利益）、以及抗议腐败的诉求贯穿始终。由经济混乱所引发的市民和工人对政府的强烈不满，是天安门抗议迅速从学生行动扩大为普遍社会抗议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到底是什么引发了物价失控？是什么让表面上用意良善的改革反而引发了革命？1980年代的这一场通货膨胀故事，是理解中国改革逻辑的一个核心线索。

价格双轨制：权宜之计还是“没有输家的改革”？

全世界的经验都显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物价上涨无法避免。

如果说市场经济有一个最大特征的话，那就是“价格”。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正是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之下，“自发”地做出各种经济决策。没有价格，也就没有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当然也有名义上的“价格”，但往往是不真实或者扭曲的。年龄稍长的中国人会很熟悉那个买东西需要各种“票”的年代——有钱并不能保证买到东西，还需要“凭票购买”。这些“票”，本质上是政府的物资配额，是以行政取代市场对资源进行支配的表现。“价格”在计划经济下，大部分时候只是一种会计手段，不能反映市场供需关系，也起不到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经济，价格的信号作用极其有限：农民以人民公社为单位，以指定的价格，将农作物卖给国家（土地无法交易，所以没有价格）；城市工人在国营企业中，领取国家指定的工资，购买由国家指定价格的消费品；国营工业部门以指定价格购入原料，再以指定价格，卖出产品；银行以指定的价格（利率）贷款给国营企业，再以指定的价格吸收存款。

价格信号失灵的后果，就是普遍的“短缺”。缺少价格调节，有需求的商品生产不足，而没需求（或者质量不好）的商品则生产的太多。这常常造成严重后果，如1958-1962年期间造成上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官方称“三年自然灾害”），原因之一，便是以“配额”取代“价格”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严重扭曲资源配置，造成生产严重不足。

计划经济的另一特征是相对价格的扭曲，主要体现为“城乡剪刀差”，其本质是以农村补贴城市，以农业补贴工业。国家以低于市场价向农民收购粮食和原材料，再以低价提供给城市和工业部门。因为城乡隔离（户口制度）的存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8亿农民无法离开农村，长期忍受极端贫困。而城市居民和国营企业的工人，则受惠于制度性的补贴。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旦市场化改革开始纠正这一补贴，城市居民和工人的相对利益就会受损，这也是为什么80年代通货膨胀在城市和工人中激发了极大不满。

社会主义制度再“优越”，人民吃不饱饭终究还是说不过去。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决策者终于承认计划经济是死路一条。开始经济改革后，市场化的价格也随之出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在完成国家收购指标之后，可以将剩余的收获以高于官方定价的市场价格卖出 （“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因此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而这本质上就是一种价格双轨制：同样的产品，有两种价格。

改革往往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经济学家钱颖一、刘遵义和罗兰（Gérard Roland）在1997年的一篇经典文章中将中国的价格双轨制总结为 “帕累托优化”(Pareto-improving)，也就是一种既在增加全社会福利的同时，不造成任何人福利损失的方案。价格双轨制是在不触动计划经济“存”量蛋糕的前提下，对经济“增”量采取市场化分配的方法。这使得改革在政治上避免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在经济上避免了短期的剧烈波动，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没有输家的改革”。

然而价格双轨制的前提，是政府可以通过再分配来平衡受益者和受损者的利益分配，甚至还需要主动维持一些计划经济的旧有做法，这就制造了权力寻租和经济套利的空间。同时，全世界的经验都显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物价上涨无法避免。以食品为例，中国的农民长期被迫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政府出售农产品，一旦实行市场化定价，食品价格必然大幅上涨。为了平抑食品价格的冲击，政府势必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来补贴消费者，而财政缺口需要货币增发来弥补，这就推动了通胀。

1985年，改革从农业和农村，进入工业和城市。价格双轨制这种一部分资源由政府分配、一部分资源由市场分配的改革思路，也作为一种成功经验而被全面推广。官方定价的工业产品从1984年的120个大类，缩减了一半，到1987年的60个大类；根据官方统计，1986年，53%的钢铁，42%的煤炭，16%的水泥，以及30%的木材由政府实施计划供应，其余全部采取市场化供应 。1987年11月，在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人民日报》宣布，全国范围内，50%的原材料已经实现市场化配置。

到此为止，中国的价格改革大体是成功的，农民收入增加，城市物价上涨速度可以接受，经济也出现了良好的增长。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0%，平均物价涨幅却控制在5%以内，是相当好的表现。

“价格闯关”：提出，搁置

在补贴和通胀之间，政治家常常倾向于后者。逻辑很简单，取消补贴，一小部分人承担了大部分代价，容易形成集中的政治阻力。而通胀，则是以“铸币税”的形式让全体社会平摊改革代价，不容易形成集中的政治阻力。

然而，价格双轨制终究是一种过渡手段。改革在最初的十年内，完成了从国家几乎完全包办资源分配，到50%的资源由市场分配的变化，自然是极大的进步，但这远非理想。套利驱动下，腐败滋生。

