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边缘化的六四论述：八九春夏，其实发生的是“两场运动”

关于六四运动的历史叙事，比较常见的是两种版本。其中最为主流的版本，当然是把运动放在“民主vs威权”的框架下来理解。这一叙事中的“民主”，往往指的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民主。80年代，中共逐渐告别“阶级斗争”的传统话语，开始走一条重视经济发展的务实路线。市场化改革伴随着思想和言论领域的放松，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大陆青年与知识分子中流行。随着知识分子对欧美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了解加深，自由民主价值的实现也成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期望所在。

然而令知识分子和学生们感到失望的是，80年代中共政治改革、政治自由化的进展远远滞后于市场化经济改革，而且几次出现倒退——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对以“放开民主选举”为主要诉求的一波高校学生运动的镇压，这次镇压直接导致了时任中共总书记的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下台。在这一叙事中，这些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们，逐渐累积的不满终于在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彻底爆发，他们走上街头，希望当局加速推进此前频频受阻的政治自由化进程，从而让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齐头并进。

而另一种讲述六四运动的叙事，则是将运动放在“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的框架下理解。这一叙事在公共舆论中的影响力虽然远远不及第一种，但在一些特定的左翼社群——比如中国大陆的一部分毛主义左翼、西方的一部分反斯大林主义左翼——中颇为流行。在这一叙事中，1980年代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将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带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变革过程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也造成了大量腐败问题，降低了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和“民主vs威权”叙事不同，“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的叙事认为学生、工人、市民不满的真正原因是市场化改革所造成的一系列经济乱象，这些不满聚焦为对腐败官员的愤怒。

在这一叙事看来，六四运动是一场由经济诉求引发的反市场化改革、反资本主义运动。它的核心诉求并不是民主，而是反对市场化改革和资本主义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反腐败”、“反官倒”、“控制通货膨胀”的口号的确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游行和集会中随处可见，也是学生代表和政府官员对话时提出的核心诉求；学生、工人、市民只是希望当局解决腐败、官倒（官员利用政治权力在市场中倒买倒卖）、贫富差距扩大、通货膨胀失控的问题，这一希望并不意味着参与运动的人们都支持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这一叙事背后隐含的一层预设是，既然运动抗议的对象是邓小平时代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一系列乱象，那么运动参与者的愤怒中也必然带有对于经济改革之前的那个时代——毛泽东时代——的些许怀念。

这两种叙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问题的。在“民主vs威权”的叙事中，运动的主角几乎永远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严重忽略了同样踊跃参与运动、在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工人和市民。事实上，不管是从六月三日晚上、六月四日凌晨清场的死伤状况看，还是从运动过后当局的镇压力度看，工人、市民所付出的代价都要远远大于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一局面和1980年韩国光州运动相似。而在“民主vs威权”的叙事里，工人和市民几乎完全失去位置。

“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的叙事虽然提及了工人和市民在运动中的角色，但完全不能解释关于这场运动的最基本事实：对于“民主”的诉求，毫无疑问是这场运动的核心主题，这不是“反资本主义”、“反市场化改革”可以概括的。更何况，虽然对于市场化改革的不满确实是刺激工人和市民参与运动的重要因素，但在运动中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对于毛时代或者毛本人的怀念。换句话说，参与运动的许多人固然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后果不满，但他们所希望的，并不是简单倒退到市场化改革之前的时代，也不是仅仅希望当局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而是用一种全新的、系统的政治想像，提出了既拒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拒斥市场化改革的替代方案。

对于六四运动的深入理解，需要我们同时跳出这两种叙事：既告别“知识分子中心论”、重视工人和市民的参与，同时承认“民主”的确是工人和市民参与运动的核心诉求。最关键的是，工人与市民所理解的“民主”，和学生、知识分子所拥抱的民主观念有很大不同：那是一种突出工人阶级主体性的社会主义民主（后文会详细介绍这种社会主义民主的想像）。作为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运动，六四的这一维度极为重要、却又极容易被忽略。

八九中的工人运动

当局对工人的镇压烈度远远大于对学生的镇压——这一事实既被历史学家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研究和吴仁华的《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所记录，也被我访谈的六四亲历者所证实。

