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政經論衡

張躍然:供給側改革,服務中產的中國階級政治

「供給側改革」犧牲誰,照顧誰?它真的如「權威人士」所說,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嗎?


圖為遼寧省一間鋼鐵工廠。
張躍然:中國如火如荼進行的供給側改革,是一場再分配政治。 圖為遼寧省一間鋼鐵工廠。攝:Stringer/REUTERS

「供給側改革」這個概念,從2015年年末起,一直牢牢佔據着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話語中心。本屆政府上台之後,正好趕上中國經濟進入關鍵的轉型時期,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弊端盡顯、不可持續。在這種情勢下,本屆政府接連拋出多個口號式的概念,以此來為中國經濟尋找政策藥方,比如2013年的「克強經濟學」和2014年的「新常態」。而 「供給側改革」概念的最終出世,在最高領導人的強力推動下,儼然成為本屆政府在糾結幾年後,對「中國經濟應向何處去」這一問題的總體性回答。

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5年11月10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講話,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供給側改革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2016年初,《人民日報》發表「權威人士」論經濟形勢文章,提出「不妨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公式來理解這一政策,「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供給經濟學」本身興起於上世紀70年代,美國前總統列根(雷根)和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柴契爾夫人)都被視為標誌性的實踐者,兩人都通過控制貨幣來打擊通脹、通過減税和放松管制來減少政府干預,戴卓爾夫人還注重國企的私有化。

然而「供給」二字,太容易讓人聯想到西方經濟學中的供給學派(supply-side economics),和以供給學派為意識形態理據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對此,中國政府有意撇清其「供給側改革」和西方「供給學派」、「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聯繫。五月初,官方媒體刊發了習近平在一月份發表的一份長篇講話。習在講話中說:「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藉機製造負面輿論。」

中國政府不希望外界將「供給側改革」和「新自由主義」作類比,這種心態可以理解。但事實上,政府目前大力推動的「供給側改革」,真的不是新自由主義嗎?

如果把「新自由主義」簡單地等同於「政府減少對於市場運行的干預」,那麽「供給側改革」確實沒有什麽明顯的新自由主義色彩。然而,這種對於新自由主義的理解方式有其侷限。如同本文將闡述的,「新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一種以犧牲低收入群體利益為代價、保護中高收入群體利益的「階級再分配政治」。而在這個層面上,「供給側改革」實實在在體現著新自由主義精神。

「供給側改革」的階級意涵

從中國政府提出「供給側改革」至今,公共輿論對其解讀普遍缺少階級維度,實在令人遺憾。在這裡,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供給側改革」將會使哪些階級收益、又將犧牲那些階級的利益?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釐清:「供給側改革」一系列措施背後的出發點是什麼?本屆政府對於中國經濟未來的長期願景是怎麼樣的?對此,最高領導人已經說得很清楚:各項改革措施的根本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推動產業升級、淘汰勞動力/資源密集型的「低端」製造業,發展技術/資本密集型的「高端」製造業和服務業,這一改革目標看似能使全體國民受益。然而容易讓人忽略的是:產業升級同樣是一種階級再分配政治。如果仔細考察產業升級帶來的好處由誰享受、代價由誰承擔,就會發現:產業升級往往是一個主要惠及中高收入群體,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低收入群體利益的過程。

首先,技術/資本密集型行業往往只能帶來少量而高薪的工作崗位,這些行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數量,遠遠小於它們在GDP中所佔的產值比重。因此,當一個國家的經濟重心轉向技術/資本密集型的行業時,很可能會出現一個尷尬的局面:最有競爭力的行業無法有效拉動就業。

這就會導致,產業升級帶來的經濟紅利,只是給一小部分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提供了高薪工作的額外機會;而原先扎堆在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工薪階層,只能轉去低薪、不穩定、甚至無法保證全職工作時間的低端服務業,或徹底退出勞動力市場。西方發達國家和台灣、香港這樣的後發經濟體,在淘汰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過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這種情況。因此,產業升級難以惠及低收入群體,反而可能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在本輪「供給側改革」淘汰落後、低端產能的過程中,已造成大量工人斷薪、失業。產業升級能使他們獲得更好的生計來源嗎?

