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政变时代的工会
“你们工厂试用期最长是多久?” 苗苗艾(Daw Myo Myo Aye)问。
这是该工会定期的周末法律工作坊，参与者都是年轻工人，来自附近工厂的厂级工会。他们会 花一整天时间在这里学习法律知识。
一个年轻人回答:“9 到 10 个月。”
苗苗艾感到惊讶:“这是完全不公平的，法律规定试用期不应该超过三个月，虽然也可以再延 ⻓三个月为临时工期，但是总共都不能超过 6 个月。作为工会成员，你们应该找到这些试用期 超过 6 个月的人，帮助他们，而不是等他们来寻求帮助。如果你们不做这些事，工会成员就不是工人可依赖的人了……”
苗苗艾是缅甸团结工会（Solidarity Trade Union of Myanmar, 在后文中以 STUM 缩写出现）主席。她今年 50 岁，办公室桌面上永远摆着厚厚的法律书籍，以及一幅印尼朋友送给她的版 画，画面上站着一个挣脱铁链的女人。2021年，她曾因参与公民不合作（CDM）运动被国管理委员会（SAC；缅甸军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以《刑法》第 505(a)条指控，随后被关押在永盛监狱，直到六个月后因感染新冠身体状况不佳才被释放。
出狱之后，苗苗艾因患有肾脏疾病和糖尿病，每天需要固定服药。她依然每天前往工会办公室。她的卧室曾经也是个办公室，现在还堆着几张办公桌和各种文件，她在旁边有一席地铺。“或许是年纪大了，我现在每天只睡三到五个小时，所以 晚上我会在这里看书。”她指着地铺旁的一张小桌子说。桌面上摆着两个蓄电池，一支蜡烛， 可随时应付停电。
她自己原先也是一名工人，从伊洛瓦底省到仰光的工厂工作，在 30 岁左右开始组织工会，同僚都是一些“愿意承担责任、愿意为大家争取的年轻人。”
“按照 ILO 第 87 号公约，每个人都有权利自己组织工会。但那时没有工会法，也没办法注册， 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其实…就变成‘非法’的啦。” 她半开玩笑，“到 2016 年，我们才成功注册为合法工会。我们不是全国性的工会，只是集中在仰光、曼德勒、伊洛瓦底省的一些小区域。”
向工人普及劳动法是缅甸工会的重点工作之一。每个周末，苗苗艾都在工会会议室给工人们培训法律知识，工人们也会带来他们厂里的合同或协议，与苗苗艾逐条分析。缅甸习俗中称授课的女性或女性长辈为“老师”，但没人这样称呼苗苗艾，而是叫她“阿姨”。当苗苗艾和工人一起分析他们在罢工之后与雇主签订的协议时，会惊讶地发现该协议充满了法律陷阱，而工人们浑然不觉。“目前还是有很多工人不知道劳动法，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益。”
“还有一种情况， 是觉得知道了也没有用。因为制度停摆、维权无效都是常有的事。”
“东南亚最廉价劳动力”
仰光市一共有 7 个现代产业园区，以轻产业、重产业、仓储物流等内外资产业为主。其中，莱达亚和瑞比达是仰光最早的现代产业园区，均成立于 1990 年代，是 1988 年缅甸学运之后，军政府采取 “产业区政策”的产物。
随着 2010 年代缅甸军方背景的准文官政府推进改革以吸引外资，来自中、台、韩、日等国的投资迅速注入缅甸，以制衣厂和制鞋厂为主，集中分布在莱达亚、瑞比达，以及稍晚出现的南达贡产业园区和东达贡产业园区。现时在仰光产业园区，约9成的工厂都是中资背景，而5月开始发生罢工的厂房，则是阿迪达台资制鞋厂昌亿。
这些外资工厂在承接来自欧盟“免关税优惠”(GSP/EBA)政策之下涌来的订单的同时，也是几十万工人（2022年约50万人，2019年约70万人）的就业机会。其中，女工是这些外资劳动密集型工厂的主要劳动力。据世界银行2023 年统计，缅甸成衣行业中，女性雇员占比超过 85%。一位在中资制鞋厂管理层工作的中国籍员工透露：“厂里倾向用女工，因为男的容易闹事。而且，我们大部分的工作，诸如缝纫、包装这些活儿，需要很细心，女工比较合适 。只有涉及 机修或者搬运这样的重活，会用一些男工。”
