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喬瑟芬：王志安「夜夜秀」爭議下，台灣人湧動的情緒暗流

流亡海外的前中國《央視》記者、現居日本經營自媒體的王志安，在1月22日播出的台灣網路脫口秀節目《賀瓏夜夜秀》引發論戰。在檯面上有兩個爭議點，其一是王志安模仿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提名人陳俊翰律師來製造「笑果」，其言行是否構成對障礙人士的歧視。其二，則是王在受到各方批評後，表示自己並無此意，而是為突顯民進黨的提名策略和造勢場合的「煽情」、「賣慘」。

關於王志安的言行是否構成對障礙人士的誤解與歧視這點，不該有爭議，也不該為其以任何理由開脫；台灣社會對此顯然也有共識，除民進黨外，民眾黨與國民黨也都跟進譴責王志安此番言行。除了該節目的死忠觀眾和零星網民，持續以「喜劇效果」、「美式幽默」為名，堅持這樣的言行毫無問題外，即使討厭民進黨的網民，也都承認王志安此番言行確實不尊重、令人感到冒犯。至於台灣選舉造勢是否太煽情，民進黨是否打悲情牌、利用障礙人士，則是「可受公評之事」。

隨後的辯論，大都集中在「民進黨的不分區提名策略」，王志安也在 X（原推特）上持續為自己辯解，並反指節目上的「支語遊戲」也是歧視，認為自己既已向陳律師表歉意，陳律師也應敦促民進黨支持者和台灣民眾為此道歉。一連串舉動，引發外界對其以觀光簽證入境，卻從事與其目的不符之活動的質疑，移民署隨後也做出取消簽證、且五年不得再入境的裁罰。至此，爭議也轉向民進黨政府這項執法是否恰當、是否標準不一，是否符合民主、法治精神，以及台灣民主品質究竟如何。

由於王志安目前仍使用中國護照，此次雖經由第三地來台，但仍受《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較嚴格的規範，無法像持其它外國護照入境的自媒體一樣，享有特定條件下的豁免，可於入境期限內從事社會訪問、商務、參展、考察、國際交流等事務（註1）。若依法論法，移民署對王志安的處份的確是「依法行政」，而如何執法，本就是主權國家的權力。

問題在於，王志安並非第一次來台，也不是第一次上節目受訪，只是之前當他以「反共」面貌出現、頗受綠營支持者歡迎時沒事，此次則因涉及對民進黨的批評而受罰，特別是在民進黨發言人針對此事提出譴責，且針對王志安的「中國人身份」之後，行政機關再做出處分，很難不引發外界對執法標準的質疑。

移民署的決定，不只台灣內部有不同意見，世界各地的中文使用者，特別是多年來將台灣當作「華人民主」代表的群體，也紛紛表達驚訝和失望，認為這事選擇性執法、不歡迎外人批評綠營，甚至有論者認為此舉會重創台灣的國際形象、與近年試圖以價值和民主國家結盟的宣稱背道而馳。

走向「互相傷害」的兩股情緒暗流

在這兩個爭議點底下，湧動著明顯的情緒反應，憤怒是明面上的，很容易從各種對王志安的批評中看到，但少有人願意直白承認的或指出的，是許多台灣人受傷的自尊。

王志安所言，首先戳中的是台灣人引以為傲的民主成就。當我們頻頻以「亞洲民主典範」、「疫情下公民社會的自主成熟」等形象出現於國際，卻被王在缺乏對在地脈絡與歷史的了解下，貶低為煽情，喚起了台灣人多年來身為亞細亞的孤兒的憤怒和自卑感。

而王志安身為「一個中國人」，一個被認為在民主、自由、人權程度都「不如台灣」的國家，竟開口對他沒有的、不懂的東西品頭論足，更是觸怒了一向在這點上相信自己可以擁有更多優越感的台灣人，因此後來批評諸多批評都是向著王志安的身份和出生而去的，也讓移民署「不得不順應民意」，針對其簽證與目的不符一事，做出處分。

製作該節目的公司薩泰爾、主持人賀瓏與製作團隊，也一併成為台灣社會的批評對象，但除了公民團體和人權運動者針對該公司過去的劣跡斑斑提出批評外，主要堅持持續聲討薩泰爾的，也幾乎都是綠營支持者，特別是王志安言談間似乎更將民眾黨的柯文哲當成一個「比較理想」的民主的示範，以及「助長」對民進黨的批評就等於幫到白營的想像下，更是觸及了綠營支持者的敏感神經。

