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场封锁到以通报为准，新闻报道的各环节在中国是如何被瓦解的？

2022年东航3.21空难，记者程旋坐着出租车，在坠机附近村口被人拦住，他下车，碰上老乡骑摩托车路过，便坐上后座，装作村民，驶过值守关卡的官方人员。但他到了村里才发现，自己和坠机点之间还有三道关卡，被警察层层把守。他看不到飞机残骸，也接触不到封锁线里做调查的专家。

同年唐山烧烤店殴打女性事件，记者姜予安来到餐厅，想和老板娘聊几句，但对方仿佛看不到她站在跟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兀自机械地、沉默地拉上卷帘门，转身离开。姜予安跟上去，语气温和地表达来意和关心。老板娘没有呵斥或驱赶她，也没有回答，全程木然。

2024年珠海驾车撞人案，记者潘淇得知消息后，判断报道“禁令”很快会来，于是立即向报社请了假，跳上高铁去了现场。在职务外报道，没有机构保护的他，靠假装生病混进医院，又紧跟遇难者家属混进殡仪馆，一边辨认重兵把守的便衣警察，一边悄悄和当事人搭话。要到联系方式后，他一刻不敢多待，马上离开。

这是当下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日常：现场被封锁、当事人被噤声、稿件被审查、记者被威胁，直至“一切以官方通报为准”。经历新冠疫情和“动态清零”防疫后，政府对社会与个人的控制更加严密与精准，不仅将突发事件的舆论管控SOP化（标准流程化作业），更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加持下，系统性地瓦解新闻报道诞生的条件。

《新新闻》X《端传媒》通过呈现六名专业新闻工作者与审查系统周旋的经历，深度挖掘官方舆论管控的内部文件，结合近几年撼动全国的公共事件，剖析新闻报道是如何在各个环节被公权力一步步扼杀的。

但在愈发逼仄的环境中，一种新的新闻实践模式正悄然生长。在职或出走的记者们、接受过专业新闻训练的年轻写作者们，以独立撰稿、建立独立媒体的方式，绕开“机构媒体被官方管制”的桎梏，打开了新闻自由的新局面。

本文采访的六名新闻工作者，有的仍供职于机构媒体，有的以独立撰稿人身份采写稿件，其中已有人因新闻报道工作而受官方监控与威胁。由于讲述新闻审查的细节有可能给受访者带来人身安全风险，本文以化名呈现诸位受访者。

独立媒体《水瓶纪元》的编辑肖思岳接受采访说，当下中国新闻业的意义，不能置于民主法治社会的背景下讨论。舆论监督，和推动社会变革，已不是中国新闻业在这个时代的任务。

“今天这样的现状里，还有人在写作，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就是保存中国社会力量的方式。”她说。

新闻现场：层层封锁、驱离记者

记者穿梭于事故现场、执笔采访、举着麦克风联线演播室，更像是人们对“新闻黄金时代”的想象与回味。如今的新闻现场，像被层层封锁、严密监视的堡垒。

2024年5月，广东梅大高速塌方，共致23辆车掉落，52人死亡，30人受伤。记者程旋的出租车在离事故现场数公里处被交警拦住后，得知有消防部门的专家正等被车接进去，便立即上前套近乎，“我们坐的还是同一班高铁呢！”接专家的车来了，程旋厚着脸皮，拉开车门挤了进去，侥幸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

车开了一会儿便停住了，旁边站着几个警察，检查变得更严了。专家被带了进去，没法稍上程旋。他只能跟警察如实说，自己是记者，要去现场做报道。警察把他的身份证拿去拍照登记，又要他出示记者证，他没有（只有官媒记者以及少部分机构媒体的记者，才持有中央宣传部与国务院新闻出版署核发的记者证，作为“记者从事新闻采编活动的唯一合法证件”），于是向警察展示自己在网上的署名稿件。令程旋出乎意料的是，警察向上级汇报后十分钟，居然把他放了进去。

