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北京公社”的八个瞬间（上）：六四三十年，对于“反思”的反思

对于亲身经历过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的人来说，过去三十年意味着什么？还在记忆中留下什么？这大概让年轻人、媒体或是国际社会感到好奇。

尽管市场经济早已经最大限度地占领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大脑，尽管党国机器以去政治化和高压手段尽可能删除了所有记忆，但是，过去三十年的每一天，对许多人来说，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在反思中渡过。

而且，三十年间所有的这些改变和删除本身，理论上似乎也属于“另类反思”，就像运动结束后，官方组织的批判正是以所谓“反思”的名义进行，然后以实际上禁止纪念、防范反思的方式，无时无刻不提醒人们那个历史事件的存在，以及对未来历史进程的意义。

反思的反思

直到今天，大概除了娄烨的《颐和园》和若干纪录片，人们很难看到以六四为背景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对那场运动的反思和讨论，也集中在对运动进程的复原和对个人记忆的打捞上，譬如吴仁华在海外收集了三千多名参加“平暴”官兵的证词，王丹的回忆，赵鼎新运用社运理论分析学运如何在1980年代变动的国家-社会关系中诞生于特定的北京校园空间，等等。

虽然还有不少学术论文和比较社运研究，试图从更具体的角度解释运动的起因和失败，也有刘晓波和丁子霖发起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如同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运动一样，提醒着这场运动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庭，但是大量的纪念仍然是感伤性的，大量的反思仍然围绕着“5.13”绝食代表的激进路线的争论，因此总体上更倾向假设 “5.20”戒严后如果及时撤出可能带来和平转型，从而否定运动的后半阶段。

不能不说，这种反思局限在运动的“激进vs温和”路线对党内分裂的影响上，将运动主体导向党内两股力量的竞争胜败上，也暗合了镇压者的镇压逻辑和镇压后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逻辑，即1989年的民主化条件不成熟，而必须先稳定、再经济、后民主。

这种反思局限在运动的“激进vs温和”路线对党内分裂的影响上，将运动主体导向党内两股力量的竞争胜败上，也暗合了镇压者的镇压逻辑和镇压后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逻辑。

这是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表态的思路，甚至也是镇压之后争取美国合作（乃至在整个1990年代都逐年批准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共识，国际社会也相信，市场经济发展所促进的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力量，最终将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甚至从理论上说，这也合乎后来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者对自由和民主的分开叙述，既得以让新保守主义在1990年代的中国哲学课堂上大行其道，也为迎合最终的世界范围内消解民主、即今天的全球民主危机埋下了伏笔。事实正是，中共当局在1989之后的三十年，正是通过所谓改革开放一点点释放“自由”，而无限拖延着民主化的进程。

这场运动之后的反思就此原地打转，绝大多数事后反思，就和广场学生当时众口一词地停留在民主的抽象价值和口号一样，在过去三十年都在继续寻求当时可能的最终解决，从而困在既有的权力关系中，在与镇压者——中共当局——的话语和道义竞争中始终落于下风。广大同情者对他们、以及整个运动的评价，也难以更有力地向“前后三十年”扩展，或者向更久远的历史和未来发生影响。

运动的两位关键人物——刘晓波和赵紫阳——在1989之后虽然各自在困境中继续以撰写评论和回忆录的方式，影响了过去三十年的反对运动和公民社会，但是他们的反思没有超出国家-社会或政党-转型的框架，也未能在更温和的改良立场上集结力量、推动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化。即便更具跨度、可溯及1970年代末西单民主墙运动的魏京生，也和他后来在北美所领导的流亡运动一样微弱；反映这些民主斗争历程的长篇小说戴苹的《好吗兄弟》主人公之一魏小涛，今年1月在巴黎去世，和几年前刘晓波、赵紫阳先后去世一样无声，没有对中国政治发生什么影响。

刘晓波和赵紫阳各自的反思没有超出国家-社会或政党-转型的框架，也未能在更温和的改良立场上集结力量、推动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化。

历史的终点还是起点？

难道六四运动就此将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和破碎的记忆中吗？在20世纪的革命、起义和反抗的历史中，三十年也许并不是一个太长的时段。譬如，曾经在1998年控诉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的西班牙法官加尔松，2008年下令挖掘内战期间的19具受害者遗骨，遭遇了种种阻碍，压力来自政治与司法、还有记忆和仇恨，七十年仍未消散。