2016 年，缅甸政府历史上第一次制定全国最低薪资标准，并计划每两年上调一次。到 2018 年，缅甸最低日薪为4800 缅币(8 小时工作日，时值约 3.3 美元)。然而7年过去了，这4800缅币再也没有上调过。先是因为 2020 年因新冠疫情，随后又因为军事政变。
与此同时，缅甸通胀率在政变之后一直保持在15%到30%之间的高压通胀状态，并与持续下跌的缅币汇率形成恶性循环。世界银行发布于2023年的一篇报告提到，尽管约34%的制衣工厂在通胀期间为工人提高了基本工资，但实际工资仍低于2019年平均水平。该报告没有提到的是，这些表面上的“涨薪”，是多个工厂工人以罢工的方式争取而来的。
在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SAC 没有调整最低薪资标准，而是于2022年和2023年两次规定厂方应每天为工人提供生活补助 1000 缅币。该补助是强制性的——但不是所有工厂都如实支付——目前总额为 2000 缅币。在2019年，2000缅币约等于1.3美元。而按照2025年的实际汇率，2000缅币约等于0.4美元，可以买到 4 个鸡蛋。玛钦在罢工之前获得的6800缅币基础日薪，正是2018年最低薪资标准4800缅币和这2000缅币补助的组合。但曾在仰光一家中资制衣厂处理劳资纠纷的缅甸律师莫伊指出，补助或奖金随时可以被厂方扣除，如果厂方拒绝提高基础日薪，那现在的这种劳资冲突就一定还会继续下去。
她强调，SAC以“补助”之名缓和通胀带来的紧张局面，是为了保住缅甸‘东南亚最廉价劳动力’的名声，从而继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目前最低薪资标准仍然保持在2018年的水平，以至于《最低工资法》将成为雇主剥削工人的合法掩护，即，雇主可以“已经支付最低工资”为由而拒绝加薪。这一方面压缩了工人的议价空间，另一方面也导致工人在高通胀的情况下进一步负债，乃至进一步依赖工厂对他们的剥削。
廉价劳工确实是目前吸引外资在缅甸建厂的主要因素。由于使用外汇结算，这些工厂自身受缅币贬值影响较小，甚至会计划之外地受益——因为这让缅甸工人的工资表面上看起来数字很高，但实际价值减少了。在世界银行2023年的报告中，在缅甸，62%的外资制衣厂的投资原因是被缅甸大量劳动力吸引，而56%的厂商承认廉价劳动力是其主要的国际竞争力。
如仰光一家中资鞋厂的中国籍技术员所言： “在中国雇一个普工的钱，在缅甸可以雇六个。在这里基础设施不行。有时连续停电超过 20 个小时，所以我们每个工厂都要自备发电机，每天烧很多柴油。产业园区也没有自来水系统，我们的产业用水和生活用水都是自己抽(地下水)。 所以，缅甸除了人工便宜也没有什么别的优势了。”
缅甸政府的另一个吸引外资策略是免税。莫伊说道：“缅甸政府在2012年推出《投资法》时，规定对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免税5年。SAC执政之后，继续招商引资，并宣称对外资企业免税10年。”也有中国商人认为当下缅甸的混乱局面是“做生意的好时机”。即，“如果局势稳定的话，竞争就会很大，进出口也会开放，到时候进口的东西比在缅甸生产还便宜。”
仰光女工们的觉醒之年
然而，缅甸劳动法律体系的建设并没有跟上这些产业园区的发展脚步。2021年政变之后的制度全面倒退则加剧了劳资冲突。在工会被打压和协商制度缺失的双重境遇下，罢工成为工人维权的主要斗争途径。
SAC执政以来加强了对独立工会的限制和打压，进一步压缩了缅甸工人的协商空间和发声渠道。
2011 年至 2020 年是缅甸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九年，也是缅甸独立工会的⻩金时期。2011 年，军方背景的巩发党政府颁布了缅甸自 1962 年军事政变之后的首部《工会组织法》，规定了成立合法工会的基本条件。该法案于 2012 年正式实施，正式承认工人成立厂级工会及进行罢工的合法性，也允许地方范围、全国范围多层级工会组织的存在。截至2020年，缅甸一共有 2861 个工会成功注册。
由于2011年《工会法》承认了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合法权利，以及缅甸整体社会环境的相对自由宽松——至少在仰光的产业园区，工人们开始了解自己的合法权益，并积极参与到具有“革命性”的斗争之中。
