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作《紅天鵝》中，他試圖解釋的，就是中國何以成功？為了解釋中國的「經濟奇蹟」，韓博天把中國比作一隻巨大的「紅天鵝」——我在採訪中詢問「紅天鵝」的含義，他解釋道，因為紅色中國超越了人們此前的一切假設，它和其他的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都截然不同。

「游擊式風格」 (Guerrilla Style）是他自創的另一個術語。他在書中寫道，「中國游擊式政策風格的歷史傳統之前很少有西方學者關注。永恆流動和持續變化是政治和權力的常態，即使是建立機構，也不能有效終止或疏導這種態勢。」因此，很難用西方慣常使用的二元論，如集權和分權，或者憲政概念中的聯邦制來分析中國。因為這些理論歸納，都包含着一種權力制約和平衡所帶來的穩定性——而這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並不存在。韓博天認為，這些僵化的理論無法捕捉到中國製定政策過程的關鍵所在，也就是他在書中強調的「試點」和「由點到面」的中國式政策模式——這種「不穩定」但是有成效的模式，將「分散實驗」和「中央干預」結合在了一起，帶來了今天中國的發展成就。但他指出，在習近平上台後，大張旗鼓地引進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徹底改變了以往中國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靈活性與探索性，讓過程變得僵化。

在訪談中，韓博天尤其談到他對中國未來的最大擔憂——「數字列寧主義」（Digital Leninism）。在他看來，由於擁抱互聯網技術和大數據，中國政府和大科技公司達成了廣泛共識和利益聯盟，而中國的普通百姓，甚至警惕政府的知識分子，也因為享受唾手可得的便利而失去警惕。就此發展下去，會形成一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強大的數字極權，遠遠超出《一九八四》的寓言。個人作為數據元，與權力作為數據的掌控者，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前所未有地懸殊，甚至會令反抗失去組織化的可能。韓博天在採訪中說，這一局面隨着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在中國發展得如此之快，不僅世界其它國家還沒有反應過來，即使中國的人們意識到個人信息已經全面暴露和上繳的危險，也為時已晚。

同時，世界局勢也顯然有利於中國， 2007年到2009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後，西方民主國家包括美國、西歐和日本，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中的聲望和公信力明顯下降，中國看上去是當前唯一有能力填補這塊空白的國家。西方市場經濟和民主體制衰落，正是中國在世界贏得聲望和影響力的前提。那麼，中國作為一種全新的現代國家體制，手握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高效率工具，是否會挑戰西方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民主體制？端傳媒對韓博天進行了長篇專訪。

中共與蘇共不同的 DNA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你在書裏提到， Nicholas Taleb 解釋了「黑天鵝」是什麼，而你的新書名叫「紅天鵝」（Red Swan），人們對這個您創造的新名詞可能還不是很熟悉， 你能解釋一下「紅天鵝」究竟是什麼嗎？

韓博天（以下簡稱「韓」）：「黑天鵝」被視為一種認知挑戰，所以我們的整個假設都受到了「黑天鵝」的挑戰。 此前，我們假設天鵝一定是白色的，但是一旦出現了黑天鵝，我們就必須修改以前的所有假設。所以這指的是那些讓你意想不到、顛覆認知的突發事件。而「紅天鵝」的中國，也是一個無法解釋的現象，包括中共的韌性（Resilience）、創新能力（Innovation Capacity）、經濟發展等。基於傳統的關於共產主義的社會科學假設，包括我們所經驗過的共產黨執政國家——例如東歐、蘇聯、東德——它們在技術創新面前總是非常不適應和處於被動局面，但中國卻不一樣。中國的革命顏色是紅色，所以這就是「紅天鵝」。

端：你又創造了一個叫「游擊式風格」（Guerrilla Style）的新術語。能否介紹一下「游擊式風格」的特點？它與「實用主義」又有什麼不同？

韓：「游擊式風格」非常引人注目，是因為它植根於中共的歷史傳統中，是中共 DNA 的一部分，這與蘇共截然不同。

中共領導的革命，是在分散的革命根據地上進行的，他們用非常在地化的政府體制，來轉變當地的經濟與社會觀念。歷史上，中共雖然有一個黨中央，但卻沒有行之有效的等級制度，中共在許多地區都有自己的根據地，處理各自的問題：在面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挑戰上，當時中國各地的情況各不相同，這種不同的程度甚至比今天還要更甚，所以中共必須要給當時的地方領導人一種創造性的決策權（creative policy making powers）。這種措施被證明是非常成功的。當革命勝利以後，中共就認為，中央的集中領導和分散的地方舉措是可以很好地結合在一起的，而這與蘇共對體制的設想就很不一樣——蘇共高度集權，官僚體制層級嚴明，從來都是自上而下的。