站在核心现场的程旋，亲眼目睹了桥墩塌陷下去的巨大窟窿，吊机把坠落的车一辆辆吊起来，殡仪馆的车停在附近，把尸体运走。

他在塌方现场待了近一小时，四处走动、拍照记录。期间，他看到一群人对着桥墩指点交谈，判断他们是官方的专家组成员，于是瞅准机会，站在三五米处，佯装工作，偷听专家们对事故的初步分析。由于采访官方专家组几乎不可能，这些意外的收获对于程旋了解调查走向、确定报道框架，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程旋在现场举着手机到处拍照，时不时和人搭话，仍引起了警方注意。警察没有立刻将程旋赶走，而是带来了宣传部的官员，对他称：政府安排了集中采访，也会在那里举行新闻发布会，“你也要过去，我们会统一安排”。程旋随即被一辆车接走，开到了县城。

“宣传部的人，碰到了就是倒霉，人家会立马把你请走，”程旋解释，“如果你坚持采访，他会全程站在你旁边；如果你要拍照，他就会伸出手挡住你的镜头，你是没办法工作的。”

虽然终究被“请走”了，但成功进入新闻核心现场、听到专家组的内部谈话，这样的情况在近年的新闻现场中仍鲜少发生。

这几年来的新闻现场，通常仅有党媒（中共和政府主办的媒体，也称“党报党刊”，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记者被允许进去现场，而机构媒体（也称”市场化媒体”，由官媒或党委宣传部门“主管”，但其运营和采编具有有限的独立性，选题角度和行文风格贴近民众生活，曾有一定舆论监督作用）记者则被挡在封锁线外。

然而，2022年东航空难后，甚至形成了仅有《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三家最高等级的中央媒体才可进入重大事故现场的不成文规定（但“三大家”的特权仍是有限度的：两名央视记者现场直播燕郊爆炸事故救援，被警察和政府人员阻挠推搡，其中一人被强行架走）。

东航空难的现场，和程旋一起被挡在三道封锁线外面的，还有央视同一系统的的央广记者、中国第二大通讯社中新社的记者、地方官媒广西电视台的记者等等，大家乱哄哄地聚集在村里等消息。这些官媒记者虽然无法进入坠机点，但凭借官方背书的身份，仍可自由进出村里的应急处置指挥部。程旋在市场化媒体任职，生怕被警察或宣传干部认出带走，于是找到一个央媒记者，请对方去哪里都带上他，遇到盘问就靠其出示证件并称程旋是同事，以此在村里四处活动。

但村子并非真正的新闻核心现场。虽然大批政府官员、基层干部、消防官兵、搜救队员聚集在这里，但官方的调查组专家全在三道封锁线内，程旋根本接触不到。他离坠机点最近时只有500米，抬头看到附近的山包，考虑上制高点观察山谷中的飞机残骸，但得知两名乔装打扮成“民工大哥”的特稿记者在翻山途中“被公安迅速识破”、驱离现场后，便放弃了这个计划。

如果说灾难事故现场尚有一丝突破的空间，政治“禁区”下的新闻事件则毫无报道的可能。

2023年9月，公民行动者黄雪琴与王建兵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在广州开庭，官方媒体被要求只字不，机构媒体完全被噤声，墙内社交网络的相关帖文也被删除得一干二净。独立记者沈亦娟来到法院附近，看到巨大的蓝色路障将法院周围的街道完全围蔽，大批警察站在路边，严肃地注视着过路的车辆和人群。现场紧张高压的气氛，令她不敢直视警察，只用手机装作不经意地匆匆拍了几张照片。她在附近打了一辆出租车，坐在车上围着法院绕了一圈，就离开了。

“雪饼案”开庭的两年前，沈亦娟曾到北京海淀区法院见证弦子诉朱军性骚扰第二次庭审。同样政治“红线”下的案件，虽然无法被机构媒体客观报道，但官方媒体的通稿仍宣告着此事存在，社交网络上支持的声音在审查机器下春风吹又生。彼时的现场，仍有二三十名支持者在法庭外声援。警察拉起警戒线、监视人群的一举一动、随机查身份证，被声援者们温和有力地抵抗着，形成了十多个小时的对峙。

从弦子案到“雪饼案”的两年，公民行动的最后一点空间完全被抽空，整个事件被密不透风地封锁住，线上线下均是不容一丝空间的戒严。

还有的新闻现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官方强行遮蔽，被网民讽刺为“荒诞的魔幻现实”。

