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乔瑟芬：王志安“夜夜秀”争议下，台湾人涌动的情绪暗流

流亡海外的前中国《央视》记者、现居日本经营自媒体的王志安，在1月22日播出的台湾网路脱口秀节目《贺珑夜夜秀》引发论战。在台面上有两个争议点，其一是王志安模仿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提名人陈俊翰律师来制造“笑果”，其言行是否构成对障碍人士的歧视。其二，则是王在受到各方批评后，表示自己并无此意，而是为突显民进党的提名策略和造势场合的“煽情”、“卖惨”。

关于王志安的言行是否构成对障碍人士的误解与歧视这点，不该有争议，也不该为其以任何理由开脱；台湾社会对此显然也有共识，除民进党外，民众党与国民党也都跟进谴责王志安此番言行。除了该节目的死忠观众和零星网民，持续以“喜剧效果”、“美式幽默”为名，坚持这样的言行毫无问题外，即使讨厌民进党的网民，也都承认王志安此番言行确实不尊重、令人感到冒犯。至于台湾选举造势是否太煽情，民进党是否打悲情牌、利用障碍人士，则是“可受公评之事”。

随后的辩论，大都集中在“民进党的不分区提名策略”，王志安也在 X（原推特）上持续为自己辩解，并反指节目上的“支语游戏”也是歧视，认为自己既已向陈律师表歉意，陈律师也应敦促民进党支持者和台湾民众为此道歉。一连串举动，引发外界对其以观光签证入境，却从事与其目的不符之活动的质疑，移民署随后也做出取消签证、且五年不得再入境的裁罚。至此，争议也转向民进党政府这项执法是否恰当、是否标准不一，是否符合民主、法治精神，以及台湾民主品质究竟如何。

由于王志安目前仍使用中国护照，此次虽经由第三地来台，但仍受《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较严格的规范，无法像持其它外国护照入境的自媒体一样，享有特定条件下的豁免，可于入境期限内从事社会访问、商务、参展、考察、国际交流等事务（注1）。若依法论法，移民署对王志安的处份的确是“依法行政”，而如何执法，本就是主权国家的权力。

问题在于，王志安并非第一次来台，也不是第一次上节目受访，只是之前当他以“反共”面貌出现、颇受绿营支持者欢迎时没事，此次则因涉及对民进党的批评而受罚，特别是在民进党发言人针对此事提出谴责，且针对王志安的“中国人身份”之后，行政机关再做出处分，很难不引发外界对执法标准的质疑。

移民署的决定，不只台湾内部有不同意见，世界各地的中文使用者，特别是多年来将台湾当作“华人民主”代表的群体，也纷纷表达惊讶和失望，认为这事选择性执法、不欢迎外人批评绿营，甚至有论者认为此举会重创台湾的国际形象、与近年试图以价值和民主国家结盟的宣称背道而驰。

走向“互相伤害”的两股情绪暗流

在这两个争议点底下，涌动著明显的情绪反应，愤怒是明面上的，很容易从各种对王志安的批评中看到，但少有人愿意直白承认的或指出的，是许多台湾人受伤的自尊。

王志安所言，首先戳中的是台湾人引以为傲的民主成就。当我们频频以“亚洲民主典范”、“疫情下公民社会的自主成熟”等形象出现于国际，却被王在缺乏对在地脉络与历史的了解下，贬低为煽情，唤起了台湾人多年来身为亚细亚的孤儿的愤怒和自卑感。

而王志安身为“一个中国人”，一个被认为在民主、自由、人权程度都“不如台湾”的国家，竟开口对他没有的、不懂的东西品头论足，更是触怒了一向在这点上相信自己可以拥有更多优越感的台湾人，因此后来批评诸多批评都是向著王志安的身份和出生而去的，也让移民署“不得不顺应民意”，针对其签证与目的不符一事，做出处分。

