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后的罢工
“涨薪！涨薪！……”5月14日中午，在仰光莱达亚产业园区，一家台资工厂传出了这样的喊声。最初有十几人，然后几百人，不断有工人放下手里的活走出车间，加入罢工运动。
这家工厂于2014年在在缅甸正式投产，全名为“昌亿有限公司”，是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的主要代工厂之一，也是目前缅甸规模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厂，有超过6200名员工。而莱达亚是仰光最早建立也是最大的产业园区，遍布外资背景的制衣厂、制鞋厂；也是仰光的西南门户——连接目前正频繁交战的伊洛瓦底省和若开邦，自2008年纳吉斯风灾以来容纳了大量来自这两个地区的农业移民和气候难民。
2021年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后，仰光的日常被拉回到民主改革前。在长达五年的政局混乱、电力短缺、通货膨胀、强制征兵、和自然灾害等困境的多重夹击下，人们比任何时候都疲于生存。而2025年缅甸地震之后，仰光成为“缅甸目前唯一安全的城市”，且房租大涨。军方为了保住这个“安全”的名声，严格地把守着通往仰光的镇区，这些镇区也是遍布外资工厂的产业园区。在五年的饥饿和恐惧面前，“罢工”变得难以想象。
因此，当昌亿罢工的视频在 Tiktok 传播时，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是曾经熟悉但如今罕见的声音”，流亡泰国的缅甸媒体《Frontier》如此写道。这场罢工最高峰时有超过6000名工人参与，成为缅甸自2021年军方暴力镇压抗议活动之后规模最大的罢工运动。
“罢工前我们的月收入只有35万缅币左右（约67美元），而所有东⻄都越来越贵。我们每天5点起来，晚上9点才能回到家，赚的钱还不够糊口。所以，经过讨论，我们决定罢工要求涨薪。”一位参与昌益罢工的工人说。
他们提出的条件是，雇主将基础日薪从5200缅币（时值1美元）提高到12000缅币（时值2.3美元）﹑将加班费从每小时1600缅币（时值0.31美元）提高到2000缅币（时值0.38美元）﹑将全勤奖金从20000缅币（时值3.85美元）提高至40000缅币（时值7.69美元）。
昌亿罢工并非孤例。根据《缅甸劳工新闻》六月的研究报告，从五月初到六月底，在仰光多个产业园区都出现了罢工运动，六月至少有25家工厂发生了罢工。参与者和领导者以女工为主。
35岁的玛钦是其中一位领导者。她所在的制衣厂为一家中资企业，位于瑞必达产业园区，与莱达亚产业园区隔著一条莱河。她回忆道：“我们是周四开始罢工的，没有好好组织，只是静坐示威。喊五分钟口号，休息十分钟，这样循环。” 他们的罢工主要诉求是将基础日薪从6800缅币提高到13000缅币，以及将加班时薪提高到3000缅币。
并非所有工人都愿意罢工，要么出于对管理层的恐惧，要么是担心罢工期间没有收入。玛钦说:“一 开始有100多人加入我们。大家都没什么经验，都很恐惧。”
罢工第二天，工人们收到厂方的回应，称愿意将加班时薪提高到4000缅币，以及将全勤奖从25000缅币提高到30000缅币，但基础时薪维持原样。
“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大家关心的正是基础日薪。因为加班费不是确定的，全勤奖也很难得到。”玛钦说。她认为全勤奖是一种制约工人的手段，用以威胁不愿加班的工人，或无法完成指标的人。因此，在加薪之外，她还想要求厂方按工作能力来分配工作指标和奖金，“因为有的人——比如孕妇，不应该被分配她们无法完成的指标，然后强制她们加班。”
“到了第三天上午，HR 想驱散我们， 说提供摆渡车，让我们回家。但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决定我们是否回家。”这一天，玛钦和同伴们聚集在车间门口喊口号，僵持到中午12点。