2021年7月郑州暴雨，地铁五号线浸水致14人死亡，市民自发在地铁站门口献花悼念，却被官方用黄色挡板围住，形成了“人死后不允许悼念”、“悼念不允许被看见”的场面。相似的场景在2024年珠海驾车撞人事件后重演。遇难者家属在事发现场烧纸钱，官方应急管理人员立即赶来，驱散围观群众，撑开了数把巨大的黑伞，将正在祭奠的家属完全遮盖。

新闻当事人：专班对接、被消失

近年突发新闻事件中，官方对新闻当事人及其亲属的标准化管控模式，使他们几乎消失于公共领域，也越来越少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新闻事件发生后，政府会迅速成立若干专门小组，以“专班”对接当事人或其家属，帮助其走完政府程序（包括经济补助或赔偿），同时签下保密协议，隔绝他们与外界尤其是媒体接触，并对其严密监视。

在这样的模式下，当事人和家属拒绝媒体采访成为常态。除了被监视和威胁，他们也意识到，接受采访可能意味着失去政府承诺的赔偿金，高昂的医院治疗费也将由自己承担。

在程旋的经历里，2022年东航空难，是这套“家属维稳”模式变得成熟且严密的转折点。

当时，所有遇难者家属都被官方统一安排在县城的几个酒店里，以“疫情防控”为名，禁止人员进出：家属出不去、记者进不来。不过，在所有遇难者家属被集中安置前，程旋曾偶遇两位试图进入坠机现场的家属。他瞥见两个人坐在村委会门口抹眼泪，准备上前询问，但还没开口，一群当地干部迅速围了上来，让两位家属不要着急，之后会安排他们去坠机点，“但现在你们得跟我们走”。

“家属一旦出现，绝对有一圈人围在他们身边，你是没办法做采访的。”程旋说。

突发事件里受伤或遇难的当事人，通常会被送往医院和殡仪馆，这两个地点也成了官方的“重点布防区”。

2024年珠海驾车撞人事件发生后，潘淇挂了号，假装生病，让同行搀着他混进了医院，但他刚想去住院部采访伤者时，便看到楼下入口站满了警察，根本没机会上去。

他决定去殡仪馆碰碰运气。入口同样被警察守着，于是他跟着前面的人，在登记簿上瞎写几笔，便混了进去。他在灵堂里绕了一圈，见到许多人站得板板正正、神情警惕地扫视四周，判断是便衣，一股强烈的不安全感涌上来。他溜进厕所镇静片刻，认为无法在这里采访到家属，而且“再多待一会儿，可能就出事了”，于是赶快离开。

幸运的是，他在灵堂外看到遇难者家属从车上搬祭奠用果篮，便立刻上前，一边帮忙搬东西，一边介绍自己的采访来意。家属们很警惕，不愿多说，但他“死皮赖脸”地劝说，“有些事情，现在不能说，不代表以后就不能说，万一事情后续处理得不好，或者媒体能提供一些帮助”。软磨硬泡之下，潘淇要到了几个家属的电话。

除了官方的物理隔离，当事人和家属也要面对其监视、威胁和经济利益，常使得他们对记者视而不见、闭口不谈。

有的家属会明确告知记者，“我身边有人跟着，不方便说话”；也有的家属表示，正在和政府协商沟通，如要采访，要先找当地宣传部批准；还有的家属为来到家中的记者烧水、沏茶，但全程一言不发，等记者喝完一壶又一壶的茶，终于决定放弃时，就起身送记者离开。

2020年12月，重庆永川煤矿一氧化碳超限，23人遇难。记者姜予安找到了一位生还矿工的家，院子里，矿工的妻子正在赶鸡。她上前搭话，但对方置若罔闻，既没骂她，也没有赶她走，没有任何情绪和反应，把她当成透明的空气。矿工二十多岁的儿子蹲在一旁，姜予安转身去搭话，却见他和母亲的反应一模一样，仿佛听不见姜予安的声音、也看不到她的存在。

姜予安觉得瘆得慌，但随之而来的是愤怒与沮丧：“你们的父亲在矿难中活了下来，你就完全不想说些什么吗？”她当时这样想。

记者和当事人家属打交道，也会出现比“被拒绝”更复杂的情况。多名受访记者反映，一些家属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把与记者的接触“报告”给政府专班，以此作为和官方谈判的筹码，导致记者的采访暴露，引来“禁令”，甚至自身被官方监控，受到威胁。