「游擊式風格」非常引人注目，是因為它植根於中共的歷史傳統中，是中共 DNA 的一部分，這與蘇共截然不同。

「游擊式風格」的重要特點，在於它使這種分散的舉措，變成了制定政策的方式——使其合法化了，於是這真的鼓勵了官員們嘗試了一些新東西，去探索那些未被觸及的領域。這意味着——至少鄧小平明確表示過——中共必須勇於面對新的挑戰，例如在科技方面。雖然你可能不知道未來的技術到底是怎麼樣的，但是你仍會努力發展科技。在今天，中共仍然有可以與革命傳統相比較的「游擊式風格」的特點，比如在抓住機遇上的大膽與積極態度，比如管理緊張局勢，動員群眾力量發現潛在「敵人」等等，都會涉及到「游擊式風格」的執政策略。

高效卻不穩定的「游擊式風格」

端：「游擊式風格」帶來了大量的政策「試點」，這種「由點到面」的方式，你在書中提到，是富有成效、然而卻不穩定的模式，這怎麼說？

韓：政策實驗，「由點到面」是先執行，但沒有立法，之後再來立法。先實施一些事情，看看這些實驗能否成功，如果成功就將其合法化，並推而廣之。如果不成功，甚至有災難性後果，中共通常就是不再談論它。從中央決策者的角度，如果你的地方官員願意嘗試新事物，你會很高興。因為如果事情最後出錯，責任可以歸咎於他們。而如果事情順利的話，你把它拿出來推廣，功勞就歸於自己。從政治邏輯上來講，讓地方官員在地方一級做政策實驗是很有道理的，因為這對中央決策者有利、風險很低。而地方官員也會因此獲得相應的回報——至少過去是這樣。作為地方官員，當你成功實驗了某項政策，為解決諸如農村貧困人口、醫保等難題創造了解決方案，不僅招商引資會變得容易，你還將獲得政治上的回報，通常會步步高昇。

「因地制宜」的做法雖然富有成效卻不穩定，但這不會給黨的領導帶來風險。

這種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互動關係」很特別，這與西方很不一樣。中央在一定程度上設定目標，然後讓地方成為「試點」，然後再試圖推出一些新東西來。「由點到面」的重點是，只能由上面來決定，如何來「由點到面」。但這些「因地制宜」的做法，並不會在法律法規中被明說出來。它雖然富有成效，但卻不穩定。因為沒有預先制定的法律，沒有國家的明確規定，你永遠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麼。有可能同樣的試點，在廣東做得很好，在山西卻失敗了，這就對山西很不利，這就是我所說的不穩定。

端：你覺得高層官員是否看到了這種不穩定的影響？他們會擔心這種不穩定嗎？

韓：從政治角度來看，地方實驗是非常好的，因為地方實驗有時候失敗，有時候順利，很不穩定，但是國家制度本身、黨的領導永遠不會有風險。

高層官員知道黨中央是穩定的。即使地方出了問題，也是他們的錯，中央會糾正的。對於政治家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量。所以。在中國做一個縣市一級的領導真的很難。特別是現在，對政治風險的演算方式正在發生變化，因為官員的紀律問題，已經不僅僅是腐敗問題，還涉及到政治忠誠問題。

端：那麼中國的中央政府是如何給地方支持的呢？

韓：這要視情況而定。有時候他們會獲得資金援助。但在過去，依賴的完全是當地的創造力，中央不會給任何資金支持，所以那時候需要激勵農民。鄧小平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錢。在如何發動農民的積極性方面，他做了很多努力。在鄧小平被下放的時候，他在農村一直在思考，如何在沒有投資的情況下，讓人民的積極性被發動起來。