“以前，我们的运动主要是在街头聚集和抗议游行。” 长期活跃于产业园区的缅甸维权人士昂⺠说。“而现在，出于安全考量，罢工都不是在街上，而是在单一的工厂内部进行。这些罢工都是工人自发组织的，有很好的秩序，工人们也很克制情绪。”
昂民是2021年3月14日“血色星期天”的亲历者之一。当天在仰光最大的产业园区莱达亚街头，军警以荷枪实弹镇压反对政变的抗议者。冲突从中午持续到黄昏，至少65名抗议者当场身亡，其中大多是工人。
工人自主罢工事件的集中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Tikitok、脸书等平台看见其它工厂以罢工获得涨薪的可能性。虽然缅甸独立工会组织在后政变时代遭受打压，但依然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与工人联络并提供实践建议。 “比如，当工人们向媒体爆料时，会偷偷拍下厂里加工的服装或鞋子品牌logo。媒体对这些品牌的关注，可以促进品牌方对厂方施压，也减少军方暴力镇压的可能性。”《缅甸劳工新闻》一位联合创始人玛瑞说。
由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指导原则要求跨国企业遵守高标准的 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通过媒体向品牌方、代工厂施压是第三世界出口型工厂工人最常见的维权手段。工人们对这个原则的理解，正是来自独立工会在过去近十年的维权意识普及。
昂⺠喜欢说“2012 年是仰光女工们的觉醒之年”，因为这一年女工们实践了被媒体称为“1930 年代以来最大的罢工”，持续长达两个月，并最终成立了缅甸被军政府统治半个世纪以来的首个合法独立工会。同年 5 月、6 月，缅甸多个城市出现罢工潮，据统计，总共超过 5 万名工人参与，参与者以女性为主。这些罢工运动经历了剧烈的冲突，所涉及的群体除了常见的协商主体——工人、雇主、和劳资纠纷委员会，还涉及“88一代”学运人士、全缅学生联合会、防暴警察、国际NGO等群体。工人和工会都在2011年至2020年间积累了大量斗争经验，工会也在工人群体中打下了基础。
这一切在2021年2月1日缅甸军方发动政变之后戛然而止。2021 年 2 月 6 日，即政变之后的第五天，当人们大多还处于对政变的错愕中时，来自莱达亚、瑞比达产业园区的工人们在工会组织和学生组织的领导下，率先走上了仰光市永盛路，进行反政变示威。参与示威的工人主要是来自这两个产业园区的年轻女工，游行队伍一直走到了仰光大学附近的莱丹街区。2 月 26 日深夜，SAC取消了所有独立工会组织的合法资质，并逮捕了多名工会领袖， 其他工会成员被迫转向地下活动或者流亡。
其次，缅甸现行劳资纠纷协调机制本身的缺陷，是导致工人不得不选择罢工的主要原因。罢工称为争取协商的机会的唯一途径。
昌亿制鞋厂工人采取罢工也正是源于对缅甸劳工部设立的工作场所协调委员会机制（ Workplac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WCC) 的不信任。该机制最初出现在 2011 年的缅甸《劳动争议解决法(Settlement of Labour Disputes Law)》中，通常被认为是当时军政府为向国际社会展现“改革者”形象的措施之一。其设计初衷是建立工人自主组织、自主参与的协商渠道，即，在超过 30 名雇员的工作场所中，应由雇主代表和被工人投票选出的工人代表组成协调委员会，在尚未成立正式工会的情况下协调劳资纠纷。
“现实情况是，WCC 无法真正代表工人，罢工成了我们唯一的可行途径。”一位参与罢工的工人说道。
与独立工会不同，WCC成员选举过程缺乏⺠主监督，资方管理层通常可以干预工人代表选举结果，导致失去代表性和独立性。雪上加霜的是，在后政变时代，工会代表缺失的情况下，WCC 变成唯一“合法的”劳资协调机制，沦为工人们口中的“假工会”，是资方缓解罢工压力、弱化工人组织能力、和制衡独立工会的工具之一。
“工人们很难对WCC成员说出自己的困境，因为对他们缺乏信任。”缅甸普法志愿者罗西说。“一是因为那些 WCC 成员，自己可能也不懂劳动法，不了解工人到底有哪些权益，更没有协调能力”；二是因为WCC 本质上是一种半官方的劳资协调机制。”