不过，仍有当事人家属即使签下保密协议，意识到被官方监控，仍冒着风险和媒体联系。2024珠海驾车撞人事件，一名伤者家属在被“专班”维稳的情况下，依然私下约程旋见面，要求被采访。在采访前，程旋明确告知，一旦暴露，政府将不再承担高昂的住院治疗费、也不会再提供经济赔偿。对方表示仍愿继续讲述。

“不是每个人都能被钱收买的。”程旋回想这次采访经历时说过。

新闻目击者与舆情监控：精准监控、全面灭声

核心当事人被消失后，记者只能被迫转向“外围”，采访目击者或事发地附近居民，碎片化拼凑事实。然而，这些零散的信息点仍被官方精准控制并灭声，以至于在社交网络视频普及的年代，如轿车无差别冲撞学生、居民楼起火等重大事件发生后，整个互联网仍毫无波澜。若无官方通报，这些事件似乎从未发生过。

2025年4月22日，浙江金华苏孟乡小学门口，一辆轿车无差别冲撞学生，多名儿童受伤倒地。《新新闻》记者通过地图检索，发现苏孟乡小学周边共有五家商铺公开联系电话，遂逐个致电。

一家快餐店老板娘刚接通电话，便说“我现在比较忙，不方便通话”。在记者追问小学是否发撞人事件后，老板娘说“是有这么一回事”，但称事发时不在现场，“没有看见”，随即挂断电话。

一家便利店老板说，事发时自己在别的店铺，“你不要再来问我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至今，针对这起无差别恶性袭击，当地政府及公安仍未对发布任何官方通报，也无任何媒体报道在墙内留存。事发地附近居民对此讳莫如深，唯一印证这些恶性事件曾经发生的痕迹，是抖音和小红书上，同城用户在白底图片上用黑体写道：“为金华市苏孟乡中心小学默哀”，评论区浙江ID的用户们留下一排排祈祷🙏、哭泣😭的emoji。

官方显示出具备完全封锁突发事件消息传播的能力，或许始于2023年北京长峰医院大火（该事件共致29人死亡，是过去二十年北京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火灾发生于约中午一点，但直到晚上九点党媒《北京日报》发布通报之前，没有任何目击者拍摄的视频、受灾者的帖子在社交网络流传，甚至连北京的机构媒体记者们、以及住院患者家属，也是在看到官方通报后，才知道医院发生了火灾。

新冠疫情和“动态清零”防疫，强化了政府对突发事件及相关舆论的“事先管控”能力，并在2025年2月修订的《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制度化确定下来。对于“影响社会社会安全稳定”的突发事件，要求将安全风险防范纳入基层网格化管理，实现风险早期识别，“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各地公安机关的“政务舆情处置制度”也要求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巡查并收集社交媒体、门户网站、传统媒体、新闻跟帖论中的“重大政务舆情”，形成“全覆盖、全方位、全天候”的舆情监测体系，“及时消除各类苗头舆情风险”。

官方对社交媒体的审查，也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科技的加持下，变得更加高效、精准、系统化、自动化。围绕官方的言论审查需求，已形成了由私营科技公司、国有企业、官方研究机构共同构成的庞大“舆情产业复合体”，包括像中科闻歌、中科天玑、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阿里巴巴、拓尔思等公司，纷纷为官方开发定制政务舆情监测分析系统。

阿里巴巴的政务云舆情分析系统，7x24小时不间断抓取全网信息源，再结合自然语言处理（NLP）和机器学习（ML）等前沿技术，自动判断文本的正面或负面情感倾向，为舆情定性提供依据。

短视频在信息传播的地位愈发突显，中科天玑应势开发了针对视频音频的监测审查系统，将文字、图片、视频、语音多维匹配。该系统利用语音识别技术（ASR）和光学字符识别技术（OCR），分别将视频中的语音和图像转化为文字，再结合人脸和人声识别，定向监测特定事件和个人，实现“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快速发现、追踪研判”。

中科闻歌则运用时下热门的大型语言模型（LLM）技术，以“深度语义理解”的审查方式，将孤立的实体（如政府部门、官员、政策文件、地名、事件）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如“A部门发布了B政策”、“C官员负责D项目”）结构化连接，将新出现的突发新闻与历史事件、相关政策和人物关联起来，提供深度分析。