端：有些經濟學家，會因此認為中國已經事實上是一個聯邦制國家了。

韓：這是很膚淺的看法。很多人都沒真正把中共當回事兒。在中共體制的等級制度下，「試點」一直都有干預，中共一直是領導者；聯邦制是另外一種東西了，它意味着不同的層級和地方，都會有非常不同、但是確定無疑的權力（編注：例如立法權）。這在中國就很不一樣了，這些學者很習慣使用西方的術語和經驗，去描繪那些在中國非常不一樣的東西。西方有西方的制度、社會和理念，如果我們把它們作為框架研究中國，就會忽視巨大的不同。這就是為什麼我對中國真實生活的進展感興趣的原因，它給你一個更大的角度去觀察正在發生的事情，追尋政策的來歷，看看中國是如何一步步發展到今天的，你會從中看到各種導致變化的原因。研究中國如果置於一個錯誤的假設之上（中國的地方可以自主自治），這就是用西方的思維去臆斷和想像中國。

研究中國如果置於一個錯誤的假設之上，就是用西方的思維去臆斷和想像中國。

我這本書想要傳達的一個重要信息，就是我們必須糾正此前的臆想，要用開放的態度去研究中國。我的研究，很大程度都基於我對不同層級中共幹部的訪談上，高層和地方層的都有。我問他們，什麼是他們當前主要的關注點，以及他們如何處理和克服困難。從那些談話中，有一些奇怪的術語經常出現，就是「試點」、「由點到面」。當我嘗試尋找「試點」的來源，或者這種特殊方法論有哪些特色時，才發現他們根本不思考這些問題。這是我的訪談中很有趣的地方，他們從來不認為「試點」是一個特別的東西，對於他們來說，這只是「作風」，——「這就是我們的作風」。他們不思考到底是什麼。比如我問如果「試點」失敗了，你會做什麼呢？他們回答，「不了了之」，就不講了。

習時代：回到頂層設計與中央再集權

端：這種「游擊式政策風格」，在毛時代、鄧時代和如今的習近平時代，有不同嗎？

韓：習近平時代更加行政化了。但分散實驗的基本思路還在，習近平還在談論實踐工作，比如他也談到「試點」工作，也談到「由點到面」——因此，「游擊式風格」還在那裏，習近平聲稱歡迎實驗性的政策。但是另一個術語「頂層設計」則是在中共革命傳統的反面——這意味着嚴格的等級制度、集權和嚴苛的紀律，而這是習近平如今所要求的。

我認為，這個新體制讓黨的注意力集中在黨的領導力和黨的紀律上，這很顯然有壓縮地方實驗和創造力的風險。這是我目前正在觀察的事情：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不敢再進行因地制宜的創新了。當然，與此同時，政治腐敗也減少了。這是中共目前想要做到的一個艱難的平衡。

端：最近幾十年來，中共已經削弱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也削弱了大規模的群眾動員，而這兩方面恰恰是你所謂的「游擊式風格」的核心。但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正在越來越偏向「正規化」？

韓：「游擊式風格」和「正規化」之間存在着緊張關係。中國政治體制有很官僚化的一面，他們有很多龐大的官僚機構，這在毛時代就已經很明顯了。但是，這種來自上層領導和下層執行者之間的緊張關係，都被官僚體系的內部遊戲規則制約着。中共當然也強調書面規定，但是這種「正規」與「非正規」之間的緊張，內生於中國政治體系當中，從鄧小平時代以來，這變成了越來越強的官僚系統內部規則，領導人會用權力意志去處理。

習近平目前所做的中央再集權，就是往正規化方向努力。現在習近平正在建立完全平行於原有體系的官僚機構，來控制原來的官僚體系。

習近平目前所做的中央再集權，就是往正規化方向努力。現在習近平正在建立完全平行於原有體系的官僚機構，來控制原來的官僚體系，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例如國家監察委的設立，就是在原有的官員反腐和黨員紀律檢查的制度挑戰下，所作出的反應。我們可以觀察這一舉措能走多遠。

不過習近平治理下的大部分政策制定，都更像是一種「危機模式」下的反應。他並不相信原有系統能夠執行他的政策，所以才要創造新的制度，讓他可以一直施加壓力。2012年以來，習一直試圖保持「高壓政治」。因為那時候出現了薄熙來、周永康等事件，中共領導層因此陷入嚴重危機。我認為，他正在嘗試繼續維持這種危機氛圍，以此製造一種永久危機的模式，來增加自己的核心權力。