“这样其它车间的人出来吃饭时会看见我们，我们希望他们也来加入。”她说。“那些小孩每天坐在地上吃饭，我也去喊他们加入罢工。HR 一直跟在我身后，以确保没人搭理我。但我尽我所能呼吁，我对小孩们大声喊，‘这个罢工也是为了你们，为了我们自己。’然后 HR 的人开始拉我， 想把我带走，这个时候，小孩们才都过来我这边，把我围起来。”
她提到的“小孩们”，是12岁到18岁左右的未成年工人。尽管缅甸劳工法已经禁止雇佣童工， 但厂方以文件造假的方式雇佣未成年人却是产业园区公开的秘密。至于产业园区之外的非出口行业，因为童工太普遍而不必劳烦造假。
截止截稿，这一波罢工浪潮仍在继续。7月17日上午——根据《缅甸劳工新闻》报道——在位于仰光瑞比达产业园区的中资企业法拉法拉（音译）服装厂内，约300名缝纫组女工发起了罢工，以提出加薪诉求。在罢工的第三天，工厂封堵了入口，以防止她们在厂区内进行抗议。7月26日，中资背景的缅甸法拉法拉成衣厂内，要求加薪的罢工已经持续到第十天。据“缅甸劳工新闻”，一位参与抗议的女工说：雇主说下周一还会在省劳动局进一步协商。我们希望能够顺利，但现在真的很难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厂区内进行抗议是后政变时代缅甸工人运动的主要特征。而这一波抗议潮背后，是后政变年代缅甸工人的经济困境。
物价与贿赂
玛钦7年前从若开邦迁到仰光。若开邦是缅甸移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男性青年多前往马来西亚、泰国、中国等地，女人们则去仰光附近的产业园区，担负工厂和家务两份工作。
“当时，去产业园区外资厂上班是一个体面工作。除了养活自己，我也可以给家里寄点儿钱。”玛钦说。由于只念过小学，她很难在市区找到工作，也承担不了市区的房租，产业园区的工厂和出租屋是最优选项。这些工厂都以裁剪包装（CMP）模式运行，是典型的劳动密集产业。
2021年政变之后，缅甸政局持续动荡，连续三年通胀率近20% 。那时候，玛钦刚刚成为一位母亲，丈夫在3个月之后离开，留下她和孩子。如今，理想情况下——不休假且厂里订单稳定的话，玛钦一个月可以获得35万至40万缅币（约70美元）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加班费和全勤奖金。这数字看起来比政变前的工资多，但实际价值每年都在下降。如今，她的收入已经不再“体面”，也无法满足她和孩子的基本生活。
“我一个月的房租10万缅币。然后，因为我是单亲妈妈，上班无法照顾孩子，每个月给托儿所交10万缅币。现在所有东西都在涨价，自己做饭的话，一个人一天吃饭至少也要花5000缅币，还是不带肉的那种。我自己只有周末才会吃一顿肉，平时的菜是豆子、鸡蛋或者⻘菜。” 即便这样生活，她每个月还得借钱，“借了又还，还完又借新的，一直循环。”
国际⻝物政策研究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一项报告指出，2023年缅甸常见饮⻝成本比2020年上涨了160%。根据缅甸团结工会（Solidarity Trade Union of Myanmar，在后文中以 STUM 缩写出现）于今年5月6日发布的“维生工资”研究报告，目前仰光产业园区工人日薪大多在6800缅币左右，而95%受访工人认为这无法支撑生活。由于持续通胀，缅甸⻝品、医疗、居住、交通、通讯和休闲支出均呈上涨趋势，只有最低日薪达到12000至17000缅币，才能满足工人的基本生活开销。
在后政变时代，作为外来流动人口的移工还得面临一些额外开销。