智能科技加持的审查，仍离不开传统的人力管控，及其带来的恐惧。

警察敲门、“请喝茶”，或许是最具威胁性质的审查手段。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中央赴湖北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指导组宣传组成员史少春发文提到，对于“有较大煽动性的谣言，应落地查人，严防大范围传播”。后来，公安机关和网信办“落地查人”的表述，出现在吉林白城、四川南充等地的《网络舆情应急处置预案》中。2025年6月，安徽500亩土豆遭哄抢，机构媒体罕见地在报道中记录了地方政府要求种植户将发到网上的视频删除的行为。

但也有民众主动迎合官方的噤声。2024珠海驾车撞人事件后，记者沈亦娟在事发地体育馆门口的便利店，亲眼见到一名警察警告店员“不要乱讲话”，而店员笑着对警察说：“我们心里都有数的，今天上午都有几个记者来打电话，我都说我不知道。”

和禁令赛跑、“以通报为准”、舆论斗争和引导

每个中国记者都曾“用命”和禁令赛跑过。

2020年重庆矿难，姜予安和同事在下雨的山区跑了一天，浑身泥泞地回到宾馆，两人飞快地打开电脑，想赶在禁令到来前把稿子发出来，编辑也在线上不停催促。

正当他们写到几乎结尾时，突然收到编辑的消息，“那个来了，你们把稿子交了，我把稿费给你们结了吧”。

“我们和禁令赛跑，最终还是输了。”姜予安说。

没人能准确预判禁令什么时候降临。许多记者回忆，四五年前，突发事件的报道窗口期普遍被压缩至8-10小时，“你必须拿命在写，在一天之内写完 ，才能去和禁令赛跑”，记者沈亦娟回忆。但如今，越来越多稿件，无论如何删减关键部分，都无法延长它们的寿命，甚至根本就发不出来。

“游戏规则已经变了。”沈亦娟说。

禁令的运作是黑箱式的。通常，机构媒体的主任级编辑会收到主管部门的指令，并依此判断，某个选题能不能做、某篇稿子能不能发，也为此承担责任。然后，编辑再把禁令传达给记者，告诉记者什么角度和内容能写、什么不能写。有的禁令针对某个突发事件；有的禁令指向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比如地方财政危机、青年失业率等，并会定期更新（六四、新疆集中营等显然易见的“政治禁区”，已是默认“禁令”）。

但禁令并没有严谨的标准，许多模糊的边界来自新闻工作者摸索的经验。潘淇举例分析，涉及北京的“负面新闻”，禁令来得格外严；死亡人数超过十人的突发事件，报道窗口期可能只剩几小时；国务院挂牌督办某事件，报道的各个角度基本就卡死了，只能依照官方通报写篇快讯；若习近平亲自点名作指示，“稿子基本就黄啦”。

禁令也可以变得隐晦，需要解读弦外之音。潘淇展示的一条禁令写着，“报道被特朗普贸易政策影响的东南亚企业，容易让人联想中国企业的现状”。这条消息，没有“禁止报道”的字眼，但言下之意是，这个选题不能做了。

除了禁令，限制记者报道的，还有“请以通报为准”。

2022年丰县铁链女事件，媒体被禁令束缚，整个社会都在“等通报”，却见证了各级政府自相矛盾的五篇“蓝底白字”。媒体人彭远文写道：“中国新闻彻底进入了通报时代，媒体报道完全缺位，其他信息渠道消声，官方通报成为唯一信源，在相当一部分受众眼里，通报即为事实。”他总结：“通报时代，就是公权大幅扩张，媒体同步萎缩的过程。”

2024年9月，深圳日本人学校男童在校门外被人持刀袭击，翌日不治身亡。程旋供职的媒体很快接到禁令，只能写官方通报，后来禁令进一步收紧，变为只能写中方的官方通报，不得引述日方使馆或日本媒体的说法。

接连发生的袭击日本儿童事件，与网络上宣扬仇日民族情绪的虚假信息存在相关性，但程旋无法在稿件中点明此违反通报的“敏感”背景，最终只在稿件开头写下案发时间是9月18日。“剩下的，读者自己去脑补吧。”他说。

程旋私下做调查，了解到凶手的成长背景、工作等信息，远远超出了官方通报的内容，虽然没有与其矛盾，但这些“超纲”信息无法写在报道里。“官方通报在这里就是盖棺定论，我手上的东西，无论和官方通报是否一致，都不能写。”程旋说。

