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历史终结”到中式现代性，中共党史叙事是如何与时代共振的？

【编者按】欢迎点击订阅中共建党百年专题。我们在系列文章中解读中国年轻人为何热衷于入党、建党百年纪念将如何奠定习近平的政治命运，以及，中共如何论述自己的百年历史，这其中突出了什么、又抹去了什么。

今天的文章，试图提出一个论点：中共借着百年大庆的机会，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替代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模式，以重新组织党史叙述，并用新的党史论述迎合了社会心态与许多民众的期待。这不意味着中共不会面对现代性带来的危机的挑战，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至少在如今是更为牢固了。

2021年7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纪念日就要到来，同过去几年的许多“大庆日子”一样，北京的安保等级陡升，媒体宣传铺天盖地，全国大街小巷贴满庆祝标语、标志和红旗。除此之外，新一轮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为口号的“四史”学党史运动也已持续一段时间。“党”在国人社会生活中的能见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切伴随着更严格的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和控制，以及对更多“不稳定因素”的打压。自然，这也包括了在香港击垮《苹果日报》这样的反对派代表媒体。

许多海外媒体都针对中共建党百周年刊文评论。其中媒体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中共在习时代的意识形态“原教旨化”。简而言之，媒体眼中的中共，是一个由意识形态引领的政党，中共的意识形态成为分析中国现实时绕不过的东西。

但把对中共百年大庆的分析乃至对习时代的理解变成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恐怕会陷入死循环：既然认为习时代的中共不再像原先那样灵活或坚持实用主义，那么人们自然会更认真对待中共宣传中透露出的意识形态内容；但越关注意识形态内容，就越容易把意识形态宣传当作真实发生的一切，从而实际上忽略了党作为一台组织行动机器，在意识形态的帷幔下发生的其他变化。

这样的循环并不意外，数年来，有不少人倾向于相信这样一套叙事——即认为中共不做实事，只会用宣传遮掩各种各样的治理无能。这一观点延伸开，便是认为中国其实社会矛盾尖锐，只是因为自由派媒体被打压而不会被外界所见到，而党国媒体的宣传不过在“粉饰太平”。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如2010年前后那样，相信中共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社会中扮演着纯粹压制性和攫取性质的角色。

这种循环往复的见解，加上对媒体更加严格的管制，以及疫情带来的国门封锁，使得中共近年来的变化很难被描述和理解。诚然，大举扩张的意识形态宣传造就了许多荒诞，但宣传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强化与改变，仅仅是习时代中共与中国诸多变化的一个面向。习时代的中共的确强调意识形态纯洁，但它也恰恰不像许多观察家那样只关注意识形态。

这篇文章即是试图提出一个论点：中共借着百年大庆的机会，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替代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模式，以重新组织党史叙述，并用新的党史论述迎合了社会心态与许多民众的期待。这不意味着中共不会面对现代性带来的危机的挑战，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至少在如今是更为牢固了。

变化的中共组织

近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全球最大政党之一，在权力结构、动员和基层组织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伴随着的，则是其目标和路线上的调整与改变。

近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全球最大政党之一，在权力结构、动员和基层组织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伴随着的，则是其目标和路线上的调整与改变。

在2012年之前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中共进行了一系列党内放权改革。一方面，在胡温时代缺少“核心”与“九龙治水”的党内，暗含着更强烈的权力斗争；另一方面，党也有将自己的流程对接到民主分权话语的考量。在中共建党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的报告中就多次提及“政治体制改革”和“党内民主”。在具体实践上，这意味着高层人事任免权力不再是仅仅掌握在党中央手中，而是增加了很多推选和各层级的差额投票环节。

在习时代，这些尝试被“纠正”过来。2017年10月由新华社刊发的，对十九大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产生方式的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不搞‘大会海推’‘划票打勾’——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充分发挥民主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有质量、讲实效的民主”。这段话的言下之意是，先前的党内投票和推选模式导致“拉票、贿选等诸多弊端”，党要回到更讲纪律的人事组织模式上来，通过上级对下级的谈话、审查，来确定新的高级干部人选。

习近平时代注重突出党的地位，并重视党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呈现。在胡温时代，党委延续着党政分工的传统。人们常常发现政府主官比党委书记亮相更多。但在习时代，党委不仅是实质上领导，也恢复了形象上的地位。毛泽东的名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被再次提起，2016年被重新定为重要政治原则，随即在2017年写入党章；2018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伴随着这些意识形态推进的，是党组织的不断下沉——私营公司、社会机构都纷纷成立党支部。党采取更“进取”高调的姿态，渗入社会的毛细血管。

习时代对党组织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中共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给党员群体增加了更多从上至下的压力。