为加强对人口流动的管控，缅甸军方成立的军事管理委员会（State Administration Council， 在后文中以SAC 出现）恢复了⺠盟执政期间已取消的以户口为单位、警察为主导的居住地控制系统。一方面，非当地户籍者必须每隔15-30天到居委会报道，交至少1000-3000缅币登记费。如果工人要前往报道，需向工厂请假而错失全勤奖，如果未及时报道，则需要准备一笔钱贿赂；另一方面，针对外地人口，居委会和警察会对出租屋随机进行随机检查。这些检查通常发生在凌晨宵禁期间，如果被发现留宿未登记人口，也需要准备一笔钱贿赂。
其次，自2024年2月，SAC实施强制征兵，要求全国18至35岁男性公⺠和18至27岁女性公⺠有服兵役义务。大部分工人都在这个年龄范围内。为避免自己或家人服兵役，工人们得继续贿赂——每月1万至5万缅币不等，由村里长老统一塞给征兵办公室。如一位缅甸活动人士所言:“现在任何部门都能以‘当兵’为借口，收取贿赂。某种程度上，征兵法已经成了这些政府部门的主要财政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从今年5月开始，仰光及勃固一带多个产业园区出现了以涨薪为主要诉求的罢工浪潮。
但不是所有罢工都得到回应。工人们可能只得到口头承诺，或者被强制驱散，或者是罢工领导者遭遇报复。
“尽管最近的这些罢工都是以涨薪为主要诉求，但这只是因为涨薪是最容易动员所有工人参与的因素。实际上，在这些工厂里，有数不清的用工暴力，遍布每个⻆落。低薪只是其中一种而已。” 《缅甸劳工新闻》联合创始人玛瑞说。该新闻平台长期致力于收集缅甸工人在海内外工作场所的证词，并定期推出缅甸劳动权益研究报告。
2024年，Business &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根据《缅甸劳工新闻》的证词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列出了十一种缅甸成衣行业工人在军政府统治下最常遭遇的侵权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非人道的工作强度与强制加班；不安全的工作环境；骚扰、恐吓与虐待；基于性别的暴力与骚扰；拒绝批准请假；不公平解雇；对结社自由的打压；拒绝签订正式合同；使用童工；企业与军方勾结；任意逮捕与拘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侵权行为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彼此重叠，然后同时压在个体的工人身上。
重重叠加的侵权行为
苏苏今年16岁，工龄4年。“因为 COVID-19，学校关闭了。家里很需要钱，我就开始来这个厂工作，然后觉得不想再回学校了。”她目前在一家中资数据线厂工作，厂里有许多未成年人，大多是在2020年或2021年辍学进厂的。
“HR 会随便更改我们上班的时长，不事先和我们商量。”苏苏说。在她4年的工作经验中，唯一能接触的上级是线长和缅籍管理层。中国雇主统称之为“缅籍干部”，缅甸工人统称他们为“HR”。“他们还会代替我们签加班同意书，说这是给我们赚钱机会，我们应该感恩。但他们从不为我们考虑。有一次我生病了，他们也不让我请假，要我必须待到其他人加完班为止。”工厂规定，请病假需要持有福利医院的证明，但工厂离福利医院有十公里路程，苏苏只有一辆自行车，不可能在大热天往返。当被问及是什么病，她才说是来月经。痛经无法开具证明，而如果她提前离开，将被算作旷工一 天，不仅会被扣除一天的工资，也会被扣除全部全勤奖。全勤奖通常相当于五天工资，没有工人会想失去它。
根据苏苏的描述，整个劳动过程伴随着经期之外的长期疼痛：“我们生产线要缠很细的线，HR 要我们一直坐着干活，不能站起来休息。所以很多人不仅腰背痛，眼睛也花了。”
她坦言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因为“在这里，我感觉我们被买卖的东⻄，就好像我们不是人，也不值钱。HR 只会一个劲儿地催我们‘快点快点’。他们要我们快，但给的工资却很低。很多人都吃不饱饭，营养不良， 生病了也要干活，怎么可能快得起来?”