數字列寧主義：政府與科技巨頭的合謀

端：那十九大以後呢，這種危機模式會解除嗎？

韓：看起來不會。

我知道有人希望會如此。習的地位已經穩固了，那麼他可以放鬆下來。但事實並非如此，對習近平來說，他的使命，第一就是要在21世紀振興社會主義中國，第二就是要在全球政治經濟秩序中重新定義中國的地位。我認為這兩個他自我定位的歷史使命，超出了短期的政治計算。

我在書裏沒有談到的，就是中共如何將新的數字技術用於實現目標。這是目前中國領導層為何對人工智能如此痴迷的原因，他們真的想讓中國成為這一領域的領導者。這契合共產黨的科層制度與它的組織原則：他們利用數字技術實施全面監控、控制、引導、審查等，新技術對共產黨來說是完美的控制工具。以西方的角度來看這很可怕，因為新技術似乎完美地契合共產黨的統治需求，共產黨將支持和加強新技術，它隨時更新，讓你時時刻刻都處於在這個技術構建的牢籠之中。

端：根據你的觀察，習近平真的能駕馭這種力量嗎？

韓：他並不只是一個人。中國的科技巨頭和當局的方向完全一致，大公司和共產黨，都對數據十分飢渴，都需要儘可能多的數據，這讓事情變得很詭異。政府、大公司、投資者，有時候甚至是普通消費者，都朝着同樣的方向前進，他們達成了一種一致。這才使得這一體制變得如此強大，在利用數字技術控制上，沒有任何辯論、任何爭議和任何間歇。

對我來說，可怕的是，雖然不同的科技巨頭有着不同的商業目標，但它們都樂意為共產黨服務，朝着同一個方向前進。這很難（接受），但我們得面對這個現實。

例如華為，除了在美國以外，華為已經是一個真正的在全球範圍內都有業務的公司，它無處不在。但華為會說，我們只提供技術和網絡，各種應用的基礎設施。就像其他大公司也可以做物流、旅遊和城市管理的業務，並聲稱不一定為政府監視的目的而服務。但實際上，利用這些大數據做什麼，是由人來決定的。對於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政府來說，技術可以成為非常不同的工具。回到你的問題，我認為目前為止，中國的科技巨頭和政府已經形成了聯盟，他們合作得很好。

雖然不同的科技巨頭有着不同的商業目標，但它們都樂意為共產黨服務，朝着同一個方向前進。

中國政府之所以迅速地擁抱數字技術，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起步早，我觀察中國網絡政治的興起，在朱鎔基任總理的時代（編注：為1998年3月到2003年3月）這就是重中之重了。在西方國家，政府常常將數字技術視為一種附加的東西，但中國政府在那時就將其視為變革性的技術，認為它將會改變一切。

在中國政府看來：我們必須使用數字技術，否則我們又要落後，所以我們要將這些技術用於我們的目的。這就是中國政府和西方的差異。在科技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中國領導層本能地把握住了它。而許多其他國家的政府都太被動了，他們在等待事情的改變和發生，不知道如何面對新技術。

這實際上是非常大的事情，也導致許多西方政府和民眾對此的認知缺失，我們最近才了解這些技術是如何影響和變革（現實世界）的，而中共比別的國家政府早了15年。

端：你曾定義這種靠大數據提高極權精度和效率的做法為「數字列寧主義」，現在它是否真的已經擴展開了？

韓：目前流行的「社會信用體系」顯然是數字列寧主義的一部分，這也是中共最引人注目的創新。它在收集數據的基礎上，帶來了新一輪的對市場參與者和市民的監管，這帶有非常強的入侵性。

我認為，即使在香港，你們也低估了「社會信用體系」對香港人在本地活動的重要性和入侵性。所有和大陸做生意的人、每一筆交易都會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而每一個來過香港的大陸游客，也會將體系延伸至此。除此以外，這一系統還將囊括任何與中國打交道的人。在中國的外國公司必須受它的約束，遵守《網絡安全法》，不僅是外國媒體，還有外國企業。