其次,中國政府推動產業升級,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滿足國內的高端消費需求。習近平在論述為什麽要推進「供給側改革」時,曾說道:「我國一些有大量購買力支撐的消費需求在國內得不到有效供給,消費者將大把鈔票花費在出境購物、『海淘』購物上……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

但是,高端消費需求並不是中國消費者的普遍需求,而僅僅是中高收入群體的需求。對於那些生活在「特倉蘇」、「康帥博」之類山寨產品橫行的農村、城鄉結合部和工業園區的農民與農民工來說,他們對於非假冒偽劣、價廉質優的基本日用品的消費需求都還沒有被滿足。將產業升級當作中國經濟改革的頭等大事,實際上等於政府為不同階級的消費需求設置優先級,將富人與中產階級對奢侈品、高端日用品的需求,排在比低收入群體的基本日用品需求更重要的位置。

因此,從就業機會和消費需求兩方面看,以產業升級為目標的「供給側改革」,是一種將富人與中產階級利益,淩駕於工薪階層與貧困人群利益之上的階級再分配政治。

誰都不會否認,依靠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的舊有經濟發展模式,到今天已經不可持續。但值得討論的是:這個舊模式最嚴重的病根在哪?如果要走出舊模式,最緊迫的是解決什麼問題?產業升級,只是眾多可能的答案之一。當本屆政府認定,經濟改革的當務之急是產業升級,而不是擴大社會福利支出、完善對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保障、縮小貧富差距,這其實就意味着,政府對中國經濟的基本理解,體現出一種特定的階級立場。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供給側改革背後的政策制定者抱有「偏向富人與中產階級」的主觀故意,也許他們根本還未意識到,他們一手描畫的改革藍圖背後,有如此鮮明的階級意涵。但是,不管政策制定者有沒有偏向中高收入群體的明確動機,都不能改變「供給側改革客觀上偏向中高收入群體的利益」這一事實。

「供給側改革」是「新自由主義」嗎?

回到開頭提出的那個問題:「供給側改革」到底是不是「新自由主義」?這個问题的答案,取决於我们如何定義「新自由主義」。

一種對「新自由主義」的常見理解認為:許多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集中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其共同點可以概括為「市場取代政府」——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讓市場得以更加自主地運轉。

在不同國家,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具體政策措施五花八門,其中最為常見的包括:一)減税;二)削減社會福利開支;三)去管制,縮小政府部門對企業的監管範圍和力度;四)私有化,將國有企業與公共財產的所有權出售給私有企業或個人;五)消極的勞工政策,清除工會等組織對「勞動力市場自由運轉」的制約,限制工人抗議、罷工、與資方討價還價的權利;六)全球化,通過跨國貿易協定和放開資本管制等方式,使商品和資本的跨境流動更加自由。

從這個標準看,在中國政府提出「供給側改革」概念後的半年裏,只有少數幾項政策帶有明顯的「新自由主義」色彩:今年兩會後,多個省市降低了企業繳納部分的社保費率,形同減税;三月底,「營業税改增值税」試點進一步鋪開,按照李克強「『營改增』之後所有行業税負只減不增」的要求,實質上也是減税;近半年來,多地開始對鋼鐵、煤炭行業產能過剩、長期虧損的國有企業進行瘦身、重組,裁掉大量職工,公共財政不再為這些職工提供生計來源,客觀上等同於削減社會福利開支。

然而,在同一時間段,我們也能看到大量與上述「新自由主義」政策背道而馳的政府行為。今年一季度,信貸投放與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大幅上升,政府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方面的刺激力度,似有不降反升之勢;多地政府推出房貸優惠政策,用行政手段為房地產市場「去庫存」;而在五月初《人民日報》刊發的「權威人士」訪談中,該「權威人士」明確表示,淘汰落後產能離不開行政命令:「減少對『殭屍企業』的補貼,不靠行政命令、單靠市場行嗎?」這些政策所體現的政府行政干預力度之大,與許多人對「新自由主義」的慣常認知相悖。