而WCC机制中的劳资仲裁委员会在后政变时代也失去了强制执行力。在罗⻄的经验里，大部分工厂都不尊重仲裁结果。“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国家对雇主违反法律缺乏惩处机制，另一方面工厂雇主和政府部门之间本身就是的裙带关系。现在军政府的劳动部总是倾向于偏袒雇主，而不会为工人考虑。”
工人姐妹
一位匿名普法工作者向记者说: “其实我们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修改不完美的法律，而是当前政府根本没有法律的运行机制。”
2021年政变之后，他和同僚一起在工厂附近为工人免费提供英语、电脑培训。但在这些培训之后，他们会向工人们解释缅甸劳动法、国际劳工组织宪法，也讲如何要与他人共情和团结。这位匿名者坦言:“我们现在最大的阻碍来自工人自己，很多人相信，现在受的苦都是因为因果报应，于是接受自己现在的遭遇，这样工人群体就会被分化。工人斗争不能是原子化的，团结和网络很重要。”
对于STUM这样的以女性成员为主的工会而言，提高工会女性代表占比是另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议题。
苗苗艾说：“即使工厂里主要是女工，也有很多运动都有女性参与，但到最后，‘领导’⻆色还是会由男性来担任，女性很难被选上。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女性就永远只是被动参与者，无法真正发声。女工们也会自我怀疑，是自己能力不够?还是不敢承担责任?”
为提高女性代表占比，就需要培养女性代表的领导能力。但参与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很难清晰表述工厂里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或者熟练掌握应对策略。
“我们的参与者大部分是工人姐妹，不是读书人，也不是 NGO 职员。”为了协助她们理解可以如何在实际境遇中利用劳动法，以及激发她们的表达能力，苗苗艾说，“STUM 发起了‘参与式研究’工作方法。即，让女工们一边学习法律一边将自己在工厂里的经验写出来，比如被歧视、被骚扰、或者在工会中被忽略的声音。” 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她们的声音释放出来，让她们变成组织中的倡导者。”
“受教育程度低不是她们的错。”苗苗艾说，“传统缅甸家庭倾向把本来就有限的教育机会分配给儿子而非女儿。女性只能进行‘低技能、低决策’劳动的刻板印象，不仅出现在家庭分工里，也出现在劳动市场上，一些工厂还会安排女工额外做打扫卫生的活儿。因此，我们决定一层一层地去分析这些障碍。如果一个女工落选，她应该考虑，有没有可能是系统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不够努力。”
因此，STUM的工作不止是在产业园区的工作场所对既有的性别秩序提出挑战，也是对文化层面和私人领域——比如家庭——中的性别秩序提出挑战。
今年7月27日，苗苗艾的女儿，STUM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在脸书上发布帖子称：“两天前有十几个著便衣的男性闯进家里，把妈妈强行带走了。到现在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不知道她为什么被带走，也不知道她现在被关押在哪里。家人们非常担心妈妈的身体，因为她需要每天按时服药。”
在缅甸的语境下，身著便服实施拘捕的通常是军方人士，而非警察。7月28日，在发布脸书帖子之后，苗苗艾的女儿，及其他五位工会成员，也遭到了拘捕。目前STUM位于瑞必达镇区的办公室已经被军方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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