学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和龚小夏在199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以“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工自联”）为线索，深入梳理了工人、市民参与六四运动的过程。在胡耀邦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之后，各大高校的学生开始在校园内为胡耀邦设立灵堂。与此同时，开始有工人和市民三三两两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交换对于时局的看法。此后几天，工人和市民的聚集人数增多，达到数十人。在“新华门事件”之后，被警方粗暴对待学生所激怒的少数工人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这便是“工自联”的前身。也就是说，“工自联”的成立还要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早几天。

然而，彼时的“工自联”只是几十人组成的非正式组织，既没有公开活动，也没有成型的组织结构，甚至成员彼此之间也不熟悉。在四月份，运动的节奏一直牢牢掌握在学生手里。从4月17日的天安门广场游行、到随后的“新华门事件”、到4月22日胡耀邦葬礼当天的游行、再到4月27日抗议《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十万学生大游行、最终到5月4号更大规模的纪念五四游行，这一系列示威活动的参与者基本完全由学生组成。

然而5月4日之后，学生运动转入低潮，大多数学生不知道下一步何去何从，也对运动的进一步升级心怀疑虑。许多学生结束了罢课。在运动面临停滞不前的困境下，一部分较为激进的学生开始计划绝食行动，希望借此将参与热情维系下去、把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在这个意义上，绝食的学生也的确实现了他们的目标。5月13日，数百名学生绝食的第一天，天安门广场上参与示威的人数多达30万，创下了运动开始以来的记录。

绝食的开始，对这场运动的走向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大多数学生的参与热情虽然在短时间内再次被点燃，但还是不可避免地继续衰落下去。在5月13日之后，学生的参与整体上不断下跌，逐渐显露出颓势，越来越多人从广场上撤回。然而，学生绝食行动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工人和市民的参与。普通工人的热情，不仅体现在参与人数上，更体现在工人开始自发组织他们自己的示威游行、打出他们自己的横幅和标语。工人逐渐成为运动的主力。刺激工人大规模参与运动的，既有对于绝食学生的朴素的同情心——或者说“心疼”——也有对于政府在绝食学生面前不为所动的道德义愤。用我所访谈的一位参与运动的北京工人的话说，他只是觉得“政府这么欺负学生太过分了”。随着工人参与人数的暴增，“工自联”开始在五月中旬公开活动，大范围招募会员。

进一步刺激工人参与运动的，则是5月20日戒严令的颁布。在军队浩浩荡荡地从四面八方开进北京城的时候，无数工人和市民自发在城市外围的各个地方阻拦军队进城。他们排成人墙、堆起路障，阻止军队进一步前进。他们给士兵们提供食物和补给，和士兵建立友谊和信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说士兵们放下武器。换句话说，在戒严开始、局势的危险程度大大增加之际，敢于和最为强力的国家暴力机关正面对抗和交涉的，不是学生，而是工人。而工人们也确实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军队进城的步伐被阻拦了。

历史学者吴仁华在《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中也回忆说：“在八九民主运动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一直在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

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罗莎·卢森堡的话说，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是在斗争过程中不断培养起来的。六四运动也印证了这一点。在阻挡军队进城的过程中，工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自发的组织和行动当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这像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解放。一大波“自我组织”的浪潮开始了。根据魏昂德和龚小夏提供的数字，从五月中旬开始，工自联的成员人数开始暴增，到六月上旬已经多达两万人。与此同时，其他各式各样的工人组织也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

组织的发展带来行动的激进化。工人们开始组织各种“纠察队”、“敢死队”等等带有自我武装性质的类民兵组织，以便及时观察、传递军方的动向，同时维持城市治安、不给军方镇压提供借口。魏昂德与龚小夏的论文也指出了这一点。我曾经访谈的一位运动亲历者回忆说，工人开始阻拦军车的一周之后，光是长安街西向延长线北侧（也就是木樨地、军事博物馆北侧）的月坛、甘家口一带，就活跃着十几个工人纠察队。工人们三班倒或者四班倒，及时观察社区和街道上的情况、帮助维持秩序。我曾经访谈的另一位运动亲历者说，这时候的北京几乎成了一座工人和市民自我管理的城市。这让人不由想起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间那段时间，俄国工人阶级成立的自我武装组织。