制作该节目的公司萨泰尔、主持人贺珑与制作团队，也一并成为台湾社会的批评对象，但除了公民团体和人权运动者针对该公司过去的劣迹斑斑提出批评外，主要坚持持续声讨萨泰尔的，也几乎都是绿营支持者，特别是王志安言谈间似乎更将民众党的柯文哲当成一个“比较理想”的民主的示范，以及“助长”对民进党的批评就等于帮到白营的想像下，更是触及了绿营支持者的敏感神经。

在“品味低俗”、“不文明”的批评背后，是对这群本来宣称要做出“台湾本土脱口秀”的团队，究竟还是不是“自己人”的质疑，也不乏论者直接以这类收钱接受业配的网红与节目，容易沦为中共破坏台湾社会团结、进行认知战为由，呼吁观众抵制。

这些质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然而那股长期累积的情绪暗流同样值得深究。追溯这股情绪的暗流，并非否定这些质疑，更不是要否定这些情绪的正当性，而是察觉情绪从何而来、因何存在，才不会成为情绪的奴隶，避免一再被挑起的张扬情绪被持续放大，成为台湾社会里不同群体最终走向相互伤害，连最基本的信任都难以存在的原由。

一连串失序的累积与爆发

若把事件放到台湾近年的时间轴线上，会发现此次由王志安与萨泰尔引发的争议并非孤岛事件，而是一连串失序的累积与爆发。从近因来说，2024大选结果，民进党、民众党和国民党三方都觉得自己“没赢”，也都看到自身近在眼前的生存与扩张危机，自不会放过吸引选民目光再次聚焦的机会，也让这次争议，为大选延长赛拉开序幕，成为各党接续展现自身立场与价值的比拚舞台。

民进党接连在两次地方选举与这次国会席次中吞下败积，特别是这次“中国因素”始终未明确出现于大选主轴中，让不少绿营支持者觉得选战打的很闷，此时王志安与萨泰尔送上门来，既可重新激起同温层的危机感与战斗力，同时也能暂时缓解不知怎么应付柯粉浪潮的焦虑感。对反对民进党的政治势力来说，这次事件也是天赐良机，能进一步突显民进党“不接受批评”、“只要碰到中国（人）就失去理智和判断力”，试图多拉到一些游离在政党外、没有强烈意识型态的支持者。

对萨泰尔与王志安来说，最重要的是流量而非好名声，争议就是维持流量热度最好的助燃剂，不管是道歉还是不道歉，怎么道歉、怎么强硬呛网友呛观众，都是表演，都是为了转化成自媒体的内容和流量。从王志安几轮操作下来明显涨粉，且持续榨取此事任何可操作空间和话题，即是证明。只要流量在，赞助商再找就有，只要表演的姿态漂亮一些、迷惑一些（例如难以确认是真心还是酸的道歉），粉丝回流和成长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在王志安事件后，同一节目又以类似手法嘲弄原住民立委候选人 Savungaz Valincinan 的名字（编按：Savungaz Valincinan 在选前将姓名改为“李我要单列族名我的布农族名字是 Savungaz Valincinan”，透过改名行动，诉求原住民身分证得以“单列族名”。依据现行规定，原住民身分证上仅能以汉字音译传统名字、汉字音译传统名字并列罗马拼音，及汉名并列传统名字罗马拼音等三种标示形式），还美其名为“体谅选务人员的辛苦”。随后又邀请民进党未能顺利连任的前立委郑运鹏上节目，谈当年曾重创民进党形象的劳基法修法，为此战场放下第三把火。

于是，一群始终没学会怎么处理败选焦虑的绿营支持者，与另一群因讨厌民进党而形成的“全民最大党”，加上秉持“黑红”也是红、流量至上的网红经济浪潮，与萨泰尔“反一切政治正确”的死忠粉，在早已破碎化、难以形成有效公共讨论的不同社群平台上，对彼此展开一场无差别大乱斗，战线也一再延长。

此次虽因广泛媒体报导，而成为受瞩目的大事件，但可观察到因每个平台占优势的群体不同，演算法也有所不同，这也导致后来每条战线呈现的样貌、侧重的讨论面向，都略有不同，幅散容易，却难以收束聚焦，更突显如今民主社会面临的议题碎片化、不再有共同的公共空间的考验，已相当严峻，偏偏民主制度的健康运作，又万分仰赖资讯的充份传递与沟通协商。

