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斗，没有退路的吴仁华

“我是第一次跟一个戒严部队的人坐在一起。”5月18日，在台北的六四三十周年研讨会上，轮椅上的六四受难者方政说。

1989年6月4日清晨，清场结束，方政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在撤离天安门回校的路上遭遇坦克追轧，失去双腿，同场坦克还施放毒气弹。彼时，吴仁华则在稍微靠前一点的位置，差一点点，捡回了一条命。三十年后，吴仁华成为研究六四真相的重要人物。当年戒严部队中的一员李晓明，是迄今少有公开经历的军人，他坐到方政身边，这两人分别属于加害者及受害者阵营，同以研究对象身份获邀，担任吴的论文评论人。

这个由支联会和华人民主书院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吴仁华是首场发表人，他一身黑色西装，表情肃穆，准备了整整13页长的论文，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以极快的语速连珠炮似地念出包围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番号，当中包括辗过方政双脚的坦克编号为106，乃隶属于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团长为上校罗刚。

方政希望吴仁华能再找出辗轧的命令是由谁下达，如何下达，为何要下达。“我最想知道，已经完成了镇压命令，学生都已经撤出了，为什么还要追杀我们呢？”

但实际上，六四研究已超出吴仁华的负荷，这份落落长的论文，几乎是他自2011年后首次完整书写的研究文章。他本还打算趁六四三十周年之际，将手上已有的700多位受害者名单在Twitter上公开发布。但终没按期公布，“我非常自责，也非常遗憾”。

1989年，吴仁华33岁，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刻，全程亲历了八九民运。翌年流亡美国后，他一直搜集和面对血腥的屠杀资料，常常夜不能寐。2009年起，他发现自己和人交流谈话没有问题，但一打开电脑文档要写六四的研究，就做不下去。“就是心情非常痛苦，脑中一片空白。”

然而关于六四真相的研究，迄今仍是吴仁华生活的最大主题。

一、揭开真相的苦行僧

今年4月中旬开始，吴仁华的Twitter上就不再有别的内容，全是六四、六四、六四。2011年4月15日到6月9日，他已在这个帐户上逐日回顾八九天安门事件，即为其第三本著作《六四事件全程实录》的雏型，此后每年这个时间，都逐日转发。

1989年，他在中国政法大学担任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此前，他是中国文革结束后首届恢复高考就考上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高材生，有硕士学位。他没有料到的是，这些考据学、版本学的训练，日后最大的用处，竟是搜集、比对和追踪六四事件中戒严部队的资料。

从1990年流亡美国至今，他出版三本专著，被视为中国六四真相研究的重要人物。首本《六四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巨细靡遗地记录了6月3日至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第二本《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则破解了19支戒严部队的番号，在6月3日进驻北京城的每一条路线，并附上3000多名参与镇压的军人名单。

这是花费吴仁华最多心力，也是资料搜集难度最大的研究。他先阅读大量中国官方在六四之后美化、嘉奖戒严部队的宣传资料，包括光明日报出版社在1989年9月出版的《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北京戒严部队英雄录》，解放军出版社同年10月出版的《共和国卫士之歌——首都戒严部队英模事迹报告文学集》，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编写的《首都公安干警平暴纪实》等等。

比对这些官方资料，他设定40个以上的关键词，例如“中枪”、“受伤”、“倒地”，在网上日复日地搜寻戒严部队的聊天记录，从只言片语去追踪，再用版本学的方法比对不同人在同一时段、同一地点的描述，确认真伪，最后才能像拼图一样地把每一支戒严部队的进军路线拼出来。

整理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名单，对他来说，是“对个体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尊重”。他说：“像六四屠杀这么一个人权的灾难性事件，没有这两方面的记录，（研究）是不够格的。”

这样特殊的研究方法，令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守在电脑前，“有时候你好不容易在网络上跟踪到戒严部队在聊天，要是离开电脑，你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聊天记录了。 ”正因如此，他有时连续二十几个小时，乃至三十几个小时盯著电脑，长期没有正常的节假日，生活清简，自己简单煮个面就是一餐，像个苦行僧。

然而这样的心血，随著六四事件一年年的过去，已经越来越少被公众看到。在美国洛杉矶生活，他过去以担任《自由新闻导报》总编，来应付日常生活的开支。三本书最初都在香港自费出版，封面下方写著其实不存在、由他创办的“真相出版社”，连封面都是自己用 word 文档设计，“很难看、很粗糙”。直至近年，终于有台湾出版社找他再版。