在「品味低俗」、「不文明」的批評背後，是對這群本來宣稱要做出「台灣本土脫口秀」的團隊，究竟還是不是「自己人」的質疑，也不乏論者直接以這類收錢接受業配的網紅與節目，容易淪為中共破壞台灣社會團結、進行認知戰為由，呼籲觀眾抵制。

這些質疑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然而那股長期累積的情緒暗流同樣值得深究。追溯這股情緒的暗流，並非否定這些質疑，更不是要否定這些情緒的正當性，而是察覺情緒從何而來、因何存在，才不會成為情緒的奴隸，避免一再被挑起的張揚情緒被持續放大，成為台灣社會裡不同群體最終走向相互傷害，連最基本的信任都難以存在的原由。

一連串失序的累積與爆發

若把事件放到台灣近年的時間軸線上，會發現此次由王志安與薩泰爾引發的爭議並非孤島事件，而是一連串失序的累積與爆發。從近因來說，2024大選結果，民進黨、民眾黨和國民黨三方都覺得自己「沒贏」，也都看到自身近在眼前的生存與擴張危機，自不會放過吸引選民目光再次聚焦的機會，也讓這次爭議，為大選延長賽拉開序幕，成為各黨接續展現自身立場與價值的比拚舞台。

民進黨接連在兩次地方選舉與這次國會席次中吞下敗積，特別是這次「中國因素」始終未明確出現於大選主軸中，讓不少綠營支持者覺得選戰打的很悶，此時王志安與薩泰爾送上門來，既可重新激起同溫層的危機感與戰鬥力，同時也能暫時緩解不知怎麼應付柯粉浪潮的焦慮感。對反對民進黨的政治勢力來說，這次事件也是天賜良機，能進一步突顯民進黨「不接受批評」、「只要碰到中國（人）就失去理智和判斷力」，試圖多拉到一些游離在政黨外、沒有強烈意識型態的支持者。

對薩泰爾與王志安來說，最重要的是流量而非好名聲，爭議就是維持流量熱度最好的助燃劑，不管是道歉還是不道歉，怎麼道歉、怎麼強硬嗆網友嗆觀眾，都是表演，都是為了轉化成自媒體的內容和流量。從王志安幾輪操作下來明顯漲粉，且持續榨取此事任何可操作空間和話題，即是證明。只要流量在，贊助商再找就有，只要表演的姿態漂亮一些、迷惑一些（例如難以確認是真心還是酸的道歉），粉絲回流和成長的速度也會更快一些。

在王志安事件後，同一節目又以類似手法嘲弄原住民立委候選人 Savungaz Valincinan 的名字（編按：Savungaz Valincinan 在選前將姓名改為「李我要單列族名我的布農族名字是 Savungaz Valincinan」，透過改名行動，訴求原住民身分證得以「單列族名」。依據現行規定，原住民身分證上僅能以漢字音譯傳統名字、漢字音譯傳統名字並列羅馬拼音，及漢名並列傳統名字羅馬拼音等三種標示形式），還美其名為「體諒選務人員的辛苦」。隨後又邀請民進黨未能順利連任的前立委鄭運鵬上節目，談當年曾重創民進黨形象的勞基法修法，為此戰場放下第三把火。

於是，一群始終沒學會怎麼處理敗選焦慮的綠營支持者，與另一群因討厭民進黨而形成的「全民最大黨」，加上秉持「黑紅」也是紅、流量至上的網紅經濟浪潮，與薩泰爾「反一切政治正確」的死忠粉，在早已破碎化、難以形成有效公共討論的不同社群平台上，對彼此展開一場無差別大亂鬥，戰線也一再延長。

此次雖因廣泛媒體報導，而成為受矚目的大事件，但可觀察到因每個平台佔優勢的群體不同，演算法也有所不同，這也導致後來每條戰線呈現的樣貌、側重的討論面向，都略有不同，幅散容易，卻難以收束聚焦，更突顯如今民主社會面臨的議題碎片化、不再有共同的公共空間的考驗，已相當嚴峻，偏偏民主制度的健康運作，又萬分仰賴資訊的充份傳遞與溝通協商。