另外,從縱向時間軸來看,本輪「供給側改革」比起之前的宏觀經濟政策,並未體現出更強烈的親市場傾向。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來,中國政府一直以「小步慢跑」的方式,在若干領域陸續推進市場化改革、減少政府對市場運行的干預。換句話說,很難認為市場化改革的力度在2016年變得比之前更強。

如果把「新自由主義」定義為「市場取代政府」,那麼習似乎是對的:「供給側改革」好像確實和「新自由主義」搭不上太大關係。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

「新自由主義」並非「市場取代政府」

上述分析有一個根本漏洞:把「新自由主義」等同為「市場取代政府」,這樣的理解是错的:市場與政府並非對立關系,市場擴張也不等於政治權力的撤退。原因有兩點,其一來自於政治經濟學理論,其二來自於中國的實際現狀。

從理論看,學者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在《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早已指出,市場必須依賴政府這隻「有形的手」才可能建立。市場的出現不是一個自下而上的自發過程,而恰恰是自上而下政府干預的結果。波蘭尼認為,市場的擴張不可避免地會破壞社會的原有秩序、威脅民眾原有的生計來源,因此會激起來自社會各個層面的自發反抗。因此,市場擴張的前提,是政府能夠平息或鎮壓這些社會反抗力量。這樣說來,市場和政府並非對立關係,「市場取代政府」也是一個偽命題。只有當政府積極、強力地打壓那些「反市場」的力量時,市場才得以繼續存在和發展。

從中國的現實看,市場擴張也絕不意味着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發揮的作用變弱。我們沒有理由將「市場」與「政府」對立起來。誠然,市場確實有可能在許多領域取代行政手段,成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方式。但在「國家資本主義」的現實語境下,中國政府直接或間接地控制着大量資本,可以指揮着這些資本參與到市場活動中來。無論市場擴張到什麼程度,只要政治權力還明裏暗裏掌握着大量資本,它就不可能只是市場的「守夜人」,而必然成為市場的積極參與者。將市場擴張等同於政治權力的撤退,實際是犯了改革開放初期,某些中國研究學者所犯過的幼稚病。

階級政治才是「新自由主義」的實質

如果「新自由主義」的實質並不是「市場取代政府」,那我們該如何理解新自由主義呢?我們又如何判断中國政府的「供給側改革」是不是「新自由主義」呢?

仔細考察西方國家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由來,我們就會發現:這些改革並非政策制定者受某些學術思潮影響的結果,也不是經濟危機自然而然催生的、技術性的政策反應。恰恰相反,新自由主義改革,本質上是一個階級矛盾驅动的政治過程,是政府在政策層面倒向富人與中產级利益的表现。

學者Marion Fourcade和Sarah Babb的研究表明,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率先開始改革的國家,此前大都經歷了一段階級矛盾空前高漲的時期。在那段時期,對於時任政府所推行的高度偏向窮人的收入分配政策,以及此起彼伏、烈度升級的勞工運動,富人和中產階級感到愈發不滿,因此積蓄了強大的政治動力去支持那些擁抱新自由主義、立場強硬的政治領袖上台。這些政治領袖掌權後,否定前任政府偏向低收入群體的政策路線,出台各種政策,保護中高收入群體的階級利益。全球最先開始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智利皮諾切特(Pinochet )政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學者Monica Prasad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她試圖回答:為什麼美、英兩國比德、法兩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幅度劇烈得多?在她看來,導致這種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二戰之後的三十年裏,美、英兩國在税收和福利開支方面表現出鮮明的「劫富濟貧」傾向,從而將中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的利益對立起來。

隨着二戰後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收入結構發生改變,大量低收入群體成為中產階級,從再分配政策的受益者變成了受害者。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對「劫富濟貧」政策的反感在1970年代末達到了頂點,為列根(Ronald Wilson Reagan,雷根)、戴卓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 柴契爾夫人)的上台創造了民意條件。這些政治人物上台後,着力迴應中高收入群體的利益分配訴求、大幅弱化對低收入群體的政策照顧。換句話說,英美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源於階級矛盾,體現的亦是一種「多數人的暴政」:當富人和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中的多數,他們為保護自己的利益,必將犧牲作為少數的低收入群體的利益。