中央如何控制如此龐大的組織和巨大的社會，一直是共產黨面臨的永恆挑戰。而現在，數字技術解決了他們的困擾，這是完美的極權控制。

這個看不見的系統會不斷擴大，這會改變每個人和每個公司的行為與他們對自身風險的計算，會構成真正的重大改變。我認為大多數人還是低估了這一點。人們會認為他們（中國政府）做不到，他們不會做。但這是不對的，這是一種全新的事物、一個全新的戰場，他們用此來規範市場和社會。從香港的角度來看，你應該認真地正視它，因為它一定會來。

在傳統模式下，中央如何控制如此龐大的組織和巨大的社會，一直是共產黨面臨的永恆挑戰。而現在，數字技術解決了他們的困擾，這是完美的極權控制。

端：而普通人能在數字技術的發展中獲得許多便利，所以每個在其中的人都感覺很舒服。

韓：對，因為這十分方便。通常，我們會把監控、控制的責任歸咎於政府，但中國的網民和消費者本身也是問題。他們太容易地接受這一切了，根本沒想過這些事情。他們會說，讓我們使用這些產品吧，讓我們使用微信的一切。之後，他們就把這個數據籠子一直戴在自己身上。在中國大陸，即使是非常聰明的人、即使是知識分子，他們也不會想到可能產生的後果，大多數人都是盲目的。盲目的消費主義者，他們陷在方便的網上商城裏不可自拔。

端：人們為什麼想不到呢？包括知識分子。因為缺乏批判思維？因為改變不了所以無力去說？

韓：我認為並非如此。我1980年代後期在南京大學學習，當時大學生的批判思維很強。直到1989年，他們仍然有很多批判性的思考，想要獨立於體制權力之外。而消費主義是另一種權力。1989年以後，執政者的基本思路就是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人們的一切精力都轉向經濟、商業和消費主義。這很可能也部分地解釋了目前所發生的一切，人們對過去無知，在政治上非常被動和冷感。

端：在你看來，將來中國人會對隱私的被監控和侵犯感到憤怒嗎？

韓：我覺得將來會出現的。但目前為止，還沒有那麼多的人意識到或恐懼這些技術。大數據監控從另一方面來講，確實讓交通更順暢，讓物流更高效，給城市帶來了經濟發展的潛能，讓人們生活更便捷。但是當人們完全失去了自己的隱私空間之後，反對的聲音可能就會來得太遲了。

端：你覺得現在已經太遲了嗎？

韓：只能說現在的進度非常快。我認為中國政府正在快速推進，我不確定是否還有時間來阻止。必須說，中國的數字技術進步是巨大的，特別是在公共空間基礎設施的安裝上面。而這些技術所需的基礎設施已經都搭建好了，我預計，中國對公共空間的全面監視工作很快就會完成，聽說在中國西南地區的村莊裏，比如雲南的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安裝攝像頭了，不是所有的公共場所，而是交叉路口這種關鍵位置，這通常來說就已經足夠了，而這種攝像頭非常廉價。

端：你認為西方國家對中國現在發生的事情有足夠的了解嗎？

韓：沒，他們完全低估了。香港政府，包括美國、歐洲的政府，對於公眾的數據抓取會遭遇很大阻力。我們知道網絡大數據會有隱患，互相競爭的公司之間、互相競爭的黨派也會指出這些問題。但最重要的是，這些互相競爭的公司可以不為政府提供數據，Google 和 Facebook，他們都不喜歡政府，他們總是在反對政府獲取數據，有太多這樣的事了。正因為政府與大公司之間並不相互影響，所以保障了競爭的透明度、也有助於政治競爭。但在中國不是這樣，政府獲取數據沒有任何阻力，這些公司也為技術的發展而瘋狂，從商業的角度來看，這也很有道理。

端：在西方，法律方面有沒有關於數據權利的規定？人們在互聯網上的行為數據應該歸誰所有？

韓：當然。德國憲法法院有一個判決，叫做「信息自決權」（The Informational Self Determination）。這已經是很老的判例了，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還有其他幾個案例。歐洲人對待「信息自決權」，採取了與美國人截然不同的立場，這又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了，裏面包含了許多（對政府）的恐懼、不信任，這些一直都是被廣泛討論的議題。在中國，這種數據不受保護的情況從來不被討論，最終可能發展成一場巨大的災難。