那些不该踩的红线，却得靠政治意识形态划下

在这场争议中，如何“开玩笑”、如何“做喜剧”，怎样才算是“文明尊重”，始终穿插著出现在各条战线中。

在台湾在公共议题讨论中，操弄刻板印象的羞辱、对弱势身份的嘲弄，从来不曾缺席，例如性暴力的指射，常被拿来比喻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更不乏各种外貌或年龄羞辱、直接或擦边的种族歧视等言词，女性公众人物的身体与性，更是这类言论的重灾区。

但此处并非讨论喜剧在艺术层面的意义，或究竟该不该被赋予社会责任，而是单纯回顾台湾社会对相关言论的反应，以及一般大众是否认为这类言论应有一定社会责任的思考变化。

首先，同婚公投的大型动员，等于为整个台湾社会上了一场大型性别平等课程，尊重他人的性倾向与性别气质，渐渐成为一种常识，再凝聚成社会共识。在辅大心理系夏林清事件后，越来越多人知道以性暴力当玩笑是不妥的，也开始有了“不该谴责受害者”的观念。

虽然社会在缓步前进，但萨泰尔曾一度因被台派社群赋予厚望，始终有某种光环护身，总是可以一再突破上述的“社会共识”，批评者都被当作“小题大作”，网民也曾为“保护本土脱口秀”，对提出批评者发起出征（网路暴力）。

直到曾博恩在 Open Mic 形式的表演上，以争取言论自由而自焚牺牲的郑南榕为玩笑对象，让台派社群颇为错谔。但随著蔡英文总统在《夜夜秀》上的表现，成功让人感觉很亲民、贴近年轻选民后，此事也被“轻轻放下”。后来，夜夜秀也请了韩国瑜，再次引来台派社群的不安和批评，有趣的是，在媒体批露了各家总统候选人上节目的“业配价码”、蔡总统其实是“赚到”之后，又有此举是否也算是一种“义贼”的争议，但至此萨泰尔在台派中的光环，再也回不去了。

萨泰尔的“喜剧风格”并不是什么新颖的发明，而是承袭自台湾早年的秀场文化与综艺节目路线。也许因为台湾人较没有自嘲的传统，也还未摸索出属于自身的幽默感，早年的秀场是以相互“𠛅洗”（ khau-sé/khau-sué，讽刺、挖苦、揶揄）为主，以最直观、简化的方式，重复社会的各种刻板印象，包括将女性、性少数和弱势群体当作玩笑对象。

虽然秀场里的权力关系并非静止的，能在秀场舞台生存下来的女性艺人都能强悍应对，例如以嘲弄男性性能力的方式来反击，而患有小儿麻庳症的歌手阿吉仔也会以幽默化解其他同台来宾关于身障人士的笑话，但这不表示舞台上的权力关系真的被反转了，女性艺人或阿吉仔并没有拒绝的能力或空间，那些反击仅能作为个体的生存策略，而无法翻转那种以刻板印象为乐的结构。

后来，这样的“𠛅洗文化”，也透过电视时代的综艺节目，由张菲、费玉清等经历过秀场文化的主持人，传承给吴宗宪这一代电视人，成为一整代台湾人成长的共同记忆，即使到了小S和“康熙来了”时期，仍可见到一脉相乘的影响力，隐藏在看似多元开放之下。许多人都是在长大、渐渐有人权意识以后，才开始反省以前那些东西“并不好笑”，或是“并不该笑”。但不少观众仍承认自己对这些东西是习惯且有需求的，这种可以不假思索的笑闹很能让人放松，如果可以，他们也不希望总要辛苦的检视、审察自己“可不可以觉得好笑”。

然而，十年前也绝对难以想像有这么一天，台面上所有主流政党，包括民众党在内，都发声谴责王志安对于障碍者的无知和不了解；也因为透过认识陈律师的经历，越来越多人明白障碍者需要的不是廉价的同情，而该尊重其自主性，并降低其进行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阻碍。换言之，有问题的不是障碍者，而是这个社会的设计，过去只想将他们排除于视线之外。