同时，工人们开始在更多的街道上筑起堡垒和工事。不少工厂的工人们开始有组织地发起罢工和磨洋工。鲍朴整理的《李鹏六四日记》也显示，到五月底，已经传出消息说首都钢铁厂（“首钢”）的十万工人正在筹备罢工，令中共高层震动。首钢是当时北京规模最大、最具标志性的工业企业之一，一旦首钢工人罢工，很可能在整座城市掀起大规模的罢工潮。而且当时工自联已经明确提出“筹备发起总罢工”的口号，不少工人着力在各个工厂之间建立联系，为总罢工做准备。

自我武装、自我组织、发起罢工，这些行动的意义与示威、游行、占领不同。后者的意义主要是“自我表达”，而工人的这一系列行动，本质上是“自我赋权”，是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取得控制生产、管理社会的权力。这些行动本身，就具有远超出示威、游行、占领行动的激进性。这便是运动发展到五月底、六月初时面临的情形：学生的运动陷入瓶颈，规模滑坡、内斗不断；工人的运动却在不断升级的自我组织、自我动员中发展壮大，激进性与日俱增。

我们无从确证当局为何在6月初最终下定决心暴力清场。我认为，一种不无道理的猜测是：让当局恐慌的不是已经显露颓势和败相的学生运动，而是快速发展、不断激进化的工人运动；工人们的自我武装、自我管理，以及总罢工的筹备，才是令当局真正害怕的。而清场当天与清场之后的种种行动也确实表明，当局对工人的镇压烈度（人数和判刑）远远大于对学生的镇压——这一事实既被历史学家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研究和吴仁华的《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所记录，也被我访谈的六四亲历者所证实。

知识份子与工人的两种民主想像

工人们对于“民主”的表述，是独特的、不同于学生的。

在运动展开的一个多月中，话语权和媒体的注意力主要都集中在学生和知识分子身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表达能力、外语能力、和媒体互动的能力更强。相对学生而言，工人一直处在失语的位置上。而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工人们对于民主权力的追求，首先不是体现在他们的言说当中，而是体现在他们的行动当中。用行动争取权力的过程，本身就彰显着工人们的主体性，本身就是一种激进的民主想像。

此外，虽然工人在参与运动过程中留下的言说和文字少于学生，但如果我们细细检视这些言说，便会发现：工人们对于“民主”的表述，是独特的、不同于学生的。

从魏昂德和龚小夏对于“工自联”传单的分析来看，工人们首先关注的当然是与切身生计相关的经济议题：通货膨胀、贫富差距。这些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当然使得城市工人对市场化改革态度极为负面。然而，工人们并不是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为经济议题提供政治化的解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关于民主的论述。在工人们看来，不管是通货膨胀还是贫富差距，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都是官僚系统：“斯大林主义式”的“专制官僚”——这样的词语在工自联的传单中反复出现。

在工自联看来，之所以出现通货膨胀，是因为控制生产定价和进口环节的官僚们故意把商品价格定高、从而在中间赚取利益。因此，解决通货膨胀和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推翻官僚制、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控制在工人自己手上。这种以反官僚为基础的民主论述，不禁让人回忆起1966-1967年早期文革运动中的工人造反派。

工人们对于官僚制危害的切身体验，并非来自于在政治生活中缺少言论自由和选举权，而是在工作场所中缺少话语权。“专制”的最彻底体现，是企业中的厂长负责制。魏昂德和龚小夏所采访的一位工自联成员说到：“在车间里面，是工人说的话管用，还是领导说的话管用？我们后来聊过这个。在工厂里面，厂长就是独裁者，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你从工厂出发看这个国家，就能发现其实是一回事：一人专制。我们的目标并不高，就是希望工人能有自己的独立组织。”