台湾“二二八”事件也是一样，直到四十年后的1987年“解严”，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才等来了反对党第一次公开纪念；伴随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直到1995年中华民国立法院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并定每年“2.28”为和平纪念日，得以正式平反。其实，可能根本没有人会怀疑，1989年学生运动真正被平反，也需要等到更为久远的未来，也就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那一刻。

换言之，从中国与冷战关系的角度看，作为1950、1953、1956、1968、1980年以来在东德、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一系列反抗运动的最后一场，无论动员规模和对抗烈度，天安门运动可能都居于最末，并没有中国知识分子所臆想的更多新意，其被镇压的残酷程度也难超过其他起义，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在一个前所未有涌进大批西方记者的铁幕国家内部发生，然后通过大众媒体开启了福山所谓“历史终结”的进程，而被世人铭记。

从中国与冷战关系的角度看，作为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一系列反抗运动的最后一场，无论动员规模和对抗烈度，天安门运动可能都居于最末，并没有中国知识分子所臆想的更多新意。

在枪声还未打响的前夕，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6月发表《历史的终结》，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将在冷战中全面胜出，虽然一时洛阳纸贵，却很快遭受各种质疑。如前文所述，冷战后的岁月里，新民族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新民粹主义轮番登台，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多少人怀疑全球民主危机的到来。不过，三十年后的今天，再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对照时局发展，对天安门运动的历史意义也会产生新的认识。

在《历史的终结》最后，福山写道，“当历史结束后，我和周围的人们能够感觉到一种强大的怀旧力量”，这股怀旧力量在冷战后逐渐上升，甚至强大到足以改变“历史终结论”的程度，那就是各种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包括在“911”前后猖獗一时、不久前才证明失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包括从巴尔干危机以来的民族主义复兴到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更有习近平代表的毛主义怀旧，正在将1960年代为世界恐惧的“输出革命”改换包装为更令人疑惧的“一带一路”，而且如福山所料的，在三十年后还是没能融入民主世界。

这意味着什么？在我们回到“历史终结”的那一历史事件时，透过黑格尔曾经在1806年耶拿战役后看到骑在马背上的拿破仑、然后意识到“世界骑在马背上”所开启的历史观，所有的目击者所看到的，或许就是“中国站在坦克前”。（瞬间一）

只是，这样被记录下来、然后得以反复推敲的历史瞬间并不太多，无论是“站在坦克前的中国人”，还是著名摄影师刘香成拍下的“平板车上的伤者”，图像犹存但姓名已逝，人们无从了解伤者的主张和行动，也无从了解“站在坦克前的中国人”的下落，更无法理解几年后世界与这个“坦克中国”的媾和、以及三十年后所面临的困扰。（瞬间二）

邓小平在1989年面对学生民主运动的高涨和随之而来的党内动摇，下决心采取强力镇压，基本上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在1973年底复出后、结束毛泽东式运动、而以“治理整顿”和“与美媾和”开始建设进程中的极权主义政权性质，表明其自中共在1956年匈牙利危机爆发后敦促苏联介入以来的初心未变。同样，1989年运动正是共产主义阵营里发生最晚、也是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邓小平充分认识到，因为政权性质的自杀性暴露、而彻底毁灭了共产主义政权的全部合法性，不得不在冷战结束、大局已定后，自己动手推动中国向市场化的威权主义转型，包括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民族主义（国家）转型。这也才是习近平上台伊始自承所谓“前后三十年一致”的联结点，也是他如今呼吁“不忘初心”、防止苏联式崩溃重演的起点，以至于在1989学运三十周年之际如此紧张，号召全党动员保卫政治（权）安全。

邓小平充分认识到，因为政权性质的自杀性暴露、而彻底毁灭了共产主义政权的全部合法性，不得不在冷战结束、大局已定后，自己动手推动中国向市场化的威权主义转型，包括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民族主义（国家）转型。