吴仁华为六四研究的前景担忧。“三十年过去了，你出版那些受害者名录，谁会买呢？”他说。无人买的书，自然不受出版社青睐，若无其他收入，研究者几乎不可能全职投入其中。但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到他的研究，他早已不计成本地将大部分研究成果在Twitter上公布了。谁还在期待六四研究？这样的苦战，是在为谁而战？

在台北的研讨会上，被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政对吴仁华说，他还在期待。“作为受害者，我认为吴老师的工作很珍贵。”他希望吴仁华可以继续研究下去，“把这些军队的罪责确定下来”。

“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到法庭上，找到那个开坦克的戒严军人，跟他对质。”方政说。

找出答案很艰难，但吴仁华无法放弃。研究屠杀逼迫他长年面对血淋淋的资料，又是亲身经历，他形容，时时刻刻让他感到悲伤、痛苦、愤怒。“所以早期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经常深更半夜写著写著，就自己趴在键盘上失声痛哭。”他说，“因为那些都是屠杀的场面啊。”

整理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名单，对他来说，是“对个体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尊重”。他说：“像六四屠杀这么一个人权的灾难性事件，没有这两方面的记录，（研究）是不够格的。”揭开真相的人，无可避免地划破自己的手，可又必须去揭。他告诉自己必须做下去。

二、赌上一生的知识分子

吴仁华的家庭经历过不止一次的政治运动，父亲曾被下放到偏远的南麂岛，他自己也曾在70年代下乡插队。好不容易挨到回城，参加了文革后的首届高考，一举考上北大，特地报一个读古书的专业。“具体做什么不知道，就是想远离政治，躲进古书堆里，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他说。

他出生在中国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一个东海畔的小渔村。考上大学时，他第一次登上由温州开往北京的长途火车，足足搭了30多个小时，没有座位。从1978年进入北大到八九民运爆发前，他一直实践当初的想法，一心一意做个专心学术的知识分子。

出发之前，弟弟从温州来电，问他北京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参加？他回答：“我没事，我还是在学校读书做研究呢。”

但身处北京，知识分子间的友谊建立得很快。吴仁华北大毕业后，去了中国政法大学当青年教师，同事陈小平和曾参加四五天安门运动的王军涛关系不错，常一起过周末，吴仁华也同往。但一谈到政治，他就主动避开，连读书会也不参加。

直到胡耀邦在1989年去世，他回想过往几十年整个学界在政治上的压抑，深感青年知识分子不可再犯“软骨症”，于是才抱著十年寒窗付之东流的决心，赌上一生，卷入运动。

当年4月17日，他和陈小平一同带领八九民运第一次有组织的游行，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祭奠胡耀邦。4天后，北京各高校第一次联合游行，他又说服同事刘苏里拿出原本要打家具的上好圆木，请木匠加班加点做了两块大看板。一个月后，他决定与学生共进退，开始绝食。

更凶险的时刻很快就来临了。6月3日上午，军队在新华门附近的六部口发射催泪瓦斯，动用警棍和木棍来驱散民众和学生，吴仁华感觉镇压随时会发生。

天安门广场熄灯，到再开灯，他形容，那是最恐怖的时刻。“在场所有人都觉得，最后的时刻到了。”

那天下午，他带领一支40人的特别纠察队前往天安门广场保护绝食“四君子”刘晓波、侯德健、高新、周舵的安全。出发之前，弟弟从温州来电，问他北京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参加？他回答：“我没事，我还是在学校读书做研究呢。”他当然没有告诉弟弟真实的情况，“我就是让他告诉母亲，让她放心。”那是整场运动中，他唯一接到来自家里的电话。放下话筒，他就出发去广场。

至6月4日凌晨4点，天安门广场熄灯，到4点半开灯，吴仁华形容，那是最恐怖的时刻。“在场所有人都觉得，最后的时刻到了。”留下来的几千人都抱著死志，吴仁华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最高层台阶上，身后就是刘晓波绝食的帐篷，他一直和同事刘苏里在一起，“我要盯著他，我要让他在我的视线里”。