那些不該踩的紅線，卻得靠政治意識形態劃下

在這場爭議中，如何「開玩笑」、如何「做喜劇」，怎樣才算是「文明尊重」，始終穿插著出現在各條戰線中。

在台灣在公共議題討論中，操弄刻板印象的羞辱、對弱勢身份的嘲弄，從來不曾缺席，例如性暴力的指射，常被拿來比喻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更不乏各種外貌或年齡羞辱、直接或擦邊的種族歧視等言詞，女性公眾人物的身體與性，更是這類言論的重災區。

但此處並非討論喜劇在藝術層面的意義，或究竟該不該被賦予社會責任，而是單純回顧台灣社會對相關言論的反應，以及一般大眾是否認為這類言論應有一定社會責任的思考變化。

首先，同婚公投的大型動員，等於為整個台灣社會上了一場大型性別平等課程，尊重他人的性傾向與性別氣質，漸漸成為一種常識，再凝聚成社會共識。在輔大心理系夏林清事件後，越來越多人知道以性暴力當玩笑是不妥的，也開始有了「不該譴責受害者」的觀念。

雖然社會在緩步前進，但薩泰爾曾一度因被台派社群賦予厚望，始終有某種光環護身，總是可以一再突破上述的「社會共識」，批評者都被當作「小題大作」，網民也曾為「保護本土脫口秀」，對提出批評者發起出征（網路暴力）。

直到曾博恩在 Open Mic 形式的表演上，以爭取言論自由而自焚犧牲的鄭南榕為玩笑對象，讓台派社群頗為錯諤。但隨著蔡英文總統在《夜夜秀》上的表現，成功讓人感覺很親民、貼近年輕選民後，此事也被「輕輕放下」。後來，夜夜秀也請了韓國瑜，再次引來台派社群的不安和批評，有趣的是，在媒體批露了各家總統候選人上節目的「業配價碼」、蔡總統其實是「賺到」之後，又有此舉是否也算是一種「義賊」的爭議，但至此薩泰爾在台派中的光環，再也回不去了。

薩泰爾的「喜劇風格」並不是什麼新穎的發明，而是承襲自台灣早年的秀場文化與綜藝節目路線。也許因為台灣人較沒有自嘲的傳統，也還未摸索出屬於自身的幽默感，早年的秀場是以相互「剾洗」（ khau-sé/khau-sué，諷刺、挖苦、揶揄）為主，以最直觀、簡化的方式，重複社會的各種刻板印象，包括將女性、性少數和弱勢群體當作玩笑對象。

雖然秀場裡的權力關係並非靜止的，能在秀場舞台生存下來的女性藝人都能強悍應對，例如以嘲弄男性性能力的方式來反擊，而患有小兒麻庳症的歌手阿吉仔也會以幽默化解其他同台來賓關於身障人士的笑話，但這不表示舞台上的權力關係真的被反轉了，女性藝人或阿吉仔並沒有拒絕的能力或空間，那些反擊僅能作為個體的生存策略，而無法翻轉那種以刻板印象為樂的結構。

後來，這樣的「剾洗文化」，也透過電視時代的綜藝節目，由張菲、費玉清等經歷過秀場文化的主持人，傳承給吳宗憲這一代電視人，成為一整代台灣人成長的共同記憶，即使到了小S和「康熙來了」時期，仍可見到一脈相乘的影響力，隱藏在看似多元開放之下。許多人都是在長大、漸漸有人權意識以後，才開始反省以前那些東西「並不好笑」，或是「並不該笑」。但不少觀眾仍承認自己對這些東西是習慣且有需求的，這種可以不假思索的笑鬧很能讓人放鬆，如果可以，他們也不希望總要辛苦的檢視、審察自己「可不可以覺得好笑」。

然而，十年前也絕對難以想像有這麼一天，檯面上所有主流政黨，包括民眾黨在內，都發聲譴責王志安對於障礙者的無知和不了解；也因為透過認識陳律師的經歷，越來越多人明白障礙者需要的不是廉價的同情，而該尊重其自主性，並降低其進行社會參與和政治參與阻礙。換言之，有問題的不是障礙者，而是這個社會的設計，過去只想將他們排除於視線之外。