仰光产业园区近90%的外资工厂为中资背景，因此，“快点”成了大部分工人唯一记得的汉语词汇。
由于是未成年，苏苏不敢参与罢工，也不敢辞职。“因为我的年龄还不够，重新找工作并不容易。而且我们目前的政府是军人，如果 HR 能付钱给警察，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她说。感到压抑的时候，她会刷 Tiktok，或者听音乐。她分享了自己在 Tiktok 上看到的句子: “水晶在成为钻石之前，要承受很多压力。”必须把自己比作那样的水晶，必须相信眼前的痛苦是幸福生活的通行证。
玛钦在制衣厂七年，最快乐的时间是中午和工友们坐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她的斗争是从怀孕的时候开始的。她说，“我以前也不知道工人有哪些权利，但是怀孕期间我很需要钱，然后我发现本应属于我的孕期补贴被 HR 挪用了。是工会的姐姐介绍了劳工维权组织的老师来帮我，那个组织后来被取缔了。但我是从那时开始学习劳动法知识。”从那以后她主动做起工厂里的侵权监督者，不过，从厂方的角度看，她更像是“麻烦制造者”。
在这个制衣厂里，女性工人占工人总数的90%，大多从若开邦、伊洛瓦底省迁徙而来。很少有人上完高中，最小的未成年，最年长的40岁。如果年龄超过40岁，会被工厂拒绝，或借故辞退。“因为年纪大的人身体差，做不了高强度的工作，还可能加不了班。” 她说。
玛钦皮肤黝黑，精瘦，沉默时看上去有些慌乱，一旦说起工厂里的事则语速飞快，能说上半个小时不停顿：“首先，我们厂里工作环境很恶劣。车间通风不好，加上人很多，还有机器在运转，气温就非常高，厕所也经常堵住，臭气就在厂房里弥漫。大家每天都要吸着那种空气工作。而且规定必须要有的车间常备医疗箱，里面永远是空的。”
实际上，近年仰光周边产业园区的工厂普遍存在工作环境恶劣的问题。一位中资厂投资人解释道:“因为缅甸政局不稳，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没人愿意投钱建好的厂房。”
此外，这些工厂普遍存在羞辱性管理文化。比如，管理人员频繁地以吼叫、辱骂的方式来驱动 工人。玛钦说: “从早骂到晚，谁还能开心地工作？有的工人一边哭一边干活，我们每天拼命工作，但从来得不到表扬。”
这些辱骂通常来自“缅籍干部”，他们的职责包括管理工人、为雇主翻译。一位中国籍技术员说：“缅甸人干活太慢了，要是在国内早就挨骂了，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能骂，必须交给‘缅籍干部’处理。”
“缅籍干部”也可能面临外籍主管的辱骂。一位缅籍翻译刚从一家中资背景的手袋厂辞职，她说: “那个老板太凶了，他骂所有人，会用很脏的话，我都不好意思翻译。因为厂里有很多 Tomboy，他会嘲笑她们‘不男不女’。他也骂我们——‘到底会不会翻译？不会就滚蛋’。”
在工厂的⻆落里，还藏着许多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些暴力难以被当前的裁决机制所识别和处理，却给工人们留下沉重的烙印。 比如性骚扰。玛钦提到：“有一个中国组长，女工正在干活的时候，他经常摸她们的肩膀、手，甚至胸部。边摸边开玩笑。”大多数女工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保持沉默，尤其当骚扰者是上级时，她们害怕自己因表达意见而被调到任务艰难的部门。 另一种情况是怀孕补助被管理层非法挪用。“社保局有规定，针对怀孕的女工，要在产假期间支付平均工资的70%，以及补贴生产费用。但我们厂里怀孕的女工只一次性领到28万缅币（约66 美元）补助，就再没有了。有的人甚至因为工龄不够，拿不到产假补贴。”