根据经济学家张曙光的整理：1986年3月，时任中国国家总理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两次讲话，认为当前是新旧体制胶着对峙、相互摩擦、冲突较多的局面，不宜拖得太久。因此，要在1987年和1988年采取重大的步骤，促使新的经济体制能够起主导作用。国务院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随后提出了一份价格、税收、财政、投资的配套改革方案，希望向市场经济加速前进。

这一份方案建议以钢材为突破，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两轨并一轨”，使钢材价格全面市场化。钢材是最重要的的上游工业和建筑材料，一旦实现完全市场定价，将带动工业和建筑业整体向市场定价转轨。

但这个方案的挑战和风险也同样巨大。以6毫米圆钢为例，当时的计划内政府定价是693元/吨，而计划外市场的均衡价格在1200元/吨，相差近一倍。要实行价格并轨，必然产生政策两难：如果原材料价格大幅提高，政府又不对国企增加补贴，那么工业产出和基础设施建设将要萎缩，经济会减速；如果既要保证经济增长，又要价格并轨，那就需要政府加大补贴。而这又意味着必须开动印钞机增加货币投放，否则财政无法维持。而货币闸门一开，通货膨胀将无法避免。

同时预测上游产品造成的通胀，在技术上非常困难。1986年，赵紫阳问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如果实施钢材市场化定价，会有多少通货膨胀？安志文承认说“我说不准”。（注）因为在此之前的中国价格改革，只调过最终产品，没有调过上游产品。一旦钢材调价，小五金、农具、机械工业、建筑材料全都要调价，最后通胀会是多少，没有人能够准确计算。

鉴于物价风险，1986年的改革方案即便得到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最高决策者的一致认可，但赵紫阳仍然顾虑重重，最终在1987年11月决定搁置。据张曙光记述，在1987年8月7日的一场谈话中，赵紫阳讲了老实话：“决策者不是避开价格风险，而是要避开政治风险。”事后证明，赵紫阳的担心绝非多余。

需要再次说明：通胀风险的根源并不是调价，而是货币的超发。诺奖得主，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有名言：“无论何地，通货膨胀都永远是货币现象”(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

就是这位弗里德曼，1988年初在另一位经济学家张五常陪同下访华，并与赵紫阳见面。两人讨论的重点就是中国的改革与通胀难题。根据张五常记述，赵紫阳对弗氏坦言“正当我们准备进一步进行价格改革时却出现了难题，既明显地出现了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能不把今后的价格改革同治理通货膨胀一起来考虑。”

弗利德曼则说：“…抑制通货膨胀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约束货币供应量，在中国就是要少印钞票…我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不在于投资或消费，而是钱印得太多了”。弗氏并不是第一个提出通胀警告的人，1985年9月的巴山轮会议上，另一位诺奖经济学家托宾（James Tobin）就警告说中国有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并建议采取紧缩政策。

从1979年开始，中国经济的所有指标都比以前要快得多。投资和消费双膨胀的背后，是货币流通量的迅速扩大，平均每年货币增速超过20%，1984年和1988年的货币增速更是史无前例地超过40%。也即，出现“货币超发”。

在中国 “帕累托优化”的逻辑下，政府往往需要补偿那些因为改革而可能利益受损的人，他们可能是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国有企业，也可能是食品价格上涨的城市居民和工人。而这样的财政补偿，往往需要以发钞支持，否则企业就会减少投资，居民会减少消费，经济就有可能衰退。这是一个常见的“转型陷阱”：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诸多东欧国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往往在高失业和高通胀之间进退失据。

在补贴和通胀之间，政治家常常倾向于后者。逻辑很简单，取消补贴，一小部分人承担了大部分代价，容易形成集中的政治阻力。而通胀，则是以“铸币税”的形式让全体社会平摊改革代价，不容易形成集中的政治阻力。但必须注意，这里的前提是通胀在可控范围之内，一旦通胀超出限度，那将是全社会的动荡。

突进，溃败

通胀一旦发生，很难立刻停止。在供给不增加的前提下，政府本能的“限价”举措，反而可能加强通胀预期。两位数的通胀，伴随着政府在半年之内经济政策180度转弯的强烈不确定情绪，贯穿了血雨腥风的1989年。

1988年，陷入泥潭的改革，已经快要被革命赶上。价格双轨制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政府定价和市场定价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官倒”横行。以钢材为例：如果有办法以政府定价购入，再以市场定价卖出，一转手便是近100%的利润，民怨日盛。

此时的中国最高政治权威邓小平，与改革执行者赵紫阳，在价格改革问题上并无明显分歧。甚至可以说，在经济改革的速度问题上，邓小平很多时候更为激进，他在1988年5月，发表了著名的“过五关斩六将”谈话。 “价格闯关”在一种近乎悲壮的气氛中展开：“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这次副食品价格一放开，就有人抢购，议论纷纷，不满意的话多得很，但是广大人民群众理解中央，这个决心应该下。现在过这一关，能否成功，今天还不能讲，但我们希望成功…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要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懂得，这是很艰苦的工作，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