因为刘苏里的妻子把不到两岁的孩子一个人放在家，跑到广场找丈夫，请他为了孩子，一定要保重。她还哭著拜托吴仁华，“你一定要关照好刘苏里。我就跟她说只要我在，我就会关照好”。

许多民众身上带著血奔到广场，给他们报信。他知道屠杀正在逼近。广场四周布满了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头戴钢盔，手持枪支，还有许多装甲车。广场上空不断有发射子弹划出的弹道，“像节日放礼花一样”。

在这种时刻，吴仁华竟然遇到一位温州老乡，是一位脖子上挂著相机的姑娘。“这是历史的最后一刻，我应该把这最后一刻用相机记录下来。”她说，又要给他照张相。吴仁华想到母亲，觉得这可能是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张照片了，请她照完一定要寄回温州老家。他给这个素不相识的老乡写下老家的地址：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金钗街34号，还写了母亲的名字。对方一口答应。

但直到现在，吴仁华都没有收到这张照片，担心她很有可能已遇难。多年研究六四，让他非常清楚，照相的人在当晚特别危险。天津师大中文系本科生李浩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陈来顺，还有天安门母亲张先玲的孩子、当年还是高中生的王楠，都是在照相的时候被杀的。

他分析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官方不想让人留下屠杀记录，二是当年摄影技术未够发达，相机须使用闪光灯。他在上大学前曾当过温州的公安边防兵，知道要开枪，有光的地方就是靶子。“有时候点根烟，烟头的火就是靶子，更不用说闪光灯，很容易被击中。”

血腥清场结束，他在温州朋友父母的家里住了三个多月，辗转来回北京几次，终决定逃亡。这一次，他又登上了连接北京与温州的长途火车。十几年前那个少年北上要做家中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十几年后，他带著整场八九六四的亲历记忆，走同一条铁路，却是走向流亡。

1990年，他如常回家，和家人过完年，不告而别。先从珠海偷渡到澳门，他喝下蛇头给的一大瓶人参蜂王浆，吊住精神，在寒夜里用4个小时游过海湾，再经由“黄雀行动”辗转到香港、美国。再回家，已是22年后。

三、没有退路的“不孝子”

“立此存照：尽速完成六四写作计划，不计代价，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回中国，给父亲上坟，给母亲叩安。”2011年1月19日，吴仁华在Twitter上这样写道。

那一年，他的母亲85岁了。母亲很早就做了寡妇，孤身养大五个孩子，吴仁华从小农村考上北大，又做了大学老师，是其中最有出息的。他走后，母亲、哥哥、弟弟都受牵连。中国官方从浙江省级的，到温州市级的，再到苍南县级的，至今仍然年年找他母亲谈话。弟弟本来是全省十大优秀毕业生，省委组织部选定的后备干部，享处级干部待遇，但1989年以后，公务员资格被取消，降为普通职工，前途止步。家人间从不谈论这件事，但吴仁华十分不忿，觉得是国家对不起弟弟。

母子两人都性格刚强，定期通电话，不说想念，母亲也不曾喊他快回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现实政治不允许我们母子团聚，所以说这个话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增加对方的伤感。”

对于吴仁华当年做了什么，这些年又在海外做些什么，母亲一句也不问。

2011年，同是吴仁华发现自己因持续研究六四而精神受创的年份，他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全身心地扑在研究上，像机械一样无休地劳作；身心都在告诉他，该回家了。

他秘密办理过去多年一直不愿拿的美国护照，洛杉矶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有许多代办中国签证的小广告，只要多付钱，就可以帮忙免去一些麻烦，例如可以不用向官方提供本来的中文名。1200美金，他买到了45天的中国签证，终在2012年底静悄悄入境回去温州。至平安回到洛杉矶，他才敢在网上说，回家的感觉，是“汗下如雨”，是“吸烟定神，头晕欲倒”，是“像做梦一样，不敢想象”。

45天里，他有一天去祭拜当年藏了他三个多月的老夫妇。“他们那时冒著风险，宁可跟著坐牢，也不让我离开他们家，还抱著我的东西不让我走。我觉得人要感恩。”其余的44天，他每天都陪母亲散步两次，二人还去了一趟海南旅行。

对于吴仁华当年做了什么，这些年又在海外做些什么，母亲一句也不问。他起初以为母亲是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母亲不在家，他进到母亲的房间，在枕边发现了自己写的两本书。他大为震惊。

