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香港悼念六四：本土派青年不满什么？错看什么？

“悼念六四是否要有完结？”“是否有必要办一个仪式，很多人聚集在一个地方，摇曳烛光和唱歌，刻意悼念？”“支联会，就是被施暴遭厄后，成为妓院的鸨母龟公。”六四前夕，几间大学的学生领袖发表了一连串争议言论。一时之间，仿佛香港新生代都希望香港本土与六四切割，上几代人则接踵指摘这些本土派新生代傲慢冷血，俨然一场“世代之争”。言语的刀来剑往，延续到六四晚上，本土派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仍在隔空过招，双方皆标榜“我们有／是年轻人”。

然而，这真是一场世代之争吗？不尽然。昨日李立峰就以民调数据提醒：“青年人整体上不支持纪念和平反六四这种说法，没有客观基础。纪念六四的活动，要正视世代差异，但不要堕进世代冲突的圈套中。”

学生接连抛出不同理由，质疑悼念六四对他们一代是否有意义，令舆论焦点围着“世代”和“悼念”而转。但说到底，他们真正意图非常简单，就是“反支联会，与中国切割，建立新香港共同体”。究竟，“反支、切割、建新共同体”的目标，是否必然需要透过漠视六四悼念，甚至与六四彻底切割才能达成？

其实，学生对悼念的质疑可分为三个层面：一、维园悼念晚会仪式僵化；二、支联会晚会悼念扣连中国情结；三、新一代毋须悼念六四。现时社会舆论对“学生反对悼念”的印象过于笼统，是因为学生在论述时，三个层面往往会交替出现，或者混为一谈。

“点人头”的意义与影响

批评支联会举办的维园六四晚会仪式僵化，不是新鲜事。不谈远的，2012年六四23周年晚会，就曾有人上台“抢咪”，批评烛光晚会只是一场仪式。而本土派近年都一直持类似的批评，认为维园烛光晚会每年只为“点人头”，冲高集会人数，但集会内容多年来改变不大——只是发表一下宣言、大合唱和摇曳烛光，亦无将悼念力量化为行动，手段与抗争目标不相符。中大的周竖峰就认为，若可以号召十几万人，应进行更有意义的讨论，包括反思港人前途问题。

然而，周竖峰认为集中悼念只是为了“展示人数”，在悼念本质上没有特别意义，却也未免牵强。庞大人数所阐发出震憾人心的力量，无论是对死难者家属，还是仍然在中国顽抗极权的人，都能带来无可比拟的声援和精神支持。十多万的烛光，当然不可能拯救遭到严厉打压和监控的“天安门母亲”的肉身，但无可否认这一直是她们的精神支柱之一，让她们未至感到孤军作战。

另外，群众运动能透过触动、宣泄、互相传染和肯定的过程，凝聚群众情感；而人数多，无疑有助扩大当中的情感能量。今年晚会一位年轻朋友告诉我：2013年她在倾盆大雨下的维园撑着伞，看着人海合唱《自由花》，一股悲壮之情油然而生，不禁潸然泪下，至今不能忘怀。这种透过观照他人触动内心情感，继而转化为反思和牢固记忆的经验，在大型集会中更容易发生。因此，维园的人海烛海，才能一直对未曾经历过八九民运的年轻世代，发挥启蒙作用，而且有助塑造某种“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

至于周竖峰等新生代本土派认为，人数多寡对现实政治已无影响，则不无道理。

自1990年开始每年举办的六四集会，从来不是纯粹悼念的集会，而一直被视为是“不满暴政、争取民主”的力量盘点。此时的“点人头”，有向中共展现抗争实力的功能。尤其在回归后，“点人头”更在其他战场发挥过一定的政治能量，例如2003年七一50万人大游行，成功拖延《基本法》23条立法，以及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科运动，12万人迫使政府撤回国教科。人数曾经带来胜利，因此直到今天，支联会李卓人仍会强调：“维园的万千烛海是对中共最强的控诉，点起烛光是必要”。

不过，作为成功案例的23条和国教科，仍只是香港政策；至今，集会人数从未影响过中国中央政策。甚至我们心里明白，六四集会人数再多，至多也只能成为港人与中央谈判港政时的筹码，离“建设民主中国”还是非常遥远。即使只考虑香港利益，从近年种种迹象看来，中共也已习惯香港这种点人头的运动模式，纯粹将示威和集会人数当作“民情指南针”；中央可能会微调对港政策，却不曾改变大方针。