從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看,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實質正是「階級政治」,政策轉型是階級矛盾不斷激化、各階級力量對比發生改變的結果。改革的政治目的,是為了滿足富人與中產階級的利益需要。而形態各異的具體政策,只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

馬克思曾經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機器是資產階級維持統治的工具。比照二十世紀各國的歷史軌跡,我們似乎該對馬克思的這一論斷進行修正:國家並不必然偏向哪個階級,各個階級都試圖發起政治行動、迫使國家回應本階級的利益訴求;而國家最終站在哪個階級一邊,則取決於階級政治的具體過程。換句話說,國家在各個階級之間做「鐘擺運動」,但其自身的重要性從未減弱。新自由主義改革,就是國家從偏向低收入階層到偏向中高收入階層的一次「擺動」。

因此,討論「供給側改革」背後的階級意涵十分重要。前文已經講到,本屆政府已經認定,解決中國經濟當前困境的根本出路是「產業轉型升級」,這是「供給側改革」的實質。但這個藥方體現的,是政府將富人與中產階級利益淩駕於工薪階層與貧困人群利益之上。這種階級傾向,正和「新自由主義」的階級本質相吻合。換句話說,「供給側改革」就是「新自由主義」式的階級再分配政治。

從供給側改革,看中共的階級政治

如果我們承認「供給側改革」是「新自由主義」式的階級再分配政治,那就必須回答:這種明顯偏向中高收入階層的再分配政治,為什麼在當前這個時間點上出現?政策制定者的具體動機固然無法確證,但至少兩方面的因素值得考慮。

第一,中共近年來似乎逐漸意識到,中產階級是維持政權穩定的關鍵,并開始強調中產階級對於鞏固中共執政基礎的重要作用。五月中旬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習近平力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政策口號,印證了這一趨勢。人民日報海外版下屬平台「學習小組」發表的一篇文章,更是明白指出:「中國目前形成的中產階層與中國執政黨的利益高度相關,呈現強一致性。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基本上都受益於中國共產黨自1978年起施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建設中國特色的中產社會,只會支撐中共執政的正當性。」

不少學者認為,當今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高速的經濟增長。那麼,經濟增速放緩,必將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中共的合法性。在經濟下行時期,低收入群體往往首當其衝、受害最多,因此最有可能發起集體行動、增加政治不穩定因素。「中國勞工通訊」稱,工人抗爭事件數量從去年開始激增,到2016年1月份這一個月內就達500次以上。在這樣的形勢下,將改革開放政策下的既得利益者——中高收入群體——牢牢抓在手裏,對中共來說不失為一種避免合法性危機的手段。

第二,由於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過程缺乏利益代表機制,工薪階層、低收入群體的利益訴求,難以被吸納到政策討論當中。一旦政策制定者在一開始選擇偏向某一階級,這種立場幾乎不可能在後續的政策討論中,被其他階級的利益代表制衡。甚至於,在宏觀經濟政策領域,對「哪些階級從政策中獲益、哪些階級的利益受損」的討論,基本處於完全缺位的狀態。所以,除非自下而上的集體行動將階級矛盾外化為政治維穩危機(如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國企改革和農村税費問題,引發下崗工人和農民抗議的政治危機),現有的制度框架沒有提供在階級語境下進行政策討論的空間。

以上這兩點,恰恰反映了中共在處理階級政治時面臨的矛盾:一方面,政策制定過程不容許各階級公開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在制度框架內解決階級衝突;另一方面,中共必須有選擇性地將特定階級作為執政基礎的核心,並在政策制定中表現出相應的階級傾向。這裏體現的,是一種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的國家﹣階級關係;而這種關係,造就了一條通往「新自由主義」的獨特路徑。

(張躍然,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政見CNPolitics團隊成員。研究方向為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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