也就是说，参与运动的工人毫无疑问是在为民主奋斗，但工人眼中的“民主”首先是工作场所的民主、是劳动权益的民主。工自联对民主的论述，从始至终交织着对官方工会系统（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批评，认为官方工会无法真正代表工人，希望工人有组织独立工会、监督企业管理者、集体谈判的权利。在工自联看来，这种“工人自治联合会”的组织形式提供了一个契机，鼓励更多的工人在自己的工作场所成立自治组织，让工人们联合起来和官僚抗衡。这远远超出对市场化改革本身的反对，而是直击市场化改革的政治基础：官僚独裁。

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对工作场所“厂长独裁”的体验，还是对于整个国家政策层面经济转型的无力感，都让工人们更加确认“官僚独裁”才是问题的根源。我曾经访谈过的亲身参与六四运动的几位工人也表示，在他们看来，1980年代末期的经济政策反复无常、自相矛盾，一会儿过于宽松造成大规模通货膨胀，一会儿又过分紧缩造成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吃亏的总是工人。这些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表明执掌国家权力的官僚们颟顸无能，另一方面也表明官僚们见风使舵、让改革为自身的利益需要所服务，不顾工人的死活。魏昂德和龚小夏所访谈的多位工人，也表示了类似的意思。

因此工人所定义的“民主”，是推翻官僚制、用工人阶级的自我管理取而代之，而实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争取工作场所的民主、建立工人的自我组织。

这一民主构想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它建立在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之上。这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构想，和学生、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认知有很大不同。在后者的论述当中，“民主”是由一系列普世的自由价值构成的。虽然学生们同样要求严查腐败、清除官倒，但这一诉求所指向的是抽象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而不是像工人一样，认为民主首先应该建立在工作场所和劳动过程之中。

在工人眼中，民主和市场化改革是截然对立的。市场化改革让本就掌握巨大权力的官僚们更加肆无忌惮，市场化改革和官僚独裁两者相辅相成，因此必须同时推翻；而在学生眼中，民主和市场化改革是相伴相生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腐败、官倒等问题，是市场化改革不完善的结果，更是民主化改革没能跟上市场化改革的写照。因此学生开出的药方，是让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并行。事实上，在被称为“六四运动预演”的1986-1987年学生运动浪潮中，“继续推进经济自由化”就已经被学生们列为抗议的核心诉求之一。

工人所要的民主和学生所要的民主，前者是建立在阶级话语基础上的民主，后者是去阶级化的民主；前者首先指向工作场所的民主，后者则是在抽象的个体自由基础上的民主；前者是拒斥市场化改革的民主，后者是拥抱市场化改革的民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工人们所追求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而学生们所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民主。

无法形成的跨阶层联盟

我们也许可以说，1989年所发生的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两场运动。学生的运动和工人的运动，虽然发生在重叠的时间和空间，相互之间也有交叉和互动，但始终没有汇合到一起。

工人与学生在六四运动中的参与轨迹不同，对于“民主”的认知也大相径庭。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整个运动中，工人与学生之间为何存在巨大的鸿沟。

这种鸿沟，首先体现为学生对工人参与运动的排斥。学生们认为这场运动应该是完全属于学生自己的，并竭力保持运动的“纯洁性”。魏昂德和龚小夏指出，在五月底之前，学生们一直排斥工人组织进驻天安门广场。学生们甚至不愿和工人组织沟通，尤其是不待见建筑工人的组织（当时的建筑工人主要都是北京周边郊区的农民）。迈斯纳的研究也表明，在学生组织的几次大游行中，学生们手挽着手、在道路两侧搭起人墙纠察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市民“混入”游行队伍当中。也有运动亲历者表示，学生们在调配香港和海外捐赠的补给物资时，特别注意不让这些物资落入工人手中。

这里恰恰蕴含着这场运动的讽刺之处。运动中的学生领导者多次表明要用自己的行动“唤醒”民众，但从上述种种表现看，他们对那些根本没有在睡觉、不仅醒了而且还积极参与运动的民众爱答不理。这种精英主义的自我优越感，一方面来自于精英高校学生的“天之骄子”心态，另一方面还透露出古典的中国士大夫情怀：将自身看作是社会的道德担当，是整个国家的良心所在，肩负着为民请命的重担。这便是学者赵鼎新曾经指出的关键事实：在运动中，学生使用的话语是西方自由主义话语和中国传统道德主义话语的混合体。