但程旋也提到官方通报和新闻报道的微妙关系。他解释，自然灾害或安全事故类突发事件，官方可能会在事发一两年后发布详细的调查报告，一些机构媒体便可借此机会，把此前写好的深度报道发布出来。此时，官方通报就是发稿的“政治基础”和“保命符”，否则稿件“擅自发出来”，很可能被删，编辑部还会被警告。

不过，程旋也承认以“官方认定事实”为基础做报道的问题。他举例，如果记者的调查分析，指向事故中存在“人祸”，但是官方调查报告定性其为“天灾”，媒体就无法推翻官方的盖棺定论，并因此需要改变稿件的方向。

然而，与“等通报时代”相对应的，是“不通报时代”。2024年无差别恶性袭击事件屡次发生后，官方在完全封锁消息的基础上，逐渐开始不通报相关事件，包括苏孟乡小学轿车无差别冲撞学生事件等。

一些重大新闻事件中，地方政府丧失话语权，中央不作指示，地方政府只能一直沉默。2025年7月，北京暴雨洪灾致死44人，当地政府一直未正面通报灾情，仅向部分机构媒体表示暂无人员伤亡，直到几小时后习近平和李强在救灾指示中确认，北京暴雨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官方才突然宣布死亡人数达30人。

等通报最终变成了等一个人通报。

当新闻报道发布出来，面对的还有官方舆论管控下风谲云诡的舆论场。

2022年东航空难，机构媒体《人物》九名记者合力完成的遇难者报道《MU5735航班上的人们》，通过线上采访和社交网络资料，在坠机发生二十小时内，迅速刻画了六名乘客和两名乘务员日常生活里的画像，引发公众共鸣，在网上迅速传播。

随后自媒体“肖一凉介”发布了《“人物”报道笔下的侵扰悲痛问题》，指责《人物》的逝者报道违反新闻伦理，引起轩然大波，众多网民指控《人物》“吃人血馒头”。在网络上关于遇难者隐私权的争吵中，《人物》的报道被删除，刚下飞机抵达现场的记者也被召回。

与此同时，央视记者在坠机现场直播时，用手遮住遇难乘务员盖满黄土的证件，被传为“尊重逝者”的美谈。然而，进入核心现场的三大央媒，除了发布官方通报、重复官方论述、歌颂救灾官兵外，并未挖掘调查事故原因，也未将抽象的遇难数字还原为具体的人。

许多媒体人指出，在中国，要先有新闻，再谈新闻伦理。硬核调查报道面临禁令审查，软性的遇难者报道尚有一丝空间，对突破审查阻力有重要意义：向读者呈现灾难局部真相，以可知可感的悲伤激起社会共鸣，间接促使公众追问灾难发生的原因、问责公权力。

《人物》报道被攻击、 被删帖，展现了新闻报道在舆论场面对的复杂险境：看似业务探讨引发的争议，即可被伦理批判家、网民、公权力三方合力绞杀。许多媒体人批评称，“逝者隐私”等伦理概念暗合了官方隔绝遇难者及家属、切断消息源、控制叙事的目的。而东航空难的结果亦是如此：三年过去了，123名遇难乘客和九名遇难机组人员的名字至今无人知晓，官方失事调查报告仍未根据国际公约和国内法更新（今年五月，网传一份盖有民航局公章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称，调查进展情况“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决定不予公开）。

不少记者回忆，东航空难是新闻报道的舆论环境进一步恶化的节点，而这亦是官方十余年来不懈强化“网络舆论斗争”，加强舆论管控的结果。

习近平从2013年起强调“舆论斗争”的理念，要求“掌控新闻舆论阵地”，提出“高度重视网上舆论斗争，加强网上正面宣传，消除生成网上舆论风暴的各种隐患”，警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新新闻》挖掘十余份中央及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危机应急处置方案》正式文件后发现，官方舆论管控已形成制度化、体系化的模式，使专业新闻报道更加困难。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将“负面报道”直接定性为“网络舆情危机”，正当化删除新闻报道的审查行为。

官方的舆论管控已形成了标准化操作流程（SOP），包括“监测识别、协同处置、信息发布、平息总结”四阶段。多地应急处置方案提出“三同步”的原则，将舆论管控与处理突发事件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要求“事件应急与新闻应急同步部署、处置工作和对外发布同步研究、处置授权与发布授权同步安排”。