第一本《六四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已经被翻得非常烂，书角都已经卷起，“我没见过哪本书可以损伤成那样的”。第二本写戒严部队的书却完好如初。

“我就想，我母亲在很多个不眠之夜，可能就是翻那本书。那她为什么翻第一本，不翻第二本呢？我猜是因为第一本书的作者前言里，我写了一段是给我母亲的。我说忠孝不能两全，我是个不孝子，下辈子，如果有来生，我一定做个孝子，我其他都不做，就要侍奉我母亲。”

他突然明白母亲对他做的事一清二楚，只是不愿意问。“因为她要是问了，就很为难。你说问吧，因为做这些事写这些书不能回家，给她增加这么大的压力，她是劝我好呢，还是不劝好呢？要不要按照中国官方的要求来劝我放弃呢？所以她装作不知道。”回家前，他本来想好在母亲和妹妹面前绝不掉眼泪，但那天心中感触太深，还是掉了泪。

“现在逼得在这种精神状态、身体状态下，还要继续把剩下的计划完成，我真的有很大的压力。”

后来，中国官方告诉他，以后再无入境可能。要想再回去，就要写悔过书、保证书，在某程度上跟中国官方合作，出卖一些自己的同道。这是唯一的路。“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历史记录者，不能走这条路啊。”吴仁华说，“因为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你考虑啊。”

这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历史记录、六四研究。三十年很快就过去，许多亲历者、目击者、知情者都可能已经不在了。“这是一个抢救性的工作。”六四历史记录如果欠缺，对他来讲是“无法忍受的”。

但资料获得的困难，资源的限制，让他越来越感觉六四真相研究仿佛是他一个人的战斗。他已经63岁，如果在学术机构，恐怕早已经到了退休年纪，可是六四研究领域的现状，却让他没有退路，别无选择。“现在逼得在这种精神状态、身体状态下，还要继续把剩下的计划完成，我真的有很大的压力。”

“资料欠缺，又是禁区。港台的研究机构也开始有学术的自我审查，跟中国大陆有很多学术交流。一些台湾的大学怕陆生减少，也不敢碰这些问题”。没有团队，没有资金，他只能独立地做研究。

“这真是一个悲哀，也是一个遗憾。”吴仁华长叹一口气。

四、家在海那边

去年4月，吴仁华受台湾民主基金会和东吴大学邀请，到台湾担任访问学人。这一年时间，是他流亡后，休养得最多、最好的一段时间。

他需要回家调适心理，却无法归去，选择台湾，是因为觉得像温州。“台湾隔著海峡，对岸就是温州。”他所出生的温州市平阳县有座南麂岛，是台湾不少大陈眷村居民的故乡。少年时，他在温州家中打开短波收音机，总是因为太近，而不小心收到台湾的波段。

他看到故乡的影子，包括多雨的气候、好食海鲜和甜食的饮食文化，还有虽不会说，但却听得懂的闽南话（台语）。温州是浙江省最南端的市，接壤福建，许多人既讲温州话，也通闽南语。他还在台北公馆一带的温州街和泰顺街找到了儿时吃过的早餐“灯盏糕”，里面裹著白萝卜丝，外皮炸至金黄，多角的形状。

“我希望在台湾做一个好的休养，可以让我尽快调整好，就可以尽快把想做的研究计划做完。”吴仁华不想一直把自己困在六四的城堡里。“我也是向往自己的生活的，但这个课题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他说本性贪玩，是围棋和德州扑克好手，并不愿意每天都苦大仇深的。“人家问我最想做什么，我很少这样回答媒体，其实我就是想按照自己的爱好，去过自己的生活。我希望回归真正的我。”

吴仁华宣告，给自己设定生涯最后一个六四研究计划。翻查官方资料，他发现截至1989年6月25日，全中国就已经有11013人因为六四事件而被捕，还不包括陕西和西藏的数据。这些人叫什么名字，因何被捕，如今在哪里，此后的际遇如何？

吴仁华希望，将那未完成的受害者名单尽可能做到最全，在被捕之外，像方政那样受伤、被取消学籍，或是像吴仁华的弟弟那样受牵连影响的人，还有更多。他计划整理手上已有的700多人名单放上Twitter，引出有类似经历的网友，一同从民间找寻资料，完成第四本书的写作。吴仁华的六四真相研究，还在继续。

走进六四亲历者的记忆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