雨伞运动期间路透社就曾报导，中央认为回归后已经退让过两次，已受够了香港的示威，不会作第三次退让。雨伞运动规模与形式均超越六四集会，也是无功而还。若仍停留和满足于“人数＝控诉力量”的思维，只是不思进取，陷入安徒所言的“偏安主义”。

“人数多”的情感能量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而且人多对群众运动来说绝无坏处，这是本土派应该承认的事实。但面对今天的高压中国，本土派指出“点人头”的政治能量已减，也是支联会得面对的问题。

维园晚会“公共领域”的潜力

再者，维园烛光晚会真的一如本土派批评，只是点人头、唱歌和点蜡烛吗？

有泛民人士反驳，二十多年来，一直有人质疑支联会的六四晚会，很多人亦曾尝试不同类型的纪念活动，只是约定俗成不会刻意与支联会切割。因为大型集会必有其局限，例如人数众多难以互动，难脱离仪式化，所以其他团体都会选择在晚会外办其他活动补足。

事实上，每年晚会开始前，不同社运团体、政党组织也会在场内外宣传，举办论坛讨论；其议题并不局限于六四，亦涵盖普选等“本土”议题。近年晚会后，学联等组织亦会呼吁出席晚会的市民，一同游行到中联办示威（今年则由“大专政改关注”等团体带头），尝试超越“出席＝控诉”的逻辑，并非没有“将悼念力量化为行动”。

在晚会期间，因为场地大，很多人无法时刻清楚台上在做什么，只会间中参与大合唱、举烛或喊口号。其余时间，更多是与身边人倾谈讨论，或自己静思，或观察其他参与者（当然也有人会打卡、上Facebook）。如果将焦点从大台移到台下，就会发现大会仪式并没有局限群众的行动与思考。这些在场个体并不会单向接收大台“灌输”的讯息，李立峰的研究就指出，不少出席者的想法与支联会的纲领都有出入，连陈云也推断支联会最终只会成为一个订场者、主办人。

正因场地大，参与者众，才能衍生空隙产生更多自由的讨论交流。数万人集会构成的“公共领域”，可以酝酿无限可能。参与者在公共仪式触发下的个人反思，以及场中人际间并发的交谈、讨论甚至批评，或许最终能透过互相影响而达到启蒙——甚至在日后，衍生出不同程度的社会行动。

漠视维园集会这种难得的大型“公共领域”潜能，将之简化为“行礼如仪的合唱和点烛光”，或者想像成单向的“政治意识灌输大会”，并未反映全部事实。

晚会主轴的有限本土化

但无可否认，维园集会的主角仍然是悼念（配角是中国民运），对其他议题的承载力一向有限。一来，会在下午到场出席论坛、游走摊位了解其他团体不同倡议的有心人，无疑为数不多。多数人只会在入黑后，直接进入公园参与悼念，完场之前离开。

二来，各团体政党以至支联会都怕被指“骑劫六四悼念”，会权衡轻重。除了逼切重要的议题如23条立法，否则不会大事宣扬与六四关系较弱的本土议题或活动。去年学生烧《基本法》，就被指摘以政改议题骑劫悼念。也正因如此，集会才屡被本土派批评没有与本土政治扣连。

因为“悼念”是晚会主角，其他团体的个别倡议空间必有局限，甚至只能充当“周边产品”。只要看似“喧宾夺主”，随时会负上骂名，这才是维园晚会“僵化”的根源。至于这种“悼念僵化”，多大程度上能归咎于支联会唯我独尊，迂腐拘泥，多大程度上是尊重死者甚至参与者的表现，仍有可议空间。对此，支联会实应该邀请公众讨论。

今年维园集会，在本土派批评的进迫下，支联会加进了许多香港视角，同时尝试解释中港政治无法分割。例如，晚会请港人分享当年六四身在北京参与运动的见证；用短片阐述李波事件如何危害一国两制；资深记者刘锐绍也解释，中共政策方针如何多方面包围压迫香港等。

这条进路，回应了本土派对“没有与本土政治扣连”的质疑，亦尝试走出“悼念为主”的桎梏。虽然论述仍未见彻底反思，仍算是踏出改革的一步。

支联会的“爱国原罪”

支联会在今年晚会释出改革之意，但其幅度仍远低于本土派的期待。毕竟支联会的策略主轴仍是“中港适适相关”，不可能合主张“中港区隔”的本土派口味，更不用提到许多大学生眼中支联会的“爱国原罪”。实际上，本土派新生代对“悼念”价值的质疑，始终是冰山一角，重点仍然是不满于支联会的“爱／中国情结”。