這表示台灣社會在歷經一次又一次的事件與動員後，還是有些紅線被慢慢的畫在人們心裡了，不管心裡真實的想法是什麼，是否真心認同這些價值，但有些紅線不可踩，漸漸成了社會共識。儘管政治立場還是會主導著相關論述的角度和方向，可話畢竟是自己說出去的，下次踩線前就得三思。雖然不知該欣慰還是感慨，這一條條本該由價值思辨後畫下的紅線，最後靠的卻是政治意識型態的作用，才能廣為社會認知並接受。

當然，我們永遠不缺各種更高明的反動和精美包裝下的歧視，隨著直白的歧視與刻板印象逐漸在主流笑話中褪色，迎來的是更複雜的價值思辯，包括處於弱勢、被欺壓的一方，究竟能不能放棄這些底線原則？而人的出身和國籍，是否也決定他有沒有資格享有民主，或是提出自己對民主的期許？這些困難的思辯，又要如何於每日面對中國實質併吞威脅的台灣社會，找到空間存活下來，將有著不同生活經驗與歷史的群體黏和在一起？

「反政治正確」浪潮

除了內部長期以來累積的焦慮情緒和裂痕，台灣也不可能自外於世界。全球化下經濟發展裡的輸家，以及因為金融產業與新的知識經濟興起，而漸漸滑出中產階級的白領勞工、正處於人生中場的夾心中年，以及從懂事以來就活在強烈相對剝奪感下的 Z 世代，他們的挫折與不安，都成為餵養民粹政治的養份。

這股民粹浪潮，也透過對現有秩序的不滿、對「進步」的質疑，和同理心的不可得，展現出來。例如去年的台大經濟系學生歧視原住民事件，讓人訝異的是，這是台灣至今受過最完整的多元與平等教育的一代，但對他們來說，原住民問題是祖輩的責任，不該遺留給他們，若強迫他們也要承擔，就是壓迫「更沒有資源的普通漢人學生」。

換到性別議題，他們的態度也是相似的，覺得自己是「什麼都沒有卻什麼都要承擔」的一代，還要被女性主義當作既得利益者。當我們在談平等，他們看到的卻是「剝奪」，認為這些平權措施，都是慷他們之慨、犧牲他們的權益，來滿足成年人的「聖母心」：我們搞砸了這個世界，卻要求他們為「自己沒做過的事」買單。

王志安雖不是台灣人，但因出身背景與文化，又加上屬具優勢的社會性別身份與階級，他身上同樣也有那種身為既得利益者卻毫無自知之明，以及對於刻板印象任意取用、肆無忌憚的習慣，堅信自己不過是「講真話」，「不屈服於政治正確」。「反共」或「反習」不代表自動就能理解現代社會，或西方社會在民主化歷程裡所經歷的，反倒仍習慣以自己既有的知識體系來解讀一切，例如這次爭議中所突顯的，對於障礙者自主性與參政權的理解，就是最好的例子。

這種本質的保守反動，與因相對剝奪感而更易被民粹型政治人物吸引的選民，很容易匯聚在一起，成為新的反民主、反包容的政治力量，也很容易將《夜夜秀》這類節目當作自己的代言人。從柯文哲、博恩、賀瓏到王志安的支持者，都不認為那是價值觀的差異問題，而是「錯了道歉就好了」，繼續追究其「前科」，是無限上綱，是對意見不同者心懷惡意、毫無寬容。

過去，這股民粹的暗流，因統獨因素被暫時掩蓋，直到此次大選，才真正浮上檯面。

學習安頓自身的情緒與焦慮

在台灣社會的輿論和社群面對不同事件的反應裡，躁動的言詞與對立之下，是關於認同的焦慮、國家安全的焦慮，和所支持陣營敗選後的情緒。並非王志安有多麼高明，能以一己之力傷害台灣的國際形象、讓民進黨政府陷於兩難境地，造成「台灣民主品質好壞」的爭論。事情會演變至此，根本原因仍是台灣社會過去幾十年沒有好好處理的傷口。