如此路径，由若干个瞬间构成，却常常被德国哲学家贝克所谓“巫毒式国家崇拜”的历史所遮蔽，也在过去三十年的反思中面目模糊，很类乎海德格尔晚年曾经提出的概念Ereignis。在德语中它是“事件”的意思，也包含着“开始”，阿甘本则将其解释为“最后的事件”：“通过该事件，从历史命运中给予并被抓住的东西正是历史原则的被遮蔽本身，也即历史性本身”。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是对两千年哲学一味追问存在者的反动，但在战后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例如巴迪欧，存在主义的求是而非传统追问是什么的本体论，弥漫着一种对在场和失去的起源的怀旧。这可能正是纳粹兴起的哲学根源，海德格尔之谓哲学终结后的结果，也是福山三十年前所担心的冷战-历史终结后的副产品，如伊斯兰世界、俄罗斯、中国、甚至欧洲和美国都正在兴起的强大的怀旧力量，无论是原教旨主义、新民族主义还是新民粹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的巴迪欧来说，与海德格尔早年的存在主义历史观相反，历史是在存在极限处的呈现。这是对自由主义者如罗蒂以及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无论1980年代还是之后）所期望的无对抗政治的否定。相反，激进政治所理解和期望的历史，是具现的，本来就充满各种不确定，要求运动中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冲突的存在。这种历史观，不仅适用“事件”，这不仅暗示海德格尔晚年的微妙转变，也指向对1989学运这场运动-事件的怀旧的反思。

如阿甘本所示，对事件的理解和介入，在本体和认知之间是一种“非国家和非法律的政治学与人类学生活，一种尚未完全被思考过的政治学和生活”。这也正是我个人在经历了1989学运之后，作为当时最年轻的大一学生、学运的边缘人物而幸存下来，却在其后从未停止过思考，并且走上政治学和人类学道路、和与此相应的动荡与反抗交织的生活方式。我一直试图在自由主义主导、却陷入自咬尾巴困境的反思主流之外，从与1989学运、冷战结束同时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来观照这56天，它可能并非自由主义的运动，而是政治学与人类学的运动和生活。

我一直试图在自由主义主导、却陷入自咬尾巴困境的反思主流之外，从与1989学运、冷战结束同时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来观照这56天，它可能并非自由主义的运动，而是政治学与人类学的运动和生活。

譬如，1989年5月13日晚开始、历时一周的绝食行动，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都一直无法摆脱来自各界的指责：造成运动升级、引发残酷镇压从而导致学运失败、断送赵紫阳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和同情的力量。在传统国家-社会的反思框架内，这一行动无疑是挑战性的、激进的、发起人在把握行动和责任关系方面是有问题的，即左倾冒进和不负责任，为邓小平实行戒严提供了借口，特别是戒严实施后仍未见好就收，最终导致强力镇压。

但是，任何有过当时广场经历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广场上从悲壮向节日气氛的转变；公开绝食行动引发了“5.17”游行，这场百万级别的大规模市民声援卷入了各大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和工人，超越了绝食前学运第一阶段的学生运动，把学运变成了一场至少在北京范围内有广泛参与和同情的民主运动；绝食后的占领以及戒严后的抵抗，到6月3日晚间当局采取清场行动前，维持了半个月近乎自治的局面（至少是街面上的自治），形同“北京公社”。（瞬间三）

56天的“北京公社”虽然短暂，却堪比巴黎公社的72天，抵抗烈度虽低，仍堪比西班牙内战叛军一方对共和国平民的大屠杀，在过去三十年的反思中完全被忽略。人们只记得5月30日左右广场上树立起来的民主女神像（瞬间四），却淡忘了广场指挥部的自治管理下自由自在的占领生活，包括著名摇滚歌手的献唱和不知名情侣在广场举办的婚礼。（瞬间五）

尤其是这场婚礼，如同阿伦特所讲的新生（Natality），人们通过共同行动所创造的全新政治体验。这半个月的广场体验为一代参与者带来持久的、无法泯灭的政治记忆，而占领行动则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功行动模式，不仅让东德领导人面对柏林墙危机时不敢采取武装手段，而且甚至最终转化为2011年马德里、开罗和纽约所发生的广场占领行动，也包括2014年香港发生的“占中运动”，后者与1989民主运动的联结显然更为紧密。这大概就是1989年事件所开创的更为重要的历史起点，意义绝对无法仅仅局限于中国三十年的历史维度中。

（吴强，时政观察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