反腐败工程则打击了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党员团体。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许多人认为中共从一个革命政党蜕变为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或“精英统治群体”，以至于“新儒家”之一的清华大学外籍教授贝淡宁（Daniel Bell）曾经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精英联盟”。习上任之后发动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反腐运动。尽管这一运动可以同时理解为对政敌的清肃，但其效果确实是令党内的既有纵向横向连接、抱团与利益输送管道遭到了打击，并被置于更多的监视之下。习时代出台的“八项规定”对用车、宴请等场合做出了各种限制。与此同时原有的官场也经历了大规模的洗牌。根据端传媒在2016年的梳理，中共十八大之后仅仅四年内，就有13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和10名中央委员因反腐落马。

对党的大规模整顿，也使得党的权力空前集中化。政治学家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曾在接受端传媒访问时提到，中共相比苏共，拥有党组织上的极大灵活性——中共无法用集权或分权的框架来概括，而是存在一种“游击队模式”，地方政府可以有灵活试验新改革的权力。不同地方党政机关间也相互竞争。但在习时代，更为强调的是“顶层设计”、“全国一盘棋”。具体而言，地方的很多决策权都被上收。竞争模式仍然存在，但指挥棒收归中央。地方要竞相努力去争夺中央的认可。中央要是没有定论的，地方就没有积极性去做。这样的党政组织在2020年的疫情初期尤为明显——在中央未有及时反应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似乎缺少了防疫工作的许多自主权。而一旦中央开始统筹，地方又格外雷厉风行层层加码。

从基层角度看中共在习时代的变化，最醒目的是基层党组织陡增的工作量。一边，习时代的各种党政命令从上到下需要大量人手执行——无论是扶贫，还是环保，又或是如今的防疫，都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以至于基层党组织常常要超负荷运转，“因公殉职”的猝死常见诸报道。另一边，“党组织建设”要求基层投入更多时间以团队为单位碰头、聚集——意味着更多的会议、学习会、生活会……党的组织生活全面占领了党员的日常生活，身为党员仿佛要不断经历员工培训一般，考验“忠诚”和其他各方面的能力。

“组织”是习时代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改变之一。也许不少人会认为，这些安排只在乎效忠和向上“看齐”，但这些变化首先是一种动员——党的不断出现使身在其中和其外的每个中国人都开始意识到它的特殊地位。但对党的不断整顿则又使得党的形象，尤其是基层民众眼中的党的形象开始和“既得利益精英”拉开距离。这些年笔者碰到的很多人，尤其是内陆和乡镇地区的人，都认为习时代的腐败变少了，至少那种“办什么事情都要钱”的时代过去了。腐败当然存在，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在崛起。但至少在当下，习时代对党组织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中共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给党员群体增加了更多从上至下的压力。这是中共党组织数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变化，尽管它完全没有诉诸群众运动的毛时代模式。

中共与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并非静止。过去十年，社会的改变是巨大的，中共的变化也是与之同步的。

中共对党员群体的重新组织伴随着中国社会在过去十年间的变化。论述中共巨变时，许多论者往往将党组织的变化动力，理解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愿望或人与人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却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并非静止。过去十年，社会的改变是巨大的，中共的变化也是与之同步的。

过去十年的中国，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其变化，可称为“中国现代性”的建立。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提升了整整十个百分点，到达60%。人均GDP也迈过了标志着中等收入国家的1万美元门槛。不过，现代性也不仅仅是看这些指标，中国社会近些年来的不少变化快速助推国人迈入“现代社会”。这意味着，过去十年对很多人来说有“质变”的主观感受——尽管它也许更多是在感官层面的效果。

高铁是这种“中国现代性”的最显著标志。2010年底时，中国高铁总里程还是8358公里，2020年底则已经达到了3.79万公里。初时，高铁被不少知识分子和媒体人认为是昂贵的大白象工程。但十年前也许不太能预见到的是：高铁作为一种比飞机更大众和更方便的快速交通工具，在时间和空间上改变了国人的理解。尤其是，在2010年时，高铁还是主要连接着主干线上的大城市；2020年的高铁已经扩展连接起了许多中小城市和县城。高铁带来的时空压缩，全套设备的全国标准化，带给一般人的是对国土和空间同样的标准化理解。

和高铁扮演着类似角色，在时间和空间上把中国国土空间“拉平”的还有过去十年的互联网平台——这些几乎是垄断中国人互联网消费生活的在线购物平台与通达各地的物流网络同样带来了标准化和“现代化”的生活——如今农村居民也热衷于通过智能手机在短视频平台“快手”和“抖音”上接收时尚广告——如何给村里的房子做现代化装修，什么家私值得采购——然后再在淘宝或拼多多上下单，去乡上或县里的快递中转站提货。