以「民族」作為抵抗的共同基礎，並非必然倒向孤立主義與戰爭的弊端，尤其對台灣這樣一個有著層層疊疊殖民史的國家，透過建立一個新的國族共同體，既有助於每個群體間面對歷史轉型的複雜，梳理各種殖民遺緒，又能在面對一個超級帝國不斷訴諸血緣、語言、文化同源的國族想像不斷試圖威脅、併吞時，提出完全相反卻可行的答案：一個透過多元、人道主義與國際連結，持守自由民主人權底線的「公民國族」。

然而，過去十年，在中國巨大的陰影之下，我們一次又一次逃避以公民國族信念建立共同體基本功課，總是習慣選擇「阻力最小之路」，相信快速辨識發言者身份、立場，即不必再受其所言困擾，而不願花時間和力氣去思考那些有助於形成社會更基礎的互信與共識的題目，我們說服自己沒時間慢慢搞這些基本功，而是相信那些草率的指認、抓戰犯，才有助於團結台灣這塊土地上異質性如此之高的不同群體。

但即使不談價值信念，以必須長期面對中國威脅的務實角度，一直處於憤怒和躁動中的人，不會是一個好的戰士，也不會是一個好的合作對象。台灣的中間選民必須在不安與不滿以外，思考如何超越素樸正義感與對民主的想像的起點，去認識什麼叫公民責任，才能形成政治中的關鍵少數。

綠營選民也必須面對自身從2018後，因為挫敗而不停極化的情緒與言行，主動推遠多少原本信任你、願與你站在一起的盟友，幫中共的統戰之路省下多少力氣，與其責怪曾投給蔡英文、後來卻逐漸遠離的三百多萬選民為何被中共、被柯文哲「騙走」，不如自問為什麼民進黨不再是讓人放心的選擇。

台灣唯有訴諸價值，將自身與民主國家深度綑綁、結盟，才有長期抵抗中國帝國的本錢，我們必須清楚明白一事：其它國家和人民沒有義務體諒我們的委屈，體諒我們不當潑灑出去的言詞和情緒造成的壞印象與傷害。「價值」就是台灣必須言行一致去爭取更多國際認同的必要努力，也必須是我們對自己最基本的自我要求。

但同時，我認為也有必要指出，處於相對強勢的國際地位下，或生活在相對安穩地區的人們，並沒有一處道德高地，讓其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去責難被欺凌者的狼狽，或嫌棄其反擊的姿態不夠「優雅、文明、好看」。你當然可以指出問題，卻也該提醒自己：承受壓迫與為其付出代價的，都不是你。我們對於民主和人權的擁護，是出於信念，而不是某一群台灣人的表現是否合我心意，再決定他們有沒有資格做一個自由人、配不配得我的支持。

台灣的民主還很年輕，雖走的跌跌撞撞，卻仍然很有活力。與其懷揣著各種對民主的想像，不如進到最貼近生活的場域，讓「民主」二字不再是空泛的理解，而是能具體化為一張張面孔的、落地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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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有質疑以其它中文自媒體經營者，以及香港歌手、社會運動者何韻詩為例，與王志安做對照，質疑移民署選擇性執法、不歡迎外國人批評綠營等。

不過依據台北市信民兩岸研究協會回應指出，本次海外觀選團之成員，分別持美國、加拿大、澳洲、韓國等外國護照，以免簽方式入境。他們均非中國籍公民，情形與王志安持中國護照，他以「第三地中國籍人士」申請來台觀光，卻在台灣從事不符申請目的事項不同。

信民協表示，協會邀請觀選團成員以免簽入境，不受前述法令規範。他們在台期間上政論節目，就跟一般以免簽入境之外國籍人士一樣，符合勞動部規定，凡履約期間30日以下，入國簽證或入國許可視為工作許可，無須申請，也就沒有違法的問題。

至於2019年何韻詩來台參與遊行的爭議事件，何韻詩是以加拿大護照免簽入境台灣，而外國人在台灣合法停留、居留期間，從事請願或參加合法集會遊行的權利應受保障，且當時行政院已審查通過《入出國與移民法》第29條修正條文草案，明定停（居）留外國人得參與合法的集會遊行，因此當時移民署亦引用兩公約為之解套。

王志安來台上節目的行為，並非「合法請願或集會遊行」，不論是否收受薪資，仍屬於「實質提供勞務」的行為，遭移民署認定「與觀光目的不符」。這是王志安與海外觀選團、及何韻詩案例的差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