在学生的排斥之下，不少参与运动的工人也开始对学生失去信任。在工人看来，学生们自我感觉过于优越、不尊重工人，只会空谈大词而不解决实际问题。最让工人警惕的是，他们所憎恨的官僚制精英做派，开始在学生身上出现。学生的组织中充斥着各种“主席”、“总指挥”的名头，而且内部权力斗争不断。相反，以“工自联”为代表的工人组织，内部结构往往扁平化，不突出个人的领导地位。

更让工人接受不了的，是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享受特权。当时在工人当中就有传言，说柴玲和封从德的帐篷里铺着一张席梦思床垫。这传言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从中可以看出：任何与等级制、官僚化有关的迹象，都深深切中工人的痛点。

与此同时，学生和工人在运动策略层面也存在分歧。从运动刚开始时，学生就摆出恳求当局的姿态，寄希望于能感化当局、使得当局让步，从而实现改革。为了争取当局信任，学生在游行示威中还特意打出“拥护共产党”的标语。相比之下，工人们就没那么客气了，工自联的传单中一直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压迫。

到了五月份，在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对“如何回应运动”产生分歧时，一部分学生们寄希望于和以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合作，利用党内领导人之间的派系冲突为自身争取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学生坚决反对工人的总罢工主张，认为那是“捣乱”。而在工人看来，学生的策略不可理喻，赵紫阳就是利用市场化改革为自身牟利的专制官僚的典型代表，温和派和强硬派没有本质区别。工自联甚至指出，和党内官僚合作的结果，就是运动成为官僚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正如邓小平借1976年的“四五运动”上位一样。工自联认为，运动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靠运动参与者在不断的自我组织、自我武装中积蓄力量，最终将官僚推翻。这也是为什么，工自联在传单中号召大家向法国大革命学习、“攻陷20世纪的巴士底狱”。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1989年所发生的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两场运动。学生的运动和工人的运动，虽然发生在重叠的时间和空间，相互之间也有交叉和互动（工人五月中旬开始的大规模参与最初也是为了声援和保护学生），但始终没有汇合到一起。学生和工人之间，没有互信，没有充分的沟通，也没有战略层面的协调，更没有“并肩作战”的团结感。

1989年发生的事，和七十年之前发生的五四运动形成鲜明对比。五四运动中，在最初主要由学生参与的游行示威浪潮后，不少学生转而在市民和工人中间进行宣传、组织和鼓动，最终在6月份引发上海工人的总罢工，这才使得北京政府向学生诉求妥协。在中共官方的历史叙事中，五四的意义恰恰在于，学生们在总罢工中认识到工人所具有的巨大政治能量，因此一批学生开始专注投入工人的组织、与工人建立纽带、动员工人抗争，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转向。

使五四运动在中共官方叙事中显露出独特意义的元素，恰恰就是六四运动所缺少的元素。

工人与学生的团结感，从什么时候消失了？

整个1980年代，一直见证着学生、知识分子群体和工人阶级的分化过程。而这种分化，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毛时代、邓时代两次对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镇压，最终使得阶级话语在政治中被边缘化。

如果要追溯1989之前中国学生与工人在社会运动中建立团结的例子，其实并不需要追溯到遥远的1919年。学者安舟（Joel Andreas）即将出版的新书指出，在文革刚刚启动的1966-1967年，学生和工人之间的串联十分频繁，这是运动得以发展的关键。工人走访各个高校，学习学生开展运动的经验，而许多学生也来到工厂，帮助工人在工厂里成立“造反”组织、表达自己的诉求。

从1966年到1989年，短短二十多年间，学生和工人之间的团结感消失了。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通过回顾这二十多年的历史来寻找。

毛泽东之所以在1966年发动文革，是因为他认为党内的官僚主义现象已经严重到不少官僚希望恢复资本主义路线（也就是所谓的“走资派官僚”）的地步，因此只能通过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将走资派从党内清除，并实现毛个人在党内的权力进一步集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毛看来，群众运动的意义是为了改革体制，不是推翻体制。出问题的不是体制本身，而是体制里的一部分人，因此只要通过群众的力量将这些人像切除肿瘤手术一样除去，体制就还能正常运转。这也是为什么，毛在一系列表态中都反复强调大多数共产党干部是好的，走资派只是少数。