中共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现代化在意识形态和生活经验上对中国人的吸引力。和单纯强调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的“绩效合法性”概念不同，现代化是带有历史神学乃至宗教效果的。在近年来的文宣中，党非常喜欢的主题之一便是基础设施上的那些超级工程——像纪念碑一样在大地上崛起的巨型建筑。3月底，中共颁布了一批“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其中大量列入了新近建设的巨型工程——横跨珠江口的港珠澳大桥、扎哈·哈迪德设计的北京大兴机场、专门计划了航天旅游的海南卫星发射基地，乃至杭州的“未来科技城”。这些建筑都是现代化工程的巨型符号，它超越了“改善生活”的层面，带有引领、定义、展开现代性的某种神圣意味。而这些旅游线路也带有了对中式现代性朝圣、膜拜的潜台词。

同时进行的，是习时代中共中央对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加强控制。通过组建各种隶属党中央的小组，习时代的行政权力事实上收归了中共中央。通过权力的集中，北京的中共中央对地方行政的指挥、控制达到了新的高度，也因此得以在过去十年出台一系列的社会改造工程，从上到下予以推广。

中共的历史论述逻辑也类似：它褒扬中共作为执政党提供的“中式现代化”图景和公共服务。这些图景的背后也蕴含着对社会中各种异质性力量的严格压制。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程大多数都围绕着现代性问题展开。比如供给侧改革，就是大力偏向城市中产的经济调整手法，旨在将整个经济结构调整到以中产和内需的动力为驱动——尽管其效果值得商榷。精准扶贫也是类似的全国动员，很多人将之理解为某种“跃进”式的形象工程。但细看各地的具体执行，精准扶贫尤为强调让农民成为现代的工人、小业主或城镇居民，希望将农村的人和其他生产要素纳入到城市中产驱动的整个经济机器中。环境整治运动也是一样：中产对“蓝天”的需要在2010年前后的种种街头环境运动中达到了顶点，这部分的需求则在过去十年中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形式成为了最高指示。2017年发生在北京和许多其他城市的“低端人口清退”也并非外在于这个范畴，对城市的“美化”和“消费升级”，既是政治目标，也蕴含在扶持更“高级”中产阶级经济的命题之内。

2020年至今被热议的老龄化、少子化、产业升级、金融整顿和内卷化的经济形势，乃至国内国外“双循环”，其实都是对中产社会和中式现代性的焦虑。这些焦虑既有对中国社会是否能真正进入现代，加入乃至自行成为“国际标准”的疑问，也包括了“现代”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所引起的慌乱。应对这些，中共的做法也非常明显：一方面，执政党继续提供大量的基建类公共产品，另一方面，中共用“正规化”对传统中国社会施加争议巨大的改造——社会征信系统和失信执行系统是让社会更加规矩和“现代”的法治武器。而对传统的“社会中的社会”——如少数民族群体、灰色的“江湖中国”的规训和管理，则不仅仅是从政治考虑出发，也包含了为“中式现代化”扫平语言、族群和地域障碍的逻辑。在这一点上，经济专家和铁腕官员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市场，同一群工作者和消费者，同一种现代化。

曾经在冷战结束时提出“历史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在近年的著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提到，威权国家不一定就不能回应民众的诉求。政府对社会负有提供公共物品的功能，这包括了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再分配，以及阻止政府权力的衰败——福山将衰败理解为人类本性中关怀亲友的部分天性介入政治，把政治导向裙带分肥。而“现代”意味着政府有相对于这种裙带分肥的独立性，并能够阻止这种趋势影响政府提供基本服务。福山认为这样的政府恰恰容易是战争体制的产物——如19世纪的普鲁士在战争中为今日的德国高效官僚体系奠定了基础。

从“中式现代化”的角度观察，中共过去十年的一些逻辑，和福山的观察是类似的：它大力打击已有的社会网络，把社会进一步带向均质化的现代化。中共的历史论述逻辑也类似：它褒扬中共作为执政党提供的“中式现代化”图景和公共服务。这些图景的背后也蕴含着对社会中各种异质性力量的严格压制。

中共版本的“辉格史”

无论是毛和邓，还是江和胡的时代，都为今天的时代服务，这才是百年大庆时代党史论述中的历史哲学，一种中共版本的“历史的辉格解释”。

相比改革开放时代的“绩效合法性”，习时代的中共更注重结合“现代性”，创造出属于中共的历史哲学，尤其是注重“信仰”——在党和社会，执政者和群众的关系中，注入某种超越性价值。

在论述中共历史时，毛派和自由派各自从“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中提炼出了一套超越性的价值。对前者而言，超越性是平等主义和宗教意味式的共产主义；对后者而言，超越性是要加入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潮流，令中国社会实现“普世价值”。习时代的中共甫一上台就表示“前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放到今日，我们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十年来意识形态和社会建构的结果是，习时代的中共在创造自己时代的超越性价值，而毛时代和邓时代生长出的两种超越性都被放在一边，双重架空了。