而此时的赵紫阳也转变了态度，他在增长和物价这个两难选择中，选择了增长优先。在1988年4月的专家座谈会上，赵紫阳说：“生产资料两种价格，问题太大了…我们是到了不进则退的时候了…轮番涨价要承认它，关键是如何驾驭它，如果物价涨了，工资也能提上去，经济有发展了，我看就不怕”。

一边印钞机还开着，一边又有强烈的涨价预期，一场通货膨胀的“完美风暴”终于撞上了中国经济。1988年4、5月份，部分地方发生了零星的抢购。存款利率远远低于通货膨胀率，上半年银行现金支出增长46%，居民排队取钱。6月物价上涨17%。 7月，政府放开部分烟酒价格，强化了涨价预期，通胀率达19%。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提出“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当月冰箱、电视、洗衣机增销83%、56%和130%，商场挤压的残次品也被一扫而空。

在两位数通胀下，北京被迫“急刹车”。8月29日，代理总书记赵紫阳提出明年工作重点从“深化改革”，转向“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翌日，总理李鹏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物价的紧急通知》，经济政策开始转向收缩。然而价格有其“粘性”，通胀一旦发生，很难立刻停止。在供给不增加的前提下，政府本能的“限价”举措，反而可能加强通胀预期。两位数的通胀，伴随着政府在半年之内经济政策180度转弯的强烈不确定情绪，贯穿了血雨腥风的1989年。

有些讽刺的是，让许多人付出政治乃至自由代价的这一场悲壮价格改革，最终的完成，竟然是因为六四之后中国的经济寒冬：经济从过热转为停滞，市场价格下跌，与计划价格逐渐靠拢，价格闯关的难题，自行消失。

三十年后改革的保守底色

单兵突进的激进改革酿成了悲剧性后果，这一历史经验成为了后世中国政治精英的某种创伤记忆，也给之后三十年的改革涂上了一层保守的底色。自此，改革的话语开始强调“顶层设计”，渐进、折中、稳健的思路开始成为主流。

1988年的通货膨胀是六四爆发的直接导火索之一，也是为什么天安门抗议迅速地从一场北京的知识分子运动，迅速扩展到了市民和工人阶层，乃至全国各地。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1988年的物价失控，其直接原因并不是政府拒绝改革，而正是因为改革的突然加速。单兵突进的激进改革酿成了悲剧性后果，这一历史经验成为了后世中国政治精英的某种创伤记忆，也给之后三十年的改革涂上了一层保守的底色。此后每每出现“迅速过河”的市场化改革提议，88年的“落水”经验便鬼魅般浮现。自此，改革的话语开始强调“顶层设计”，渐进、折中、稳健的思路开始成为主流。这并没有让中国经济从此就一帆风顺（邓小平南巡之后，1993-1995再次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更加造成改革阶段性地陷入停滞的泥潭。

1988年的通货膨胀提醒了中国社会，改革不可能无痛。但问题是：谁应该来承担改革的代价？计划经济显然是死路一条，但计划经济没有通货膨胀。面临市场经济的通货膨胀，许多人又将矛头指向改革派，对于从始至终反对市场改革的保守力量来说，价格闯关的失败提供了一个反攻的良机，北京迅速刮起了一股“倒赵风”，矛头间接指向邓小平。而对于自身利益受到冲击的国企工人来说，1988年的通货膨胀则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到底是什么关系？在之后的六四运动中，工人与知识分子，虽然有着表面的联盟关系，但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取向大相径庭，按照一些评论家的说法，几乎成为“两场运动”。这一分歧，一直在今天的中国，都依然具有强烈的分裂效应。

80年代改革理论百家争鸣，其中很重要的一派意见主张从企业经营所有权入手，如厉以宁主张股份制改革，华生则提出了资产经营责任制。现在无法假设如果这些改革和价格改革同时推出，历史会不会有所不同。但即使同步推行企业改革，价格改革仍然要面临通胀的挑战（程度或许不同）。而90年代的中国国企改革经验也显示，决策层最后选择的改革路径其实很有可能进一步冲击、而不是维护传统国企工人的利益。

中国经济今天表面上的成功，很容易让人们忘记改革过程中的曲折与凶险。与官方叙事相去甚远的是，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没有什么“宏伟设计”。人们需要摸石头才能过河，谨慎之外，更可能是根本看不到方向。改革从来凶险，所有错误都有代价——包括血的代价。

（杨路，自由撰稿人）

参考文献：

Lawrence J.Lau, Yingyi Qian, and Gérard Roland. Pareto-improving Economic Reforms through Dual-Track Liberalization. Economics Letters. Vol. 55, Iss. 2, August 1997:285-292.

Yi, Gang. The Price Reform and Inflation in China, 1979-1988.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Baskingstoke Vol. 32, Iss. 4, (Winter 1990): 28.

张曙光，《中国经济学风云史》，上卷（II）.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