然而毛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发出了群众运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号召之后，群众“造反运动”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目标，也越来越不受他控制。或者说，毛只是想打开一道缝隙，但工人和学生（尤其是工人）自我组织的激进动能却通过这个缝隙喷涌而出。
学者吴一庆的研究表明，1966年底，在毛发出鼓励群众建立自发组织的号召之后，城市中的临时工人、非正式工人就开始积极成立“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等组织。这些组织并不是按照毛的预想、挑战和批判所谓的“走资派官僚”，而是批判充满歧视和不公的二元用工体制，要求当局做到“同工、同筹、同权”。这一系列挑战制度性用工歧视、追求平等的组织和运动，被文革领导层扣上了“经济主义”的帽子，最终遭到镇压。

1967年一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取代了原先的上海党政机关，被毛和其他文革领导人赞扬为“群众夺权”运动的典范。但在“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等激进工人造反派组织看来，以毛为首的文革领导层只是借用了“群众夺权”的名义，实际上在上海建立了由军方主导的“革命委员会”，并不是由真正的工人和群众掌握政治权力。“联司”认为官方在强力恢复秩序、镇压造反运动。“联司”希望成立真正由工人阶级自我管理的巴黎公社体制，和“革命委员会”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武装斗争。

同时，也有许多工人和学生“造反派”，顺着毛对“官僚主义”、“走资派”的批判继续思考，最终得出了比毛更激进、更深刻的结论。在这些工人和学生看来，毛准确地抓住了官僚主义的现象，但他开出的药方是错的；官僚主义的源头不在具体的官僚个人身上，而在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这种体制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他们认为：要彻底破除官僚主义，只能通过废除一党专政，真正由工人按照民主的方式自己管理生产资料。在这一思考方向上最有代表性的论述，来自于“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在这些论述中，清晰显现着马克思本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构想。

这些“造反派”运动超越了毛所设定的议程范围，明确挑战了文革领导层的权威，并且开始号召系统性变革和制度化民主，因此令毛和文革领导层大感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从1968年开始，毛公开允许军方介入，对“造反派”进行了大规模镇压。根据魏昂德的研究，文革中所造成的死伤当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于1968年以后官方对“造反派”运动的镇压。从伤亡数字看，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官方镇压事件。在一些城市，工人造反派组织还和前来镇压的军队展开巷战，但最终惨烈失败。与镇压同时，官方也开始批判造反派的“社会主义民主”论述，将其斥为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

这是一段让人唏嘘、痛心的历史：毛所发起的群众运动，按照不受毛本人所控制的轨迹发展起来，逐渐蜕变为挑战中共权威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终于让毛感到威胁，最终亲手镇压了它。用吴一庆的话说，文革吞噬了它自己的孩子。

1968-1971年的镇压运动，影响极为深远。一方面，大批“造反派”工人和学生被肉体消灭，这一部分遭到镇压的“造反派”是最富战斗性、组织力最强、思想最激进的一群。另一方面，毛从鼓励“造反”运动到镇压“造反”运动的“180度大转弯”，也让许多工人和学生陷入政治幻灭和虚无，不愿再参与政治。许多工人觉得毛背叛了他们，更认为其他文革领导人——如陈伯达、江青等——是机会主义者，只想通过运动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出人意料地为“造反派”发泄对1968-1971镇压运动的不满提供了机会。在今天看来，“批林批孔”运动是十分诡异的，林彪和孔子这两个人风牛马不相及，怎么会放在一起批判？江青等文革领袖们之所以发起如此诡异的运动，还是因为想借此在中共高层政治中打压异己、强化自身权力。

工人“造反派”的确痛恨林彪。在1971年政变失败身亡之前，林彪的权力基础主要来自军队，在军方镇压“造反派”的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领导角色。因此，一些在1966-1967年活跃、后来受到镇压的“造反”运动参与者，借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机会，大力批判林彪、抒发对镇压时期的不满，希望重启1966-1967年的群众民主运动。这其中最典型的论述，就是广州出现的以“李一哲”为笔名的大字报，影响遍及全国。