玛钦曾向工厂经理提过这些问题，都没得到过回应，迎来的只是对自己的打压和恐吓。“如果让老板不开心，比如像我这样不顺从的人，就会被安排去做难的、重的工作，也经常被找各种理由开除。 对我来说，这样对待我也没关系，因为我懂法律，也知道如何维权，我知道会有工会的老师支持我。但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不懂法律的新工人身上，他们会产生很大心理压力，也很容易失去工作热情。”
尽管在工厂里受到打压，她并不打算离职。“因为我很爱这个岗位。而且，即使我换个工厂，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到时还得重新开始抗争。所以我不如留在这个厂坚持斗争。”
由于缅甸劳动法中没有规范工作场所临时工比例，以至于临时工占比过高成为缅甸产业园区另一个普遍问题。
“甚至一些工厂会只招临时工。” 普法志愿者罗西说。她从12岁起在制衣厂工作，至今已十几年年工龄。2018年，罗西一边在工厂工作，一边完成了大学远程教育，并获得机会从一名普工升职为一名组长。期间她因为目睹工厂剥削临时工而参与了当地独立工会的普法工作坊，从而正式成为工会成员。
罗西认为临时工缺乏任何保障，面对比长期合同工更严峻的剥削。因为“临时工工资比合同工低，而且容易被开除，容易被迫加班，容易被威胁，容易被砍工资，没有奖金和社保，在完成三个月试用期 后也可能被调到另一个部门重新开始试用期。” 2021年政变之后，大量工厂关闭或撤离缅甸，剩下的工厂也只招聘临时工，导致大量工人失去基本生计。根据 STUM 主席苗苗艾的说法，当时有大量工厂女工不得不成为街头性工作者。
为能更好地帮助工人，罗西今年考到了律师执照， 但因为内比都的发证机构在地震中严重受损，执照还未发到她手中。
秋后算账
在仰光产业园区，外资厂方对罢工的回应大抵是以下几种：
首先，是实现“各退一步”的协商。在谈及如何面对罢工时，一位雇了300多名缅甸工人的福建商人说：“中国文化讲究中庸，不像⻄方人以非黑即白的方式看世界。我相信，这些工人和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无非是为了安身立命。所以只要是好好商量，双方各让一点，我都可以谈。”这时他刚参加完员工的婚礼，已经有一些醉意，充满自信地补充道，“缅甸人很简单的， 稍微对他们好一点，都会以为是自己早上拜佛奏效了。当然还是有闹事的人，不懂见好就收， 那就滚蛋！”
5月20日，昌益罢工运动结束于这种“中庸”。在反复谈判无果后，工人们最终接受了厂方提出的涨薪方案：基本日薪在5200缅币的基础上提高600缅币（约0.1美元），政府要求的补贴2000缅币，⻝物补贴3800缅币，杂费400缅币。以此，工人每天能固定获得12000缅币。“其中4200缅币补贴不是基本工资范畴，工厂有权力随时削减。”玛瑞向端传媒解释。
一位参与罢工的工人说：“虽然比我们要求的少，但这个结果也不错了。大家第二天都早早去上班了。”玛瑞指出：“罢工7天，就有7天没收入，很多工人承受不起。所以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因此，这种“各让一点”，可能只是工人们恐惧失业的结果，而非懂得“见好就收”的结果。
外国厂商通常会和工厂所在地的权力机构建立良好关系，在出现罢工时以“维护厂区治安”之名在第一时间呼叫军警。比如在5月16日进行罢工的“天津（音译）时尚里程碑”制衣厂，在工人与雇主之间尚未开展协商的情况下，已有武装部队进入厂区。
因为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或者网传的“中国人在缅甸是行走的人⺠币”，也因为2021年3月曾有外资工厂被不明人员纵火，大部分驻缅中国员工对厂外的“缅甸”感到陌生和恐惧，不敢单独踏出厂区。他们用“闹事”称呼罢工，警察的在场让他们多一些安心，也让工人维权运动多了一些被动和风险。