本土派新生代认为，支联会“垄断”了维园晚会二十多年，其“建设民主中国”、“平反六四”的纲领，已将“悼念六四”与“爱国”两个符号紧紧缠在一起（例如他们认为“悼念”暗示“同胞”、“建设民主中国”的口号等于“爱国”等），再难以彻底分割。这就是为何即使港大论坛有默哀环节，明显有悼念之意义，学生会也避称“悼念”，亦不用烛光，以免令活动与支联会和爱国印象连上关系。

支联会爱国情结（本土派称为“情花毒”），早就引起过批评。2013年支联会将晚会口号改为“爱国爱民”就惹起过争议，最终因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也不同意口号而撤回；那次事件突显了支联会爱国情结深入骨髓，亦成为本土派攻击支联会“以爱国思想绑架晚会”的重要理据。

即便如此，过去每当本土派公开谈六四，大多仍然表示需要保留悼念，批评焦点只会聚焦在支联会本身。今年黄毓民也强调并没有忘记“六四”事件，只是觉得支联会的方法行不通。毕竟，他们知道公开反对悼念，将会受道德责难，或流失支持。

其实，纵然本土派大力舞弄“支联会纲领将维园悼念与爱国扣连”的印象，也不用全盘否定悼念的意义。因为悼念不必然附带民族主义思想，悼念六四的理由可以更多元。本土派年轻人大可拆掉支联会固有的符号连结，想办法提出新的悼念形式和意义，说服群众悼念与本土议题可以并行，同时保留对六四死难者之尊重。

实在毋需轻言“悼念六四是否要有完结”。

反悼念的“新香港人”

为何学生领袖今次硬是要放弃建构本土的悼念意义，选择触碰“反悼念六四”的雷区？

本土派大学生脱离维园晚会的大台，对他们的立即好处，是能走出“悼念为主”的捆绑，又能同时藉六四当天的社会动能聚集人群，开宗明义聚焦商讨香港前途问题。单论形式，此举无疑令焦点更集中，将六四所引发的种种反思，收窄至单一本土议题，让在场参与者朝同一方向思考。这肯定超越以往本土派另办集会，只宣传政治理念或批评泛民的模式。

本土派新生代希望将未来几年政治议题，设定在讨论2047。对他们来说，这种切割后的论坛的“直接”和“快”，相对更能回应迫在眉睫的前途问题。其与润物细无声、着重悼念启蒙传承的维园晚会，效果迥异。

但这还不是重点。

因为，本土新生代的目光早已不是“走出大台掣肘”，甚至是“反对支联会、拒绝爱国”这么简单。陈永政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对悼念，并非因为人道上不应悼念，但是为了与‘中华民族’切割，即使在人道上有亏欠，他们亦在所不惜。”更准确地说，不但要切割，更要“加速加深切割”，以建构一个完全“去中国化”的“新香港共同体”。

学生领袖对悼念六四漠然的解释是“对我们这一代年青人没独特意义”。八九后出生的新生代没有亲历或目睹过六四，难以理解当时港人的震撼，是可以理解的。六四对他们的政治冲击，也确实不如雨伞运动和其他本土社运。这是实实在在的经验断层，也是情感隔膜的来源。通识教师曾瑞明就提醒支联会以至上几代人：“我们也太容易把‘接好民主棒’视为定理，而忽略了种种问题︰谁接好，谁愿接好，接的是原封不动的棒？”

但即使上几代人有传承不力之过，仍值得思考的是：没有亲身经验的事，我们就不可能培养情感，就不可能酝酿意义吗？

举例而言：六七暴动已经过去49年了，大多现在的本土派都未经过六七暴动。他们无法感受昔日“遍地菠萝”、随时被炸死的恐惧，但仍会希望了解和关心这段历史，并以此作为警惕和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例子，甚至会声讨特区政府颁大紫荆勋章给六七暴动领导人杨光。

所以，可以看出“经历论”也不过是“去中国化”的说辞而已，与“六四如同以巴问题”和“站在火场里却去关注邻居废墟重建是不分轻重”等论调同出一辙。他们对六四表现出漠不关心，不断强调有心力才能去关注“邻国”的事，是希望彻底“去中国化”，建立半点不与中国相关的“纯种香港人”。