但“批林批孔”运动的结果让“造反派”们感到失望。李一哲的号召没有得到毛本人的支持，一些文革领袖甚至主张禁止大字报继续流传。这使得造反派对文革领袖、乃至对毛本人的不满进一步激化，直接导致了1976年“四五运动”的发生。

“四五运动”发生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许多北京市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刚刚逝世不久的总理周恩来。但在悼念周恩来的同时，运动参与者实质上是在发泄对文革领袖的不满。天安门广场上到处都是“打倒慈禧太后”、“打倒英吉拉-甘地”的标语，暗讽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领袖。更有甚者，运动中甚至出现了“打倒秦皇”的口号——“秦皇”所指的，正是毛本人。

“四五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民意对文革领袖和毛本人的反感达到顶峰。正是借助这一民意基础，中共党内的部分官僚才得以在毛去世之后，凭借宫廷政变完成了对文革领袖的清缴。反过来，文革领袖们的覆灭，也再次点燃了一些“造反派”的希望。他们盼着当局能为他们所遭遇的不公与镇压平反，也盼着高压的政治环境能够松动。同时，1976-1978年间的邓小平，为了在和华国锋的党内权力斗争中巩固自己的民意支持，也确实释放了一些政治宽松的信号，进一步强化了造反派的乐观。

造反派的乐观情绪，终于在1979年汇聚成了“民主墙运动”。迈斯纳指出，参加这场运动的主力，多是在1966-1967年活跃、之后遭到镇压的工人、学生“造反派”，而不是知识分子。“造反派”们组成政治社团、组织公开讨论、发行自己的出版物、张贴大字报。运动的影响很快就从北京向其他城市蔓延。他们的论述，着力批判官僚主义、和导致官僚主义出现的一党专制体制，复活了文革早期的社会主义民主论述。对于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而言，这场运动的意义也恰恰在于：1966-1967年的那场运动，在遭到强力镇压后，终于有了再次向前推进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说，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是1966-1967之后的第二次社会主义民主运动。

1979年，邓小平已经在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中取得胜利，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1966-1967年的运动让毛泽东感到多恐慌，1979年的运动就让邓小平感到多恐慌。像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同样开始镇压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并说他们是“无政府主义分子”。对民主墙运动的镇压，使得工人和市民在1968年之后不断累积的政治虚无感更强烈了。在此之后，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几乎完全从公共舆论中消失。这一论述的消失，也意味着阶级话语在政治中变得越来越边缘化——毕竟，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就是将“民主”放在阶级话语中来理解。这一变化，和邓小平越来越强调“不争论”的实用主义政策路线、越来越远离“阶级斗争”话语的趋势在时间上一致，可以看做一枚硬币的两面。

“民主墙运动”被镇压，导致工人阶级在公共空间中被消声，政治讨论越来越成了知识分子和学生的专利。随着社会主义民主论述和阶级话语的退场，关于“民主”的讨论也在自由主义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明显的例子是，到了1980年代后期，关于“民主还是威权”的知识分子讨论，往往都预设了市场化改革本身的正当性。学者陈佩华（Anita Chan）指出，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讨论，几乎从来不会提及工人阶级。

今天的许多论述，往往都对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抱有一种浪漫化的想像，说那是一个自由的、充满希望的理想主义时代。然而事实上，如果我们要评估1980年代，就不仅要考虑我们看到了什么，还要考虑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西方思潮的引入、言论空间的放松、社会团体的活跃，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工人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退场、社会主义民主论述的消失，而这来源于民主墙运动的惨烈结局。换句话说，1980年代的“自由”，恰恰是政治镇压的产物。

我们如果要讨论“自由”，就必须要问：究竟是谁的自由？1980年代的自由化红利，不管是舆论的放开、思想的多元还是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基本完全被知识分子和学生所享受。邓小平为了巩固自身民意、赢取市场化改革的合法性，大幅提高知识分子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而且大大强化了高等教育的精英主义色彩。这使得知识分子和学生参与政治讨论的过程，也同时成为了不断强化自己精英身份认同的过程。80年代末广受关注的纪录片《河殇》，就是这种精英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