如今，舆论管控不再仅由各级宣传部门主要负责。官方已构建了多部门、常态化、制度化的协同机制，并通过《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制度化确定。

以《广州市突发重大活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为例，市应急指挥部由宣传部、网信办、政法委、公安局、城市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等39个党政部门组成，并成立专门的“新闻宣传组”，负责“拟定报道口径、消除消极影响、正确引导舆论、加强网络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此外，“舆论管控”的系统也在扩张。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许多政府下属职能部门、大型国企和事业单位，都有单独的《舆情管理办法》守则。如上海青浦区城管局订立了《城管执法系统舆情应对工作方案》，监测“涉及城管系统的群体性事件、城市公共安全、政策谣言及误读等舆情事件”，以及“因情况复杂敏感而存在重大意识形态风险的舆情事件”等等。

社交媒体上攻击新闻报道的声音，也可能来自官方雇佣的网络水军。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应对舆情”的四种方案之一，包括“组织网络评论员发出正面声音”；白城市政府“舆论引导”的过程中，要求“充分利用网军矩阵”，”有效挤压负面有害信息生存空间，用主流声音占领网络舆论阵地”；江西省上饶黄金埠镇政府应对“突发网络舆情”的措施，包括“在网络平台设置议题，随后组织网络水军发布评论、扭转‘一边倒’的敌我情势”。

独立媒体：摸着石头过河、或成为那块石头

当机构媒体在严密的系统性审查下日渐凋零，一些记者离开报社，以独立撰稿的方式，尽力绕开系统的限制。

新冠疫情爆发初期，《财新》、《人物》、《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机构媒体抓住短暂的报道窗口期，发布针对病毒来源、传播途径、医护感染等情况深度调查报道，为恐慌中的公众提供宝贵信息，并一定程度上问责政府瞒报疫情的行为。而当《人物》专访武汉医生艾芬的报道《发哨子的人》被官方删除后，网民将其翻译成外语、摩斯电码、甲骨文、火星文、表情包等33个版本，呈现了“公民不服从的大型行为艺术”。

但此后，《人物》迅速被官方打压。主管单位派人旁听编辑部选题会，现场指示“这个选题不能做”。此外，《人物》的每篇报道都被要求交给主管单位审核后才能发布，许多稿件被打回来。其姊妹账号《每日人物》也从社会突发型人物报道，最终转型为商业生活类报道。

昙花一现的报道空间，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转瞬即逝，甚至在”动态清零“后变得更加逼仄。

许多记者离开媒体机构，沈亦娟也在这期间“稀里糊涂”地辞了职。后来，她遇见了资深编辑肖思岳，与她讨论选题、帮她编辑发布，逐渐形成了紧密的合作模式。

她感受到了自由写作的畅快，不用字字斟酌是否踩到“红线”，不用拧巴报道角度规避“敏感”议题。2024深圳日本男童被刺，机构媒体除了“等通报”外没有任何空间。沈亦娟当时判断，虽然无法突破嫌疑人和遇难者等内核信息，但仍可以记录普通民众对袭击事件的愤怒和哀悼，于是写了《从深圳到东京：他们为那个孩子守夜》，记录深圳民众与官方对峙、坚持悼念、表达良知的珍贵现场。

但自由写作是危险的。

最直接的代价是失去机构的保护。2024珠海驾车撞人，沈亦娟来到伤难者收治医院，一进急诊室大门，便看到三四十张红色塑料凳上坐着政府工作人员，警察和便衣在走廊里巡逻。她顿时紧张起来，没敢做采访便匆匆离开。

“我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要是被抓了，没有机构来捞我”，沈亦娟说，“每一次采访，都是一场赌博，赌的就是警察不会来找我。”

匿名写作、匿名采访，同样是自由报道的代价。

报道署名本是记者荣誉和负责的象征，但在新闻审查和威权统治的环境里，名字伴随着人身安全风险。独立记者每写一篇稿件，便换一个化名，匿名成为必须。

同样，为了保护信源的人身安全，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是匿名的，甚至为了模糊其可识别性，独立记者们有时把一个人的故事拆成几份，每段经历再安上不同化名。沈亦娟反思，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减损了新闻报道的可信度（credibility）：“读者看到三个人证实了同一件事，觉得可信，但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多人出现在稿子里。”但她也困惑，“我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好像也没有经验告诉我，这样到底可不可以。”