外资厂商对“缅甸”的恐惧和不信任也反映在厂内日常秩序构建之中，比如，雇佣退役警察或军人担任工厂管理人员或人事部经理。或者，在交货期加强对工人的监视，“以免他们偷货。”
无论罢工结果如何，领导罢工的工人都难逃秋后算账。《缅甸劳工新闻》于5月18日发布的，题为《如何成功发起罢工》的文章，引用了缅甸全国工人联合会（Federation of General Workers Myanmar，在后文以 FGWM 出现）阐述的雇主瓦解罢工的常见策略，即，“解雇被选为代表的工人、威胁恐吓、发钱收买、或强制职务调动。”比如在勃固省产业园区5月31日的一场罢工中，厂方只愿提高全勤奖，拒绝了其它条件，并威胁“如果继续闹事就送去当兵”。在连年内战的背景下，“当兵”一词总能让人迅速噤声。
秋后算账和军警协作也可以同时发生。比如，STUM 一位成员表示，位于雪比达镇区的一家制衣厂曾于2023年非法解雇了7名提出加薪诉求的工人，随后该厂部分罢工领导者在回家途中被军政府逮捕。而这些被解雇或被关押过的工人，从此被列入黑名单，无法在任何一家工厂找到新工作。“为防止这种情况”，FGWM 指出，“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有一个团结统一、组织健全的工会”。这意味着劳工运动不是追求一劳永逸，而是监督的永续。
然而，FGWM 自身，作为在仰光各产业园区具有广泛工人基础的独立工会，已于2021年2月被军方取消合法资质。同时，其主要成员被军方以《缅甸刑法》第 505a 条款起诉和拘押。该条款定义的“煽动罪”范围宽泛，因被军政府用于打压异议者而闻名。
玛钦所在的工厂，在持续四天的罢工之后，日薪从8800缅币涨到11000缅币，其中包含加班费和⻝品补贴。但她依然处于借贷还贷的循环中，每周只能吃一顿肉。
昌益罢工结束之后，媒体对劳工运动的关注转移到了其它事件，比如在交战地带愈来愈多的空袭导致平⺠死伤。依然有罢工发生，争取涨薪，或反对以克扣全勤奖为威胁的强制加班。大部分工厂兑现了涨薪承诺，至少，部分兑现。
雨季的仰光，只需一日暴雨，半个莱达亚都会泡在积水里。这些水漆黑如镜面，漂浮着五颜六色的垃圾，围绕着自建房宿舍和棚屋。这里被认为是仰光市最大的产业区，租户们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缅甸劳工新闻》7月1日的一篇报道称，整个2025年上半年，产业园区房租都在持续上涨。其中，6月的租房成本几乎翻了一倍。
而工厂是“水面上的世界”，踏进工厂大门，那里有良好的地面硬化和排水系统。 2021年的“血色星期天”（编按：当天在仰光最大的产业园区莱达亚街头，军警以荷枪实弹镇压反对政变的抗议者。冲突从中午持续到黄昏，至少65名抗议者当场身亡，其中大多是工人）之后，军方花了一周时间强制清除位于仰光—勃生高速路附近的非正式聚落——莱达亚最大的“棚户区”——导致约8000个家庭流离失所。2025年，棚户区被铲平后留下的荒地被水泥墙围了起来，里面正在建设整齐划一的别墅区。这里如今是仰光地价最昂贵的地段之一，一块巨大的全英文广告牌上，写着“给未来领导者的绿色家园”。
6月5日，国际劳工组织（ILO）援引其宪法第33条，呼吁对侵犯劳工权利的缅甸军方实施制裁，随后被 SAC 指责为“缺乏公正”和“出于政治动机”。7月8日，特朗普宣布将自8月1日开始，对缅甸征收40%关税，让一些中资工厂愈发对将缅甸作为“廉价替代工厂”失去兴趣，而将目光转向越南。
但在仰光的产业园区，仍然每天都有新的失学和贫困的年轻女性，离开农村老家，继续来到这里签下临时工合同，然后成为一名女工。
（文中所有受访者名字均为化名）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