与此同时，城市工人阶级享受了什么“自由”？1980年代对工人生活影响最大的改革，可能并不是价格改革，而是国企经营权的下放和厂长负责制的推行。这一系列改革，大大强化了国企管理层的自由裁量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成为常态的厂长专断制度，几乎等同于事实上的厂长私有制。随着职工代表大会渐渐名存实亡，工人在工厂中有限的民主决策渠道也成为一纸空文，工人在劳动过程中越来越直观地体会着“官僚专制”。随着工人觉得在工厂中“被压迫”、“受欺负”、“失去尊严”、“越来越不平等”，国企管理层只能通过物质激励手段来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换句话说，工人物质待遇的提高，恰恰是他们在劳动场所的民主权利被大大削弱的结果。而到了1980年代后期，工人们的物质待遇随着通货膨胀止步不前、甚至不升反降，工人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

因此，整个1980年代，一直见证着学生、知识分子群体和工人阶级的分化过程。而这种分化，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毛时代、邓时代两次对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镇压，最终使得阶级话语在政治中被边缘化。到了1989年，积累了强烈不满的工人们终于爆发，在1966、1979年曾经出现过的社会主义民主论述再次成为工人的武器。而不幸的是，在长期的分化过程之后，此时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诉求既不理解、也不关心。

分而治之，威权维持的关键？

20世纪后期民主化运动的研究，都强调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之间的联结和合作是政治运动成功的关键。然而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盟无法形成，更意味着大范围的、持久的、既具备组织基础又具备话语论述能力的抗争运动几乎没有出现的可能。

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和工人阶级的分化进一步加剧。当局对于参与六四运动的学生与工人的不同态度——对学生们蜻蜓点水地“小惩大诫”，而对工人们严酷镇压毫不手软——也成为贯彻整个90年代的主题。

9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加速，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批受过精英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们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机会。早有观察者指出，许多参与过六四运动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在市场化浪潮中，摇身一变成了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变成了拥护共产党现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某种程度上，市场化改革因此可以被看作是共产党当局对那一代六四运动学生参与者的吸纳和收买。我接触过不少在80年代末就读北京名校的大学生，他们几乎全都参与过1989年的游行示威活动，但今天作为光鲜体面的中产阶级，信奉“稳定至上”。回首往事，他们认为自己当时参与民主运动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是“受人操纵”的。

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在“收买”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同时，对城市工人阶级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随着大量的国有企业改制、裁员、私有化，无数城市工人被迫下岗或买断工龄，失去了工作机会和基本的劳动保障。分析者历来认为，驱动当局开启国企改制的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回看六四运动的轨迹，我们也许可以猜测——即便这种猜测还缺乏足够的证据，但或许我们可以去思考和讨论——政治动机在当局的决策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局也许正是因为忌惮城市工人阶级在运动中表现出的组织力与激进性，才决心在整体上摧毁这一阶级。

知识分子群体和城市工人阶级在90年代的迥异命运，构成了后六四时代断裂的社会格局，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将不同阶级“分而治之”的策略，成为了共产党威权体制得以维持的关键因素。这是六四运动给今天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之一。

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革命理论、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民族革命理论，还是对于西班牙、韩国、波兰等国家在20世纪后期民主化运动的研究，都强调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之间的联结和合作是政治运动成功的关键。然而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受益于现体制提供的经济机会，大多对政治抗争没有兴趣，成为中共威权统治的“基本盘”，与工人阶级之间没有任何团结感可言。在21世纪初期，主要由部分学者、记者、律师、NGO从业者等少数中产阶级职业群体所构成的公民社会运动和维权运动，也基本不关注劳工议题。这意味着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盟无法形成，更意味着大范围的、持久的、既具备组织基础又具备话语论述能力的抗争运动几乎没有出现的可能。近几年，一些青年学生介入工人运动的尝试虽然可贵，但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阶级断裂的社会格局，依然会在中国持续较长时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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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六四日记》，鲍朴整理。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吴仁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