世界將不得不面對，一個由中國驅動的全球化時代

端：最後讓我們再來談談習近平時代。在最後一個章節，你對這個時代有很多批評，你說到了「習李體制」，就像「胡温體制」——現在你還認為有「習李體制」嗎？

韓：我不再認為是這樣，現在只有習體制。

端：在你的書裏，最後一章習時代之前的六個章節，你覺得中國的政治體系是行之有效的。

韓：不，我只是認為此前中國的體制具備「韌性」（Resilience）。這一體制當然有很多不足，失敗時常發生。真正值得研究的問題是，為何共產黨能保持靈活，而不是高效——我不會用行之有效這個詞，我會用「韌性」。

端：但是在最後一個章節中，你對習近平時代中國體制的韌性保持懷疑。

韓：因為如今的中央集權化程度令人窒息。曾經的去中央集權，是可以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有數據表明，「試點」活動，從2012年起是逐漸減少的。所以這種過度依賴中央集權的領導方式，是有明顯風險的，尤其當領導只有一個人的時候，這讓整個系統都充滿風險。

端：在這種模式下，你懷疑「頂層設計」的有效性，對嗎？

韓：是的。我認為，如果你在進行「頂層設計」的時候，是否想過地方的不同政策，地方一級將會失去所謂的「因地制宜」。這就意味着，一旦是黨中央決定的，都將被執行，不管這是正確還是錯誤的。這就是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的危害，如果最高領導人說必須朝着這個方向走，即便這是災難性的方向，也沒人阻止得了。這真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危險，因為一旦他錯估了情況，導致中國走錯了方向，這將會成為全國性災難，乃至於全球性的災難。

端：目前在黨內，對最高領導人仍然會有約束力嗎？

韓：目前恐怕沒有那麼多。習近平願意傾聽建設性的意見，而不是聽取對抗性的建議。黨內沒有對抗性（勢力的存在）。如果他宣布一個決定，他認為這是重要的事情，沒有人會站起來說，「不，這是錯的，你不能這樣做」。

端：舉一個例子，如果「一帶一路」最終失敗了，習近平會對它負責嗎？

韓：這是一個風險。像「中巴經濟走廊」這樣的大型外商項目，發展下去可能也不在中國的控制之下。如果類似這樣的事情失敗了，對習來說是一個風險。因為很多人可能不會公開表態，但大多數人會私底下責怪他。 這確實具有不確定性，如果失敗了，會有反彈，但也許是隱藏的、緩慢的反彈。

端：你如何看待前美國總統顧問班農（Stephen Bannon）的言論？他此前曾把現今的中國與1930年代的德國相比較。

韓：這是錯誤的比較。

中國和那時候的德國非常不同。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也處於在世界上佔優勢的地位。所以中國顯得更放鬆一點。中國的發展也無關軍事侵略，甚至沒有武力奪取台灣。可能會有軍事摩擦衝突，但我看不到軍事侵略。我也沒有看到納粹德國時期的種族主義問題在中國很普遍地出現。

中國帶給世界的是一個全新的挑戰，西方從來沒有面對過，因為中國太大了，引力也太大了。像日本、韓國這樣的小國從未有機會改變全球舞台的格局，中國崛起與日本崛起也因此沒有可比性。中國有有潛力改變全球的遊戲規則，這就是不同。

端：你在書中最後一章認為，當前，日本、歐洲、美國都在衰退，而中國現在是填補這個空白的唯一國家。西方市場經濟和民主的衰落以後，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已經獲得了國際聲望和國際影響力。你如何看待未來五年中國的影響力，中國能否挑戰美國的國際影響力？

韓：中國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我毫不懷疑這點。因為中國正在去歐美不曾到達的地方，這實際上也是「游擊式風格」的原則，中國在「避實就虛」，避開主要戰場。

在未來的幾年裏，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由中國驅動的全球化時代。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要去非洲、要去拉美。那些美國影響力沒有那麼深入的地方，就是中國找到機會的地方。中國正在為此而努力，而那些中國科技巨頭也是如此。他們正奔向那裏。我預計在未來幾年，中國會更加全球化。最重要的是，中國也會出口一套技術標準，為了安全、物流、交流等諸多原因，中國也會嘗試把在國內已經普及的技術系統，輸出到其他需要的國家。

此外，在大數據、公共基礎設施、人工智能等方面，這是中國所熟知的技術。就技術層面而言，由中國推動全球化的時代已經到來。而在未來的幾年裏，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由中國驅動的全球化時代。

（張潔平、李若一對本文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