这表示台湾社会在历经一次又一次的事件与动员后，还是有些红线被慢慢的画在人们心里了，不管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是否真心认同这些价值，但有些红线不可踩，渐渐成了社会共识。尽管政治立场还是会主导著相关论述的角度和方向，可话毕竟是自己说出去的，下次踩线前就得三思。虽然不知该欣慰还是感慨，这一条条本该由价值思辨后画下的红线，最后靠的却是政治意识型态的作用，才能广为社会认知并接受。

当然，我们永远不缺各种更高明的反动和精美包装下的歧视，随著直白的歧视与刻板印象逐渐在主流笑话中褪色，迎来的是更复杂的价值思辩，包括处于弱势、被欺压的一方，究竟能不能放弃这些底线原则？而人的出身和国籍，是否也决定他有没有资格享有民主，或是提出自己对民主的期许？这些困难的思辩，又要如何于每日面对中国实质并吞威胁的台湾社会，找到空间存活下来，将有著不同生活经验与历史的群体黏和在一起？

“反政治正确”浪潮

除了内部长期以来累积的焦虑情绪和裂痕，台湾也不可能自外于世界。全球化下经济发展里的输家，以及因为金融产业与新的知识经济兴起，而渐渐滑出中产阶级的白领劳工、正处于人生中场的夹心中年，以及从懂事以来就活在强烈相对剥夺感下的 Z 世代，他们的挫折与不安，都成为喂养民粹政治的养份。

这股民粹浪潮，也透过对现有秩序的不满、对“进步”的质疑，和同理心的不可得，展现出来。例如去年的台大经济系学生歧视原住民事件，让人讶异的是，这是台湾至今受过最完整的多元与平等教育的一代，但对他们来说，原住民问题是祖辈的责任，不该遗留给他们，若强迫他们也要承担，就是压迫“更没有资源的普通汉人学生”。

换到性别议题，他们的态度也是相似的，觉得自己是“什么都没有却什么都要承担”的一代，还要被女性主义当作既得利益者。当我们在谈平等，他们看到的却是“剥夺”，认为这些平权措施，都是慷他们之慨、牺牲他们的权益，来满足成年人的“圣母心”：我们搞砸了这个世界，却要求他们为“自己没做过的事”买单。

王志安虽不是台湾人，但因出身背景与文化，又加上属具优势的社会性别身份与阶级，他身上同样也有那种身为既得利益者却毫无自知之明，以及对于刻板印象任意取用、肆无忌惮的习惯，坚信自己不过是“讲真话”，“不屈服于政治正确”。“反共”或“反习”不代表自动就能理解现代社会，或西方社会在民主化历程里所经历的，反倒仍习惯以自己既有的知识体系来解读一切，例如这次争议中所突显的，对于障碍者自主性与参政权的理解，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种本质的保守反动，与因相对剥夺感而更易被民粹型政治人物吸引的选民，很容易汇聚在一起，成为新的反民主、反包容的政治力量，也很容易将《夜夜秀》这类节目当作自己的代言人。从柯文哲、博恩、贺珑到王志安的支持者，都不认为那是价值观的差异问题，而是“错了道歉就好了”，继续追究其“前科”，是无限上纲，是对意见不同者心怀恶意、毫无宽容。

过去，这股民粹的暗流，因统独因素被暂时掩盖，直到此次大选，才真正浮上台面。

学习安顿自身的情绪与焦虑

在台湾社会的舆论和社群面对不同事件的反应里，躁动的言词与对立之下，是关于认同的焦虑、国家安全的焦虑，和所支持阵营败选后的情绪。并非王志安有多么高明，能以一己之力伤害台湾的国际形象、让民进党政府陷于两难境地，造成“台湾民主品质好坏”的争论。事情会演变至此，根本原因仍是台湾社会过去几十年没有好好处理的伤口。