自由写作的代价还是现实的。对沈亦娟来说，一篇深度报道往往需要耗费数月心力，稿费是她唯一的经济期望。若稿件因各种原因中途夭折，机构媒体通常会照付稿费和基本工资，她却无法收到任何报酬。

“对于一个独立记者来说，你就是失去平台、失去读者、也失去自己的名字。”沈亦娟说。

在这条隐秘而危险的道路上，有媒体人开始建立独立媒体，在编辑运营的过程中，把独立记者们联结在一起。

编辑肖思岳是独立媒体《水瓶纪元》的运营者之一。这个创办于2024年的账号，先后报道了珠海驾车撞人案、海棠作者跨省追捕、湖南铊污染等机构媒体几乎无空间报道的事件。与许多海外中文媒体不同的是，《水瓶纪元》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并坚持尽力将稿件推送给墙内读者。“墙内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虽然公共性信息严重缺失，但还是能感觉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肖思岳说，“你仍然有一种归属感。”

既然在墙内发布，就绕不开审查。肖思岳坦言，自己不愿为了发稿而阉割文章，除了对新闻客观性与独立性的坚持，也因她意识到，当下的“刚性”审查，不是变换几个字眼、或像十几年前机构媒体写几句套话“交话语税”，就可以逃过一劫的。“现在的情况是，整个新闻事件被划定不可报道，讲述事情本身就是‘踩红线’，我们无论怎么写，都发不出来。”肖思岳说。

她尝试了许多方法，如引导读者点击公众号的菜单栏，输入一个词，便可得到报道的PDF文档。但这个方法很快失效：《水瓶纪元》的公众号被“没收”了菜单栏。

但在PDF传播法失效前，这是《水瓶纪元》保住账号、在重大事件中快速把报道扩散出去的最好方法。珠海驾车撞人事件的稿件完成后，编辑部判断，如果在公众号发布了这篇报道，推送一定会被删、账号也很可能被封禁。于是，她们决定干脆不发推送，直接把稿件编排到PDF文档里，依靠朋友圈、群聊等方式传播。

这个看似原始的传播方式，却效果惊人。肖思岳说，根据后台新增关注人数估算，报道的阅读量达到三到五万。“这个数字让我非常触动，”肖思岳说，“它说明公众对信息是非常渴求的。”

虽已从业25年，但《水瓶纪元》对肖思岳来说仍是新尝试。她坦言，《水瓶纪元》编辑部并未形成标准化的采编流程和原则，一个选题能不能做、记者要不要到现场、在哪个平台发布，常常是“问题出现了再解决”，先把稿件尽力采完、写完、发完、再考虑下一步。

如今，媒体人都意识到，在当下的中国，新闻业已经不能再像二十年前那样，以舆论监督、推动社会变革为己任。

许多记者初出茅庐时都被“新闻理想”感召，如今以现实的心态坚持执笔。潘淇如今还在机构媒体任职，“我尽可能不要愧对手上的每一个选题，我做了该做的事情，这就够了。”

沈亦娟成为独立记者后，感受到一条“更广阔的路径” 。她说，自己不再需要被官方盖章认证是记者，“只要我拿起笔，我就是记者”。此外，她不再认为自己需要为新闻事业燃烧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就去做点别的，状态好了，就回来继续写。“这样，做新闻就可以变成一件很长久的事情。”她说。

沈亦娟在2019年进入新闻行业，彼时已是“大船倾覆的末尾”。她说，自己从未经历过前辈们引以为傲的“新闻黄金时代”，但这种缺憾反而让她无法轻易放下手里的笔。“我永远觉得自己还没有写够，” 她说。

肖思岳在千禧年前后进入新闻行业，彼时市场化媒体欣欣向荣。她说，自己小时候在“党化”的语言环境里成长，一路走到开放、多元、自由的语言环境里，如今又见证了语言重新被政治束缚。

对她来说，不受审查、不被政治宣传污染地做报道，就是在捍卫中文的尊严与美。“我们真的要把中国文化命运的控制权交到警察手里吗？”她说，“中文是很神圣的，它不应该被控制在一群完全没有资格对知识分子说三道四的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