我们不妨对比如今出版的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和200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旧版本相比。“百年大庆”版本的党史明显在历史哲学，尤其是历史和今天的关系定义上产生了新的变化。在旧版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仅仅在改革开放一章的标题中出现。相比当年的版本，2021年的版本则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新整理了历史线索。毛时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最终定性是“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相应地，邓小平时代的定性是“伟大历史转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江泽民时代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胡锦涛时代的一章标题则是“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历史最终达到习时代的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换句话说，我们会发现，在习版本的历史哲学中，整个中共的发展都被归纳为了从历史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历史上的一切都在哲学层面上有了主次的区分和逻辑上的勾连——历史是为了今天的局面，历史是今天现实的台阶，而今天的现实则是中国现代史的最高阶段。无论是毛和邓，还是江和胡的时代，都为今天的时代服务，这才是百年大庆时代党史论述中的历史哲学，一种中共版本的“历史的辉格解释”。

通过把自己定义为现代性的代表，把当下定义为历史进程的高阶段，当今的中共历史叙事就达到了绕开历史而定论现实的效果：既然强调的是当下，历史到底是什么，就变成了一个次要的问题。

这种史观和十年之前的众多历史讨论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在那些历史讨论或者叙事（无论是毛派的还是自由派的）中，人们更多讨论的是过去历史的正义性问题。毛派认为改革开放背叛了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自由派认为毛时代的政治暴力乃至1989年的暴力镇压是背逆了人性。习时代的中共历史叙事恰恰不依循这样追求“历史正义”的哲学来编织。通过把自己定义为现代性的代表，把当下定义为历史进程的高阶段，当今的中共历史叙事就达到了绕开历史而定论现实的效果：既然强调的是当下，历史到底是什么，就变成了一个次要的问题。

这种做法让毛派和自由派都陷入了两难：只要人们相信今天足够好，那么历史正义与否就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况且，历史的复杂性和冲突性足够令绝大多数人厌倦、不耐烦，人们和自由派与毛派一样追求为历史“定论”，但却并不那么在意“正义”的问题，毕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重新编织和整顿历史，最终是为了轻装前行。在这种境况下，越是强调历史对当下负有的责任，人们就越快遗忘，越想遗忘。

这样一种历史建构，倒是耐人寻味地和冷战结束时自由派建构的美国史有相似之处。在1990年冷战结束时，美国其实不再是冷战开始的美国。罗斯福时代的“新政体制”已经整个被新自由主义的“里根革命”所颠覆。这种演变正巧配合着苏联的解体，形成了“里根模式胜利”的假象。冷战的结束也就成为了冷战史（尤其是苏联史和新政时代的美国史）被遗忘和藏入冷宫的过程。我们可以说，冷战结束是里根模式的“入关学”时刻。“入关学”是中国内地一部分国家主义网民发明的一个术语，把中国崛起比喻为满清入关，意味着先不要管合法性论述，只要“攻占中原”，自然能有“博学大儒”为自己辩护。如今，以“今天”和“现代”为聚焦的中共党史论述，也带上了一层“入关学”的味道。也许，人类天然就喜爱“历史终结”——无论终结的是什么历史。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共就不会面对危机与挑战了。尽管我们可以想见，在新冷战的态势下，外界压力越大，对中共就越有利，这是因为虽然中国中产对习时代有许多批评，但习时代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顾及与扶持着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中国中产阶级对现代性的需要。对时代的观察者们来说，还有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无论说它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威权主义也好，过去十年发生在中国的这种带着全面现代化乃至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野心的统治倾向，的确是可以在其中几个侧面被解读为“进步”和“现代性”的，而这些“进步”与现代性，又和威权、压制、父权家长制的统治风格紧密结合。未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一种极为矛盾的现象？

尽管福山常常预测错误，但在这里不妨借用他的一个解释框架，也许在未来，和许多其他国家相同的问题也会同样发生在中共治下：福山认为现代社会蕴含着一个基本的矛盾——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中，传统的小共同体关系崩解，大众动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而大众动员会赋予普通人极大的政治参与热情，当现代政府无法完全消化这些热情的时候，整个系统就会出现危机。

过去十年，中国共产党一面在组织和实务上证明自己和其他政党不同，这个过程本身却又极为依赖庞大的宣传动员系统来传播。这个传播虽然有着明显的压制性，却也对许多年轻一代和普通人都起到了动员政治热情的效果。这意味着“讲故事”和“做事情”正在慢慢形成微妙的紧张。随着中国现代性被抬上历史哲学的位置，随着中国社会越来越“现代”，这其中的张力乃至危险，在未来会如何发展下去？

（黄晖，中国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