以“民族”作为抵抗的共同基础，并非必然倒向孤立主义与战争的弊端，尤其对台湾这样一个有著层层叠叠殖民史的国家，透过建立一个新的国族共同体，既有助于每个群体间面对历史转型的复杂，梳理各种殖民遗绪，又能在面对一个超级帝国不断诉诸血缘、语言、文化同源的国族想像不断试图威胁、并吞时，提出完全相反却可行的答案：一个透过多元、人道主义与国际连结，持守自由民主人权底线的“公民国族”。

然而，过去十年，在中国巨大的阴影之下，我们一次又一次逃避以公民国族信念建立共同体基本功课，总是习惯选择“阻力最小之路”，相信快速辨识发言者身份、立场，即不必再受其所言困扰，而不愿花时间和力气去思考那些有助于形成社会更基础的互信与共识的题目，我们说服自己没时间慢慢搞这些基本功，而是相信那些草率的指认、抓战犯，才有助于团结台湾这块土地上异质性如此之高的不同群体。

但即使不谈价值信念，以必须长期面对中国威胁的务实角度，一直处于愤怒和躁动中的人，不会是一个好的战士，也不会是一个好的合作对象。台湾的中间选民必须在不安与不满以外，思考如何超越素朴正义感与对民主的想像的起点，去认识什么叫公民责任，才能形成政治中的关键少数。

绿营选民也必须面对自身从2018后，因为挫败而不停极化的情绪与言行，主动推远多少原本信任你、愿与你站在一起的盟友，帮中共的统战之路省下多少力气，与其责怪曾投给蔡英文、后来却逐渐远离的三百多万选民为何被中共、被柯文哲“骗走”，不如自问为什么民进党不再是让人放心的选择。

台湾唯有诉诸价值，将自身与民主国家深度捆绑、结盟，才有长期抵抗中国帝国的本钱，我们必须清楚明白一事：其它国家和人民没有义务体谅我们的委屈，体谅我们不当泼洒出去的言词和情绪造成的坏印象与伤害。“价值”就是台湾必须言行一致去争取更多国际认同的必要努力，也必须是我们对自己最基本的自我要求。

但同时，我认为也有必要指出，处于相对强势的国际地位下，或生活在相对安稳地区的人们，并没有一处道德高地，让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责难被欺凌者的狼狈，或嫌弃其反击的姿态不够“优雅、文明、好看”。你当然可以指出问题，却也该提醒自己：承受压迫与为其付出代价的，都不是你。我们对于民主和人权的拥护，是出于信念，而不是某一群台湾人的表现是否合我心意，再决定他们有没有资格做一个自由人、配不配得我的支持。

台湾的民主还很年轻，虽走的跌跌撞撞，却仍然很有活力。与其怀揣著各种对民主的想像，不如进到最贴近生活的场域，让“民主”二字不再是空泛的理解，而是能具体化为一张张面孔的、落地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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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有质疑以其它中文自媒体经营者，以及香港歌手、社会运动者何韵诗为例，与王志安做对照，质疑移民署选择性执法、不欢迎外国人批评绿营等。

不过依据台北市信民两岸研究协会回应指出，本次海外观选团之成员，分别持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外国护照，以免签方式入境。他们均非中国籍公民，情形与王志安持中国护照，他以“第三地中国籍人士”申请来台观光，却在台湾从事不符申请目的事项不同。

信民协表示，协会邀请观选团成员以免签入境，不受前述法令规范。他们在台期间上政论节目，就跟一般以免签入境之外国籍人士一样，符合劳动部规定，凡履约期间30日以下，入国签证或入国许可视为工作许可，无须申请，也就没有违法的问题。

至于2019年何韵诗来台参与游行的争议事件，何韵诗是以加拿大护照免签入境台湾，而外国人在台湾合法停留、居留期间，从事请愿或参加合法集会游行的权利应受保障，且当时行政院已审查通过《入出国与移民法》第29条修正条文草案，明定停（居）留外国人得参与合法的集会游行，因此当时移民署亦引用两公约为之解套。

王志安来台上节目的行为，并非“合法请愿或集会游行”，不论是否收受薪资，仍属于“实质提供劳务”的行为，遭移民署认定“与观光目的不符”。这是王志安与海外观选团、及何韵诗案例的差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