但即便仅以“香港共同体”的角度出发，这种想法也甚为不妥。为了切割中国，同时在其本土论述中，抹去几代香港人与中国有关的生命经验，这就像将婴儿和洗澡水同时倒掉。他们成为了“新香港人”——暂时只有他们自己一代的“新香港人”。

悼念的社会基础

新生代本土派完全放弃悼念，也动摇了他们“藉六四发起行动”的道德基础。学生藉六四之名号召群众，谈六四对香港的警惕，却不在集会中悼念，或避谈悼念六四死难者。欲与“六四”切割又不切割，难免令人认为他们纯粹“消费”六四，不尊重六四死难者。

悼念六四死难者，在今天香港的社会基础仍难以动摇。若缺乏悼念的道德感召，纯以政治理念或功利原因呼唤群众，号召力必然会减弱。练乙铮认为“新的一套论述始终会占到上风，打动更多人”，恐怕仍然需要一段时间。

即使不以功利计算，港人悼念六四的原因，历来还有众多说法。阿捷就提出过三个悼念六四的主因：一、人道主义；二、保存记忆、薪火相传，以及宣传政治理念；三、社群牵绊、集体道德。

以人道理由悼念六四死难者，是人性表现，无人能够否定。而悼念六四死难者亦不止于人道，更因为普世价值──当年牺牲的人，都是为了争取民主、自由、社会平等价值，推动极权改革，而付上自己的宝贵生命。评论人“灰客记”认为：“只要你有点民主人权观念，你便不会与‘八九六四’切割”。

但这种说法，不免被新生代本土派质疑：“为何不悼念其他国家的民主抗争运动？”为回应这种反驳，很多人尝试重新发掘六四与香港的关系。例如安徒提出“八九民运是‘香港共同体’意识的起点”；黄宇轩认为六四曾让香港走出功利短视，一度成为弥足珍贵的“例外香港”；以及程翔等人重提港人当年如何深入参与八九民运和六四如何启蒙港人。

其实，无论六四死难者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他们用血与性命揭出中共开放外表下的残暴与威权，警惕着同在中共治下的香港，这本来已经值得港人致谢与致敬，不必定要带有民族感情。

集体记忆的脆弱与工程

至于悼念为“保存记忆、薪火相传”的理由，树仁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廖俊升并不同意。他认为不悼念不代表忘记：“这件事已经写入了历史书，不悼念这段历史都不会被忘记和擦走。”

假如我们身处的是民主国家，这说法还可能合理。但他或许未曾读过或不相信现实如《1984》，也未看过中共昔日如何篡改照片以至历史。但只要看看近日《自由世界的中国留学生们，怎样看六四？》和《27年后，这代中学生的六四》两条短片，就可以明白到在极权的统治下，记忆是如何容易流走、变更和被掩埋，忘怀洞（Memory hole）其实超越国界。

在当下没有“永劫回归”的世界，记忆是如此不可靠，不断重提是如此必要。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笑忘书》中被用老的名句：“人与强权的抗争，其实也是一场记忆与遗忘的抗争”，仍是解释悼念保存记忆最好的注脚。

港大孙晓岚表示，他们（新生代本土派）没有去历史化，她小五至中六一直去维园（悼念），一直知道历史，没有抽空历史脉络。假如新生代本土派并非如陈景辉所言，是抱着“不关我事的心态”，那么他们更应先尝试理解上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再去建构自己去国族化的六四本土情感和意义。最近不少论者尝试重塑六四与香港的关系和意义，或突显香港人在六四的角色，或指出即使是“邻国”发生之事，对香港都有影响，都是为新生代本土派寻找关心六四的入口。

唯有摆脱心魔，不要认为事事必须“彻底去中国化”才能与“大中华思想”切割，方能建构出更具层次的“香港人”身份认同，吸纳更多同路人。我们必须承认，无论香港统独也好，中港在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必然有互动，港人拥有与中国有关的生命经验正常不过，且难以亦不应抹去。

不论是为悼念六四而避忌本土议题，还是为彻底“去中国化”而舍弃悼念六四，都将“悼念六四”与“本土”二元对立。实际上，这会是最值得拆解的假设。

新生代本土派可以做的，是进一步思考如何糅合和连结不同世代的生命经验，合力共塑一个彼此承认，且非单方强加的公民价值框架，并建构出一个以香港为本位，却不囿于香港的共同体。否则，新生代本土派将要走更多的冤枉路。